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会一边把牛奶倒进阴沟,让庄稼烂在地里,一边却又在成千上万地饿死?
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本质上来讲,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天灾**是截然相反的——不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毁坏了太多的东西,导致剩下的东西不够那么多人分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资本家生产了太多的东西,却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这才导致了商品积压、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挤爆的“富裕病”!
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导致多数人缺乏购买力,需求不足——自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工人开始能够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资,但是饱受压榨的他们却消费不了这么多东西,于是人类就开始不停地担心生产过剩——每一次生产过剩的总爆发,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再次降临。
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解决经济危机,通常只有两条路,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打开新的市场——比如说鸦片战争,可惜等到整个地球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市场可供开拓了;另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来消灭掉一部分生产力——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说起来,这事情怎么看都挺疯狂——不是像古代游牧民族一样,为了获取生存物资而不得不进入农耕地区掠夺财物;而是因为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各大强国就要彼此开战。用老百姓的性命来消灭掉多余的生产力,回头好让资本家继续发财?!!
但是没有办法,早期版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的荒诞——荒诞到了要用人命来消耗多余财富的地步!
又或者。是荒诞到了要靠自家女人的卖身皮肉钱,来弘扬军威、征服世界的程度……
“……唉,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这个阴霾笼罩的悲惨世界上,无论哪里都没有幸福安乐的天国。纵使是列强又能如何?别看日本人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何等嚣张,他们在自己国内同样是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底层士兵被一封明信片强征去‘效忠天皇’,乡下的家里没了撑大梁的主要劳动力。只好把女儿卖进青楼花街,甚至一路转售到南洋和上海……要不然,这大上海的青楼里。哪来的这许多日本姑娘?”
关于不幸的话题说到最后,王秋也随口插了几句,“……说不定正当某位日本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的时候,他的姐妹甚至女儿却在上海的堂子里脱光了衣服。被咱们‘支那人’千人骑万人跨呢!”
然而。在这些看着很像菜鸟的地下党成员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完各自的悲惨经历之后,王秋等诸位“未来同志”还没来得及转到下一个话题,他们却又话锋一转,谈论起了北方的苏联和国内的各个红色根据地。
——根据这些地下党人的描述,在这个被战乱、贫穷和经济危机折磨的世界之中,只有苏联这个“**天堂”才是人类适合生存的地方。那里没有战火动荡,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失业狂潮,每个人都有饭吃。有房子住,甚至还有医疗保险……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一年就有十万技工移民苏联。中国人若非实在没有门路,恐怕也早就想“投奔天堂”了。
至于国内的红色根据地么,条件自然就要艰苦得多,还得承受反动派的一次次残酷围剿。但至少那里废除了剥削制度,老百姓有田地,有希望,有公正——很多人都开始后悔,自己先前没能跟着党中央一起从上海转移走,以至于只能继续在这里受活罪。如果能够到苏区去的话,某某人可能就不会过劳死了……就算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而战死沙场,至少也要比窝窝囊囊地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活活累死要强……
……好吧,确实,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因为财富太多、需求不足而陷入大萧条之时,公有制的苏联却可以在无视利润的情况下,不断地扩大生产。因为在公有制之下,企业在造出产品之后可能为任何原因发愁,比如质量、款式、功能等等——粗大黑硬的苏联货在这些方面确实都很糟糕——但最起码绝不会因为而造多了发愁:大不了直接当福利分配给老百姓,反正不必计较利润。这种做法或许会浪费资源,或许不符合市场规律……但就是可以分配掉产品,不会因为生产出太多的东西而陷入经济危机——这使得苏联的工业实力每过五六年就能翻一番,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在不断地把工厂废弃……就在这西方世界衰败萧瑟、哀鸿遍野的悲催年代里,苏联却逆流而上,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因此,跟大萧条时代几百万无业盲流跟蝗虫似的一个州一个州乱转,七千万人吃了上顿没下顿,退役老兵在华盛顿被屠杀的美国相比,苏联公民在计划经济之下享受的配给制生活供应,怎么看都算是非常幸福了。而若是跟如今烽火连天,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中国相比,如今人人都有工作,有饭吃——即使饭菜比较差,但别忘了此时的中国不晓得多少人没饭吃呢——的苏联,更是绝对称得上人间天堂。
——此时的乌克兰大饥荒早已结束,苏联公民每天都有六百到八百克的面包定量配给,比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强多了。至于传说中无比可怕的大清洗则还没有开始,基洛夫同志还活得好好的呢。
但是,如今的各个红军根据地……就算不考虑敌人围剿的问题,也绝对不是适合这些人生存的地方。
“……咳咳,虽然很不想打击你们的革命积极性。但为了防止你们因此而吃亏,我还是实话实说吧!”
王秋挠了挠鼻子,开口说道。“……当初没有跟着党中央一起撤到苏区,对于你们个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否则的话,以你们如此复杂的出身成分,恐怕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成为肃反对象……”
——————————————————————
——肃反、整风、文革……在**的党史上,这是三个既让人厌恶反感,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名词。
而在这三者之中。**早期的肃反显得尤为疯狂、血腥和残酷——有位刻薄的右翼知识分子,曾经颇为精辟地总结说:肃反的核心是杀人;整风的核心是洗脑;文革的核心是整人。
由此可见,如果说整风算是严厉的教育。文革算是有点过激的文斗,基本只是精神上挨整,没有从**上消灭——忍受不了凌辱而自杀则是另一回事……那么肃反就是屠杀了,简直可以用草菅人命来形容:
——怀疑。酷刑。屈打成招,胡乱咬人,再把被供出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招出更多的人,再抓更多的人来严刑拷打……如同传销一样,下线越来越多,内奸越抓越多。许多人明知不交代是死,交代了也是死。但由于实在是忍受不了极其残酷的肉刑折磨,只求快死。于是便无奈认罪并胡乱咬出别人。
因此,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得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
既然后果如此严重,**早期为什么要肃反?要用疯狂砍杀自己同志的办法来维护“党的纯洁性”?
这里面主要有三层原因:
第一,当时红军草创,指挥系统紊乱,党政军系统的成分全都十分复杂,其中确实是混进去了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在围剿战争之中,红军和游击队的据点,常常被告密失守,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或参加过拥军支前,甚至参加过助耕队的农民,也常被叛徒告发而遭受杀身之祸。
另外,随着“清剿”的深入,国民党为了“斩草除根”,预防**回来再设据点,派出了一些特务潜伏“匪区”,给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增添了困难。比如说,张国焘就在鄂豫皖根据地破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计划是要伪装成伤兵混入红军后方,爆破红军的战地医院,还得到了另外一些内奸的配合。
——坚固的堡垒多半是从内部攻克的,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和随时笼罩的死亡阴影,使得早期的红军多次发生叛变、逃亡事件,给部队和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严重损失。
而极度严峻的战争形势,更是大大加强了红军领导者的忧患意识。因此,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彻底排查清理队伍自身,就成为了许多领导人的第一选择,肃反这种特殊斗争形式也就出现了……
所以说,肃反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罗织罪状,而是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的。
第二、早期**还很不成熟,不知道党内斗争要留有余地。加之很多品行不好的领导干部在执行肃反任务时趁机铲除异己,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从而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很多出身白军的干部在被杀时旧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理由只是他们立场不坚定,杀了保险……更别提在有的根据地里,居然是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主持肃反……最终折腾出个什么局面,自然可想而知。
第三、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内部的派系斗争,而**也不例外——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中央依然滞留在上海,跟散布在各处穷乡僻壤的红色根据地长期脱节,让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矛盾和冲突:地方红军认为从中央空降下来的特派员在瞎指挥乱弹琴;党中央也因为地方红军的公然违令而暴跳如雷……于是就互相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者,使得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
更要命的是,这种做法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再加上无数人趁机公报私仇、滥用职权……闹到最后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根本说不清楚谁是谁非,而躺着中枪的小人物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对于这些出身背景复杂的菜鸟地下党而言,肃反时期的苏区说不定会比白色恐怖的上海更危险。
————————————————————
在听了诸位“未来同志”对苏区肃反的描述,再结合之前隐约听到的一些不好传闻,还有国民党当局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诽谤”的公开宣传……诸位原本对“无产阶级天堂”充满美好遐想的地下党人,一时间不由得大为沮丧。颇有些理想幻灭的绝望感。
倒是刚刚从顾曼莎家里赶过来的胡德兴总政委,对这事看得很开:革命都是这样的,法国人在十八世纪末玩革命的时候。不也是一样的党同伐异,杀得个人头滚滚、天翻地覆?而苏俄革命似乎也同样如此——没看到“红军之父”托洛斯基如今落到了个什么下场?只有对自己够狠,才能对敌人更狠啊!
“……同志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斗争。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你们在工厂里,在村子里,难道就没有遇到过拉帮结派的情况?我们的党也是由凡夫俗子组成的,也一样有打击报复,有勾心斗角,有吃里扒外,有栽赃陷害。不管哪朝哪代的官场都是如此……真以为只要喊一声同志,人家就把你当成‘无产阶级兄弟’来照顾了?口号归口号。现实归现实啊!”
而王秋等人也赶紧改了口吻,宣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困难,就怀疑、退缩和放弃……”然后又表示**搞肃反弄得这么夸张,也是跟国民党这个坏典型学到的错误思想——当初他们搞清党分共,“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可是一口气就冤杀了几十万的自己人。之后的各类冤案也是层出不穷,经常有人因为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被硬是扣上了“共匪”的头衔。
比如说,在如今的海南岛上,就有个黎族的奴隶主大少爷,论阶级出身那真是反动的没话说,论思想也谈不上进步,但因为得罪了人的缘故,却硬是被国民党扣上了共匪的帽子,先是干掉了他的老爹,然后又把他的寨子当成红军根据地来围剿……到了这一步,这位大少爷就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按照我们的那个历史,这个‘红色奴隶主’将要被一直围剿1943年冬天,也就是九年之后,才会跟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头。而在此之前嘛……这世上有‘无产阶级奴隶主’这样奇怪的东西吗?”
王秋摊了摊手,对听得发愣的诸位地下党如是说——论起比烂大计,国民党可是甩开咱们十条街呐!
——早期的红军之中,确实有很多人并不认同**理想,甚至是属于思想极为顽固腐朽的反对派,但却让当权的仇家给栽赃陷害“被共党”了,这才不得不上山扛起了红旗……据说有好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根据地”,最初都是这样被国民党给人为炮制出来的,说是为渊驱鱼、火上浇油也不为过。
但是,等到这帮极不可靠的家伙们打起了红旗之后,就该轮到**方面感到头痛了……
最后,杨教授说了这样一段总结的话:
“……同志们,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你们之所以投身革命,也是因为你们自己想要拯救中国……既然如此,又何必因为其他革命者的错误而动摇呢?”
——初生的红色政党固然并不完美,但是除此之外,也确实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
接下来,在注射了链霉素之后的第二天,顾曼莎就清醒了过来。似乎是因为抗生素在这个时代从未被用过、疗效特别好的缘故,之后又过了两个礼拜,她居然已经基本康复了。
与此同时,王秋等人却是被萧瑟女士给逼迫得没办法,只得捏着鼻子踏上了寻找“北京人”化石的旅途……而之前白拿了许多经费的胡总政委,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说是自己曾经在北平待过几年,地头熟,人脉广,能帮得上忙,于是也带着几个失业的地下党和刚康复的女弟子顾曼莎,跟着王秋等人一起北上了。
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本质上来讲,跟过去人们印象中的天灾**是截然相反的——不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毁坏了太多的东西,导致剩下的东西不够那么多人分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资本家生产了太多的东西,却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这才导致了商品积压、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挤爆的“富裕病”!
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导致多数人缺乏购买力,需求不足——自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工人开始能够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资,但是饱受压榨的他们却消费不了这么多东西,于是人类就开始不停地担心生产过剩——每一次生产过剩的总爆发,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再次降临。
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解决经济危机,通常只有两条路,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打开新的市场——比如说鸦片战争,可惜等到整个地球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市场可供开拓了;另一种办法是用战争来消灭掉一部分生产力——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说起来,这事情怎么看都挺疯狂——不是像古代游牧民族一样,为了获取生存物资而不得不进入农耕地区掠夺财物;而是因为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各大强国就要彼此开战。用老百姓的性命来消灭掉多余的生产力,回头好让资本家继续发财?!!
但是没有办法,早期版本的资本主义就是如此的荒诞——荒诞到了要用人命来消耗多余财富的地步!
又或者。是荒诞到了要靠自家女人的卖身皮肉钱,来弘扬军威、征服世界的程度……
“……唉,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这个阴霾笼罩的悲惨世界上,无论哪里都没有幸福安乐的天国。纵使是列强又能如何?别看日本人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何等嚣张,他们在自己国内同样是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底层士兵被一封明信片强征去‘效忠天皇’,乡下的家里没了撑大梁的主要劳动力。只好把女儿卖进青楼花街,甚至一路转售到南洋和上海……要不然,这大上海的青楼里。哪来的这许多日本姑娘?”
关于不幸的话题说到最后,王秋也随口插了几句,“……说不定正当某位日本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掠的时候,他的姐妹甚至女儿却在上海的堂子里脱光了衣服。被咱们‘支那人’千人骑万人跨呢!”
然而。在这些看着很像菜鸟的地下党成员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完各自的悲惨经历之后,王秋等诸位“未来同志”还没来得及转到下一个话题,他们却又话锋一转,谈论起了北方的苏联和国内的各个红色根据地。
——根据这些地下党人的描述,在这个被战乱、贫穷和经济危机折磨的世界之中,只有苏联这个“**天堂”才是人类适合生存的地方。那里没有战火动荡,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失业狂潮,每个人都有饭吃。有房子住,甚至还有医疗保险……所以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门外排着长队要签证,一年就有十万技工移民苏联。中国人若非实在没有门路,恐怕也早就想“投奔天堂”了。
至于国内的红色根据地么,条件自然就要艰苦得多,还得承受反动派的一次次残酷围剿。但至少那里废除了剥削制度,老百姓有田地,有希望,有公正——很多人都开始后悔,自己先前没能跟着党中央一起从上海转移走,以至于只能继续在这里受活罪。如果能够到苏区去的话,某某人可能就不会过劳死了……就算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而战死沙场,至少也要比窝窝囊囊地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活活累死要强……
……好吧,确实,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因为财富太多、需求不足而陷入大萧条之时,公有制的苏联却可以在无视利润的情况下,不断地扩大生产。因为在公有制之下,企业在造出产品之后可能为任何原因发愁,比如质量、款式、功能等等——粗大黑硬的苏联货在这些方面确实都很糟糕——但最起码绝不会因为而造多了发愁:大不了直接当福利分配给老百姓,反正不必计较利润。这种做法或许会浪费资源,或许不符合市场规律……但就是可以分配掉产品,不会因为生产出太多的东西而陷入经济危机——这使得苏联的工业实力每过五六年就能翻一番,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在不断地把工厂废弃……就在这西方世界衰败萧瑟、哀鸿遍野的悲催年代里,苏联却逆流而上,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因此,跟大萧条时代几百万无业盲流跟蝗虫似的一个州一个州乱转,七千万人吃了上顿没下顿,退役老兵在华盛顿被屠杀的美国相比,苏联公民在计划经济之下享受的配给制生活供应,怎么看都算是非常幸福了。而若是跟如今烽火连天,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中国相比,如今人人都有工作,有饭吃——即使饭菜比较差,但别忘了此时的中国不晓得多少人没饭吃呢——的苏联,更是绝对称得上人间天堂。
——此时的乌克兰大饥荒早已结束,苏联公民每天都有六百到八百克的面包定量配给,比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强多了。至于传说中无比可怕的大清洗则还没有开始,基洛夫同志还活得好好的呢。
但是,如今的各个红军根据地……就算不考虑敌人围剿的问题,也绝对不是适合这些人生存的地方。
“……咳咳,虽然很不想打击你们的革命积极性。但为了防止你们因此而吃亏,我还是实话实说吧!”
王秋挠了挠鼻子,开口说道。“……当初没有跟着党中央一起撤到苏区,对于你们个人来说,或许还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否则的话,以你们如此复杂的出身成分,恐怕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成为肃反对象……”
——————————————————————
——肃反、整风、文革……在**的党史上,这是三个既让人厌恶反感,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名词。
而在这三者之中。**早期的肃反显得尤为疯狂、血腥和残酷——有位刻薄的右翼知识分子,曾经颇为精辟地总结说:肃反的核心是杀人;整风的核心是洗脑;文革的核心是整人。
由此可见,如果说整风算是严厉的教育。文革算是有点过激的文斗,基本只是精神上挨整,没有从**上消灭——忍受不了凌辱而自杀则是另一回事……那么肃反就是屠杀了,简直可以用草菅人命来形容:
——怀疑。酷刑。屈打成招,胡乱咬人,再把被供出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招出更多的人,再抓更多的人来严刑拷打……如同传销一样,下线越来越多,内奸越抓越多。许多人明知不交代是死,交代了也是死。但由于实在是忍受不了极其残酷的肉刑折磨,只求快死。于是便无奈认罪并胡乱咬出别人。
因此,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得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
既然后果如此严重,**早期为什么要肃反?要用疯狂砍杀自己同志的办法来维护“党的纯洁性”?
这里面主要有三层原因:
第一,当时红军草创,指挥系统紊乱,党政军系统的成分全都十分复杂,其中确实是混进去了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在围剿战争之中,红军和游击队的据点,常常被告密失守,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或参加过拥军支前,甚至参加过助耕队的农民,也常被叛徒告发而遭受杀身之祸。
另外,随着“清剿”的深入,国民党为了“斩草除根”,预防**回来再设据点,派出了一些特务潜伏“匪区”,给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增添了困难。比如说,张国焘就在鄂豫皖根据地破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计划是要伪装成伤兵混入红军后方,爆破红军的战地医院,还得到了另外一些内奸的配合。
——坚固的堡垒多半是从内部攻克的,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和随时笼罩的死亡阴影,使得早期的红军多次发生叛变、逃亡事件,给部队和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严重损失。
而极度严峻的战争形势,更是大大加强了红军领导者的忧患意识。因此,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彻底排查清理队伍自身,就成为了许多领导人的第一选择,肃反这种特殊斗争形式也就出现了……
所以说,肃反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罗织罪状,而是有着一定事实依据的。
第二、早期**还很不成熟,不知道党内斗争要留有余地。加之很多品行不好的领导干部在执行肃反任务时趁机铲除异己,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从而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很多出身白军的干部在被杀时旧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理由只是他们立场不坚定,杀了保险……更别提在有的根据地里,居然是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主持肃反……最终折腾出个什么局面,自然可想而知。
第三、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内部的派系斗争,而**也不例外——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中央依然滞留在上海,跟散布在各处穷乡僻壤的红色根据地长期脱节,让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了无数的矛盾和冲突:地方红军认为从中央空降下来的特派员在瞎指挥乱弹琴;党中央也因为地方红军的公然违令而暴跳如雷……于是就互相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者,使得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
更要命的是,这种做法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再加上无数人趁机公报私仇、滥用职权……闹到最后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根本说不清楚谁是谁非,而躺着中枪的小人物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对于这些出身背景复杂的菜鸟地下党而言,肃反时期的苏区说不定会比白色恐怖的上海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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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了诸位“未来同志”对苏区肃反的描述,再结合之前隐约听到的一些不好传闻,还有国民党当局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诽谤”的公开宣传……诸位原本对“无产阶级天堂”充满美好遐想的地下党人,一时间不由得大为沮丧。颇有些理想幻灭的绝望感。
倒是刚刚从顾曼莎家里赶过来的胡德兴总政委,对这事看得很开:革命都是这样的,法国人在十八世纪末玩革命的时候。不也是一样的党同伐异,杀得个人头滚滚、天翻地覆?而苏俄革命似乎也同样如此——没看到“红军之父”托洛斯基如今落到了个什么下场?只有对自己够狠,才能对敌人更狠啊!
“……同志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国!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斗争。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你们在工厂里,在村子里,难道就没有遇到过拉帮结派的情况?我们的党也是由凡夫俗子组成的,也一样有打击报复,有勾心斗角,有吃里扒外,有栽赃陷害。不管哪朝哪代的官场都是如此……真以为只要喊一声同志,人家就把你当成‘无产阶级兄弟’来照顾了?口号归口号。现实归现实啊!”
而王秋等人也赶紧改了口吻,宣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困难,就怀疑、退缩和放弃……”然后又表示**搞肃反弄得这么夸张,也是跟国民党这个坏典型学到的错误思想——当初他们搞清党分共,“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可是一口气就冤杀了几十万的自己人。之后的各类冤案也是层出不穷,经常有人因为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被硬是扣上了“共匪”的头衔。
比如说,在如今的海南岛上,就有个黎族的奴隶主大少爷,论阶级出身那真是反动的没话说,论思想也谈不上进步,但因为得罪了人的缘故,却硬是被国民党扣上了共匪的帽子,先是干掉了他的老爹,然后又把他的寨子当成红军根据地来围剿……到了这一步,这位大少爷就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按照我们的那个历史,这个‘红色奴隶主’将要被一直围剿1943年冬天,也就是九年之后,才会跟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头。而在此之前嘛……这世上有‘无产阶级奴隶主’这样奇怪的东西吗?”
王秋摊了摊手,对听得发愣的诸位地下党如是说——论起比烂大计,国民党可是甩开咱们十条街呐!
——早期的红军之中,确实有很多人并不认同**理想,甚至是属于思想极为顽固腐朽的反对派,但却让当权的仇家给栽赃陷害“被共党”了,这才不得不上山扛起了红旗……据说有好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红色根据地”,最初都是这样被国民党给人为炮制出来的,说是为渊驱鱼、火上浇油也不为过。
但是,等到这帮极不可靠的家伙们打起了红旗之后,就该轮到**方面感到头痛了……
最后,杨教授说了这样一段总结的话:
“……同志们,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你们之所以投身革命,也是因为你们自己想要拯救中国……既然如此,又何必因为其他革命者的错误而动摇呢?”
——初生的红色政党固然并不完美,但是除此之外,也确实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
接下来,在注射了链霉素之后的第二天,顾曼莎就清醒了过来。似乎是因为抗生素在这个时代从未被用过、疗效特别好的缘故,之后又过了两个礼拜,她居然已经基本康复了。
与此同时,王秋等人却是被萧瑟女士给逼迫得没办法,只得捏着鼻子踏上了寻找“北京人”化石的旅途……而之前白拿了许多经费的胡总政委,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说是自己曾经在北平待过几年,地头熟,人脉广,能帮得上忙,于是也带着几个失业的地下党和刚康复的女弟子顾曼莎,跟着王秋等人一起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