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全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名宪兵少佐走到黑色的日产（尼桑）豪华轿车前，对着后窗躬身报告到。三十厘米厚的防弹车窗缓缓降下，后座上的宪兵中佐冲外点了点头，随后转过头望向身边的松冈洋右。
“阁下，部队已经就位。”中佐沉声说到。
“四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支那的一句老话，叫做“尾大不掉”。”松冈闭着双眼，面无表情的说到。
“我听说过，阁下。”中佐对着松冈微微欠首，随即抓住了车门的把手。
“那么我先过去了，阁下...啊...对于隶属于“菊机关”的人，也一样处理掉吗？”中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他再次转过头，态度恭敬的询问到。
“四方，大本营这次把你派过来，不是让你来问问题的。”松冈睁开双眼，有些不满的回复到。
“哈！阁下，是我失礼了！”四方中佐赶忙低头认错。
要问如今在本土之外最有权势的日本官员，恐怕就属面前这位外相松冈了。为了处理上海发生的外交事件，松冈从内阁手里得到了最高授权，裕仁都特别给其下了御旨，除非某些人下定决心要当“国贼”，否则无论日本陆军还是海军，没有人胆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跟这位玩什么“下克上”。
“四方，我知道你是在顾忌什么，在来上海之前，那个人跟你打过招呼了吧。”松冈深吸一口气，在后座上坐正了身体。
“在离开东京之前，土肥圆中将确实和我见过一面，不过他只是向我介绍了一下上海情报网络的情况，没有谈及其他的问题。”宪兵中佐急切的解释到。
“土肥圆是个精明的家伙，他需要承担的责任，自然会有专人去追究，你就不要参与进去了，这样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松冈抬起手摆了摆，他接着说到：“上海宪兵司令部的渎职情况让人触目惊心，竟然放任南京情报机关膨胀到如此规模，现在必须要有人出来担起这个责任。真等到七十六号发展到“尾大不掉”的时候，中支派遣军司令部该如何自处？皇军的权威又如何来保证？难道整个陆军参谋本部，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些问题吗？！”松冈的语气相当的严厉，四方中佐的额头止不住冒出了冷汗。
“哈！阁下，我了解了，现在我就去现场指挥行动。”四方中佐的脑袋从刚才起一直都没有抬起来过，要不是车厢后座空间不足，他已经对着松冈正坐下拜了。
“记住，只负责我们自己份内的事情，不要去试图干涉德国人的行动。”说完松冈摆了摆手，示意对方可以离开了。
“呵！”四方再次躬身，随后伸手打开了车门。
四方谅二是大本营派来专门辅助松冈工作的助理武官，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二课（警务课）课长，兼任特高事务负责人。
所谓的特高业务担当，指的是负责宪兵队与特别高等警察之间的合作事项，因为很多情况下宪兵比特高科警察的职权范围更大，同时宪兵的武装水平也高过警察，所以日本特高科处理棘手的案件时，大都会向宪兵队寻求武力协助，特别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为了对付层出不穷的地下抗日力量，双方展开了相当密切的合作。
这一次的上海事件，特高科理所当然的被卷了进去，对于这帮子秘密警察来说，却完全就是一场无妄之灾。当兵变部队浩浩荡荡杀过白渡桥时，特高科的人马正撒在虹口和闸北一带，四处打探刺客的线索呢，结果当秘密警察们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外滩那边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就算是虹口酒店街的舞娘，恐怕消息知道的都比他们要早一些。
这次事件中特高算是丢尽了帝国的脸面，德国元帅和日本外相，当着全上海滩的面遭遇“重庆指派的特工人员”刺杀，负责治安防谍工作的特高科长古渡警部，当然是最好的一只替罪羊，据说这位四十七岁的警部，被担任十三军司令部付的前田少将连扇了十几个耳光，随后扔上当天最早的一班客轮，调回国内接受组织调查去了。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古渡的命运已经可以确定了，大概会被调到某个乡下派出所，担任一辈子的公安警察，再倒霉点说不定还会调到哪个小岛上，跟一群粗俗不文的渔民共度余生。
不过德国人拿出的证据也证明，特高科里的某些警官，确实被牵扯进了这次的阴谋里。这样说起来古渡也不算是太冤枉，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阴谋的策划，但也对此事一无所知，这已经足以证明他的渎职与无能了。
四方这次被派来，除了收拾上海宪兵队留下的烂摊子，主要还是负责与特高科有关的宪兵业务，别看日本宪兵们平日里看不太起这些穿黑皮的，但是关于这次事件的后续处理上，他们必须要借重与倚靠特高的能力，特别是处理和日本侨民有关的问题，一直都是这群特高警察的强项。
这里要提一句，日本警察的制服是纯黑色，国府警察初创时，有不少高层是在日本学的警务，于是民国警察穿的也是黑色制服。到了汪伪政权时期，下属的警察制服也延续了国府的这套设计，黑色制服、黑色大檐帽加上白色的领章、绑腿和白色帽墙，这已经成了经典的民国警察形象。早期抗日电影电视里被称为黑狗子的，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伪军，实际上这些人是地方上的保安警察。
“全都已经就位了吗？”别看四方中佐在松冈面前乖得像只宠物狗，但是等到了下属面前，他立即就变回了宪兵系统里赫赫有名的四方修罗。
“全都就位了，大人。”副官向四方欠身鞠躬，双手把文件夹呈了上去。
“德国方面负责的指挥官是谁？”四方翻开文件夹，抬手接过副官递上的钢笔。
“是德国陆军少佐施陶芬伯格伯爵。”副官回答到。
“伯爵？”四方抬起头来。
“是的，从德国方面给的资料上看，他还是德国统帅部派出的特别观察员。”
“是情报人员？”四方在文件的签名栏上签了姓名，“目前看来不像，应该是正规的陆军军官。”副官接过上司签好名的文件夹。
“先不去管这个了，八十五联队的佐佐大佐在屋里吗？”四方整理了一下军刀，握着刀鞘大步向着路边的一处民宅走去。这座住宅此时已经被八十五联队的人员征用了，门顶的气窗口上斜插着一面陆军旭日旗。
为了完成这次的行动，第十三军目前的代理司令官前田正实少将下了死命令，出事时前田担任十三军军司令部付，属于主任官佐，实际的职务是上海特务机关长。如今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已经被拖出去顶了缸，但这位代理司令官很清楚，这口锅迟早要扣到自己的头上，为了保住自己与家人的前程，他只有想办法去戴罪立功，否则说不定就会像南支派遣军司令部里的那几个倒霉蛋，不但被强制退役还被剥夺了军阶与名誉，在如今日本国内的那种氛围里，与其这样赖活着，还不如被拖出去枪毙。
为了这次行动的保密，前田没有动用驻防上海的陆军部队，不只是这些部队屁股上的屎还没擦完，还因为这些人和上海滩的各方势力，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情，一旦走漏出半点风声，导致行动最终失败，不用上级来调查，前田自己都会切腹了结。
这位代司令官如今是真的急了眼了，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成功，大家就统统成佛去吧”这种话，当时在场的人看着前田中将被血丝充满的眼珠，很明显他并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
为了保证行动的消息不会走漏，他直到计划开始的前一晚，才调动军用火车，连夜从杭州城内调来了驻防西湖的日本陆军第八十五联队下属的四个步兵中队。
“佐佐联队长大人。”四方走进房门，干净利落的立正敬礼。
这里是民宅的客堂，中间摆放着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此时佐佐真之柱大佐正和几个联队里的参谋，围在桌边查看着铺在桌上的地图。
“你来得正好，四方科长。”佐佐联队长笑着回礼，随即说道：“部队已经按照计划就位，接下去具体该怎么做，司令部的命令里，说是由你来全权负责。”
这位佐佐联队长不是作战主官出身，担任八十五联队的联队长之前，他干的都是技术、通讯以及教学、参谋和人事方面的工作。历史上这位佐佐真之助最后做到了第三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结果在东北被苏军俘虏，建国后又被苏方引渡给了人民政府。
从他的供状来看，这是个双手沾满抗日军民鲜血的战犯，因为认罪态度比较好，结果被判决有期徒刑十六年，不过他没能活着回到日本的家乡，一九五九年佐佐真之助因为癌症病死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也是唯一死在刑期里的日本战犯，其他的四十四名日本战犯都撑到了六三年的特赦。
PS：谢谢大家的支持，作者会继续努力。
“阁下，部队已经就位。”中佐沉声说到。
“四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支那的一句老话，叫做“尾大不掉”。”松冈闭着双眼，面无表情的说到。
“我听说过，阁下。”中佐对着松冈微微欠首，随即抓住了车门的把手。
“那么我先过去了，阁下...啊...对于隶属于“菊机关”的人，也一样处理掉吗？”中佐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他再次转过头，态度恭敬的询问到。
“四方，大本营这次把你派过来，不是让你来问问题的。”松冈睁开双眼，有些不满的回复到。
“哈！阁下，是我失礼了！”四方中佐赶忙低头认错。
要问如今在本土之外最有权势的日本官员，恐怕就属面前这位外相松冈了。为了处理上海发生的外交事件，松冈从内阁手里得到了最高授权，裕仁都特别给其下了御旨，除非某些人下定决心要当“国贼”，否则无论日本陆军还是海军，没有人胆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跟这位玩什么“下克上”。
“四方，我知道你是在顾忌什么，在来上海之前，那个人跟你打过招呼了吧。”松冈深吸一口气，在后座上坐正了身体。
“在离开东京之前，土肥圆中将确实和我见过一面，不过他只是向我介绍了一下上海情报网络的情况，没有谈及其他的问题。”宪兵中佐急切的解释到。
“土肥圆是个精明的家伙，他需要承担的责任，自然会有专人去追究，你就不要参与进去了，这样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松冈抬起手摆了摆，他接着说到：“上海宪兵司令部的渎职情况让人触目惊心，竟然放任南京情报机关膨胀到如此规模，现在必须要有人出来担起这个责任。真等到七十六号发展到“尾大不掉”的时候，中支派遣军司令部该如何自处？皇军的权威又如何来保证？难道整个陆军参谋本部，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些问题吗？！”松冈的语气相当的严厉，四方中佐的额头止不住冒出了冷汗。
“哈！阁下，我了解了，现在我就去现场指挥行动。”四方中佐的脑袋从刚才起一直都没有抬起来过，要不是车厢后座空间不足，他已经对着松冈正坐下拜了。
“记住，只负责我们自己份内的事情，不要去试图干涉德国人的行动。”说完松冈摆了摆手，示意对方可以离开了。
“呵！”四方再次躬身，随后伸手打开了车门。
四方谅二是大本营派来专门辅助松冈工作的助理武官，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二课（警务课）课长，兼任特高事务负责人。
所谓的特高业务担当，指的是负责宪兵队与特别高等警察之间的合作事项，因为很多情况下宪兵比特高科警察的职权范围更大，同时宪兵的武装水平也高过警察，所以日本特高科处理棘手的案件时，大都会向宪兵队寻求武力协助，特别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为了对付层出不穷的地下抗日力量，双方展开了相当密切的合作。
这一次的上海事件，特高科理所当然的被卷了进去，对于这帮子秘密警察来说，却完全就是一场无妄之灾。当兵变部队浩浩荡荡杀过白渡桥时，特高科的人马正撒在虹口和闸北一带，四处打探刺客的线索呢，结果当秘密警察们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外滩那边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就算是虹口酒店街的舞娘，恐怕消息知道的都比他们要早一些。
这次事件中特高算是丢尽了帝国的脸面，德国元帅和日本外相，当着全上海滩的面遭遇“重庆指派的特工人员”刺杀，负责治安防谍工作的特高科长古渡警部，当然是最好的一只替罪羊，据说这位四十七岁的警部，被担任十三军司令部付的前田少将连扇了十几个耳光，随后扔上当天最早的一班客轮，调回国内接受组织调查去了。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古渡的命运已经可以确定了，大概会被调到某个乡下派出所，担任一辈子的公安警察，再倒霉点说不定还会调到哪个小岛上，跟一群粗俗不文的渔民共度余生。
不过德国人拿出的证据也证明，特高科里的某些警官，确实被牵扯进了这次的阴谋里。这样说起来古渡也不算是太冤枉，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阴谋的策划，但也对此事一无所知，这已经足以证明他的渎职与无能了。
四方这次被派来，除了收拾上海宪兵队留下的烂摊子，主要还是负责与特高科有关的宪兵业务，别看日本宪兵们平日里看不太起这些穿黑皮的，但是关于这次事件的后续处理上，他们必须要借重与倚靠特高的能力，特别是处理和日本侨民有关的问题，一直都是这群特高警察的强项。
这里要提一句，日本警察的制服是纯黑色，国府警察初创时，有不少高层是在日本学的警务，于是民国警察穿的也是黑色制服。到了汪伪政权时期，下属的警察制服也延续了国府的这套设计，黑色制服、黑色大檐帽加上白色的领章、绑腿和白色帽墙，这已经成了经典的民国警察形象。早期抗日电影电视里被称为黑狗子的，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伪军，实际上这些人是地方上的保安警察。
“全都已经就位了吗？”别看四方中佐在松冈面前乖得像只宠物狗，但是等到了下属面前，他立即就变回了宪兵系统里赫赫有名的四方修罗。
“全都就位了，大人。”副官向四方欠身鞠躬，双手把文件夹呈了上去。
“德国方面负责的指挥官是谁？”四方翻开文件夹，抬手接过副官递上的钢笔。
“是德国陆军少佐施陶芬伯格伯爵。”副官回答到。
“伯爵？”四方抬起头来。
“是的，从德国方面给的资料上看，他还是德国统帅部派出的特别观察员。”
“是情报人员？”四方在文件的签名栏上签了姓名，“目前看来不像，应该是正规的陆军军官。”副官接过上司签好名的文件夹。
“先不去管这个了，八十五联队的佐佐大佐在屋里吗？”四方整理了一下军刀，握着刀鞘大步向着路边的一处民宅走去。这座住宅此时已经被八十五联队的人员征用了，门顶的气窗口上斜插着一面陆军旭日旗。
为了完成这次的行动，第十三军目前的代理司令官前田正实少将下了死命令，出事时前田担任十三军军司令部付，属于主任官佐，实际的职务是上海特务机关长。如今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已经被拖出去顶了缸，但这位代理司令官很清楚，这口锅迟早要扣到自己的头上，为了保住自己与家人的前程，他只有想办法去戴罪立功，否则说不定就会像南支派遣军司令部里的那几个倒霉蛋，不但被强制退役还被剥夺了军阶与名誉，在如今日本国内的那种氛围里，与其这样赖活着，还不如被拖出去枪毙。
为了这次行动的保密，前田没有动用驻防上海的陆军部队，不只是这些部队屁股上的屎还没擦完，还因为这些人和上海滩的各方势力，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交情，一旦走漏出半点风声，导致行动最终失败，不用上级来调查，前田自己都会切腹了结。
这位代司令官如今是真的急了眼了，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成功，大家就统统成佛去吧”这种话，当时在场的人看着前田中将被血丝充满的眼珠，很明显他并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
为了保证行动的消息不会走漏，他直到计划开始的前一晚，才调动军用火车，连夜从杭州城内调来了驻防西湖的日本陆军第八十五联队下属的四个步兵中队。
“佐佐联队长大人。”四方走进房门，干净利落的立正敬礼。
这里是民宅的客堂，中间摆放着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此时佐佐真之柱大佐正和几个联队里的参谋，围在桌边查看着铺在桌上的地图。
“你来得正好，四方科长。”佐佐联队长笑着回礼，随即说道：“部队已经按照计划就位，接下去具体该怎么做，司令部的命令里，说是由你来全权负责。”
这位佐佐联队长不是作战主官出身，担任八十五联队的联队长之前，他干的都是技术、通讯以及教学、参谋和人事方面的工作。历史上这位佐佐真之助最后做到了第三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结果在东北被苏军俘虏，建国后又被苏方引渡给了人民政府。
从他的供状来看，这是个双手沾满抗日军民鲜血的战犯，因为认罪态度比较好，结果被判决有期徒刑十六年，不过他没能活着回到日本的家乡，一九五九年佐佐真之助因为癌症病死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也是唯一死在刑期里的日本战犯，其他的四十四名日本战犯都撑到了六三年的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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