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把这个女人扔下车去。”张芹盯着冯碧垚说。
她笃定的眼神,就好像真的听见了收音机中“女声”的话语。
但实际上,女声在说出“除非”两个字后,就在收音机中隐去了。
只剩下一阵短促的噪音。
如果没有大伙的阻拦与劝说,愤怒的冯碧垚和狂躁的张芹肯定会第二次大打出手。
张芹似乎认准了,冯碧垚就是这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源头。
究竟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作祟?还是想为压抑不堪的心情找个发泄口?
廖飞也猜不透张芹的真实想法。
毕竟人心隔肚皮。
余光楠并未选择离开客车,理智在躁动冷却后重新上位,他也只好并不坦然地接受自己无法走出暴风雪的事实。
风雪难捱,罐头难吃。
廖飞一门心思都在琢磨朱记者的死,他没想到鹿淇突然向大伙说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提议。
“大伙们,我们玩个游戏吧?”鹿淇说。
在气氛如此压抑的车厢里,“玩游戏”显然是个无比唐突的提议。
但更奇怪的是,大家却都没有拒绝她的意思。
可能人越是神经紧绷的时候,越是需要放松吧。
廖飞本想拒绝,但听到“游戏”的名字时,他又改变了注意。
鹿淇说游戏的名字叫做“无罪推演”,是她在大学侦探社团时,经常会和朋友一起玩的游戏。
还活着的七个人向车厢中间凑了凑。
所谓的“无罪推演”游戏,是以某项“犯罪主题”为前提的。
假定所有游戏参与者都可能是凶手,大家依次发言,说出自己“不可能是凶手”的理由和证据。
这也就是嫌疑人的自我辩护。
当所有参与者均发言完毕时,进行不记名投*票,投给你认为最可能是凶手的人。
选出票数最多的三人,再次重复“自我辩护”与“投*票”环节。
最终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就是这场游戏的输家,需要接受早就预设好的惩罚。
“我们这有现成的犯罪主题。”鹿淇说,“就以朱记者被杀这件事为主题,大家觉得怎么样?”
说起这个真实的“主题”,乘客们的脸色都变了。
余光楠率先发难:“小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游戏吗?这是变着法的审我们吧!”
大伙也纷纷附和。
“是啊,简直在拿我们当做犯人来对待!”
“我不想参与这种游戏。”
……
鹿淇没有解释什么,只是笑着说:“这真的只是个游戏而已。”
廖飞忽然举了举手,说:“我参与这个游戏。心虚的人可以选择不参与嘛,鹿小姐也没有强迫大家。”
廖飞简单的激将法,很快发挥了作用。
余光楠不屑的说:“我也参与,呵,我没什么可心虚的。”
大伙面面相觑了一阵,最后也都选择了加入游戏。
鹿淇向廖飞投以感谢的目光,廖飞也报以微笑。
其实廖飞支*持鹿淇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听懂游戏规则后,马上就明白了鹿淇的真正用意。
她想寻找拥有“凶手思维”的人。
这次在车上进行的“无罪推演”和鹿淇平时在侦探社团玩的那种游戏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那就是“真凶”是否存在。
侦探社团的无罪推演游戏并不存在真凶,所以更多的是考验游戏参与者的语言逻辑能力,比拼的是谁的“自我辩护”更有说服力。
但是客车上的这场无罪推演游戏,不仅“犯罪主题”是真实发生的,而且“真凶”极有可能就存在于参与者之中。
所以游戏的胜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从参与者的自我辩护中寻找拥有凶手思维的人。
其实余光楠说的没错,这就是一种隐性的变相审讯。
凶手会隐藏自己,伪装成与杀人事件毫不相干。
但在潜意识中,凶手却无法抹去自己杀了人的事实。
就像一个说谎者,无论怎样伪装,还有是会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说谎,那个人就是说谎者自己。
同样的,在凶手的伪装与辩护中,他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凶手思维”,搞不好就会在他的言谈之间有所展现。
鹿淇就是想寻找这样一个契机。
对此,廖飞默契地心领神会。
一场“侦探”与凶手间的心理博弈,就在看似“放松”的游戏中开始了。
“那么惩罚是什么?最后输了的人要做什么事呢?”司机李响问。这个内向的年轻人,似乎对惩罚的内容有些在意。
“关于具体的惩罚内容,大家有什么想法?”鹿淇说。
一直默不作声的梁涵忽然说:“你是游戏的发起者,惩罚规则也由你来决定吧。”
梁涵的语气快而冷淡,仿佛有些不耐烦,希望无罪推演游戏赶紧结束。
最终鹿淇决定,输掉游戏的人今晚守夜的时候要多守两个小时。
这个小小的惩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司机李响也送了口气,他心里可能在想:还好不是当众唱首歌之类的……
确定了发言顺序之后,鹿淇又追加了一条规则:在某人发言时,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问题。
之后游戏便开始了,头一个发言的人是司机李响。
“我,我没有理由杀朱记者”李响有些紧张,“假设我想杀他,也不可能在这种场合。”
“这种场合是什么意思?司机先生,请说清楚一些。”
李响摸了摸方向盘,目光沉了下去。他说:“这辆车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最不希望它出事故。如果我杀死了车上的某位乘客,日后怎么可能再安心的工作?”
“可朱记者并非死在你的车上,他是在树林里的雪地中被害的。”
李响怔住,很显然他的自我辩护脆弱到不堪一击。
“总,总之我和朱记者素不相识,又无冤无仇,我不可能害他。”李响说,像是无可奈何下的最后辩词。
这个内向的人说完这一句后,就一言不发了。
结果显而易见,大家都在心中认为,李响的阐述苍白而无力。
第二个发言者是梁涵,她一上来就十分坚定的说:“我不可能是凶手,因为我有昨晚不可能离开客车的证明。”
廖飞一下子来了精神,因为比起李响那种绵软无力的发言,梁涵强而有力的开场白更像是一个凶手应有的姿态。
但是现在,廖飞更加好奇的是,梁涵口中“不可能离开客车的证明”究竟是什么?
她笃定的眼神,就好像真的听见了收音机中“女声”的话语。
但实际上,女声在说出“除非”两个字后,就在收音机中隐去了。
只剩下一阵短促的噪音。
如果没有大伙的阻拦与劝说,愤怒的冯碧垚和狂躁的张芹肯定会第二次大打出手。
张芹似乎认准了,冯碧垚就是这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源头。
究竟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作祟?还是想为压抑不堪的心情找个发泄口?
廖飞也猜不透张芹的真实想法。
毕竟人心隔肚皮。
余光楠并未选择离开客车,理智在躁动冷却后重新上位,他也只好并不坦然地接受自己无法走出暴风雪的事实。
风雪难捱,罐头难吃。
廖飞一门心思都在琢磨朱记者的死,他没想到鹿淇突然向大伙说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提议。
“大伙们,我们玩个游戏吧?”鹿淇说。
在气氛如此压抑的车厢里,“玩游戏”显然是个无比唐突的提议。
但更奇怪的是,大家却都没有拒绝她的意思。
可能人越是神经紧绷的时候,越是需要放松吧。
廖飞本想拒绝,但听到“游戏”的名字时,他又改变了注意。
鹿淇说游戏的名字叫做“无罪推演”,是她在大学侦探社团时,经常会和朋友一起玩的游戏。
还活着的七个人向车厢中间凑了凑。
所谓的“无罪推演”游戏,是以某项“犯罪主题”为前提的。
假定所有游戏参与者都可能是凶手,大家依次发言,说出自己“不可能是凶手”的理由和证据。
这也就是嫌疑人的自我辩护。
当所有参与者均发言完毕时,进行不记名投*票,投给你认为最可能是凶手的人。
选出票数最多的三人,再次重复“自我辩护”与“投*票”环节。
最终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就是这场游戏的输家,需要接受早就预设好的惩罚。
“我们这有现成的犯罪主题。”鹿淇说,“就以朱记者被杀这件事为主题,大家觉得怎么样?”
说起这个真实的“主题”,乘客们的脸色都变了。
余光楠率先发难:“小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游戏吗?这是变着法的审我们吧!”
大伙也纷纷附和。
“是啊,简直在拿我们当做犯人来对待!”
“我不想参与这种游戏。”
……
鹿淇没有解释什么,只是笑着说:“这真的只是个游戏而已。”
廖飞忽然举了举手,说:“我参与这个游戏。心虚的人可以选择不参与嘛,鹿小姐也没有强迫大家。”
廖飞简单的激将法,很快发挥了作用。
余光楠不屑的说:“我也参与,呵,我没什么可心虚的。”
大伙面面相觑了一阵,最后也都选择了加入游戏。
鹿淇向廖飞投以感谢的目光,廖飞也报以微笑。
其实廖飞支*持鹿淇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听懂游戏规则后,马上就明白了鹿淇的真正用意。
她想寻找拥有“凶手思维”的人。
这次在车上进行的“无罪推演”和鹿淇平时在侦探社团玩的那种游戏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那就是“真凶”是否存在。
侦探社团的无罪推演游戏并不存在真凶,所以更多的是考验游戏参与者的语言逻辑能力,比拼的是谁的“自我辩护”更有说服力。
但是客车上的这场无罪推演游戏,不仅“犯罪主题”是真实发生的,而且“真凶”极有可能就存在于参与者之中。
所以游戏的胜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从参与者的自我辩护中寻找拥有凶手思维的人。
其实余光楠说的没错,这就是一种隐性的变相审讯。
凶手会隐藏自己,伪装成与杀人事件毫不相干。
但在潜意识中,凶手却无法抹去自己杀了人的事实。
就像一个说谎者,无论怎样伪装,还有是会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说谎,那个人就是说谎者自己。
同样的,在凶手的伪装与辩护中,他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凶手思维”,搞不好就会在他的言谈之间有所展现。
鹿淇就是想寻找这样一个契机。
对此,廖飞默契地心领神会。
一场“侦探”与凶手间的心理博弈,就在看似“放松”的游戏中开始了。
“那么惩罚是什么?最后输了的人要做什么事呢?”司机李响问。这个内向的年轻人,似乎对惩罚的内容有些在意。
“关于具体的惩罚内容,大家有什么想法?”鹿淇说。
一直默不作声的梁涵忽然说:“你是游戏的发起者,惩罚规则也由你来决定吧。”
梁涵的语气快而冷淡,仿佛有些不耐烦,希望无罪推演游戏赶紧结束。
最终鹿淇决定,输掉游戏的人今晚守夜的时候要多守两个小时。
这个小小的惩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司机李响也送了口气,他心里可能在想:还好不是当众唱首歌之类的……
确定了发言顺序之后,鹿淇又追加了一条规则:在某人发言时,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问题。
之后游戏便开始了,头一个发言的人是司机李响。
“我,我没有理由杀朱记者”李响有些紧张,“假设我想杀他,也不可能在这种场合。”
“这种场合是什么意思?司机先生,请说清楚一些。”
李响摸了摸方向盘,目光沉了下去。他说:“这辆车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最不希望它出事故。如果我杀死了车上的某位乘客,日后怎么可能再安心的工作?”
“可朱记者并非死在你的车上,他是在树林里的雪地中被害的。”
李响怔住,很显然他的自我辩护脆弱到不堪一击。
“总,总之我和朱记者素不相识,又无冤无仇,我不可能害他。”李响说,像是无可奈何下的最后辩词。
这个内向的人说完这一句后,就一言不发了。
结果显而易见,大家都在心中认为,李响的阐述苍白而无力。
第二个发言者是梁涵,她一上来就十分坚定的说:“我不可能是凶手,因为我有昨晚不可能离开客车的证明。”
廖飞一下子来了精神,因为比起李响那种绵软无力的发言,梁涵强而有力的开场白更像是一个凶手应有的姿态。
但是现在,廖飞更加好奇的是,梁涵口中“不可能离开客车的证明”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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