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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六章 宋和
王狗儿作为一个无家无后的太监，在一个更加合法的朝廷里做了二十几年宦官，现在又身居掌印之职，很容易揣测他的心思，恐怕已经不想做卧底了。
他没法摆脱建文的控制，最大的顾虑应该是建文帝掌握着反制措施。双方一旦闹翻，这边极可能将王狗儿的底细公诸于世；因为王狗儿起初是从建文宫里挑选出来的人，可能还有一些真凭实据握在建文的人手里。就算这些凭据因为时间太久无法准确证明他的身份，但王狗儿作为宣德帝身边的重要人物，甚至关系到皇帝本人的人身安全，信任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一旦他真正让宣德帝产生了怀疑，下场也是灾难性的。
可见如果一个人的背叛行为没有相应的代价和威慑，可信度就会很低。
张宁思虑了稍许，便用寻常那种口齿清楚但语速较快的说话方式开口道：“王狗儿这个人因为身份关系对我们的价值非常之大，但是要拉拢他有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不容易与他联络上，就假设母妃身边某个近侍是别人的细作，身居内侍省，外人要见您的人很难有途径……”
姚姬笑道：“我身边可不会有王狗儿这样的人。”
只是假设类比而已。张宁继续道：“其二，王狗儿之所以没有完全投靠宣德皇帝，是忌惮建文君的人握有他的把柄。而咱们虽然知道他的身份，却完全无法威胁，宣德帝还没有昏庸到仅凭造谣毫无凭据就怀疑自己重用的大太监的程度；毕竟王狗儿还算在上层有名的人，要针对他造谣过于容易。”
姚姬不置可否地看着他。能把阴谋诡计说得如此有条理、并且堂而皇之，多半是只有男人才能表现出来的效果，这和姚姬经历的宫廷阴谋全然不同的感觉；张宁的表情神态和声音让她想起一种东西阳刚之气。或许是她身边缺乏异性太久的缘故，对于这种别样的气息分外敏感。
他见姚姬没有说话，便又说：“第一个困难要小一点，要见一个不容易见的人，只要等待到恰当的机会还是有可能的。但如何让他为我所用，却很难办到……不过我想起一件事来，永乐帝驾崩，隐情中可能与投毒有关，真相是什么？真的是王狗儿受致使对永乐帝下毒所致么？”
姚姬轻轻摇头：“此事我也不能确定。不过当年建文诸臣几番设计刺杀‘燕王’，倒是确有其事的，前面几次都没成功，暴露后受牵连而死的很多。最后燕王在北征途中暴毙，却没有人能说清原因。”
张宁道：“或许咱们可以派人通过此事做文章，试一试，看王狗儿会不会中招。”
姚姬很快说道：“派桃花仙子去罢，她应该是最可能办成此事的人。”
张宁心下一想，桃花仙子不仅是知道很多内情的人，和杨士奇的养女罗幺娘也认识，说不定到了扬州后还能得到罗幺娘的帮助，如果罗幺娘现在在杨士奇身边到了扬州的话。只是派女人、特别是他知道对自己有情意的女人去干这种危险的差事，张宁从情感上是有些抵触的。
不过桃花仙子本来就擅长此道的妇人，她也不止一次做细作刺客一类的事；除她之外，也很难有适合的人，毕竟有些机密内情不是谁都知道的、也不能随意与人说，但不知内情者无法办此事。
张宁不再犹豫，立刻就赞成了姚姬的推荐。
一件张宁和姚姬都达成一致的事，决定之后就可以马上实办了。姚姬说：“桃花仙子现在就在王宫时，我派人把她叫过来。”
等桃花仙子被召来见面，张宁又把一些可能对她办差有用的事讲述了一遍。包含当年的“香灰案”实情，还有一些人脉关系，王狗儿手下的另一个掌权太监王振、罗幺娘等人。
通过锦衣卫南镇抚司佥事陆尚书调查江西这件事是非常容易的，锦衣卫军官在地方上行事有特权，几乎什么都有权限查。于是很快就有密奏回禀到了扬州。
虽然大明朝廷的官僚体系以文案和法令程序作为运作模式，相对很呆板，但是锦衣卫的存在让皇帝的耳目触手更加灵活了，保密性也很高……只不过王狗儿这个人物的存在让此间出现了极大的漏洞。
司礼监掌印目前同时提督东厂。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是性质类似的机构，东厂是无法绕过宫廷司礼监的，锦衣卫也很难摆脱其影响；自永乐时期开始，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明朝皇帝意识到了宦官这个群体对政权稳定的天然优势，有意识地在逐步培养和增强宦官集团，太监受到皇帝亲睐，锦衣卫就会因此落下风，受制于司礼监。所以厂卫的秘密想王狗儿不知情，是几乎不可能的。
胡滢派出的家臣查出的东西是私人的，不足为大政谋略的凭据，此次锦衣卫的人复核确认了前期消息的真伪。除此之外，南镇抚司送来的一份特别重要的东西引起了杨荣等人的高度重视。
一份由宋和亲笔拟定颁布的叛军法令。
法令包括军政民和舆情等诸多方面，洋洋洒洒十几条内容。其中有严令军队扰民违反者无论身份高低一律同罪，安抚百姓进行正常生活，揭发当地官吏横征暴敛贪污不法鱼肉百姓的罪恶，挑选道德高尚的士人做官等内容。法令用简单直白的文字写成，毫无文言文的用辞。
当然这份东西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它的人宋和。宋和何许人？建文朝的进士天子门生，“靖难之役”后不知所踪，传言是跟着建文父子跑掉了；他是朝廷追查的重要对象之一。
杨荣当着胡滢和杨四海等人的面说：“目前最要紧的事，得马上派人回京在内阁库房中找到当年宋和的字迹，予以对照真伪。宋和中过进士，在文渊阁库房（后来的西库）中肯定有存档卷宗，就算他当年的殿试文章原本都应该找得出来。”大明朝本质上是文官治国，各种案牍制度已相当成熟，所以就算过去二十多年的东西也有存档。连当年太祖时期用玺签发的圣旨政令全都有副本存放。
胡滢以为然，出谋划策道：“杨公虽然是内阁阁臣、文渊阁大学士，如果亲自回京，是有权力查文渊阁库房的档案的。不过要离开行宫，得先面圣才是。咱们谋划的事可以向皇上先行奏报，不过尚未完善之前，可请皇上搁置暂不告诉朝廷大臣……”
杨荣心里清楚，胡滢提到的“暂不告诉朝廷大臣”中的大臣主要指杨士奇。为了保密性，杨士奇显然已经被他们排斥在这件事的圈子之外；不过大家哪怕在私下里谈论，也只能通过暗示，不敢直接“诬陷”杨士奇。因为杨士奇现在还做着内阁首辅。
内阁建立于太祖年间，一开始只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品级低且无实权。但是宣德皇帝登基后，立志逐渐重塑更加合理完善的权力格局，首开阁臣兼任尚书部堂的先例，阁臣的权力自此极大地上升；明朝无宰相，但内阁阁臣很多时期比宰相权力大……
历代宰相一般只有决策权；但明朝阁臣既参与制定国家大政的决策，又同时通过掌控六部直接拥有执行权。（按照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明朝太祖初期也有中书省，相当于宰相。）少数几个人既参与决策、又掌握执行程序是什么状况？一句话便是，几个人在皇帝跟前商量一下帝国事务该怎么怎么办，然后散会就可以各自去办了，几乎没人能管到他们。这也是明朝背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名声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杨士奇作为宣德皇帝的内阁首辅，是位极人臣的地位，只要他一天在位置上，什么虫虫马马的官僚哪敢轻易说他的好歹？
不过因为杨士奇不幸曾经和湖广大匪湘王交情非浅，明显如今在皇帝和朝臣心中的地位下降。只是因为没有一点证据证明杨士奇和张宁还有关系，宣德帝朱瞻基暂时并不想动杨士奇这样的重要人物。权力中枢的成员稳定、是一个政权成熟的标志之一，宣德帝深谙其中之道，他不是个胡来的政治家。于此相比，后来的崇祯帝一朝十几年换了五十多个内阁大臣，其糟糕的程度可见一斑。
……杨荣等人商量了一番，分工合作。由杨荣亲自去见皇帝，然后赶回京师到文渊阁库房查档，寻找证据；胡滢留在扬州“行在”衙门，负责与锦衣卫南镇抚司保持联络，掌握和谋划此事的进一步发展。
而就在这时，年轻的杨四海再次提出了大胆而具有想象力的假设：“江西谋反的人既然能得到宋和这等人物在左右，必非寻常。建文在武昌；又不可能是张宁的人。那么叛军打着建文太子的旗号就极可能是真的。
我们认为湘王一党和建文及其太子有隙，那建文太子起兵失败后，下官认为正是湘王铲除隐患的一个绝好机会。建文太子去了哪里？或许他是不是已经被湘王密谋害死了？”
第三百六十六章 宋和
王狗儿作为一个无家无后的太监，在一个更加合法的朝廷里做了二十几年宦官，现在又身居掌印之职，很容易揣测他的心思，恐怕已经不想做卧底了。
他没法摆脱建文的控制，最大的顾虑应该是建文帝掌握着反制措施。双方一旦闹翻，这边极可能将王狗儿的底细公诸于世；因为王狗儿起初是从建文宫里挑选出来的人，可能还有一些真凭实据握在建文的人手里。就算这些凭据因为时间太久无法准确证明他的身份，但王狗儿作为宣德帝身边的重要人物，甚至关系到皇帝本人的人身安全，信任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一旦他真正让宣德帝产生了怀疑，下场也是灾难性的。
可见如果一个人的背叛行为没有相应的代价和威慑，可信度就会很低。
张宁思虑了稍许，便用寻常那种口齿清楚但语速较快的说话方式开口道：“王狗儿这个人因为身份关系对我们的价值非常之大，但是要拉拢他有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不容易与他联络上，就假设母妃身边某个近侍是别人的细作，身居内侍省，外人要见您的人很难有途径……”
姚姬笑道：“我身边可不会有王狗儿这样的人。”
只是假设类比而已。张宁继续道：“其二，王狗儿之所以没有完全投靠宣德皇帝，是忌惮建文君的人握有他的把柄。而咱们虽然知道他的身份，却完全无法威胁，宣德帝还没有昏庸到仅凭造谣毫无凭据就怀疑自己重用的大太监的程度；毕竟王狗儿还算在上层有名的人，要针对他造谣过于容易。”
姚姬不置可否地看着他。能把阴谋诡计说得如此有条理、并且堂而皇之，多半是只有男人才能表现出来的效果，这和姚姬经历的宫廷阴谋全然不同的感觉；张宁的表情神态和声音让她想起一种东西阳刚之气。或许是她身边缺乏异性太久的缘故，对于这种别样的气息分外敏感。
他见姚姬没有说话，便又说：“第一个困难要小一点，要见一个不容易见的人，只要等待到恰当的机会还是有可能的。但如何让他为我所用，却很难办到……不过我想起一件事来，永乐帝驾崩，隐情中可能与投毒有关，真相是什么？真的是王狗儿受致使对永乐帝下毒所致么？”
姚姬轻轻摇头：“此事我也不能确定。不过当年建文诸臣几番设计刺杀‘燕王’，倒是确有其事的，前面几次都没成功，暴露后受牵连而死的很多。最后燕王在北征途中暴毙，却没有人能说清原因。”
张宁道：“或许咱们可以派人通过此事做文章，试一试，看王狗儿会不会中招。”
姚姬很快说道：“派桃花仙子去罢，她应该是最可能办成此事的人。”
张宁心下一想，桃花仙子不仅是知道很多内情的人，和杨士奇的养女罗幺娘也认识，说不定到了扬州后还能得到罗幺娘的帮助，如果罗幺娘现在在杨士奇身边到了扬州的话。只是派女人、特别是他知道对自己有情意的女人去干这种危险的差事，张宁从情感上是有些抵触的。
不过桃花仙子本来就擅长此道的妇人，她也不止一次做细作刺客一类的事；除她之外，也很难有适合的人，毕竟有些机密内情不是谁都知道的、也不能随意与人说，但不知内情者无法办此事。
张宁不再犹豫，立刻就赞成了姚姬的推荐。
一件张宁和姚姬都达成一致的事，决定之后就可以马上实办了。姚姬说：“桃花仙子现在就在王宫时，我派人把她叫过来。”
等桃花仙子被召来见面，张宁又把一些可能对她办差有用的事讲述了一遍。包含当年的“香灰案”实情，还有一些人脉关系，王狗儿手下的另一个掌权太监王振、罗幺娘等人。
通过锦衣卫南镇抚司佥事陆尚书调查江西这件事是非常容易的，锦衣卫军官在地方上行事有特权，几乎什么都有权限查。于是很快就有密奏回禀到了扬州。
虽然大明朝廷的官僚体系以文案和法令程序作为运作模式，相对很呆板，但是锦衣卫的存在让皇帝的耳目触手更加灵活了，保密性也很高……只不过王狗儿这个人物的存在让此间出现了极大的漏洞。
司礼监掌印目前同时提督东厂。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是性质类似的机构，东厂是无法绕过宫廷司礼监的，锦衣卫也很难摆脱其影响；自永乐时期开始，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明朝皇帝意识到了宦官这个群体对政权稳定的天然优势，有意识地在逐步培养和增强宦官集团，太监受到皇帝亲睐，锦衣卫就会因此落下风，受制于司礼监。所以厂卫的秘密想王狗儿不知情，是几乎不可能的。
胡滢派出的家臣查出的东西是私人的，不足为大政谋略的凭据，此次锦衣卫的人复核确认了前期消息的真伪。除此之外，南镇抚司送来的一份特别重要的东西引起了杨荣等人的高度重视。
一份由宋和亲笔拟定颁布的叛军法令。
法令包括军政民和舆情等诸多方面，洋洋洒洒十几条内容。其中有严令军队扰民违反者无论身份高低一律同罪，安抚百姓进行正常生活，揭发当地官吏横征暴敛贪污不法鱼肉百姓的罪恶，挑选道德高尚的士人做官等内容。法令用简单直白的文字写成，毫无文言文的用辞。
当然这份东西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它的人宋和。宋和何许人？建文朝的进士天子门生，“靖难之役”后不知所踪，传言是跟着建文父子跑掉了；他是朝廷追查的重要对象之一。
杨荣当着胡滢和杨四海等人的面说：“目前最要紧的事，得马上派人回京在内阁库房中找到当年宋和的字迹，予以对照真伪。宋和中过进士，在文渊阁库房（后来的西库）中肯定有存档卷宗，就算他当年的殿试文章原本都应该找得出来。”大明朝本质上是文官治国，各种案牍制度已相当成熟，所以就算过去二十多年的东西也有存档。连当年太祖时期用玺签发的圣旨政令全都有副本存放。
胡滢以为然，出谋划策道：“杨公虽然是内阁阁臣、文渊阁大学士，如果亲自回京，是有权力查文渊阁库房的档案的。不过要离开行宫，得先面圣才是。咱们谋划的事可以向皇上先行奏报，不过尚未完善之前，可请皇上搁置暂不告诉朝廷大臣……”
杨荣心里清楚，胡滢提到的“暂不告诉朝廷大臣”中的大臣主要指杨士奇。为了保密性，杨士奇显然已经被他们排斥在这件事的圈子之外；不过大家哪怕在私下里谈论，也只能通过暗示，不敢直接“诬陷”杨士奇。因为杨士奇现在还做着内阁首辅。
内阁建立于太祖年间，一开始只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品级低且无实权。但是宣德皇帝登基后，立志逐渐重塑更加合理完善的权力格局，首开阁臣兼任尚书部堂的先例，阁臣的权力自此极大地上升；明朝无宰相，但内阁阁臣很多时期比宰相权力大……
历代宰相一般只有决策权；但明朝阁臣既参与制定国家大政的决策，又同时通过掌控六部直接拥有执行权。（按照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明朝太祖初期也有中书省，相当于宰相。）少数几个人既参与决策、又掌握执行程序是什么状况？一句话便是，几个人在皇帝跟前商量一下帝国事务该怎么怎么办，然后散会就可以各自去办了，几乎没人能管到他们。这也是明朝背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名声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杨士奇作为宣德皇帝的内阁首辅，是位极人臣的地位，只要他一天在位置上，什么虫虫马马的官僚哪敢轻易说他的好歹？
不过因为杨士奇不幸曾经和湖广大匪湘王交情非浅，明显如今在皇帝和朝臣心中的地位下降。只是因为没有一点证据证明杨士奇和张宁还有关系，宣德帝朱瞻基暂时并不想动杨士奇这样的重要人物。权力中枢的成员稳定、是一个政权成熟的标志之一，宣德帝深谙其中之道，他不是个胡来的政治家。于此相比，后来的崇祯帝一朝十几年换了五十多个内阁大臣，其糟糕的程度可见一斑。
……杨荣等人商量了一番，分工合作。由杨荣亲自去见皇帝，然后赶回京师到文渊阁库房查档，寻找证据；胡滢留在扬州“行在”衙门，负责与锦衣卫南镇抚司保持联络，掌握和谋划此事的进一步发展。
而就在这时，年轻的杨四海再次提出了大胆而具有想象力的假设：“江西谋反的人既然能得到宋和这等人物在左右，必非寻常。建文在武昌；又不可能是张宁的人。那么叛军打着建文太子的旗号就极可能是真的。
我们认为湘王一党和建文及其太子有隙，那建文太子起兵失败后，下官认为正是湘王铲除隐患的一个绝好机会。建文太子去了哪里？或许他是不是已经被湘王密谋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