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北部,索姆省。
努瓦耶勒市。
准确的说,应该叫做努瓦耶勒“镇”,整个小镇还不到600位居民。
然而它确实是“市”,并且拥有自己的市长。
1930年元旦刚过,周赫煊便跟使馆人员、建筑设计师柯布西耶,以及巴黎的几名华工代表,一起来到这座法国北方小镇。
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华人聚居地,有接近2000名华人都是当年的援法华工。他们听说周赫煊要为牺牲华工修陵园,便自发的报名前来做向导。
众人首先坐火车来到亚眠,然后转乘轿车前往努瓦耶勒。
半路上,陈英指着远方一条废弃的铁路说:“那条铁路就是华工修的,一直通往欧战前线。当年我修了大概一个月的铁路,每隔几天就有德国飞机来轰炸。铁路沿线死了不少华工兄弟,基本上都是就地掩埋。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沿着铁路搜集他们的尸骨。”
随行的使馆工作人员摇头道:“工程量太大了,而且就算挖出尸骸,也不能保证他们就是华工,也有可能是战死的英法士兵。”
“那就……算了吧。”陈英遗憾道。
周赫煊对援法华工的历史了解不深,只知道有个叫张长松的华工留在法国。二战期间,张长松和几个儿子(一共13个子女)同时参军,父子齐上阵抵抗德国入侵。他的二儿子退伍后,还成为法国的足球明星,加入了法国国家队,参加过两届奥运会比赛。
后世法国人一提起援法华工,就必然拿张长松父子出来做宣传,所以他们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于此时嘛,张长松还在法国的某煤矿当爆破工,他的足球明星儿子还不满10岁。
下午三点,众人抵达努瓦耶勒市。
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率领全市500多居民,站在镇口列队迎接,甚至他们还拉着横幅:欢迎中国朋友!
亨利市长在众人下车后,热情地迎上来,跟周赫煊握手道:“您就是周先生吧,我是努瓦耶勒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非常欢迎诸位的到来。”
“市长先生,你好!”周赫煊点头微笑。
随行过来当向导的华工张大华突然出声喊道:“亨先生,还记得我吗?”
“你是……”亨利市长猛拍脑袋,“我想起来了,你是负责扫大街的张!”
当时的华工们虽然大都被关在营地中,但还是有一些频繁跟镇上居民接触,比如有两个专门扫大街的。另外,还有给英法驻小镇机关烧锅炉的,送菜做饭的,都长期住在小镇上。
张大华笑道:“亨先生,我现在已经学会说法语了。”
“听到有人叫我亨先生,真是怀念啊,”亨利市长感慨道,“我还记得,自从你们来了以后,镇上干净了许多,你们总是那么勤劳。对了,我这次准备了礼物!”
镇上居民推过来整整一小车苹果,亨利市长笑道:“我记得你们最喜欢吃苹果,当时镇上的苹果都被你们卖完了,一个苹果卖到3法郎高价。”
那可是一战前的3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一天的工资(华工日薪为1.5到4.5法郎)。
中国底层百姓虽然勤劳俭朴,但在那种看不到明天的情况下,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起来。山东属于苹果产地,好多华工在出洋前,都只看过,却没吃过苹果。
到了法国后朝不保夕,华工们便疯狂的爱上苹果,一来想体验苹果的美味,二来也是怀念家乡。
最后小镇上的苹果被买光了,许多华工宁愿用一天辛劳十多个小时赚来的工钱,高价购买苹果尝鲜。镇上有个苹果贩子还因此致富,现在已经搬去大城市定居了。
亨利市长亲自把一个个苹果,塞进周赫煊他们手中。
几个华工迫不及待地啃着苹果,似乎是联想起当年的经历,眼泪哗啦啦往下流。
亨利市长又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代表本市,向您颁发荣誉市民勋章,请务必接受。”
“我的荣幸。”周赫煊微笑道。
在随行记者的见证留念下,亨利市长将荣誉市民勋章别在周赫煊胸口。虽然这个“市”只有500多居民,但好歹也是市啊。
当天下午,在华工向导的带领下,周赫煊前往当年的华工医院和疯人院参观。
这两栋建筑都已经废弃很久,台阶上长满青苔,一切苦难都尘封在历史中。
周赫煊拾起草丛里的一根扁担,那扁担是木质的,通体腐朽风化成黑色的朽木,似乎在无声的诉说着当年的情形。
陈英指着麦田远处的树林说:“周先生,树林里葬着200多个华工兄弟。当年立了木头碑的,一个个都有名有姓。”
周赫煊点头道:“全都移葬过来,跟其他华工一起安葬在陵园中。”
设计师柯布西耶也工作起来,开始实地查看情况。他转了两圈,回来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建议把疯人院拆除,华工医院虽然被废弃,但主题建筑还比较稳固,修葺过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华工博物馆。”
“华工博物馆?这个主意很好。”周赫煊说。
柯布西耶不仅是建筑设计师,更是一位建筑规划师,他说道:“我初步的构想,是开辟南边那块荒地做为陵园墓地,可能会占用少许农田,纪念碑修在博物馆和墓地中间偏南的位置。按照你的要求,大门面向东边修建,入门处可以设立华工塑像,道路两边各立一座。如果按照这种想法来修建陵园,包括博物馆在内,总造价可能要在500万法郎以上。”
500万金法郎,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就是20万大洋,这点钱周赫煊还是出得起的。
当然,还有寻找、移葬华工尸骨的钱要另算,这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不过嘛,美国的经济危机,再过几个月就要传播到法国。到时候差不多陵园就该开工了,正好可以再省些预算,廉价工人随便都能雇到。
接下来半个月,周赫煊开始在法国讲学。他想要让法国人重视华工,让法国人尊重在法华人,就必须给面子接受法国高校的邀请。每次讲学结束后,他都要提起华工的功劳,让华工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
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好,至少许多高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对华人印象大为改观。
从巴黎的大学,周赫煊一直讲学讲到斯特拉斯堡,都靠近德国边境了。
在斯德拉斯堡第二大学,周赫煊会见了年鉴学派的两位史学家费弗尔和布洛赫,三人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费弗尔和布洛赫也接手邀请,答应担任北平研究院的荣誉会员,并于今年夏天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费弗尔他们的年鉴学派虽然搞得风风火火,但说实话,仍旧属于史学界的非主流派别。如今欧洲的史学界主流,是以孔泰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特别是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影响极大。中国30年代的史学研究,遵循的就是兰克学派路线,民国中期的史学大家,都可以称为兰克的徒子徒孙。
周赫煊在斯特拉斯堡逗留三日,正准备离开,中国驻德公使和柏林大学突然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去德国也走一圈。
民国时期就是这样,由于交通不便,出趟远门非常困难。
因此,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学者做跨洲旅行,都要尽可能的到处转转。去年张伯苓赴欧讲学,就一口气跑了好几个国家,似乎不多走走显得太亏本,浪费了昂贵的船票。
周赫煊欣然前往柏林,出乎意料的见到一位大人物——爱因斯坦。
努瓦耶勒市。
准确的说,应该叫做努瓦耶勒“镇”,整个小镇还不到600位居民。
然而它确实是“市”,并且拥有自己的市长。
1930年元旦刚过,周赫煊便跟使馆人员、建筑设计师柯布西耶,以及巴黎的几名华工代表,一起来到这座法国北方小镇。
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华人聚居地,有接近2000名华人都是当年的援法华工。他们听说周赫煊要为牺牲华工修陵园,便自发的报名前来做向导。
众人首先坐火车来到亚眠,然后转乘轿车前往努瓦耶勒。
半路上,陈英指着远方一条废弃的铁路说:“那条铁路就是华工修的,一直通往欧战前线。当年我修了大概一个月的铁路,每隔几天就有德国飞机来轰炸。铁路沿线死了不少华工兄弟,基本上都是就地掩埋。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沿着铁路搜集他们的尸骨。”
随行的使馆工作人员摇头道:“工程量太大了,而且就算挖出尸骸,也不能保证他们就是华工,也有可能是战死的英法士兵。”
“那就……算了吧。”陈英遗憾道。
周赫煊对援法华工的历史了解不深,只知道有个叫张长松的华工留在法国。二战期间,张长松和几个儿子(一共13个子女)同时参军,父子齐上阵抵抗德国入侵。他的二儿子退伍后,还成为法国的足球明星,加入了法国国家队,参加过两届奥运会比赛。
后世法国人一提起援法华工,就必然拿张长松父子出来做宣传,所以他们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于此时嘛,张长松还在法国的某煤矿当爆破工,他的足球明星儿子还不满10岁。
下午三点,众人抵达努瓦耶勒市。
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率领全市500多居民,站在镇口列队迎接,甚至他们还拉着横幅:欢迎中国朋友!
亨利市长在众人下车后,热情地迎上来,跟周赫煊握手道:“您就是周先生吧,我是努瓦耶勒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非常欢迎诸位的到来。”
“市长先生,你好!”周赫煊点头微笑。
随行过来当向导的华工张大华突然出声喊道:“亨先生,还记得我吗?”
“你是……”亨利市长猛拍脑袋,“我想起来了,你是负责扫大街的张!”
当时的华工们虽然大都被关在营地中,但还是有一些频繁跟镇上居民接触,比如有两个专门扫大街的。另外,还有给英法驻小镇机关烧锅炉的,送菜做饭的,都长期住在小镇上。
张大华笑道:“亨先生,我现在已经学会说法语了。”
“听到有人叫我亨先生,真是怀念啊,”亨利市长感慨道,“我还记得,自从你们来了以后,镇上干净了许多,你们总是那么勤劳。对了,我这次准备了礼物!”
镇上居民推过来整整一小车苹果,亨利市长笑道:“我记得你们最喜欢吃苹果,当时镇上的苹果都被你们卖完了,一个苹果卖到3法郎高价。”
那可是一战前的3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一天的工资(华工日薪为1.5到4.5法郎)。
中国底层百姓虽然勤劳俭朴,但在那种看不到明天的情况下,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起来。山东属于苹果产地,好多华工在出洋前,都只看过,却没吃过苹果。
到了法国后朝不保夕,华工们便疯狂的爱上苹果,一来想体验苹果的美味,二来也是怀念家乡。
最后小镇上的苹果被买光了,许多华工宁愿用一天辛劳十多个小时赚来的工钱,高价购买苹果尝鲜。镇上有个苹果贩子还因此致富,现在已经搬去大城市定居了。
亨利市长亲自把一个个苹果,塞进周赫煊他们手中。
几个华工迫不及待地啃着苹果,似乎是联想起当年的经历,眼泪哗啦啦往下流。
亨利市长又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代表本市,向您颁发荣誉市民勋章,请务必接受。”
“我的荣幸。”周赫煊微笑道。
在随行记者的见证留念下,亨利市长将荣誉市民勋章别在周赫煊胸口。虽然这个“市”只有500多居民,但好歹也是市啊。
当天下午,在华工向导的带领下,周赫煊前往当年的华工医院和疯人院参观。
这两栋建筑都已经废弃很久,台阶上长满青苔,一切苦难都尘封在历史中。
周赫煊拾起草丛里的一根扁担,那扁担是木质的,通体腐朽风化成黑色的朽木,似乎在无声的诉说着当年的情形。
陈英指着麦田远处的树林说:“周先生,树林里葬着200多个华工兄弟。当年立了木头碑的,一个个都有名有姓。”
周赫煊点头道:“全都移葬过来,跟其他华工一起安葬在陵园中。”
设计师柯布西耶也工作起来,开始实地查看情况。他转了两圈,回来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建议把疯人院拆除,华工医院虽然被废弃,但主题建筑还比较稳固,修葺过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华工博物馆。”
“华工博物馆?这个主意很好。”周赫煊说。
柯布西耶不仅是建筑设计师,更是一位建筑规划师,他说道:“我初步的构想,是开辟南边那块荒地做为陵园墓地,可能会占用少许农田,纪念碑修在博物馆和墓地中间偏南的位置。按照你的要求,大门面向东边修建,入门处可以设立华工塑像,道路两边各立一座。如果按照这种想法来修建陵园,包括博物馆在内,总造价可能要在500万法郎以上。”
500万金法郎,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就是20万大洋,这点钱周赫煊还是出得起的。
当然,还有寻找、移葬华工尸骨的钱要另算,这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不过嘛,美国的经济危机,再过几个月就要传播到法国。到时候差不多陵园就该开工了,正好可以再省些预算,廉价工人随便都能雇到。
接下来半个月,周赫煊开始在法国讲学。他想要让法国人重视华工,让法国人尊重在法华人,就必须给面子接受法国高校的邀请。每次讲学结束后,他都要提起华工的功劳,让华工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
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好,至少许多高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对华人印象大为改观。
从巴黎的大学,周赫煊一直讲学讲到斯特拉斯堡,都靠近德国边境了。
在斯德拉斯堡第二大学,周赫煊会见了年鉴学派的两位史学家费弗尔和布洛赫,三人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费弗尔和布洛赫也接手邀请,答应担任北平研究院的荣誉会员,并于今年夏天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费弗尔他们的年鉴学派虽然搞得风风火火,但说实话,仍旧属于史学界的非主流派别。如今欧洲的史学界主流,是以孔泰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特别是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影响极大。中国30年代的史学研究,遵循的就是兰克学派路线,民国中期的史学大家,都可以称为兰克的徒子徒孙。
周赫煊在斯特拉斯堡逗留三日,正准备离开,中国驻德公使和柏林大学突然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去德国也走一圈。
民国时期就是这样,由于交通不便,出趟远门非常困难。
因此,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学者做跨洲旅行,都要尽可能的到处转转。去年张伯苓赴欧讲学,就一口气跑了好几个国家,似乎不多走走显得太亏本,浪费了昂贵的船票。
周赫煊欣然前往柏林,出乎意料的见到一位大人物——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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