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素从下面的材料里就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了。同为中国人，这时站在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态度实在是耐人寻味。
工部局内部的中国成员那时急切地向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传达其看法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将会严重危害租界内华人的利益。
在此同时，大使寇尔(archibald crk kerr)爵士指示英国驻重庆使馆的一等秘书写信给常凯申，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派遣恐怖分子进人上海。
常凯申收到以后很快就口头答复道“他将向有关人员电传，并且严格命令！”
美国代办佩克(peck)，也打电话给外交部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他得到的答复如果说是更为真诚的话，其实是更为模棱两可。
外交部长声称，被害者乃是“伪''官员。这次暗杀可能是那些出于爱国动机的群众所为，或者是为了报复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说道，日本人自己曾经鼓动谋杀政治对手。因此不排除他们杀死自己党徒，从而使工部局蒙羞的可能性。
部长要求佩克转告美国国务院中国政府“并不赞成政治暗杀，而他也会将美国的要求转达给“有关当局”，但是，他特别要求佩克向他上级通报“问题的复杂性”。
后来在3月1日星期三的事件中，各方可以部分地理解那种“复杂性”，或者至少能理解“试图控制那些由上海有钱阶级，以及遁世享乐主义所激起的民粹分子是极其困难的。”
那天，自称为“血魂除奸团”的一个组织，同时在四个中国舞场外投掷炸弹东方饭店、仙乐舞宫、先施乐园、大东舞厅。幸运的是，只有一人受伤，但是“恐怖分子”留下了“警告舞友”的传单
“舞友们你们有人跳狐步，有人跳华尔兹，却为何不上前线去杀敌？你们有人狂饮白兰地、威士忌，却为何不给军队捐点钱，以便购买更多军火去杀敌。”
“舞友们当你们身上散发出被奴役者的腐气时，为何还把金钱花在化妆品上？清除这种腐气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你们的热血献给整个民族。你们在过年时寻欢作乐，那么我们在今宵的薄礼炸弹，将为你们增添欢娱。”
最后一句是“舞友们假如你们喜欢这礼物，我们舞厅见!”
为此，工部局警务处加强了巡逻和搜捕。尤其是在伪政权辖区内，白利南路一道篱笆旁发现了三个被砍下的脑袋，以及浦东伪税务局局长朱澄庭险遭暗杀之后，更是如此。
然而，这些措施未能阻止由国民党上海分部，于1939 年3月23日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
以“在沪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在不违法令和规章的前提下，进行军事、政治和一切抗日救亡工作”的该协会，在宣言中声称
“我们宣誓，从此将与敌寇不共戴天，展示吾族各阶级力量。不仅在郊区迫使顽敌龟缩，还吾国土！还要在租界内显示炎黄子孙英勇不屈的精神……我们之中的有些人可以从事侦察和秘密工作，有些人则可采取暗杀汉奸的行动。”
与此同时，工部局为了回应日本的要求。发了一份由总董樊克令签署的抚慰性照会。日期为1939年2月25日的这份照会，包括四点一，工部局警务处将遵循1938年7月发布的紧急法，继续对反日恐怖活动严加防范。
二，工部局欢迎日本警察机关与之合作对付恐怖活动（事实上，这意味着继续允许日本便衣警察与工部局警方一起活动）。
三，岀人租界的华人将继续受到更为严格的搜査（当然，在此情况下，是由日本便衣警察检査的）。
四，工部局警务处中的日籍空缺，将尽快地由合适人选填补。
东京海军部首席发言人、海军少将金泽说道，任命一位日本人担任工部局的警务处处长，是解决上海恐怖活动的“最佳方法”。
与此同时，日本领事馆正在准备一份答复樊克令2月25日照会的正式文书。总领事三浦感谢工部局警务处的戒备状态，宣称，日本将这份照会视作是工部局赞成未来的合作，并宣布，日本警察机关的意图是今后的“亲善”做准备。
他们确实进行了合作。1939年3月，恐怖活动明显减少，这得归功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警方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检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在4月的最初10天中，只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恐怖事件。当时，日本总领事三浦在镇压中文岀版物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的帮助。然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4月11日，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在离开位于公共租界内劳合路的家时，于上午9时 15分被暗杀。
席时泰，被剌时49岁，曾在日本学医，此后回到上海，成为工部局的注册医生，开设时泰诊所。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之后，席医生便成为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以及日本军事出版课的特别成员。
作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席时泰成为受命于受到重庆政府支持的浦东游击队的特工的主要暗杀目标。
暗杀队的首脑是年仅22或23岁的松江人袁德昌。（看到这里，蒲素怀疑这人就是几次交接时，在车里给他搜查然后戴头套的那个人。因为那人，就是一口浓重的松江口音。）
由于袁德昌始终未被捕获，因此蒲素手里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内容，登载的是根据他的同伙交代而来的一些消息。
而边区则是通过内部人士弄到了一些情报。他的同伙赵志祥未能脱逃，最终被引渡给日本人而遭处死。
赵志祥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也是23岁，浦东人。13岁时，他在法租界里一家专为外国妇女制衣的店里当裁缝的学徒。五年学徒期满之后，便在另外两家“外国服装店”当售货员。
他当店员而赚够钱后，便娶了浦东老家东面村里的一位姑娘为妻。但在1937年夏天经济最为萧条之际，赵志祥尚未有孩子，却已失业，只能回到家乡，与其当船夫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则回了娘家。
即使赵志祥在浦东的一家日本造船厂找到了当苦力的工作，夫妇俩也仍然分居，因为他旋即又被解雇，不得不勉力糊口，为其朋友们干些临时的裁缝活。而当时，中日战事已在黄浦江对面的南市展开。
1939年3月5日，赵志祥决定再次奔赴浦西，到未被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去找工作。他临时栖息在妻兄那里，这是小沙渡路上一家米店的狭窄小阁楼。
赵志祥徒劳地找了三天工作，此后，他记起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名叫袁德昌、与浦东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此人通常在大上海饭店和南京饭店订有客房。
尽管赵志祥在大上海饭店并未找到袁德昌的踪迹，但当他询问山西路上南京饭店的电话接线员（此人或为军统特工）时，袁德昌却立即与他联系，并从后房现身出来。
袁德昌认岀了赵志祥，立即将他带出旅馆。在街上，就站在南京饭店的大门前，赵志祥说他想要一份工作。袁德昌肯定在此时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当他将赵志祥领到大世界娱乐厅附近的电车站时，另一名特工已经前来。
特工对赵志祥进行了审査，显然他对赵志祥的决心和表现相当满意。然后，袁德昌关照赵志祥3月14日下午2时在大世界门前与他会面，随后，他们便分手了。
3月14日，赵志祥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袁德昌便带他离开大世界，来到辣斐德路文贤里11号的一所房子内。在此，袁德昌用每月32元租了一个亭子间。
（看到这里蒲素皱着眉头，一个亭子间，大概也就几个平方，一个月32元，可见当时的物价。老百姓，真的是活不下去了。他刚来上海时因为有顾楫和老任的照顾，所以对这些开支都没有具体概念。知道贵，却不知道有这么贵。现在才知道，他的住所以及给队员安排的地方，到底是有多奢侈了。而那些白俄，又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
在那间亭子间里，当天，团伙中的第三个成员彭福林也搬了逬来，他是个20岁的瘦长的侍应生，通常穿一件没有特色的米色长衫，戴一顶灰色毡帽。
此后，三个人便像“知心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袁德昌负责供应每天的饮食。
1939年4月4日下午，袁德昌给了赵志祥2角钱，叫他岀外买食品。
3 点刚过，赵志祥带着食品回来时，发现袁德昌和彭福林正在擦两支手枪。他们的最终目的已毋庸赘言。
五天过后，三人搬到了南京饭店的411房间，在此过了两夜，赵志祥主要待在房里，而袁德昌与彭福林则来来去去。
4月 10日夜里，这两个特工回来得很晚，他们叫赵志祥作好准备，因为明天早上
7他们将去劳合路某处“行剌汉奸”。
此时，袁德昌出示了一封信，估计是从宁波发给赵志祥的。信上所具的日期为3月29日，是写给所有三个人的，署名“周建华”，肯定是爱国化名。袁德昌向另两个半文盲大声地念信，信中谈到，“中国四亿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嘱咐他们要“勇敢、坚定、热情、机敏”，以及“锻炼好身体”。
信里督促他们“按照常凯申总裁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之原则”而生活，即
孝悌——作为同志，应该互相友爱。
忠义——作为公民，应该忠于民族，“粉碎破坏这一原则、背叛祖国的汉奸”，以“繁荣吾国，消灭敌人”。
正直——作为英雄，应该惩罚欺骗和出卖民族的贪官与汉奸。
认真——作为爱国者，应该不仅对付“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只谋求高官厚禄”的汉奸，还应该对付那些“只以跳舞、赌博等等自娱”，而忽视抗战的大量民众。
此信的结尾是“广盼各位始终遵循规则，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常凯申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
翌日（4月11日）上午7时，袁德昌将两把手枪中的一把给了彭福林，并告诉他其任务乃是监视劳合路139弄（居易里）内的警卫。
至于赵志祥，袁德昌则给了他1角钱，要他从居易里弄口北侧的小摊上租几本书，佯装看书，从而注意巡警。
这三人分别离开了南京饭店，于8时45分在139弄口集合。他们如事先计划的那祥各就各位袁德昌在弄内，监视席时泰家的后门；赵志祥坐在外面的小摊前，假装阅读刚才租来的四本;彭福林则注意门卫的动静，却未觉察到，警卫已经邀请地段巡警（华籍巡捕730号）在屋内喝茶。
9时15分，席医生走出后门，开始沿弄堂走向劳合路，司机正在那里的一辆老式轿车里等候他。席时泰虽然有点765自动手枪的持枪执照，此时却未带武器。
袁德昌在距弄堂口25码的阴影里等候着。当医生走近时，袁德昌便趋向其正面，向他发射了口径点38的达姆弹。一枪洞穿了右胸，另一枪打入左胸，两颗以上的子弹穿过腹部而打人肺里。当席时泰蹒跚着逃回家中时，最后两发子弹穿入了他的衣服。
当袁德昌开火时，彭福林便掏出手枪冲向门岗。他自信地高喊“不准动”，但是当他发现一名巡捕正在门卫旁边时便恐慌起来，他赶紧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巡警的右臂。门卫迅速掏出手枪予以回击，打中了彭福林的胸部。
彭福林返身便逃，奔岀了弄堂，在从虞洽卿路564号的一家茶馆后门逃出去之前，碰上了席时泰的司机。在其后面，受了致命伤的席时泰倒在了家人的怀中，他们帮助他回到了屋内，旋即死于起居室的地板上。
与此同时，袁德昌与赵志祥各自夺路而逃。这时，当然是更有经验的剌客运气更好，新招募的刺客则仅仅是暂时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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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局内部的中国成员那时急切地向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传达其看法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将会严重危害租界内华人的利益。
在此同时，大使寇尔(archibald crk kerr)爵士指示英国驻重庆使馆的一等秘书写信给常凯申，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派遣恐怖分子进人上海。
常凯申收到以后很快就口头答复道“他将向有关人员电传，并且严格命令！”
美国代办佩克(peck)，也打电话给外交部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他得到的答复如果说是更为真诚的话，其实是更为模棱两可。
外交部长声称，被害者乃是“伪''官员。这次暗杀可能是那些出于爱国动机的群众所为，或者是为了报复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说道，日本人自己曾经鼓动谋杀政治对手。因此不排除他们杀死自己党徒，从而使工部局蒙羞的可能性。
部长要求佩克转告美国国务院中国政府“并不赞成政治暗杀，而他也会将美国的要求转达给“有关当局”，但是，他特别要求佩克向他上级通报“问题的复杂性”。
后来在3月1日星期三的事件中，各方可以部分地理解那种“复杂性”，或者至少能理解“试图控制那些由上海有钱阶级，以及遁世享乐主义所激起的民粹分子是极其困难的。”
那天，自称为“血魂除奸团”的一个组织，同时在四个中国舞场外投掷炸弹东方饭店、仙乐舞宫、先施乐园、大东舞厅。幸运的是，只有一人受伤，但是“恐怖分子”留下了“警告舞友”的传单
“舞友们你们有人跳狐步，有人跳华尔兹，却为何不上前线去杀敌？你们有人狂饮白兰地、威士忌，却为何不给军队捐点钱，以便购买更多军火去杀敌。”
“舞友们当你们身上散发出被奴役者的腐气时，为何还把金钱花在化妆品上？清除这种腐气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你们的热血献给整个民族。你们在过年时寻欢作乐，那么我们在今宵的薄礼炸弹，将为你们增添欢娱。”
最后一句是“舞友们假如你们喜欢这礼物，我们舞厅见!”
为此，工部局警务处加强了巡逻和搜捕。尤其是在伪政权辖区内，白利南路一道篱笆旁发现了三个被砍下的脑袋，以及浦东伪税务局局长朱澄庭险遭暗杀之后，更是如此。
然而，这些措施未能阻止由国民党上海分部，于1939 年3月23日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
以“在沪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在不违法令和规章的前提下，进行军事、政治和一切抗日救亡工作”的该协会，在宣言中声称
“我们宣誓，从此将与敌寇不共戴天，展示吾族各阶级力量。不仅在郊区迫使顽敌龟缩，还吾国土！还要在租界内显示炎黄子孙英勇不屈的精神……我们之中的有些人可以从事侦察和秘密工作，有些人则可采取暗杀汉奸的行动。”
与此同时，工部局为了回应日本的要求。发了一份由总董樊克令签署的抚慰性照会。日期为1939年2月25日的这份照会，包括四点一，工部局警务处将遵循1938年7月发布的紧急法，继续对反日恐怖活动严加防范。
二，工部局欢迎日本警察机关与之合作对付恐怖活动（事实上，这意味着继续允许日本便衣警察与工部局警方一起活动）。
三，岀人租界的华人将继续受到更为严格的搜査（当然，在此情况下，是由日本便衣警察检査的）。
四，工部局警务处中的日籍空缺，将尽快地由合适人选填补。
东京海军部首席发言人、海军少将金泽说道，任命一位日本人担任工部局的警务处处长，是解决上海恐怖活动的“最佳方法”。
与此同时，日本领事馆正在准备一份答复樊克令2月25日照会的正式文书。总领事三浦感谢工部局警务处的戒备状态，宣称，日本将这份照会视作是工部局赞成未来的合作，并宣布，日本警察机关的意图是今后的“亲善”做准备。
他们确实进行了合作。1939年3月，恐怖活动明显减少，这得归功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警方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检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在4月的最初10天中，只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恐怖事件。当时，日本总领事三浦在镇压中文岀版物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的帮助。然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4月11日，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在离开位于公共租界内劳合路的家时，于上午9时 15分被暗杀。
席时泰，被剌时49岁，曾在日本学医，此后回到上海，成为工部局的注册医生，开设时泰诊所。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之后，席医生便成为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以及日本军事出版课的特别成员。
作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席时泰成为受命于受到重庆政府支持的浦东游击队的特工的主要暗杀目标。
暗杀队的首脑是年仅22或23岁的松江人袁德昌。（看到这里，蒲素怀疑这人就是几次交接时，在车里给他搜查然后戴头套的那个人。因为那人，就是一口浓重的松江口音。）
由于袁德昌始终未被捕获，因此蒲素手里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内容，登载的是根据他的同伙交代而来的一些消息。
而边区则是通过内部人士弄到了一些情报。他的同伙赵志祥未能脱逃，最终被引渡给日本人而遭处死。
赵志祥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也是23岁，浦东人。13岁时，他在法租界里一家专为外国妇女制衣的店里当裁缝的学徒。五年学徒期满之后，便在另外两家“外国服装店”当售货员。
他当店员而赚够钱后，便娶了浦东老家东面村里的一位姑娘为妻。但在1937年夏天经济最为萧条之际，赵志祥尚未有孩子，却已失业，只能回到家乡，与其当船夫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则回了娘家。
即使赵志祥在浦东的一家日本造船厂找到了当苦力的工作，夫妇俩也仍然分居，因为他旋即又被解雇，不得不勉力糊口，为其朋友们干些临时的裁缝活。而当时，中日战事已在黄浦江对面的南市展开。
1939年3月5日，赵志祥决定再次奔赴浦西，到未被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去找工作。他临时栖息在妻兄那里，这是小沙渡路上一家米店的狭窄小阁楼。
赵志祥徒劳地找了三天工作，此后，他记起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名叫袁德昌、与浦东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此人通常在大上海饭店和南京饭店订有客房。
尽管赵志祥在大上海饭店并未找到袁德昌的踪迹，但当他询问山西路上南京饭店的电话接线员（此人或为军统特工）时，袁德昌却立即与他联系，并从后房现身出来。
袁德昌认岀了赵志祥，立即将他带出旅馆。在街上，就站在南京饭店的大门前，赵志祥说他想要一份工作。袁德昌肯定在此时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当他将赵志祥领到大世界娱乐厅附近的电车站时，另一名特工已经前来。
特工对赵志祥进行了审査，显然他对赵志祥的决心和表现相当满意。然后，袁德昌关照赵志祥3月14日下午2时在大世界门前与他会面，随后，他们便分手了。
3月14日，赵志祥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袁德昌便带他离开大世界，来到辣斐德路文贤里11号的一所房子内。在此，袁德昌用每月32元租了一个亭子间。
（看到这里蒲素皱着眉头，一个亭子间，大概也就几个平方，一个月32元，可见当时的物价。老百姓，真的是活不下去了。他刚来上海时因为有顾楫和老任的照顾，所以对这些开支都没有具体概念。知道贵，却不知道有这么贵。现在才知道，他的住所以及给队员安排的地方，到底是有多奢侈了。而那些白俄，又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
在那间亭子间里，当天，团伙中的第三个成员彭福林也搬了逬来，他是个20岁的瘦长的侍应生，通常穿一件没有特色的米色长衫，戴一顶灰色毡帽。
此后，三个人便像“知心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袁德昌负责供应每天的饮食。
1939年4月4日下午，袁德昌给了赵志祥2角钱，叫他岀外买食品。
3 点刚过，赵志祥带着食品回来时，发现袁德昌和彭福林正在擦两支手枪。他们的最终目的已毋庸赘言。
五天过后，三人搬到了南京饭店的411房间，在此过了两夜，赵志祥主要待在房里，而袁德昌与彭福林则来来去去。
4月 10日夜里，这两个特工回来得很晚，他们叫赵志祥作好准备，因为明天早上
7他们将去劳合路某处“行剌汉奸”。
此时，袁德昌出示了一封信，估计是从宁波发给赵志祥的。信上所具的日期为3月29日，是写给所有三个人的，署名“周建华”，肯定是爱国化名。袁德昌向另两个半文盲大声地念信，信中谈到，“中国四亿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嘱咐他们要“勇敢、坚定、热情、机敏”，以及“锻炼好身体”。
信里督促他们“按照常凯申总裁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之原则”而生活，即
孝悌——作为同志，应该互相友爱。
忠义——作为公民，应该忠于民族，“粉碎破坏这一原则、背叛祖国的汉奸”，以“繁荣吾国，消灭敌人”。
正直——作为英雄，应该惩罚欺骗和出卖民族的贪官与汉奸。
认真——作为爱国者，应该不仅对付“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只谋求高官厚禄”的汉奸，还应该对付那些“只以跳舞、赌博等等自娱”，而忽视抗战的大量民众。
此信的结尾是“广盼各位始终遵循规则，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常凯申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
翌日（4月11日）上午7时，袁德昌将两把手枪中的一把给了彭福林，并告诉他其任务乃是监视劳合路139弄（居易里）内的警卫。
至于赵志祥，袁德昌则给了他1角钱，要他从居易里弄口北侧的小摊上租几本书，佯装看书，从而注意巡警。
这三人分别离开了南京饭店，于8时45分在139弄口集合。他们如事先计划的那祥各就各位袁德昌在弄内，监视席时泰家的后门；赵志祥坐在外面的小摊前，假装阅读刚才租来的四本;彭福林则注意门卫的动静，却未觉察到，警卫已经邀请地段巡警（华籍巡捕730号）在屋内喝茶。
9时15分，席医生走出后门，开始沿弄堂走向劳合路，司机正在那里的一辆老式轿车里等候他。席时泰虽然有点765自动手枪的持枪执照，此时却未带武器。
袁德昌在距弄堂口25码的阴影里等候着。当医生走近时，袁德昌便趋向其正面，向他发射了口径点38的达姆弹。一枪洞穿了右胸，另一枪打入左胸，两颗以上的子弹穿过腹部而打人肺里。当席时泰蹒跚着逃回家中时，最后两发子弹穿入了他的衣服。
当袁德昌开火时，彭福林便掏出手枪冲向门岗。他自信地高喊“不准动”，但是当他发现一名巡捕正在门卫旁边时便恐慌起来，他赶紧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巡警的右臂。门卫迅速掏出手枪予以回击，打中了彭福林的胸部。
彭福林返身便逃，奔岀了弄堂，在从虞洽卿路564号的一家茶馆后门逃出去之前，碰上了席时泰的司机。在其后面，受了致命伤的席时泰倒在了家人的怀中，他们帮助他回到了屋内，旋即死于起居室的地板上。
与此同时，袁德昌与赵志祥各自夺路而逃。这时，当然是更有经验的剌客运气更好，新招募的刺客则仅仅是暂时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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