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信心嘛！”知道张璇衡是为了可能无法破案而发愁，何朱琪一屁股坐在他对面，如此鼓励起他：“到了那儿，我们肯定能有发现啦！有案子总比没案子好，对吧？”
“是倒是……可我还真没法想得太乐观。”张璇衡看着摊在一旁的合同，灌了口柠檬汁，有些无奈：“咱们跟他聊这么半天，就没几句有用的线索。现场也过了一个月，什么都不会留下。又没目击证人又没照片，我能怎么办啊？而且这种警方都结案了的情况下，我们是怎么也没法看到案件资料了，所以一切相当于白纸，无从下手。”
“或许并非无从下手哦？”何朱琪好奇的也看了看合同，在稍微思索后，认为案子是的确有突破口在的：“打生桩的说法，便是线索之一。”
“你意思是……”沉思片刻，张璇衡明白了何朱琪这么说是想要表达什么：“放出这种说法的人就很可疑，对吧？”
如果此案当真是谋杀，那么想办法制造了这场车祸的凶手会利用咒死的说法就很正常了。
靠打生桩的迷信说法，来让大家真的相信死者是因为灵魂被困在桥中才被咒死，从而让这场谋杀显得如同灵异事件一般。
而想要将大家的思维转移到这上面去，就必须有个带头提出此事的人。
在第一个开始宣扬这种思路的声音出现后，就可以利用人们对邪术和未知的恐惧，任凭事态自然发酵、壮大了。
转移人们视线的焦点，从而让一切显得理所当然、甚至让人不敢过深追查——许多时候，对灵异事件的恐惧和敬畏，正是应了凶手的心意、阻止真相暴露的原罪。
只是……何朱琪的思路有一个问题。
既然当地的村民都比较信这个借魂桩的说法……那么第一个提出咒死论的，未必就是凶手啊？
很可能是某个特别迷信、非常忌讳这些事的人立即将赵涵义的死与新桥的祭祀仪式联系到了一起而已。
凶手可能仅需要静观其变，甚至不在场都可以。
但……凶手真的可能不在场吗？
张璇衡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大现实。
他应该会和其他帮忙找人的村民一起到场，来亲眼见证剧本有没有照着他事先定下的演才对。
否则万一现场一直没人将死者的遇害和打生桩联系在一起的话，他还可以主动提出，及时引导舆论渲染情绪。
不自己到现场看看大家的反应，凶手是不会安心的。毕竟他心虚。
这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发现死者尸体的人，究竟是谁？他又驱车冲入并死在了谁家的地里？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永远都是很可疑的。
而死者死亡的位置属于哪户农家，或许也与案情有些许联系：因为他是冲入田地后半路从摩托摔下来的，地里可能设了什么机关。
在自家地里才方便做这种事。
然而，一旦机关的说法成立，就又会随之而来新的问题。
无论凶手使用何种机关，只要是定点设立，就必须保证死者一定会驱车经过此处道路才是。
他是怎么确保这一点的？
以上观点，张璇衡都与何朱琪进行了讨论。
何朱琪进一步提出，尸体的第一发现者，若是和最先提出咒死论的人是同一人，那凶手就基本是他没跑了。盯着他查就是。
又知道死者尸体在哪，又有意的将死者和借魂桩一事联系在一起……这个人不是凶手，又能是谁呢？
可这种想法，就有点太理想了。
且不说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得什么概率是同一个——就算凶手真这么干，也只能说蠢到家了。那不是明摆着要让人怀疑他吗？
因此，张璇衡反而觉得就算有谁同时具备两个特征，也不一定就能说他是凶手。
毕竟都能巧妙的将案件伪装成事故让公安结案和利用恐怖民俗来引导舆论了，没道理想不到这么低级的问题。这不符合凶手展露出的智慧与狡诈。
然而这不能说明，就没法靠目前有限的线索来进行人员筛选了。
在张璇衡看来，凶手其实是可以大致敲定一个范围的。范围能缩小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个范围，事实上可以靠三个条件来分层缩减。
第一，凶手一定是本村人。
会这样考虑，是因为死者死在村外不远的田中。村民才比较方便作案。而且，平时死者主要接触的都是村里人，最可能对他有杀意的人就在其中。
此外，在之前的推理中，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有意利用村子新桥进行的打生桩仪式来转嫁嫌疑。
第二，凶手知道当天死者外出去镇里采购，且了解他回家时要走哪条路。
这一条件，其实也是第一个条件中的推理原因之一。但是因为该条件十分重要，必须单独列出。
根据委托人对现场的口头描述，已经能明白凶手必定要抓住死者离开村子的机会，提前在他要回村时准备经过的道路埋伏才行。
什么人当天知道他的行踪并如此了解他的路线，什么人就有嫌疑。
第三，凶手是尸体附近聚集的人之一，并且很可能是被委托人叫去帮忙找死者的人之一。
这个条件如果能成功和第二条配合，就可以大幅度缩小嫌疑人范围。
委托人说过，他是叫了街坊邻居帮忙找人的。
首先，离他们家比较近的这几户邻居最可能知道死者外出前往镇子采购的事情。
其次，虽然尸体的第一发现者有可能不是凶手，但凶手有可能在寻找过程中有意识的加以暗示，影响大家的调查方向，不被明确怀疑的推动他们发现尸体。
比如，“不要只在村内，也去村外找找”、“有没有可能半路摩托坏了，正在道上推着回来啊”之类的说辞，都是可以“无意中”驱使人们找到尸体位置的。
而找尸体的人中，什么样的人最可疑，也是可以大致判断出来的。
“是倒是……可我还真没法想得太乐观。”张璇衡看着摊在一旁的合同，灌了口柠檬汁，有些无奈：“咱们跟他聊这么半天，就没几句有用的线索。现场也过了一个月，什么都不会留下。又没目击证人又没照片，我能怎么办啊？而且这种警方都结案了的情况下，我们是怎么也没法看到案件资料了，所以一切相当于白纸，无从下手。”
“或许并非无从下手哦？”何朱琪好奇的也看了看合同，在稍微思索后，认为案子是的确有突破口在的：“打生桩的说法，便是线索之一。”
“你意思是……”沉思片刻，张璇衡明白了何朱琪这么说是想要表达什么：“放出这种说法的人就很可疑，对吧？”
如果此案当真是谋杀，那么想办法制造了这场车祸的凶手会利用咒死的说法就很正常了。
靠打生桩的迷信说法，来让大家真的相信死者是因为灵魂被困在桥中才被咒死，从而让这场谋杀显得如同灵异事件一般。
而想要将大家的思维转移到这上面去，就必须有个带头提出此事的人。
在第一个开始宣扬这种思路的声音出现后，就可以利用人们对邪术和未知的恐惧，任凭事态自然发酵、壮大了。
转移人们视线的焦点，从而让一切显得理所当然、甚至让人不敢过深追查——许多时候，对灵异事件的恐惧和敬畏，正是应了凶手的心意、阻止真相暴露的原罪。
只是……何朱琪的思路有一个问题。
既然当地的村民都比较信这个借魂桩的说法……那么第一个提出咒死论的，未必就是凶手啊？
很可能是某个特别迷信、非常忌讳这些事的人立即将赵涵义的死与新桥的祭祀仪式联系到了一起而已。
凶手可能仅需要静观其变，甚至不在场都可以。
但……凶手真的可能不在场吗？
张璇衡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大现实。
他应该会和其他帮忙找人的村民一起到场，来亲眼见证剧本有没有照着他事先定下的演才对。
否则万一现场一直没人将死者的遇害和打生桩联系在一起的话，他还可以主动提出，及时引导舆论渲染情绪。
不自己到现场看看大家的反应，凶手是不会安心的。毕竟他心虚。
这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发现死者尸体的人，究竟是谁？他又驱车冲入并死在了谁家的地里？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永远都是很可疑的。
而死者死亡的位置属于哪户农家，或许也与案情有些许联系：因为他是冲入田地后半路从摩托摔下来的，地里可能设了什么机关。
在自家地里才方便做这种事。
然而，一旦机关的说法成立，就又会随之而来新的问题。
无论凶手使用何种机关，只要是定点设立，就必须保证死者一定会驱车经过此处道路才是。
他是怎么确保这一点的？
以上观点，张璇衡都与何朱琪进行了讨论。
何朱琪进一步提出，尸体的第一发现者，若是和最先提出咒死论的人是同一人，那凶手就基本是他没跑了。盯着他查就是。
又知道死者尸体在哪，又有意的将死者和借魂桩一事联系在一起……这个人不是凶手，又能是谁呢？
可这种想法，就有点太理想了。
且不说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得什么概率是同一个——就算凶手真这么干，也只能说蠢到家了。那不是明摆着要让人怀疑他吗？
因此，张璇衡反而觉得就算有谁同时具备两个特征，也不一定就能说他是凶手。
毕竟都能巧妙的将案件伪装成事故让公安结案和利用恐怖民俗来引导舆论了，没道理想不到这么低级的问题。这不符合凶手展露出的智慧与狡诈。
然而这不能说明，就没法靠目前有限的线索来进行人员筛选了。
在张璇衡看来，凶手其实是可以大致敲定一个范围的。范围能缩小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个范围，事实上可以靠三个条件来分层缩减。
第一，凶手一定是本村人。
会这样考虑，是因为死者死在村外不远的田中。村民才比较方便作案。而且，平时死者主要接触的都是村里人，最可能对他有杀意的人就在其中。
此外，在之前的推理中，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有意利用村子新桥进行的打生桩仪式来转嫁嫌疑。
第二，凶手知道当天死者外出去镇里采购，且了解他回家时要走哪条路。
这一条件，其实也是第一个条件中的推理原因之一。但是因为该条件十分重要，必须单独列出。
根据委托人对现场的口头描述，已经能明白凶手必定要抓住死者离开村子的机会，提前在他要回村时准备经过的道路埋伏才行。
什么人当天知道他的行踪并如此了解他的路线，什么人就有嫌疑。
第三，凶手是尸体附近聚集的人之一，并且很可能是被委托人叫去帮忙找死者的人之一。
这个条件如果能成功和第二条配合，就可以大幅度缩小嫌疑人范围。
委托人说过，他是叫了街坊邻居帮忙找人的。
首先，离他们家比较近的这几户邻居最可能知道死者外出前往镇子采购的事情。
其次，虽然尸体的第一发现者有可能不是凶手，但凶手有可能在寻找过程中有意识的加以暗示，影响大家的调查方向，不被明确怀疑的推动他们发现尸体。
比如，“不要只在村内，也去村外找找”、“有没有可能半路摩托坏了，正在道上推着回来啊”之类的说辞，都是可以“无意中”驱使人们找到尸体位置的。
而找尸体的人中，什么样的人最可疑，也是可以大致判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