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别墅。
在别墅的花坊下边，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不但宽敞，且通风干燥，装潢华丽，有沙发、电灯、风扇、桌椅、茶几等一应物品，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
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热情招呼道：“来来来，法国进口的红酒，正宗的21年波尔多。”
“那可真是好酒啊！”梅思平立即赞叹。此君宽额长脸，颧骨高耸，眼睛贼小，笑起来带着奸猾之相，严肃时又给人一种滑稽之感。
跟后世装逼要说82年红酒不同，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次一级则是21年的，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
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大笑道：“我喝不来这味道，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口味。”
杨肇熉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他笑道：“希圣兄，这洋人的红酒，得慢慢品才有味道，你刚才喝得太急了。”
“慢品太过无趣，大丈夫喝酒就该一口干！”陶希圣说着就仰脖子，把小半杯红酒全灌进肚子里，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
暴殄天物啊！
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儿，顺着话说：“这国事就如喝红酒，不能太急，一急就没滋味，一急就要坏事！”
梅思平附和道：“周兄说得在理。现在全国上下都闹着要抗日，那些高呼抗日口号的，要么是莽夫，要么是别有用心者。他们偏激、执拗、诞妄、幼稚，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进步。依我之见，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凡高呼抗日者，皆乃国贼也！”
“思平所说，真乃金石之言！”周佛海拍手赞叹。
说白了，在座的四人都属于“主和派”。
中国“主和派”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
此派人物以汪兆铭为首，刚开始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塘沽协定》签署后主张“困守待援”，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现在则高呼“中日提携”，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不止有汪兆铭、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奸。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适、张君劢，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此时都属于“主和派”。
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会，交流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
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叫做“低调俱乐部”，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进高调分子的不同。
只不过，当“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浇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胡适、张君劢等人因此得以重获信心，积极主张抵抗到底，而汪兆铭、周佛海等人则做了汉奸。
陶希圣此时翻阅着新出炉的《非攻》杂志，不屑地说：“这种刊物误国误民，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早该禁掉了！”
梅思平叹息说：“也不知周赫煊给委员长灌了什么迷魂汤，居然忍耐他至今。国贼不除，中国必亡！”
“哈哈，周明诚这次可惨了，必然名声丧尽，”周佛海笑道，“还要多亏了肇熉兄。”
杨肇熉谦虚道：“我只是顺手而为，当不起周兄谬赞。”
杨肇熉，政坛女强人郑毓秀的姐夫，靠裙带关系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此人的人品很有些问题，胡适已经跟他绝交了，要知道胡适可是个好好先生，他是不会轻易跟人绝交的。
顺便一提，杨肇熉的老挑（郑毓秀之夫）魏道明也是“主和派”，魏道明后来还做了台湾第一任省主席。
周赫煊这次被上海法院飞快发传票，就是杨肇熉搞的鬼。法院那边收到张达民的起诉书，本来拿不准是否该立案，结果杨肇熉正好知道此事，立即亲自过问，督促属下尽快发传票开庭。
周赫煊和杨肇熉有过节吗？
没有。
周赫煊甚至跟杨肇熉的小姨子郑毓秀见过一面，当时大家共同参加洋人太太的沙龙——就是有宋美龄现身那次。虽然关系不熟，但彼此印象甚佳，周赫煊与郑毓秀都比较敬佩对方。
那杨肇熉为什么要坑害周赫煊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周赫煊及其《非攻》杂志，已经成为中国“主战派”的一面旗帜，激进的“主和派”们必须把他打倒！
包括周佛海、杨肇熉、陶希圣、梅思平在内的许多“主和派”，都觉得自己是为国为民，而周赫煊则是把中国引向深渊的国贼。他们认为中国输不起，中日之战不能打，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
所以，他们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声，让国人知道周赫煊的丑陋嘴脸，从而降低《非攻》杂志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说一千道一万，立场和理念不同。
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一旦碰到机会绝不放过。
梅思平说：“周先生，报社那边还要加把劲啊，许多大报都不想得罪周赫煊，甚至就连《中央日报》都没有介入。”
周佛海笑道：“放心吧，汪院长（汪兆铭）那边已经沟通好了。最早明天，《中央日报》就要刊发社论，严厉批评周赫煊的低劣品德。”
“不仅要搞倒周赫煊，我们还要创立自己核心刊物，”陶希圣说，“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创立了《非攻》杂志。前者的政论文章还算客观，后者竟一味鼓吹抗日，这如何能忍？我们也要创办一个刊物，宣传我们的主张，让那些叫嚣抗日的莽夫们冷静冷静！只有隐忍，中国才有出头之日。勾践能够卧薪尝胆十年，现在的中国又怎能急于一时？”
周佛海皱眉道：“可现在的主流舆论就是鼓吹抗日，我们要是办一个主张和平的刊物，恐怕会面临千夫所指。”
陶希圣说：“我们不要直接反对抗日，可以讨论中国文化，讨论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将我们的救国思想慢慢的渗透在其中。”
“这主意好！”梅思平拍手大赞。
陶希圣和梅思平属于不打不相识的冤家，两人曾经打笔仗互怼好几年，现在却因同样的政治主张走到一起。
历史上，陶希圣主办的《文化建设》杂志，还有两个月就要创刊。他在杂志中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这个观点并不算错误，只是陶希圣太过保守了，属于坚定的守旧派。他后来又跟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专门分析讨论国际和抗日问题，讨论来、分析去，思想越来越悲观，于是两人都做了汉奸。
不管是陶希圣，还是周佛海，他们现在并非一心卖国，反而认为自己是在救国。而救国，就必须隐忍，不能激怒日本，所以积极主战的周赫煊必须打倒！
要打倒周赫煊这种享誉国际的大学者，只能选择从私德下手，最好一次性搞臭，让大家都知道周赫煊是个伪君子。
周佛海再次举起酒杯，语气热诚的高呼：“来，让我们为了中国的未来，让我们为了民族的崛起，共饮此杯！”
“干杯！”
在别墅的花坊下边，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这间地下室不但宽敞，且通风干燥，装潢华丽，有沙发、电灯、风扇、桌椅、茶几等一应物品，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
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热情招呼道：“来来来，法国进口的红酒，正宗的21年波尔多。”
“那可真是好酒啊！”梅思平立即赞叹。此君宽额长脸，颧骨高耸，眼睛贼小，笑起来带着奸猾之相，严肃时又给人一种滑稽之感。
跟后世装逼要说82年红酒不同，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次一级则是21年的，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
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大笑道：“我喝不来这味道，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口味。”
杨肇熉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他笑道：“希圣兄，这洋人的红酒，得慢慢品才有味道，你刚才喝得太急了。”
“慢品太过无趣，大丈夫喝酒就该一口干！”陶希圣说着就仰脖子，把小半杯红酒全灌进肚子里，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
暴殄天物啊！
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儿，顺着话说：“这国事就如喝红酒，不能太急，一急就没滋味，一急就要坏事！”
梅思平附和道：“周兄说得在理。现在全国上下都闹着要抗日，那些高呼抗日口号的，要么是莽夫，要么是别有用心者。他们偏激、执拗、诞妄、幼稚，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进步。依我之见，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凡高呼抗日者，皆乃国贼也！”
“思平所说，真乃金石之言！”周佛海拍手赞叹。
说白了，在座的四人都属于“主和派”。
中国“主和派”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
此派人物以汪兆铭为首，刚开始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塘沽协定》签署后主张“困守待援”，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现在则高呼“中日提携”，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不止有汪兆铭、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奸。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适、张君劢，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此时都属于“主和派”。
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会，交流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
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叫做“低调俱乐部”，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进高调分子的不同。
只不过，当“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浇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胡适、张君劢等人因此得以重获信心，积极主张抵抗到底，而汪兆铭、周佛海等人则做了汉奸。
陶希圣此时翻阅着新出炉的《非攻》杂志，不屑地说：“这种刊物误国误民，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早该禁掉了！”
梅思平叹息说：“也不知周赫煊给委员长灌了什么迷魂汤，居然忍耐他至今。国贼不除，中国必亡！”
“哈哈，周明诚这次可惨了，必然名声丧尽，”周佛海笑道，“还要多亏了肇熉兄。”
杨肇熉谦虚道：“我只是顺手而为，当不起周兄谬赞。”
杨肇熉，政坛女强人郑毓秀的姐夫，靠裙带关系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此人的人品很有些问题，胡适已经跟他绝交了，要知道胡适可是个好好先生，他是不会轻易跟人绝交的。
顺便一提，杨肇熉的老挑（郑毓秀之夫）魏道明也是“主和派”，魏道明后来还做了台湾第一任省主席。
周赫煊这次被上海法院飞快发传票，就是杨肇熉搞的鬼。法院那边收到张达民的起诉书，本来拿不准是否该立案，结果杨肇熉正好知道此事，立即亲自过问，督促属下尽快发传票开庭。
周赫煊和杨肇熉有过节吗？
没有。
周赫煊甚至跟杨肇熉的小姨子郑毓秀见过一面，当时大家共同参加洋人太太的沙龙——就是有宋美龄现身那次。虽然关系不熟，但彼此印象甚佳，周赫煊与郑毓秀都比较敬佩对方。
那杨肇熉为什么要坑害周赫煊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周赫煊及其《非攻》杂志，已经成为中国“主战派”的一面旗帜，激进的“主和派”们必须把他打倒！
包括周佛海、杨肇熉、陶希圣、梅思平在内的许多“主和派”，都觉得自己是为国为民，而周赫煊则是把中国引向深渊的国贼。他们认为中国输不起，中日之战不能打，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
所以，他们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声，让国人知道周赫煊的丑陋嘴脸，从而降低《非攻》杂志的公信力和美誉度。
说一千道一万，立场和理念不同。
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一旦碰到机会绝不放过。
梅思平说：“周先生，报社那边还要加把劲啊，许多大报都不想得罪周赫煊，甚至就连《中央日报》都没有介入。”
周佛海笑道：“放心吧，汪院长（汪兆铭）那边已经沟通好了。最早明天，《中央日报》就要刊发社论，严厉批评周赫煊的低劣品德。”
“不仅要搞倒周赫煊，我们还要创立自己核心刊物，”陶希圣说，“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创立了《非攻》杂志。前者的政论文章还算客观，后者竟一味鼓吹抗日，这如何能忍？我们也要创办一个刊物，宣传我们的主张，让那些叫嚣抗日的莽夫们冷静冷静！只有隐忍，中国才有出头之日。勾践能够卧薪尝胆十年，现在的中国又怎能急于一时？”
周佛海皱眉道：“可现在的主流舆论就是鼓吹抗日，我们要是办一个主张和平的刊物，恐怕会面临千夫所指。”
陶希圣说：“我们不要直接反对抗日，可以讨论中国文化，讨论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将我们的救国思想慢慢的渗透在其中。”
“这主意好！”梅思平拍手大赞。
陶希圣和梅思平属于不打不相识的冤家，两人曾经打笔仗互怼好几年，现在却因同样的政治主张走到一起。
历史上，陶希圣主办的《文化建设》杂志，还有两个月就要创刊。他在杂志中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这个观点并不算错误，只是陶希圣太过保守了，属于坚定的守旧派。他后来又跟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专门分析讨论国际和抗日问题，讨论来、分析去，思想越来越悲观，于是两人都做了汉奸。
不管是陶希圣，还是周佛海，他们现在并非一心卖国，反而认为自己是在救国。而救国，就必须隐忍，不能激怒日本，所以积极主战的周赫煊必须打倒！
要打倒周赫煊这种享誉国际的大学者，只能选择从私德下手，最好一次性搞臭，让大家都知道周赫煊是个伪君子。
周佛海再次举起酒杯，语气热诚的高呼：“来，让我们为了中国的未来，让我们为了民族的崛起，共饮此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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