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华城车站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1999年春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作登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华城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20世纪80年代，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华城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鸡。
将黄嘴、黄脚、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用酱油、绍酒、精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黄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炭火烤半小时，叫花鸡就做成了。
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汪汪，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端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成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华城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华城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东北帮”和“湖南帮”悄然崛起。“潮汕帮”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儿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华城人也开始雇用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华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华城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华城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华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华城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19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华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19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华城当地烂仔，结伙在华城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19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嗯，请你喝酒。”
19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19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19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19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五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背包党”出现。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华城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得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儿？”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儿，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少了。”
“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
“打谁？”另一个人问。
“邹光龙的人。”大怪回答。
“不干。”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
“你怎么不走，你不怕邹光龙吗？”寒少爷问。
“刚才有50人吧。”戴墨镜的人说。
寒少爷说：“差不多。”
“给我5000元，”戴墨镜的人说，“我干。”
“你一个人？”大怪问，“你很能打架吗？”
“打我。”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尽全力，猛击那个人的下颌。然后，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微笑着站在那里。
“能挨打，”高飞说，“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着啊。”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轰隆一声，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
“天，你叫什么名字？”三文钱问道。
戴墨镜的人回答：“我叫画龙。”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1999年春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作登峰街，密布着大量出租屋，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华城人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盘中美味。他们把赚钱叫作“揾食”，由此可见一斑。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若不是有人指引，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
在20世纪80年代，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因为华城人的捕食，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
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银环蛇、金环蛇、水蛇、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鸡。
将黄嘴、黄脚、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用酱油、绍酒、精盐腌制，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然后用荷叶包裹，再裹上酒坛黄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炭火烤半小时，叫花鸡就做成了。
敲开泥巴，荷叶上油水汪汪，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鸡肉肥嫩酥烂，膏腴嫩滑。趁着热气袅袅，香气四溢，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大快朵颐。若有三杯两盏烈酒，定会豪气干云，无论富贵贫贱，淋漓尽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又脏又差，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院内有一株馒头柳，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数张矮桌，宾客爆满之后，就会坐在这里，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
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费。
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个乞丐。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他说：“我觉得自己是狗，现在我才是人。”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他拒绝了。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替有钱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开，把恶关闭起来。很多时候，美德只是一个盒子，包装着罪恶。
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19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儿？”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慢慢地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端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成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华城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华城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东北帮”和“湖南帮”悄然崛起。“潮汕帮”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儿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华城人也开始雇用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华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华城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华城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华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华城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19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华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19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华城当地烂仔，结伙在华城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19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嗯，请你喝酒。”
19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19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19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19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19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五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华城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华城“背包党”出现。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华城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华城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华城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广东省委领导三度微服探访华城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华城火车站进驻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得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儿？”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儿，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少了。”
“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
“打谁？”另一个人问。
“邹光龙的人。”大怪回答。
“不干。”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
“你怎么不走，你不怕邹光龙吗？”寒少爷问。
“刚才有50人吧。”戴墨镜的人说。
寒少爷说：“差不多。”
“给我5000元，”戴墨镜的人说，“我干。”
“你一个人？”大怪问，“你很能打架吗？”
“打我。”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尽全力，猛击那个人的下颌。然后，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微笑着站在那里。
“能挨打，”高飞说，“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着啊。”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轰隆一声，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
“天，你叫什么名字？”三文钱问道。
戴墨镜的人回答：“我叫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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