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朝,包拯是享誉朝野、扬名四海的名臣、老臣、廉正之臣,甚至有“大汉第一肃臣”之称。包括他的政治对手们,也从不否认其能干与节操。
包拯的去世,使朝野内外无数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的同时,关于他的死因,还引发了大量猜测。有说他累死的,有说他病死的,还有说他是被气死的,以及被奸党害死的.
而“被害论”流传最广,引发的讨论最多,调动的情绪也最高。至于事实如何,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种传言最符合士民百姓对权贵、对官场的预期与想象。
而这,也能反映出一些正统二十一年前后,大汉帝国的政治形势,是怎样一种状态:紧张乃至浑浊。
从帝国内外廷的格局来分析,传言中所指的“奸党”,大抵指两派人,相党与阉党。这里的相党,单指尚书令王士廪一党,阉党则以内侍后省蔡诀为首的当代阉宦集团。
先说阉党,宦官集团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毕竟他们是作为皇权最可靠的附庸。在大汉帝国,宦官的能量,也从来不容忽视,仅看建国一百多年来,内廷之中出了多少“大宦官”就知道了。
当然,一直以来,宦官的影响力,主要限制于内廷,作为皇权最忠实的爪牙而存在。这其中,固然有帝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也跟过去几代帝王“成材率”比较高有关,使得宦官势力在壮大过程中,呈现一种利大于弊的结果。
但进入正统朝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宦官势力持续壮大,并且按捺不住爪牙,由内廷向外廷扩散。出现这种问题,根子还是在皇帝身上。
正统皇帝刘维箴,或许短于智慧,怠于政事,但对于自己的权力地位,看得还是十分重的,也尽力在维护。除了提拔王士廪等亲信之臣外,最重要的依靠,便是团聚在他身边的那些宦官了。
而帝国的宦官机制架构,可是由世祖皇帝构建了,经过百年的发展,权责职能已经相当成熟完善,内侍前后省+皇城司,基本能否覆盖整个宫廷。
也正是靠着一干忠心的奴仆走狗,刘维箴安居龙床的同时,方能对朝廷局势有个相对清楚、及时的了解。
在正统前十年,是帝国臣权最强的一段时间,那时宫廷还很平静,宦官爪牙也还算安分。然从范仲淹罢相之后,刘维箴的帝位也到了无人可动摇的时候,宦官也开始露出锋芒了。
简单地讲,就是宦官有些不甘于继续待在“传统领域”了,开始把手往外廷伸,开始干政了,明目张胆的那种。
而这,显然是不为当政权贵所容忍的,要知道,在世祖皇帝时期,都不断有朝臣敢于诤言,何况在他刘维箴。
于是,在正统十四年,时任尚书令的曹伦来了个大的,带领群臣,一起向皇帝施压,请罢阉党,杜绝宦官干政,以正朝廷风气。
虽然当了十几年皇帝,刘维箴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他软弱的本质由此暴露,应对失措。最终迫于众情,选择了妥协,将石全彬、陈巍等几名权宦给黜落,风波由此平息。
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是那么好得罪的。曹伦藉此,获得了巨大声望,但很快,就被王士廪给取代,毕竟影响了刘维箴对皇后的感情(虽然那时候刘维箴对曹皇后只剩下相敬如宾了)。毕竟都是曹家人,甚至可能影响到太子刘修远。
同时,在罢了石、陈之后,刘维箴又迅速提拔新人,蔡诀就是这个时候上位的。蔡诀,别看是个宦官,但此人绝非凡人,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出身也不普通,他的养父乃是世宗朝时皇城使蔡敬。
也正是在蔡诀的建议下,包拯才得以成功拜相,官拜都察使。须知,作为朝廷的第一大清流,包拯事实上一直是被当权者所排斥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畏权贵”。
包拯这个人,品性、作风如何,从他当年担任洛阳府尹如何,就能可窥一斑了,朝中掌权者也都清楚,把这么个人,抬进政事堂,绝对是自找麻烦。
因而,宁与封疆,也不可使其高居相堂,当年范仲淹曾尝试过,但最后还是因阻力太大,而外放东南转运使之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诀向皇帝建议,把包拯从岭南巡抚使的位置上的调入中枢,拜相,还是都察使这样一个位置,对帝国权贵来说,是怎样一种约束与震慑。
事实上也是如此,包拯担任都察使以来,朝廷风气是有所扭转的,即便,包拯的努力,只是一种“唐吉坷德式”的冲锋与坚守。
当然,包拯并不领蔡诀的举荐之恩,他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同时,他也始终坚持禁止宦官干政,约束特务爪牙。在任以来,除了打击贪渎官僚、不法勋贵,对宦官集团仍旧重点“照顾”。
也就使京中传播着一种流言,说蔡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包都察抗争权阉”的戏码,仅仅存在于民间的传奇故事之中。
事实上,包拯与蔡诀之间,从没有直接冲突,蔡诀上位后,并没有纵容宦官,相反对那些“宦子宦孙”,多有约束规制。包拯攻讦打击的宦官,也仅是就事论事。
只不过,权宦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听罢了。
再说相党,王士廪作为从龙之臣,也堪称刘维箴力压皇叔、成功承继大统的第一功臣,刘维箴在登基之后,予以了极其丰厚的回报。
从少府,到吏部尚书,哪怕是曹伦秉政时的财政使,无不是朝廷一方大佬,权力巨擘,并且,他始终被视为“帝党第一臣”,皇帝的良师益友。
曹伦之后,当王士廪向尚书令之位发起冲击时,也得到了刘维箴的支持。正统皇帝虽然是个垂拱天子,但他若真下定决心支持某一方,那哪一方获得优势也是无比巨大的。
因此,王士廪最终如愿,将曾公亮、富弼、庞籍几名主要竞争对手力压身后,顺利上位,成为权掌中枢、宰执天下的帝国第一臣。
王士廪才干绝对是有的,谋略见识,放眼内外,都是佼佼者,政治能力强悍,治事经验丰富,善于揣摩人心,对帝国体制之运转也有极深的认识,再兼深得皇帝信重,这样一个人掌握大权,对朝局而言,至少不会是什么太坏的事。
而过去的五六年,也证明了这一点,或许帝国自上而下,滋生着诸多问题,但整体而言,还算稳定,在赈灾、济民、固边、平乱、剿贼事宜上,更有突出表现,对关键事务,王士廪从不含糊。
只不过,同范仲淹那样的贤相不同,王士廪并没有太多家国情怀,在他身上,也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理想性”,这只是一个出身宦官、精于权谋的官僚,一个务实派,一个平衡家。
王士廪执政期间的很多决策考量,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以及皇帝好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为国为民。
比如赈灾济民,他调粮派饷,并不迟疑,但最终对救灾官吏的考核评功,不是因为救了多少人命,而是看哪里的动乱最少,谁治下盗贼、流民最少,他看重的,是官员的“维稳”手段与能力。
而这种理念,显然与“民重于社稷、重于君”的思想相悖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王士廪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赤裸。
因此,在王士廪执政的这些年,他的名声并不是太好,当然这份“名声”主要指那些士林、清流。但根本不影响大局,作为当权者,他根本不需要纡尊降贵去迎合那些清谈之辈,而士林、官僚之中,也最不缺附庸羽翼者。
在帝国统治阶级,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掌权派眼中,王士廪这个尚书令,干得实则还不错。大汉帝国这艘巨舰,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渐渐显出陈旧斑纹,但在他的掌控下,还算平稳地向前航行着。
包括包拯在内,也是一般,即便打心里,反对王士廪的理念,鄙视其德行,但本着一个“相忍为国”,也还能忍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同样也匡补王士廪的不足(比如对权贵、贪腐、浪费的打击)。
真正让包拯对王士廪不满,并引发直接对抗的原因,还在于王士廪的恋权专政,不肯引退。到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担任尚书令,已经整整五年了。
按照从世宗时期起,就彻底形成的关于尚书令任期的政治原则,王士廪该退位让贤了。然而,已经逾期半年多了,王士廪竟一点卸任的迹象都没有,相反,他加紧在朝廷内外揽收权力、安插人手、培植党羽。
这样的行为,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并且一定会引起公愤。而在众多口诛笔伐中,包拯是态度最为坚定与激烈的,他深深地明白,王士廪恋权占位之举,如果成功了,对帝国政局稳定的破坏与伤害。
于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包拯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且不限于私下劝说、上表陈情以及堵皇帝的门,希望刘维箴能够干预朝局,拨乱反正,朝廷回归正轨。
包拯自然失败了,皇帝的态度很暧昧,对王士廪尚没有一个结论,但对包拯也没有太多的好感。而经包拯的处处作对设阻,王士廪对他是深恨不已,也秘使党羽,与其为难,甚至认为包拯也有心染指首相之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矛盾,也越发尖锐。但是,包拯虽掌管都察院,又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与尚书令直接诶对抗,也是力有不足。
当王士廪调动政治资源,全力打压包拯时,他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包拯固然是清廉自律,忠于职守,从他个人身上,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他的下属、家人、同学,可就不一样了。
在“王包之争”日趋激烈之时,包拯却突然撤火了,并很快死了,自然难免带给旁人诸多猜测。即便,包拯真的只是突发急症,不治而亡。
把包拯之死与“相党”扯上干系,自是为了引发士民百姓的同情,“迫害论”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背后显然少不了一些权贵的推动,而其中隐含的政治目标、针对对象,不言而喻。
而包拯死后,针对对他盖棺定论的问题,朝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大争论,王士廪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压,这种作为,更加引起公愤。
于是,大量臣子上表,为包拯说话,力护其清名、高名。比如大学士欧阳修,哀惋之余,亲自著了一份祭文,盛赞其品性、操守与功绩。
在群臣的争取之下,包拯方得一个“文肃”的谥号,当然,这其中,也跟王士廪的松手有关,或许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但也从包拯开始,大汉帝国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党争,激烈程度,堪称开国之最,就围绕着王士廪恋恋不舍的尚书令之位。
包拯的去世,使朝野内外无数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的同时,关于他的死因,还引发了大量猜测。有说他累死的,有说他病死的,还有说他是被气死的,以及被奸党害死的.
而“被害论”流传最广,引发的讨论最多,调动的情绪也最高。至于事实如何,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种传言最符合士民百姓对权贵、对官场的预期与想象。
而这,也能反映出一些正统二十一年前后,大汉帝国的政治形势,是怎样一种状态:紧张乃至浑浊。
从帝国内外廷的格局来分析,传言中所指的“奸党”,大抵指两派人,相党与阉党。这里的相党,单指尚书令王士廪一党,阉党则以内侍后省蔡诀为首的当代阉宦集团。
先说阉党,宦官集团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毕竟他们是作为皇权最可靠的附庸。在大汉帝国,宦官的能量,也从来不容忽视,仅看建国一百多年来,内廷之中出了多少“大宦官”就知道了。
当然,一直以来,宦官的影响力,主要限制于内廷,作为皇权最忠实的爪牙而存在。这其中,固然有帝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也跟过去几代帝王“成材率”比较高有关,使得宦官势力在壮大过程中,呈现一种利大于弊的结果。
但进入正统朝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宦官势力持续壮大,并且按捺不住爪牙,由内廷向外廷扩散。出现这种问题,根子还是在皇帝身上。
正统皇帝刘维箴,或许短于智慧,怠于政事,但对于自己的权力地位,看得还是十分重的,也尽力在维护。除了提拔王士廪等亲信之臣外,最重要的依靠,便是团聚在他身边的那些宦官了。
而帝国的宦官机制架构,可是由世祖皇帝构建了,经过百年的发展,权责职能已经相当成熟完善,内侍前后省+皇城司,基本能否覆盖整个宫廷。
也正是靠着一干忠心的奴仆走狗,刘维箴安居龙床的同时,方能对朝廷局势有个相对清楚、及时的了解。
在正统前十年,是帝国臣权最强的一段时间,那时宫廷还很平静,宦官爪牙也还算安分。然从范仲淹罢相之后,刘维箴的帝位也到了无人可动摇的时候,宦官也开始露出锋芒了。
简单地讲,就是宦官有些不甘于继续待在“传统领域”了,开始把手往外廷伸,开始干政了,明目张胆的那种。
而这,显然是不为当政权贵所容忍的,要知道,在世祖皇帝时期,都不断有朝臣敢于诤言,何况在他刘维箴。
于是,在正统十四年,时任尚书令的曹伦来了个大的,带领群臣,一起向皇帝施压,请罢阉党,杜绝宦官干政,以正朝廷风气。
虽然当了十几年皇帝,刘维箴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他软弱的本质由此暴露,应对失措。最终迫于众情,选择了妥协,将石全彬、陈巍等几名权宦给黜落,风波由此平息。
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是那么好得罪的。曹伦藉此,获得了巨大声望,但很快,就被王士廪给取代,毕竟影响了刘维箴对皇后的感情(虽然那时候刘维箴对曹皇后只剩下相敬如宾了)。毕竟都是曹家人,甚至可能影响到太子刘修远。
同时,在罢了石、陈之后,刘维箴又迅速提拔新人,蔡诀就是这个时候上位的。蔡诀,别看是个宦官,但此人绝非凡人,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出身也不普通,他的养父乃是世宗朝时皇城使蔡敬。
也正是在蔡诀的建议下,包拯才得以成功拜相,官拜都察使。须知,作为朝廷的第一大清流,包拯事实上一直是被当权者所排斥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畏权贵”。
包拯这个人,品性、作风如何,从他当年担任洛阳府尹如何,就能可窥一斑了,朝中掌权者也都清楚,把这么个人,抬进政事堂,绝对是自找麻烦。
因而,宁与封疆,也不可使其高居相堂,当年范仲淹曾尝试过,但最后还是因阻力太大,而外放东南转运使之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诀向皇帝建议,把包拯从岭南巡抚使的位置上的调入中枢,拜相,还是都察使这样一个位置,对帝国权贵来说,是怎样一种约束与震慑。
事实上也是如此,包拯担任都察使以来,朝廷风气是有所扭转的,即便,包拯的努力,只是一种“唐吉坷德式”的冲锋与坚守。
当然,包拯并不领蔡诀的举荐之恩,他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同时,他也始终坚持禁止宦官干政,约束特务爪牙。在任以来,除了打击贪渎官僚、不法勋贵,对宦官集团仍旧重点“照顾”。
也就使京中传播着一种流言,说蔡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包都察抗争权阉”的戏码,仅仅存在于民间的传奇故事之中。
事实上,包拯与蔡诀之间,从没有直接冲突,蔡诀上位后,并没有纵容宦官,相反对那些“宦子宦孙”,多有约束规制。包拯攻讦打击的宦官,也仅是就事论事。
只不过,权宦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听罢了。
再说相党,王士廪作为从龙之臣,也堪称刘维箴力压皇叔、成功承继大统的第一功臣,刘维箴在登基之后,予以了极其丰厚的回报。
从少府,到吏部尚书,哪怕是曹伦秉政时的财政使,无不是朝廷一方大佬,权力巨擘,并且,他始终被视为“帝党第一臣”,皇帝的良师益友。
曹伦之后,当王士廪向尚书令之位发起冲击时,也得到了刘维箴的支持。正统皇帝虽然是个垂拱天子,但他若真下定决心支持某一方,那哪一方获得优势也是无比巨大的。
因此,王士廪最终如愿,将曾公亮、富弼、庞籍几名主要竞争对手力压身后,顺利上位,成为权掌中枢、宰执天下的帝国第一臣。
王士廪才干绝对是有的,谋略见识,放眼内外,都是佼佼者,政治能力强悍,治事经验丰富,善于揣摩人心,对帝国体制之运转也有极深的认识,再兼深得皇帝信重,这样一个人掌握大权,对朝局而言,至少不会是什么太坏的事。
而过去的五六年,也证明了这一点,或许帝国自上而下,滋生着诸多问题,但整体而言,还算稳定,在赈灾、济民、固边、平乱、剿贼事宜上,更有突出表现,对关键事务,王士廪从不含糊。
只不过,同范仲淹那样的贤相不同,王士廪并没有太多家国情怀,在他身上,也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理想性”,这只是一个出身宦官、精于权谋的官僚,一个务实派,一个平衡家。
王士廪执政期间的很多决策考量,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以及皇帝好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为国为民。
比如赈灾济民,他调粮派饷,并不迟疑,但最终对救灾官吏的考核评功,不是因为救了多少人命,而是看哪里的动乱最少,谁治下盗贼、流民最少,他看重的,是官员的“维稳”手段与能力。
而这种理念,显然与“民重于社稷、重于君”的思想相悖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王士廪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赤裸。
因此,在王士廪执政的这些年,他的名声并不是太好,当然这份“名声”主要指那些士林、清流。但根本不影响大局,作为当权者,他根本不需要纡尊降贵去迎合那些清谈之辈,而士林、官僚之中,也最不缺附庸羽翼者。
在帝国统治阶级,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掌权派眼中,王士廪这个尚书令,干得实则还不错。大汉帝国这艘巨舰,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渐渐显出陈旧斑纹,但在他的掌控下,还算平稳地向前航行着。
包括包拯在内,也是一般,即便打心里,反对王士廪的理念,鄙视其德行,但本着一个“相忍为国”,也还能忍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同样也匡补王士廪的不足(比如对权贵、贪腐、浪费的打击)。
真正让包拯对王士廪不满,并引发直接对抗的原因,还在于王士廪的恋权专政,不肯引退。到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担任尚书令,已经整整五年了。
按照从世宗时期起,就彻底形成的关于尚书令任期的政治原则,王士廪该退位让贤了。然而,已经逾期半年多了,王士廪竟一点卸任的迹象都没有,相反,他加紧在朝廷内外揽收权力、安插人手、培植党羽。
这样的行为,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并且一定会引起公愤。而在众多口诛笔伐中,包拯是态度最为坚定与激烈的,他深深地明白,王士廪恋权占位之举,如果成功了,对帝国政局稳定的破坏与伤害。
于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包拯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且不限于私下劝说、上表陈情以及堵皇帝的门,希望刘维箴能够干预朝局,拨乱反正,朝廷回归正轨。
包拯自然失败了,皇帝的态度很暧昧,对王士廪尚没有一个结论,但对包拯也没有太多的好感。而经包拯的处处作对设阻,王士廪对他是深恨不已,也秘使党羽,与其为难,甚至认为包拯也有心染指首相之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矛盾,也越发尖锐。但是,包拯虽掌管都察院,又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与尚书令直接诶对抗,也是力有不足。
当王士廪调动政治资源,全力打压包拯时,他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包拯固然是清廉自律,忠于职守,从他个人身上,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他的下属、家人、同学,可就不一样了。
在“王包之争”日趋激烈之时,包拯却突然撤火了,并很快死了,自然难免带给旁人诸多猜测。即便,包拯真的只是突发急症,不治而亡。
把包拯之死与“相党”扯上干系,自是为了引发士民百姓的同情,“迫害论”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背后显然少不了一些权贵的推动,而其中隐含的政治目标、针对对象,不言而喻。
而包拯死后,针对对他盖棺定论的问题,朝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大争论,王士廪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压,这种作为,更加引起公愤。
于是,大量臣子上表,为包拯说话,力护其清名、高名。比如大学士欧阳修,哀惋之余,亲自著了一份祭文,盛赞其品性、操守与功绩。
在群臣的争取之下,包拯方得一个“文肃”的谥号,当然,这其中,也跟王士廪的松手有关,或许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但也从包拯开始,大汉帝国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党争,激烈程度,堪称开国之最,就围绕着王士廪恋恋不舍的尚书令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