政工干部毕竟是专业的。只用了两天，两个政工干部按照蒲素的提醒，伪装成抵抗组织的身份分别对三个叛徒进行了审问，获得的资料和情报非常有价值。而且彻底搞清了三个人的来龙去脉。
农庄内，蒲素看着摊在桌上厚厚的三摞审讯材料实在是没有准备。随手翻开徐恩佐的材料粗略一看，边区政工同志扎实和细致的作风实在是到了到了令他惊讶的程度。所有的供述，都清晰标注了年月，甚至精确到了日，以及其他参与人员等等。
徐恩佐，时年32岁，乃是一个来自靖江的一个流动商贩的儿子。他14岁来到上海，之前读过五年小学和三年私塾，此后，与一个阿姨住在静安寺路和哈同路的转角处。在读了六个月的小学后，他在汉口的一所中学读了一年，然后回到上海，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店里学做手表生意。在四年的珠宝商学徒生涯里，他还在一家私立夜校上课。可谓是自强不息，比较励志了。
1931年初，他学徒期满，于是打算自己开一家珠宝店，商号“兴祥”，位于英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几个月后，发生了满洲铁路事件，徐恩佐立即停止营业，参加了万国商团，以更加有益的方式为祖国服务。
徐恩佐当时参加的上海市民义勇队拥有500名成员，一个名叫王炳南的律师利用福州路上的一家丝绸店，开设了一个办公室。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市的公共娱乐场进行一些训练后其中的300位年轻人愿意参加对日战争。
徐恩佐被王炳南任命为一个一个分队的首领，王炳南率队前赴宝山。在此，他们被编入中队，隶属于第十九路军。在于日本人的抗战中，市民义勇队遭受轻微伤亡。之后，他们撤到宋江，作进一步的军事训练。然而，在他们能够重返前线之前，常凯申把十九路军派往了福建，市民义勇队解散，徐恩佐回到了上海。
1932-1933年冬天，徐恩佐组织了一个“群益社”，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五十余名成员聚集在位于八仙桥的他的店铺里，以“增进政治知识”。然而，政治利益并不物化，早在1933年末，徐恩佐就鉴于财政困难不得不解散了这一团体。徐恩佐花了他那住在汉口的母亲2000元钱，在巨籁达路和圣母院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兑换店，乐观的命名为“华兴”。
这家兑换店仅仅只能维持他糊口，但是其拒绝与其他市民义勇队的同志一起，参加“锄奸团”以敲诈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相反地，当世界经济萧条最终影响到上海的时候，他关闭了店铺，与一位学生朋友潜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当他得知父亲生病后，便于当年11月回到汉口，但是在他抵家之前，其父也业已去世。
1934年2月，徐恩佐返回到上海，他在两个朋友——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另一位是就读于南洋学院的大学生，后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公馆马路与八仙桥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亚美钟表店。钟表生意十分兴旺，徐恩佐便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分店，将其总店迁至宁兴路，并在夜校上课，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徐恩佐始终怀着爱国心。他再次从自助到互助，与另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香烟店店主于1936年9月在闸北组织了一个“一心团”。一心团拥有30个成员，大部分是劳工，表面上的宗旨是
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推进救亡活动“。
救亡活动致使他与王炳南重新联合。一心团在1936年10月以”别动队“的形式参加了市民义勇队、1937年1月，别动队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获得承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会得到武器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但是，这一承诺从未兑现，成员们纷纷离去，别动队就解散了。
看到这里，蒲素停了停。扪心自问，直到目前，徐恩佐在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家国危难之际，没有袖手旁观，反而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实实在在的讲，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高于一般国民标准。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蒲素看着在一边的政工干部，老刘问道。
“来的时候很严重，现在给他吃了点消炎药，好了很多了。主要他当时是被打断了肋骨，一直没有进行治疗，发言之后导致了气管……”
“久咳之下，骨折部位受到震动就不能彻底固定痊愈，而肋骨那个地方也只有静养恢复……”
听了介绍以后，知道徐恩佐没什么大碍，肋骨这个位置出现骨折上夹板也没办法，不能固定，只能绑上束缚带静养了。让这边的卫生员先把他的炎症消了再说。
不管徐恩佐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是怎么样投靠到76号的，事情发生那样的变化必定都没那么简单。起码在这之前，他做的比大多数人要好。而且出钱出力，数次加入他能接触到的组织，并且还在解散之后发起互助，成立了一个爱国组织。依靠微薄的经营收入支撑，直到撑不下去，筹措到钱财之后，又再度投身抗日运动，仅仅这些就实在是值得敬佩。
在关照了看押的同志，给徐恩佐增加营养，保证用水卫生之后，蒲素继续看了下去。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翌日，徐恩佐和赵光义（已经到达重庆，军统特工）决定组织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徐恩佐将两爿钟表店卖了1000元，在南市老西门关帝庙设立了一个筹备处。1937年7月15日，在张贴好广告之后，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关帝庙正式成立，并在此建立了一个训练营。一千多人出席，并聆听了救亡协会会长赵光义和行政处长学恩佐的演讲。
当时和此后应《中央日报》的广告而前来的一些人，受到了徐恩佐的接见，并被要求将其参加救亡协会的理由写下来。其中三人嗣后成了徐恩佐暗杀组的成员23岁的工厂学徒王志谷、19岁的学生姜海东、25岁的印刷工周守刚。而第四个人孙景浩曾在12月3日向南京路上的日本人凯旋游行队伍投掷炸弹。
其后的数天内，这些新成员（都是学生、学徒或店员）参加了有关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讲座。7月21日，代表张治中将军的一位官员给了他们地址，要他们赶赴上海郊区，协助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大部分在18至20岁之间的约200人，作为志愿人员，在徐恩佐的带领下，前赴南翔，参加了第八十七师。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在获得食品但无薪金的情况下挖战壕。8月13日战事爆发后，他们主要是在夜间工作，以躲避日本人的轰炸。其条件相当艰苦，以致最初的200人中有50人生了病，从而退出了工作。
8月底，徐恩佐告诉他们道，他们已经被重组进了特务团，并将接受军事训练。1937年9月2日，他们转移到了龙华，重组为苏浙特务团第二团第七营第三连。团长是朱雪峰，他是上海总工会主席和杜老板的门徒。在一个月的艰苦军事训练之后，他们装备了手榴弹、手枪、步枪、并且学会了使用的方法。这个阶段里又有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被淘汰。
9月下旬，该特务连转赴南市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被指派在老西门军法司令部周围的地区巡逻。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锄奸“，就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他们逮捕了“有汉奸行为”的人，就在司令部内的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一旦发现有罪，就草率地将其处决。
1937年10月底，这一特务连被派往南市外滩的警察署，以协助警察预备队地域日本人来自黄浦江方向的攻击。此地是在11月11日，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所守卫的最后一道防线。
外国记者当时从法租界中立的角度，见证了日本人渡过黄浦江之后的这场巷战
“我们看见日本人自始至终躲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的推进，坦克车开了数英尺便停下、撤退，空中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开火声。在我们对面，近到扔一个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中队的一挺机枪从一个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喷射出火光，该碉堡修筑在从徐家汇流出的一条小河的左岸，河湾旁用木柱支撑的小屋沿线都布满了中国的狙击兵……
爆破员出现了，造成了一连串的燃烧性破坏……我看着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对面的残壁之后，准备渡河袭击。有几辆坦克开上来，向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开火……一门战壕迫击炮直接击中了它，我看到戴着头盔的中国人蹲了下来，并且向后退去。
如今，炮火照亮了整个南市……中国人撤退了。”
徐恩佐的连队与警察预备队并肩作战，直到黄昏。当时，华人警察恐惧起来，遂逃进了法租界。特务连紧跟其后，躲如敏体尼荫路南端的一扇小铁门内。
法国警察守候在那里，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强迫他们扔下武器，并将他们送往位于法语学院校园内的一个俘虏收容所。徐恩佐十分主动地想了一个办法，与其他连队的另外五个伙伴在途中溜掉了。
后一个星期，徐恩佐从一个旅馆换到另一个旅馆，最后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内找到了一个房间。他依旧断然决定继续其“锄奸活动”，因此在之后的一个月内，他开始积聚起一个小军械库若干炸药、手枪、一支左轮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这些军械有的得自第三连的前战友。有的则购自曾在第八营服役的特务队成员。他把枪支、手榴弹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铺内——位于宁兴路上的亚美钟表店的阁楼上。
12月3日清晨，徐恩佐及其小组得知日本松井将军计划在南京路上举行凯旋游行、徐恩佐便于其他三人、包括孙景浩，取了一些手榴弹，挤在上海主干道的人群中。
当日本军队行进时，警察将围观者逐出街道，因此徐恩佐和两个同志只能待在距离游行队伍足足有30米的一条弄堂口。然而，孙景浩却离的较近，他挤出人群，及时赶到大街上，扔出手榴弹，炸伤了几个日本兵和巡捕。孙景浩被当场射杀。
其他三人十分恐惧，立即逃逸。数天之后，12月16日，当他听得传言，声称日本人将逮捕曾经参加过特务队的所有人员时，便决定搭乘轮船离开上海，赶往宁波，再从宁波换乘火车至杭州。
在审讯材料里，徐恩佐声称，他在杭州与省政府主席会面之后，被派往绍兴县任警官，直至1938年2月底。当时，他回到上海，“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务团第三连的所有成员都带到汉口，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
于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个收容所里，徐恩佐告诉姜海东和一帮前特务团“便衣侦探”道，他们应在汉口参加救亡，他将通过当地的同乡会安排遣送事宜。
于是徐恩佐带着一些人先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月中离开广东，乘火车抵达汉口。三份口供相对应的是，另一名在押人员姜海东交代道，徐恩佐告诉他，自己将作为他这位前任医护兵安排离沪的交通工具，于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并且在两天后按同一路线前往汉口。
在此之前，徐恩佐已经在汉口。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见一份报纸的报道声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首领——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于是他立刻匆忙地带着几个人离开了上海。当抵达汉口时，发现中国青年救国会的一些前同事已经设立了一个办公处，每月获得政府的数十万元补贴。
部分来自秘密工作基金的这笔款项，主要用以资助救国会的上千名成员。其中有些人是自己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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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庄内，蒲素看着摊在桌上厚厚的三摞审讯材料实在是没有准备。随手翻开徐恩佐的材料粗略一看，边区政工同志扎实和细致的作风实在是到了到了令他惊讶的程度。所有的供述，都清晰标注了年月，甚至精确到了日，以及其他参与人员等等。
徐恩佐，时年32岁，乃是一个来自靖江的一个流动商贩的儿子。他14岁来到上海，之前读过五年小学和三年私塾，此后，与一个阿姨住在静安寺路和哈同路的转角处。在读了六个月的小学后，他在汉口的一所中学读了一年，然后回到上海，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店里学做手表生意。在四年的珠宝商学徒生涯里，他还在一家私立夜校上课。可谓是自强不息，比较励志了。
1931年初，他学徒期满，于是打算自己开一家珠宝店，商号“兴祥”，位于英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几个月后，发生了满洲铁路事件，徐恩佐立即停止营业，参加了万国商团，以更加有益的方式为祖国服务。
徐恩佐当时参加的上海市民义勇队拥有500名成员，一个名叫王炳南的律师利用福州路上的一家丝绸店，开设了一个办公室。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市的公共娱乐场进行一些训练后其中的300位年轻人愿意参加对日战争。
徐恩佐被王炳南任命为一个一个分队的首领，王炳南率队前赴宝山。在此，他们被编入中队，隶属于第十九路军。在于日本人的抗战中，市民义勇队遭受轻微伤亡。之后，他们撤到宋江，作进一步的军事训练。然而，在他们能够重返前线之前，常凯申把十九路军派往了福建，市民义勇队解散，徐恩佐回到了上海。
1932-1933年冬天，徐恩佐组织了一个“群益社”，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五十余名成员聚集在位于八仙桥的他的店铺里，以“增进政治知识”。然而，政治利益并不物化，早在1933年末，徐恩佐就鉴于财政困难不得不解散了这一团体。徐恩佐花了他那住在汉口的母亲2000元钱，在巨籁达路和圣母院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兑换店，乐观的命名为“华兴”。
这家兑换店仅仅只能维持他糊口，但是其拒绝与其他市民义勇队的同志一起，参加“锄奸团”以敲诈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相反地，当世界经济萧条最终影响到上海的时候，他关闭了店铺，与一位学生朋友潜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当他得知父亲生病后，便于当年11月回到汉口，但是在他抵家之前，其父也业已去世。
1934年2月，徐恩佐返回到上海，他在两个朋友——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另一位是就读于南洋学院的大学生，后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公馆马路与八仙桥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亚美钟表店。钟表生意十分兴旺，徐恩佐便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分店，将其总店迁至宁兴路，并在夜校上课，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徐恩佐始终怀着爱国心。他再次从自助到互助，与另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香烟店店主于1936年9月在闸北组织了一个“一心团”。一心团拥有30个成员，大部分是劳工，表面上的宗旨是
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推进救亡活动“。
救亡活动致使他与王炳南重新联合。一心团在1936年10月以”别动队“的形式参加了市民义勇队、1937年1月，别动队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获得承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会得到武器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但是，这一承诺从未兑现，成员们纷纷离去，别动队就解散了。
看到这里，蒲素停了停。扪心自问，直到目前，徐恩佐在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家国危难之际，没有袖手旁观，反而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实实在在的讲，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高于一般国民标准。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蒲素看着在一边的政工干部，老刘问道。
“来的时候很严重，现在给他吃了点消炎药，好了很多了。主要他当时是被打断了肋骨，一直没有进行治疗，发言之后导致了气管……”
“久咳之下，骨折部位受到震动就不能彻底固定痊愈，而肋骨那个地方也只有静养恢复……”
听了介绍以后，知道徐恩佐没什么大碍，肋骨这个位置出现骨折上夹板也没办法，不能固定，只能绑上束缚带静养了。让这边的卫生员先把他的炎症消了再说。
不管徐恩佐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是怎么样投靠到76号的，事情发生那样的变化必定都没那么简单。起码在这之前，他做的比大多数人要好。而且出钱出力，数次加入他能接触到的组织，并且还在解散之后发起互助，成立了一个爱国组织。依靠微薄的经营收入支撑，直到撑不下去，筹措到钱财之后，又再度投身抗日运动，仅仅这些就实在是值得敬佩。
在关照了看押的同志，给徐恩佐增加营养，保证用水卫生之后，蒲素继续看了下去。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翌日，徐恩佐和赵光义（已经到达重庆，军统特工）决定组织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徐恩佐将两爿钟表店卖了1000元，在南市老西门关帝庙设立了一个筹备处。1937年7月15日，在张贴好广告之后，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关帝庙正式成立，并在此建立了一个训练营。一千多人出席，并聆听了救亡协会会长赵光义和行政处长学恩佐的演讲。
当时和此后应《中央日报》的广告而前来的一些人，受到了徐恩佐的接见，并被要求将其参加救亡协会的理由写下来。其中三人嗣后成了徐恩佐暗杀组的成员23岁的工厂学徒王志谷、19岁的学生姜海东、25岁的印刷工周守刚。而第四个人孙景浩曾在12月3日向南京路上的日本人凯旋游行队伍投掷炸弹。
其后的数天内，这些新成员（都是学生、学徒或店员）参加了有关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讲座。7月21日，代表张治中将军的一位官员给了他们地址，要他们赶赴上海郊区，协助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大部分在18至20岁之间的约200人，作为志愿人员，在徐恩佐的带领下，前赴南翔，参加了第八十七师。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在获得食品但无薪金的情况下挖战壕。8月13日战事爆发后，他们主要是在夜间工作，以躲避日本人的轰炸。其条件相当艰苦，以致最初的200人中有50人生了病，从而退出了工作。
8月底，徐恩佐告诉他们道，他们已经被重组进了特务团，并将接受军事训练。1937年9月2日，他们转移到了龙华，重组为苏浙特务团第二团第七营第三连。团长是朱雪峰，他是上海总工会主席和杜老板的门徒。在一个月的艰苦军事训练之后，他们装备了手榴弹、手枪、步枪、并且学会了使用的方法。这个阶段里又有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被淘汰。
9月下旬，该特务连转赴南市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被指派在老西门军法司令部周围的地区巡逻。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锄奸“，就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他们逮捕了“有汉奸行为”的人，就在司令部内的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一旦发现有罪，就草率地将其处决。
1937年10月底，这一特务连被派往南市外滩的警察署，以协助警察预备队地域日本人来自黄浦江方向的攻击。此地是在11月11日，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所守卫的最后一道防线。
外国记者当时从法租界中立的角度，见证了日本人渡过黄浦江之后的这场巷战
“我们看见日本人自始至终躲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的推进，坦克车开了数英尺便停下、撤退，空中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开火声。在我们对面，近到扔一个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中队的一挺机枪从一个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喷射出火光，该碉堡修筑在从徐家汇流出的一条小河的左岸，河湾旁用木柱支撑的小屋沿线都布满了中国的狙击兵……
爆破员出现了，造成了一连串的燃烧性破坏……我看着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对面的残壁之后，准备渡河袭击。有几辆坦克开上来，向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开火……一门战壕迫击炮直接击中了它，我看到戴着头盔的中国人蹲了下来，并且向后退去。
如今，炮火照亮了整个南市……中国人撤退了。”
徐恩佐的连队与警察预备队并肩作战，直到黄昏。当时，华人警察恐惧起来，遂逃进了法租界。特务连紧跟其后，躲如敏体尼荫路南端的一扇小铁门内。
法国警察守候在那里，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强迫他们扔下武器，并将他们送往位于法语学院校园内的一个俘虏收容所。徐恩佐十分主动地想了一个办法，与其他连队的另外五个伙伴在途中溜掉了。
后一个星期，徐恩佐从一个旅馆换到另一个旅馆，最后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内找到了一个房间。他依旧断然决定继续其“锄奸活动”，因此在之后的一个月内，他开始积聚起一个小军械库若干炸药、手枪、一支左轮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这些军械有的得自第三连的前战友。有的则购自曾在第八营服役的特务队成员。他把枪支、手榴弹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铺内——位于宁兴路上的亚美钟表店的阁楼上。
12月3日清晨，徐恩佐及其小组得知日本松井将军计划在南京路上举行凯旋游行、徐恩佐便于其他三人、包括孙景浩，取了一些手榴弹，挤在上海主干道的人群中。
当日本军队行进时，警察将围观者逐出街道，因此徐恩佐和两个同志只能待在距离游行队伍足足有30米的一条弄堂口。然而，孙景浩却离的较近，他挤出人群，及时赶到大街上，扔出手榴弹，炸伤了几个日本兵和巡捕。孙景浩被当场射杀。
其他三人十分恐惧，立即逃逸。数天之后，12月16日，当他听得传言，声称日本人将逮捕曾经参加过特务队的所有人员时，便决定搭乘轮船离开上海，赶往宁波，再从宁波换乘火车至杭州。
在审讯材料里，徐恩佐声称，他在杭州与省政府主席会面之后，被派往绍兴县任警官，直至1938年2月底。当时，他回到上海，“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务团第三连的所有成员都带到汉口，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
于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个收容所里，徐恩佐告诉姜海东和一帮前特务团“便衣侦探”道，他们应在汉口参加救亡，他将通过当地的同乡会安排遣送事宜。
于是徐恩佐带着一些人先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月中离开广东，乘火车抵达汉口。三份口供相对应的是，另一名在押人员姜海东交代道，徐恩佐告诉他，自己将作为他这位前任医护兵安排离沪的交通工具，于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并且在两天后按同一路线前往汉口。
在此之前，徐恩佐已经在汉口。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见一份报纸的报道声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首领——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于是他立刻匆忙地带着几个人离开了上海。当抵达汉口时，发现中国青年救国会的一些前同事已经设立了一个办公处，每月获得政府的数十万元补贴。
部分来自秘密工作基金的这笔款项，主要用以资助救国会的上千名成员。其中有些人是自己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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