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二扣是我的邻居，原名叫什么我已忘了，全村人除了他父母，应该没有人会记得，包括他的兄弟姐妹。也有人叫他陈二狗，至于是二扣还是二狗，至今我也没有分得清。
我父亲和他是不远不近的表兄弟，我曾问过我父亲陈二扣的大名，父亲支吾了半天，最后呵斥的回了我一句：管那么多干嘛？你叫他二扣爷就行，他们都这么叫。
是的，他们都这么叫，全村老少，不管是谁，村东头的娃娃，村西头的老人，村南头的妇女，村北头的男子。
一、
二扣爷的家立在我家老宅的西边，两间房子，一间瓦房，另一间是土屋。
瓦房坐北朝南当作堂屋，墙体斑驳的呈现黑灰色，分为两个房间，里面那间作为卧室。外面的房间只放了两张凳子，一张桌子，旧旧的，摆在不平的地面上不断的响。如果不是墙体裸露的红砖头，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砖头砌成再糊上水泥的瓦房。
这间瓦房什么时候盖的，没人有印象，从我家方向望去，整面墙上都是缝缝补补，分布的裂痕还未修缮，便添新伤，很深很厚，像垂暮老人干瘪手臂上裸露凸起的青筋。
另一间土屋作为厨房，厨房是好听的叫法，其实就是一口泥土堆砌的锅灶，一杆烟囱从屋内伸到屋顶，偶尔寂寥的冒出几缕炊烟，应付着做饭的时辰，有时是早晨，有时是傍晚。多余的地方摆放着一些杂物和破旧废品。
外墙上挂着稻草，用来挡雨，避免被雨水侵蚀冲刷。每到梅雨季节，时间长了，雨水附在稻草上很难干，便是一股子腐烂的味道，再次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尿黄色的雨水，浸湿了脚要痒上好几天。
二、
二扣爷他们家一共六个兄弟姐妹，三男三女，他排行老二。
他是个瘸子，右腿发育畸形，如果把正常脚掌朝向称为90度的话，那么他的脚掌足足外翻180度有余。走路的时候右肩下倾，背微微佝偻，用右手扶着腿提力往前迈。右腿前迈的过程中，身型回正或略微往左，靠着惯性把腿往前甩，右腿不能受力，所以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左脚再迈出去，脚步落地的声音分别像两行单调的音节，“嗵——啪“。
从他后面望去，像极了一个企鹅，笨拙但不可爱。步伐像一个书法家在书写一个个极其繁琐的字，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尽善尽美的憋出一个个笔锋。
我见过的他，一年四季就两身衣服，冬春着棉袄，夏秋穿短袖。棉袄青色，短袖白色，越洗越白的布料或臃肿或单薄的敷在他身上，衣服上的补丁就像时间开的枪留下的弹孔，肩膀、胸口、肚子上都是伤。他还是有值得让我欣赏他的地方，每一个补丁的线脚规规矩矩，有条不紊，这些在他看来仿佛不是负担，而是值得炫耀的一门技术。
他有一辆不完整的自行车，也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生了锈的车架子，瘪了的轮胎，如果不是那两个轮毂是圆的，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曾经是一辆自行车。
后来的好一段时间，我常常看到他坐在门槛上，用砂纸摩擦着车架，抑或屋前屋后挪动，煞有介事的样子。就连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肯抬头看我一眼，就从嘴里冒出一句“有事”便不再理我。
夏季的夜来的总是很迟，像有一个刮大白的人守在门口，左一撇，右一捺不让任何杂质混进去，硬生生的将白天拉长了。黑夜从不敢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来，夜色悄悄地溜向墙角，窗台，树根，最后蒙上人们的眼睛，但都被聒噪的蝉鸣声给吓退了，束手束脚的一点都不坦荡。晚风将我的书翻页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做作业。
“咳咳～”
是他来了，这一声好像痰哽在咽喉要断气的咳嗽是他特有的信号。二扣爷的身型在我身边转了好几圈，车胎滚在水泥地面的软和声，轻盈欢快有章法。我讶异他今天为何变得如此敏捷？
“看，帅不帅？”一辆咯吱咯吱的自行车在他屁股下面生龙活虎，散发着千锤百炼的金属钝感。
他骑自行车的方式很特别，屁股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扶着扶手，瘸了的腿搭着脚踏板，另一条腿坐支撑往后使劲，慢慢的前进，与其说是在骑车，倒不如说是在划车来的贴切，而且是独木的“桨”。
那个年纪本来就特别厌恶做功课，在为我的作业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特别恶心他那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
“你去别的地方显摆行不行？别打扰他做作业！”
我还没来得及揶揄他，就在我妈一声咆哮下，他摆动不协调的身体，夹着自行车灰溜溜的跑掉了。回过头给我扔下一句话，好好做作业，一会带你去兜风。
我可不敢坐他的车，不仅担心车的质量，更担心他的腿。相对的我还是挺羡慕他的。毕竟那时候他比我自由，达成愿望的速度比我快。
三、
农村闲暇时间较多，除了春种秋收忙碌一阵子之外，其他的时间都用来家长里短串门了。他们所有的故事基本剧情不尽相同，只不过主角从今天的张家变成了明天的李家，如此循环往复，不打折扣。
当然很多时候，对于主角是二扣爷的故事，其他人不约而同的成了盟友，共同议论讨伐他。
二扣爷不喜欢串门，所以抛头露面的机会很少。除了他是我邻居之外，其他人应该很少能见到他。他有一门祖传的手艺——剃头。这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其他几个儿女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下，对这种谋生手段嗤之以鼻，只有他坚持了下来。
每天鸡鸣的时候天蒙蒙亮，我还在床上就听到自行车转动的声音，他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兴致盎然的出门，去别的村子走家串巷的上门给人剃头。当夜色已经覆盖家家户户他才回来，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我的名字，扔给我一些吃的，有的时候是一块糖，有的时候是一袋萝卜干，然后头也不回的径直“划”回家去。
年少的人谁能受得了零食的诱惑嘛，所以我也养成了听音识人的特殊技能，专对与他的脚步和自行车。每个傍晚，我都坐在门槛上，静静地等着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像被捉了魂似的跑到院子门口等他，等心仪的惊喜。虽不多说一句话，但明白彼此的心思，像做了一场盛大的交易仪式。
我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些惊喜，我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享用了。
四、
在麻将还没像现在风靡的时候，有一种叫“小牌”的赌博用具，跟麻将差不多，只是它是长条状的印刷物，上面有“花”“条”、“筒”、“萬”，一到九排列。这样的东西也给大家打发时间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式。与赌于乐。
赌徒心态永远是人的劣根性，什么都想搏一搏，但对于十赌九输的结果全部归结于运气。二扣爷也不例外。
自打那以后，他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变得愈加频繁，而早晨听到自行车声音的机会越来越少。原本一天一个惊喜变成了三天、五天，最后到消失不见。
大家很乐于跟他玩牌，因为他总是输，输了以后不服气，借钱还是输。偶尔赢了一次，经过我家门口的脚步声都变得轻快，昂首挺胸，走路带风。若是输了，无论看到谁，眼皮都不抬一下，脚步沉重的像背负了一座大山，慢慢的往家里挪。
越输越借，越借越输，大家都不愿意在跟他玩牌，不是因为没乐趣，而是因为他还不起。大家都借此嘲笑他，他总是谄媚的笑“不打紧，不打紧，这里还有还有……”，用手拍一拍上衣干瘪的口袋，声音慢慢的低了下去。
五、
再后来，国家政府下放扶贫政策，他理所当然的被列为扶贫对象之一，每个季度400块钱的济困金。从此他的腰杆又挺起来了，可大家玩牌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带他，没人告诉他理由。他只好悻悻的站在圈外，指指点点，替出错牌的人惋惜，“你这个猪脑子，这个牌能打输了？”、“啧啧啧，是个人也知道应该出这张啊！”……捶胸顿足的样子像懊悔自己输了钱一样。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上高中了，某个周末休息日，熟悉的声音又传来，在玩牌的大家都被他吸引了，他牵了个女人招摇过市的从我们视线里经过。那女人衣衫破烂、披头散发，眼神躲躲闪闪，嘴巴一直没停，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是个疯女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是捡的，有的说是偷的，有的说是买的。
大家都没有证据，但不知道谁说的什么，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得出统一结论：他把这个疯女人带回家做老婆，花了500块钱。
繁衍后代的效率在二扣爷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很快那个疯女人怀孕了，生了个女儿。从那以后，他又重新拾起丢弃已久的手艺，重新早出晚归，只不过步伐更加频繁，只不过再也未给我扔过零食。
我曾经专门在院子门口等过他，我们对视了一下，他接触到我的目光之后，立刻撇过头，欲言又止的样子特别笨拙，急匆匆的回家去了。
他女儿从出生，爬行，走路到长大，完全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家庭发展步骤按部就班的进行，从此大家又多了一个调侃他的话题，“二扣爷现在幸福的哇，家庭美满哩，等闺女长大了给你买饭吃……”。
“闺女都是嫁出去的水，我还要生个儿子。”每每这么调侃，他都是这么骄傲的回答，丝毫不能体会大家的嘲讽的含义。
当她闺女六岁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学，离开家就很难回家了。也只有春节的时候，听到质朴的乡音说了不痛不痒的问候。
也是回了家才知道，那一年的农忙时节，因为无人照料，二扣爷的闺女溺水而亡。
听我父亲说，二扣爷当天没有掉一滴泪，老狗似的瘫坐在尸体旁边，使劲的对着冰凉的尸体扇巴掌，破口大骂孩子不争气，不听话，骂骂咧咧的像极了一个哑火的鞭炮。疯了的妻子站在边上痴痴的笑着，嘴里嘟囔着大家依旧听不懂的话。
孩子夭折，不会举行任何仪式，大家安慰几句之后便三三两两的散去。当天晚上，有人看到二扣爷背着一小床被子，歪歪扭扭的向村西头的坟场移动。不一会，一束小小的火光幽幽地亮起。
第二天再见二扣爷的时候，他依旧在哼小调，依旧是那个不着调的曲子，只是音节被拉长，只是声音变得嘶哑，沧桑。
六、
后来的春节，我和一个儿时的玩伴帮他贴春联，秋风扫落叶般的贴完所有能贴的地方，我们两个飞也似的快步离开，他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坐一坐喝杯茶，我们互相对视一眼，考虑到他的屋里的妻子和环境，婉言谢绝了。他似乎察觉出我们的心思，讪讪地笑了笑，嘟囔了一句：这大过年的，也不歇一歇。
等到走到我们认为的安全距离，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和他的屋子，除了那一点春联透出的红能看得出一点喜庆之外，还是那样的黑灰色的墙，摇摇欲坠的附着稻草的土屋旁，更加佝偻蹒跚的背影。
我自言自语一句：陈二狗好像老了。
连我私底下在人前都大言不惭的叫他陈二狗。
我父亲和他是不远不近的表兄弟，我曾问过我父亲陈二扣的大名，父亲支吾了半天，最后呵斥的回了我一句：管那么多干嘛？你叫他二扣爷就行，他们都这么叫。
是的，他们都这么叫，全村老少，不管是谁，村东头的娃娃，村西头的老人，村南头的妇女，村北头的男子。
一、
二扣爷的家立在我家老宅的西边，两间房子，一间瓦房，另一间是土屋。
瓦房坐北朝南当作堂屋，墙体斑驳的呈现黑灰色，分为两个房间，里面那间作为卧室。外面的房间只放了两张凳子，一张桌子，旧旧的，摆在不平的地面上不断的响。如果不是墙体裸露的红砖头，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砖头砌成再糊上水泥的瓦房。
这间瓦房什么时候盖的，没人有印象，从我家方向望去，整面墙上都是缝缝补补，分布的裂痕还未修缮，便添新伤，很深很厚，像垂暮老人干瘪手臂上裸露凸起的青筋。
另一间土屋作为厨房，厨房是好听的叫法，其实就是一口泥土堆砌的锅灶，一杆烟囱从屋内伸到屋顶，偶尔寂寥的冒出几缕炊烟，应付着做饭的时辰，有时是早晨，有时是傍晚。多余的地方摆放着一些杂物和破旧废品。
外墙上挂着稻草，用来挡雨，避免被雨水侵蚀冲刷。每到梅雨季节，时间长了，雨水附在稻草上很难干，便是一股子腐烂的味道，再次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尿黄色的雨水，浸湿了脚要痒上好几天。
二、
二扣爷他们家一共六个兄弟姐妹，三男三女，他排行老二。
他是个瘸子，右腿发育畸形，如果把正常脚掌朝向称为90度的话，那么他的脚掌足足外翻180度有余。走路的时候右肩下倾，背微微佝偻，用右手扶着腿提力往前迈。右腿前迈的过程中，身型回正或略微往左，靠着惯性把腿往前甩，右腿不能受力，所以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左脚再迈出去，脚步落地的声音分别像两行单调的音节，“嗵——啪“。
从他后面望去，像极了一个企鹅，笨拙但不可爱。步伐像一个书法家在书写一个个极其繁琐的字，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尽善尽美的憋出一个个笔锋。
我见过的他，一年四季就两身衣服，冬春着棉袄，夏秋穿短袖。棉袄青色，短袖白色，越洗越白的布料或臃肿或单薄的敷在他身上，衣服上的补丁就像时间开的枪留下的弹孔，肩膀、胸口、肚子上都是伤。他还是有值得让我欣赏他的地方，每一个补丁的线脚规规矩矩，有条不紊，这些在他看来仿佛不是负担，而是值得炫耀的一门技术。
他有一辆不完整的自行车，也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生了锈的车架子，瘪了的轮胎，如果不是那两个轮毂是圆的，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曾经是一辆自行车。
后来的好一段时间，我常常看到他坐在门槛上，用砂纸摩擦着车架，抑或屋前屋后挪动，煞有介事的样子。就连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肯抬头看我一眼，就从嘴里冒出一句“有事”便不再理我。
夏季的夜来的总是很迟，像有一个刮大白的人守在门口，左一撇，右一捺不让任何杂质混进去，硬生生的将白天拉长了。黑夜从不敢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来，夜色悄悄地溜向墙角，窗台，树根，最后蒙上人们的眼睛，但都被聒噪的蝉鸣声给吓退了，束手束脚的一点都不坦荡。晚风将我的书翻页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做作业。
“咳咳～”
是他来了，这一声好像痰哽在咽喉要断气的咳嗽是他特有的信号。二扣爷的身型在我身边转了好几圈，车胎滚在水泥地面的软和声，轻盈欢快有章法。我讶异他今天为何变得如此敏捷？
“看，帅不帅？”一辆咯吱咯吱的自行车在他屁股下面生龙活虎，散发着千锤百炼的金属钝感。
他骑自行车的方式很特别，屁股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扶着扶手，瘸了的腿搭着脚踏板，另一条腿坐支撑往后使劲，慢慢的前进，与其说是在骑车，倒不如说是在划车来的贴切，而且是独木的“桨”。
那个年纪本来就特别厌恶做功课，在为我的作业焦头烂额的时候，我特别恶心他那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
“你去别的地方显摆行不行？别打扰他做作业！”
我还没来得及揶揄他，就在我妈一声咆哮下，他摆动不协调的身体，夹着自行车灰溜溜的跑掉了。回过头给我扔下一句话，好好做作业，一会带你去兜风。
我可不敢坐他的车，不仅担心车的质量，更担心他的腿。相对的我还是挺羡慕他的。毕竟那时候他比我自由，达成愿望的速度比我快。
三、
农村闲暇时间较多，除了春种秋收忙碌一阵子之外，其他的时间都用来家长里短串门了。他们所有的故事基本剧情不尽相同，只不过主角从今天的张家变成了明天的李家，如此循环往复，不打折扣。
当然很多时候，对于主角是二扣爷的故事，其他人不约而同的成了盟友，共同议论讨伐他。
二扣爷不喜欢串门，所以抛头露面的机会很少。除了他是我邻居之外，其他人应该很少能见到他。他有一门祖传的手艺——剃头。这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其他几个儿女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下，对这种谋生手段嗤之以鼻，只有他坚持了下来。
每天鸡鸣的时候天蒙蒙亮，我还在床上就听到自行车转动的声音，他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兴致盎然的出门，去别的村子走家串巷的上门给人剃头。当夜色已经覆盖家家户户他才回来，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我的名字，扔给我一些吃的，有的时候是一块糖，有的时候是一袋萝卜干，然后头也不回的径直“划”回家去。
年少的人谁能受得了零食的诱惑嘛，所以我也养成了听音识人的特殊技能，专对与他的脚步和自行车。每个傍晚，我都坐在门槛上，静静地等着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像被捉了魂似的跑到院子门口等他，等心仪的惊喜。虽不多说一句话，但明白彼此的心思，像做了一场盛大的交易仪式。
我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些惊喜，我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享用了。
四、
在麻将还没像现在风靡的时候，有一种叫“小牌”的赌博用具，跟麻将差不多，只是它是长条状的印刷物，上面有“花”“条”、“筒”、“萬”，一到九排列。这样的东西也给大家打发时间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式。与赌于乐。
赌徒心态永远是人的劣根性，什么都想搏一搏，但对于十赌九输的结果全部归结于运气。二扣爷也不例外。
自打那以后，他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变得愈加频繁，而早晨听到自行车声音的机会越来越少。原本一天一个惊喜变成了三天、五天，最后到消失不见。
大家很乐于跟他玩牌，因为他总是输，输了以后不服气，借钱还是输。偶尔赢了一次，经过我家门口的脚步声都变得轻快，昂首挺胸，走路带风。若是输了，无论看到谁，眼皮都不抬一下，脚步沉重的像背负了一座大山，慢慢的往家里挪。
越输越借，越借越输，大家都不愿意在跟他玩牌，不是因为没乐趣，而是因为他还不起。大家都借此嘲笑他，他总是谄媚的笑“不打紧，不打紧，这里还有还有……”，用手拍一拍上衣干瘪的口袋，声音慢慢的低了下去。
五、
再后来，国家政府下放扶贫政策，他理所当然的被列为扶贫对象之一，每个季度400块钱的济困金。从此他的腰杆又挺起来了，可大家玩牌的时候还是不愿意带他，没人告诉他理由。他只好悻悻的站在圈外，指指点点，替出错牌的人惋惜，“你这个猪脑子，这个牌能打输了？”、“啧啧啧，是个人也知道应该出这张啊！”……捶胸顿足的样子像懊悔自己输了钱一样。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上高中了，某个周末休息日，熟悉的声音又传来，在玩牌的大家都被他吸引了，他牵了个女人招摇过市的从我们视线里经过。那女人衣衫破烂、披头散发，眼神躲躲闪闪，嘴巴一直没停，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是个疯女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是捡的，有的说是偷的，有的说是买的。
大家都没有证据，但不知道谁说的什么，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得出统一结论：他把这个疯女人带回家做老婆，花了500块钱。
繁衍后代的效率在二扣爷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很快那个疯女人怀孕了，生了个女儿。从那以后，他又重新拾起丢弃已久的手艺，重新早出晚归，只不过步伐更加频繁，只不过再也未给我扔过零食。
我曾经专门在院子门口等过他，我们对视了一下，他接触到我的目光之后，立刻撇过头，欲言又止的样子特别笨拙，急匆匆的回家去了。
他女儿从出生，爬行，走路到长大，完全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家庭发展步骤按部就班的进行，从此大家又多了一个调侃他的话题，“二扣爷现在幸福的哇，家庭美满哩，等闺女长大了给你买饭吃……”。
“闺女都是嫁出去的水，我还要生个儿子。”每每这么调侃，他都是这么骄傲的回答，丝毫不能体会大家的嘲讽的含义。
当她闺女六岁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学，离开家就很难回家了。也只有春节的时候，听到质朴的乡音说了不痛不痒的问候。
也是回了家才知道，那一年的农忙时节，因为无人照料，二扣爷的闺女溺水而亡。
听我父亲说，二扣爷当天没有掉一滴泪，老狗似的瘫坐在尸体旁边，使劲的对着冰凉的尸体扇巴掌，破口大骂孩子不争气，不听话，骂骂咧咧的像极了一个哑火的鞭炮。疯了的妻子站在边上痴痴的笑着，嘴里嘟囔着大家依旧听不懂的话。
孩子夭折，不会举行任何仪式，大家安慰几句之后便三三两两的散去。当天晚上，有人看到二扣爷背着一小床被子，歪歪扭扭的向村西头的坟场移动。不一会，一束小小的火光幽幽地亮起。
第二天再见二扣爷的时候，他依旧在哼小调，依旧是那个不着调的曲子，只是音节被拉长，只是声音变得嘶哑，沧桑。
六、
后来的春节，我和一个儿时的玩伴帮他贴春联，秋风扫落叶般的贴完所有能贴的地方，我们两个飞也似的快步离开，他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坐一坐喝杯茶，我们互相对视一眼，考虑到他的屋里的妻子和环境，婉言谢绝了。他似乎察觉出我们的心思，讪讪地笑了笑，嘟囔了一句：这大过年的，也不歇一歇。
等到走到我们认为的安全距离，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和他的屋子，除了那一点春联透出的红能看得出一点喜庆之外，还是那样的黑灰色的墙，摇摇欲坠的附着稻草的土屋旁，更加佝偻蹒跚的背影。
我自言自语一句：陈二狗好像老了。
连我私底下在人前都大言不惭的叫他陈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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