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码头。
从南方驶来的客轮上，有两个读书人提着皮箱走下舷梯。
年长者大约60岁，名叫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在中国第一个用科学方法研究植物分类。年幼者只有30多岁，名叫谭熙鸿，北大生物系的创始人，中国现代生物学先驱。
两人是从杭州回来的，他们作为北大代表，刚去南方见了蔡元培，希望蔡元培能够回来当校长，可惜被对方婉言拒绝。
北大如今的状况很糟糕，只六月底学期末的时候，就有十多名教授离职。其中包括化学系主任丁燮林、物理系主任颜任光、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哲学系教授胡适，以及李四光、林语堂、沈兼士、钱玄同等人，或被其他学校请走，或是自己辞职。
另有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于树德、朱家骅等人，因政治原因未再授课。蒋梦麟、冯叙伦也销声匿迹，藏起来不敢露面。
到了九月份，北大的情况更加严重，几乎同等于倒闭。由于教员奇缺，北大只能宣布继续放假，开学之日遥遥无期。包括鲁迅、陈垣等十多名教员，有的远赴厦门，有的跑去了清华。
剩下还没走的北大教师，都希望能把蔡元培请回来主持大局，否则他们看不到一点复校的希望。
“唉，再这么下去，我也要去南方了。”钟观光叹气道。
谭熙鸿只能无奈苦笑，他们这次南下，不仅是劝说蔡元培回来，还带着邀请学者去北大的任务，用以填补学校教员数量的奇缺。在杭州的时候，谭熙鸿去请一位老同学，结果老同学反而劝他留在浙江任教。
谭熙鸿说：“天津也有不少学者，咱们再去拜访几个吧。”
钟观光摇头道：“北大现在连教员薪水都发不出来，我哪有脸再去请人任教？”
“总得试试，我有个同学叫闫志英，是学物理的，如今正奔丧在家，”谭熙鸿说，“还有那个写《大国崛起》的周赫煊，也可以找他聊聊，请回北大去教世界历史。”
钟观光不抱希望说：“再去投旅店吧。”
两人心情低落地走出码头，突然听报童喊道：“看报看报，国民教育大讨论，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到底有没有读书的权利！”
“咦，”谭熙鸿突然来了兴趣，招手说，“报纸来一份！”
报童奔过来，摊手道：“《大公报》，三分五厘。”
“不用找零了。”谭熙鸿递过去5枚大铜板。
“谢谢先生。”报童高兴道，这单生意他拿到五厘钱的小费。
两人叫了黄包车，谭熙鸿坐在车上读报，很快就看到那篇讨论受教育权利的文章。他把情况复述一遍，对钟观光说：“钟教授，这个周赫煊看来是热心教育事业的，说不定能够请动他。”
钟观光提醒道：“别忘了那个教育基金会，是张学良号召发起的。”
谭熙鸿默然，北大搞成现在这副模样，主要还是拜张作霖所赐。直接派兵包围北大，张大帅可是把学校师生吓得够呛。
两人到旅店放好行李，钟观光年纪大了，舟车劳顿不想再折腾，谭熙鸿却兴冲冲的跑去请周赫煊。
抵达报社，谭熙鸿问一个职员道：“请问周赫煊先生在吗？”
“喏，那就是周先生。”职员指过去。
周赫煊正带着人准备外出，谭熙鸿走过去说：“周先生你好，鄙人谭熙鸿，北大生物系主任。”
“幸会！”周赫煊纳闷的握手，不知道这人找他干嘛。
“周先生是要外出吗？”谭熙鸿问。
“嗯，带人出去做问卷调查。”周赫煊点头道。
问卷调查这玩意儿比较新鲜，谭熙鸿主动要求跟着，与几个报社员工一起出去。
到了街上，周赫煊对手下的人说：“做问卷调查，抽样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小周、老张、郑兄、立民，你们分辨负责天津城的东西南北，我来亲自跑租界这边。调查对象，要涵盖不同年龄层和不同职业者，每调查一个，都要做详细记录。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社长！”众人纷纷应道。
谭熙鸿好奇问：“周先生，你做这个问卷调查，有什么作用吗？”
周赫煊解释道：“《大公报》准备做一个深度系列报道，讨论国民的受教育权。这个问卷调查，就是收集老百姓对此的观点。”
“哦，明白，”谭熙鸿赞道，“这就跟做科学实验一样，需要收集分析数据，想不到办报纸也有如此讲究。”
周赫煊说：“一拍脑袋写出来的新闻，难免脱离实际情况。我们《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个不盲既要不盲从流俗，也要不盲目报道。”
谭熙鸿肯定道：“这也是搞科学的态度。”
两人没走几步，周赫煊便找到个小贩说：“你好，我是《大公报》的问卷调查员。”
“嘛呢？”小贩一脸懵逼。
周赫煊详细说：“城北的希望小学里面，有个学生的父亲是杀人犯，母亲是娼妓，其他学生家长反对他读书，要求开除。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小贩说：“当然要开除啊！”
“为什么？”周赫煊一边纪录一边问。
小贩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杀人犯的儿子更不能读书，以后当坏人会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问：“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你认为这个学生有读书的权利吗？”
小贩理所当然道：“还读啥书？老爹是杀人犯，老娘是娼妇，这种人长大也肯定不是好东西，早点死了省事儿。”
“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周赫煊说，“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有没有读过书？”
小贩笑道：“我叫李全，32岁，卖糖堆儿的，不识字儿。”
周赫煊又陆陆续续问了七八个人，甚至连印度籍巡捕都调查了，得到的回答惊人一致：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不该读书！
谭熙鸿目睹了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一个戴眼镜的，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了，进步的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的机会。”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的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的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的配合，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一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的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的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鸿熙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给忘了，叹气说：“国人的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种。
做为几十年后的现代人，你很难想象民国初年那种蒙昧，罪犯的儿子不配受教育，居然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
从南方驶来的客轮上，有两个读书人提着皮箱走下舷梯。
年长者大约60岁，名叫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在中国第一个用科学方法研究植物分类。年幼者只有30多岁，名叫谭熙鸿，北大生物系的创始人，中国现代生物学先驱。
两人是从杭州回来的，他们作为北大代表，刚去南方见了蔡元培，希望蔡元培能够回来当校长，可惜被对方婉言拒绝。
北大如今的状况很糟糕，只六月底学期末的时候，就有十多名教授离职。其中包括化学系主任丁燮林、物理系主任颜任光、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哲学系教授胡适，以及李四光、林语堂、沈兼士、钱玄同等人，或被其他学校请走，或是自己辞职。
另有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于树德、朱家骅等人，因政治原因未再授课。蒋梦麟、冯叙伦也销声匿迹，藏起来不敢露面。
到了九月份，北大的情况更加严重，几乎同等于倒闭。由于教员奇缺，北大只能宣布继续放假，开学之日遥遥无期。包括鲁迅、陈垣等十多名教员，有的远赴厦门，有的跑去了清华。
剩下还没走的北大教师，都希望能把蔡元培请回来主持大局，否则他们看不到一点复校的希望。
“唉，再这么下去，我也要去南方了。”钟观光叹气道。
谭熙鸿只能无奈苦笑，他们这次南下，不仅是劝说蔡元培回来，还带着邀请学者去北大的任务，用以填补学校教员数量的奇缺。在杭州的时候，谭熙鸿去请一位老同学，结果老同学反而劝他留在浙江任教。
谭熙鸿说：“天津也有不少学者，咱们再去拜访几个吧。”
钟观光摇头道：“北大现在连教员薪水都发不出来，我哪有脸再去请人任教？”
“总得试试，我有个同学叫闫志英，是学物理的，如今正奔丧在家，”谭熙鸿说，“还有那个写《大国崛起》的周赫煊，也可以找他聊聊，请回北大去教世界历史。”
钟观光不抱希望说：“再去投旅店吧。”
两人心情低落地走出码头，突然听报童喊道：“看报看报，国民教育大讨论，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到底有没有读书的权利！”
“咦，”谭熙鸿突然来了兴趣，招手说，“报纸来一份！”
报童奔过来，摊手道：“《大公报》，三分五厘。”
“不用找零了。”谭熙鸿递过去5枚大铜板。
“谢谢先生。”报童高兴道，这单生意他拿到五厘钱的小费。
两人叫了黄包车，谭熙鸿坐在车上读报，很快就看到那篇讨论受教育权利的文章。他把情况复述一遍，对钟观光说：“钟教授，这个周赫煊看来是热心教育事业的，说不定能够请动他。”
钟观光提醒道：“别忘了那个教育基金会，是张学良号召发起的。”
谭熙鸿默然，北大搞成现在这副模样，主要还是拜张作霖所赐。直接派兵包围北大，张大帅可是把学校师生吓得够呛。
两人到旅店放好行李，钟观光年纪大了，舟车劳顿不想再折腾，谭熙鸿却兴冲冲的跑去请周赫煊。
抵达报社，谭熙鸿问一个职员道：“请问周赫煊先生在吗？”
“喏，那就是周先生。”职员指过去。
周赫煊正带着人准备外出，谭熙鸿走过去说：“周先生你好，鄙人谭熙鸿，北大生物系主任。”
“幸会！”周赫煊纳闷的握手，不知道这人找他干嘛。
“周先生是要外出吗？”谭熙鸿问。
“嗯，带人出去做问卷调查。”周赫煊点头道。
问卷调查这玩意儿比较新鲜，谭熙鸿主动要求跟着，与几个报社员工一起出去。
到了街上，周赫煊对手下的人说：“做问卷调查，抽样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小周、老张、郑兄、立民，你们分辨负责天津城的东西南北，我来亲自跑租界这边。调查对象，要涵盖不同年龄层和不同职业者，每调查一个，都要做详细记录。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社长！”众人纷纷应道。
谭熙鸿好奇问：“周先生，你做这个问卷调查，有什么作用吗？”
周赫煊解释道：“《大公报》准备做一个深度系列报道，讨论国民的受教育权。这个问卷调查，就是收集老百姓对此的观点。”
“哦，明白，”谭熙鸿赞道，“这就跟做科学实验一样，需要收集分析数据，想不到办报纸也有如此讲究。”
周赫煊说：“一拍脑袋写出来的新闻，难免脱离实际情况。我们《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个不盲既要不盲从流俗，也要不盲目报道。”
谭熙鸿肯定道：“这也是搞科学的态度。”
两人没走几步，周赫煊便找到个小贩说：“你好，我是《大公报》的问卷调查员。”
“嘛呢？”小贩一脸懵逼。
周赫煊详细说：“城北的希望小学里面，有个学生的父亲是杀人犯，母亲是娼妓，其他学生家长反对他读书，要求开除。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小贩说：“当然要开除啊！”
“为什么？”周赫煊一边纪录一边问。
小贩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杀人犯的儿子更不能读书，以后当坏人会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问：“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你认为这个学生有读书的权利吗？”
小贩理所当然道：“还读啥书？老爹是杀人犯，老娘是娼妇，这种人长大也肯定不是好东西，早点死了省事儿。”
“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周赫煊说，“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有没有读过书？”
小贩笑道：“我叫李全，32岁，卖糖堆儿的，不识字儿。”
周赫煊又陆陆续续问了七八个人，甚至连印度籍巡捕都调查了，得到的回答惊人一致：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不该读书！
谭熙鸿目睹了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一个戴眼镜的，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了，进步的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的机会。”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的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的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的配合，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一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的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的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鸿熙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给忘了，叹气说：“国人的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种。
做为几十年后的现代人，你很难想象民国初年那种蒙昧，罪犯的儿子不配受教育，居然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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