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作为一个工人，想必是不会修改整个发展史的吧？或许您还是把你这些歪理学说的发展史上某些时期排斥在外了？具体说，把那段历史排斥在外了？”
“我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自然，在民族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屈辱。不过，据我看，华夏民族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在近代衰落是因为他用手段代替了目的。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当时被杀害的通常都是些叛徒。
富与贫同样都是暂时的。菩萨总是劝说人们和解，而所有的异端耶说却号召人们相互残杀。附带说一句，恶的思想通常都是异端学说所固有的特性，而反对用暴力去反对异端邪说，其目的正是为了不让暴力进入道德准则中去”
“完全正确。但是，在反对主张使用暴力的邪说时，工会不是也使用暴力了吗？”
“使用了，但是却没把它当成目的，而且也没有认为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在八九个世纪里一直使用暴力反对异端邪说，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八九百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为了根除暴力一直使用强制手段。而我们在1933年才掌握了政权。您又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5年内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5年内我们使全体国人得到了温饱，不错，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是采用了强制手段，而您却发表言论妨碍我们如果您坚决反对我们的制度，那么对您来说依靠物质力量不是比依靠精神力量更好些吗？比如说，您在工人中间组织一个反对国家的小组，搞些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散发传单，组织怠工，搞破坏，以及武装袭击政府要人等等。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我决不走这条路，理由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倘若我使用你们的方法去反对你们，那不由自主地我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
“这么说，假如有一位年轻的工人来找您，他对您说；‘领导，我不赞同这个制度，我要起来反对它’”
“我不会阻拦他”
“他还对您说：‘我想杀死地方官’。但是这个地方官却有三个女孩：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而且他的妻子又双腿瘫痪。您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向您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您什么也不告诉我吗？您不想救救三个女孩和那病妇的性命吗？或者您会帮助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说，因为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不可避免地要毁掉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当前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斗争中任何一个积极的行动都只能引起新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会人员为人处事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残酷的斗争，决不站到刽子手一方。很遗憾，这是一条消极的做法，但是任何积极的做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增加”
“我确信，如果我们对您使用第三级审讯，那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您终归是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们的”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把我变成一头由于疼痛难忍而失去理智的畜牲，我就会干出你们需要的事来，是吗？可能我会干出来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既然这样，那您又何必要和我谈话呢？对我需要使用什么办法，您就请便吧您就把我当做一头畜牲或者一台机器来使用吧”
“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生活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生活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工会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吴四宝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吴四宝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李广元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吴四宝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李广元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詹国强关于“卫队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吴四宝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李广元心里想，“看样子，工会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工会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工会，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詹国强这样千”李广元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吴四宝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吴四宝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工会老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老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常凯申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吴四宝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热茶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李广元，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常凯申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吴四宝把联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李广元回答说，“就像是过元旦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吴四宝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衣，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吴四宝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李广元，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李广元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李广元销毁了写给詹国强的那封信，又向卫队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吴四宝那里解决了，然后从青浦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苏州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李广元心里想，“吴四宝把工会老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日本人使他感兴趣。老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老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老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老师怎么能够参加到虹口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吴四宝在谈到松江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接受了全权，他在卫队里的官衔与里于丁末村或者李事群是同级的。吴四宝不能不对我讲虹口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日本人谈判吗？
总的说来，詹国强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日本人很清楚。不过，他们和詹国强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老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梅思品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吴四宝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南京，从重庆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汪未经和詹国强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李广元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老师，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李广元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日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李广元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一个前辈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蒲固定，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李广元。他是个仇恨变节分子的反暴力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李广元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暴力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汪未经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蒲固定曾与李广元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38年他们营救了一个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边区的日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蒲固定得到批准出国去昆明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延安。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蒲安定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监狱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南京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由蒲富人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蒲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国外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蒲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冯胡成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蒲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胡笔成。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胡笔成可不是草包”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冯胡成知道，胡笔成是靠一些半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蒲富人观察着胡笔成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胡笔成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胡笔成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蒲夫人跳舞。她的弟弟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胡笔成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胡笔成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蒲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胡笔成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蒲安定被释放后，没有去南京，他直接到上海去了。通过李广元的关系，弟弟帮他在“上海”博物馆找到了工作。他在博物馆的希腊馆里工作。
李广元通常都是在这里与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会面，所以下班后他常来找普安定。两个人一起在这雄伟的“别尔加蒙”和“博多”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里散步。蒲安定知道，李广元每次总是要久久地观赏《挑刺的男孩》这一雕塑；总是要绕过那尊恺撒黑石像，石像上两只呆板狂暴的眼睛是用一种奇特透明的矿石做成的。教授还总是把他们参观各大厅的路线安排得能使李广元在古希腊的悲哀、喜笑、智慧等面像旁多停留一会儿。
教授当然不会知道，李广元每次回到家里就站在浴室间的镜子前像演员似的长时间练习他的面部表情。李广元认为，一个侦察员应当学会掌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古人们对这种技能掌握得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馆里有一个陈列着萨摩斯岛钢塑人像的玻璃匣。有一天，李广元请教授把开这个玻璃匣的钥匙拿来。
“我觉得，”当时他说，“只要我摸一摸这些神圣的珍宝，立刻就会出现奇迹，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人那种镇定的智慧就会注入到我的身上”
教授取来了钥匙，李广元乘机做了一个钥匙印痕。后来就在匣子里一个女人的铜像下边，他安置了一个秘密存藏东西的地方。。
李广元很喜欢和教授谈论问题。
有一次，他说：“希腊艺术的确是天才的艺术，不过，它过于优雅和谐，因为总带有几分女性的纤秀。罗马人的作品就粗扩得多。大概，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德国人更相似。希腊人着眼于总体轮廓，罗马人却是逻辑严谨的人，因而对细节的润色有强烈的热情。就拿马可·奥里略的肖像来说吧，请看。好一派英雄气概他是人们模仿的对象，孩子们玩耍时也应当扮演他”
“我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自然，在民族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屈辱。不过，据我看，华夏民族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在近代衰落是因为他用手段代替了目的。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当时被杀害的通常都是些叛徒。
富与贫同样都是暂时的。菩萨总是劝说人们和解，而所有的异端耶说却号召人们相互残杀。附带说一句，恶的思想通常都是异端学说所固有的特性，而反对用暴力去反对异端邪说，其目的正是为了不让暴力进入道德准则中去”
“完全正确。但是，在反对主张使用暴力的邪说时，工会不是也使用暴力了吗？”
“使用了，但是却没把它当成目的，而且也没有认为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在八九个世纪里一直使用暴力反对异端邪说，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八九百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为了根除暴力一直使用强制手段。而我们在1933年才掌握了政权。您又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5年内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5年内我们使全体国人得到了温饱，不错，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是采用了强制手段，而您却发表言论妨碍我们如果您坚决反对我们的制度，那么对您来说依靠物质力量不是比依靠精神力量更好些吗？比如说，您在工人中间组织一个反对国家的小组，搞些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散发传单，组织怠工，搞破坏，以及武装袭击政府要人等等。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我决不走这条路，理由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倘若我使用你们的方法去反对你们，那不由自主地我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
“这么说，假如有一位年轻的工人来找您，他对您说；‘领导，我不赞同这个制度，我要起来反对它’”
“我不会阻拦他”
“他还对您说：‘我想杀死地方官’。但是这个地方官却有三个女孩：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而且他的妻子又双腿瘫痪。您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向您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您什么也不告诉我吗？您不想救救三个女孩和那病妇的性命吗？或者您会帮助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说，因为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不可避免地要毁掉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当前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斗争中任何一个积极的行动都只能引起新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会人员为人处事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残酷的斗争，决不站到刽子手一方。很遗憾，这是一条消极的做法，但是任何积极的做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增加”
“我确信，如果我们对您使用第三级审讯，那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您终归是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们的”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把我变成一头由于疼痛难忍而失去理智的畜牲，我就会干出你们需要的事来，是吗？可能我会干出来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既然这样，那您又何必要和我谈话呢？对我需要使用什么办法，您就请便吧您就把我当做一头畜牲或者一台机器来使用吧”
“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生活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生活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工会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吴四宝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吴四宝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李广元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吴四宝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李广元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詹国强关于“卫队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吴四宝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李广元心里想，“看样子，工会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工会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工会，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詹国强这样千”李广元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吴四宝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吴四宝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工会老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老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常凯申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吴四宝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热茶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李广元，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常凯申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吴四宝把联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李广元回答说，“就像是过元旦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吴四宝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衣，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吴四宝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李广元，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李广元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李广元销毁了写给詹国强的那封信，又向卫队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吴四宝那里解决了，然后从青浦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苏州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李广元心里想，“吴四宝把工会老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日本人使他感兴趣。老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老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老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老师怎么能够参加到虹口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吴四宝在谈到松江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接受了全权，他在卫队里的官衔与里于丁末村或者李事群是同级的。吴四宝不能不对我讲虹口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日本人谈判吗？
总的说来，詹国强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日本人很清楚。不过，他们和詹国强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老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梅思品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吴四宝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南京，从重庆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汪未经和詹国强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李广元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老师，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李广元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日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李广元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一个前辈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蒲固定，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李广元。他是个仇恨变节分子的反暴力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李广元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暴力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汪未经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蒲固定曾与李广元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38年他们营救了一个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边区的日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蒲固定得到批准出国去昆明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延安。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蒲安定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监狱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南京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由蒲富人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蒲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国外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蒲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冯胡成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蒲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胡笔成。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胡笔成可不是草包”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冯胡成知道，胡笔成是靠一些半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蒲富人观察着胡笔成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胡笔成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胡笔成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蒲夫人跳舞。她的弟弟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胡笔成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胡笔成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蒲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胡笔成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蒲安定被释放后，没有去南京，他直接到上海去了。通过李广元的关系，弟弟帮他在“上海”博物馆找到了工作。他在博物馆的希腊馆里工作。
李广元通常都是在这里与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会面，所以下班后他常来找普安定。两个人一起在这雄伟的“别尔加蒙”和“博多”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里散步。蒲安定知道，李广元每次总是要久久地观赏《挑刺的男孩》这一雕塑；总是要绕过那尊恺撒黑石像，石像上两只呆板狂暴的眼睛是用一种奇特透明的矿石做成的。教授还总是把他们参观各大厅的路线安排得能使李广元在古希腊的悲哀、喜笑、智慧等面像旁多停留一会儿。
教授当然不会知道，李广元每次回到家里就站在浴室间的镜子前像演员似的长时间练习他的面部表情。李广元认为，一个侦察员应当学会掌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古人们对这种技能掌握得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馆里有一个陈列着萨摩斯岛钢塑人像的玻璃匣。有一天，李广元请教授把开这个玻璃匣的钥匙拿来。
“我觉得，”当时他说，“只要我摸一摸这些神圣的珍宝，立刻就会出现奇迹，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人那种镇定的智慧就会注入到我的身上”
教授取来了钥匙，李广元乘机做了一个钥匙印痕。后来就在匣子里一个女人的铜像下边，他安置了一个秘密存藏东西的地方。。
李广元很喜欢和教授谈论问题。
有一次，他说：“希腊艺术的确是天才的艺术，不过，它过于优雅和谐，因为总带有几分女性的纤秀。罗马人的作品就粗扩得多。大概，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德国人更相似。希腊人着眼于总体轮廓，罗马人却是逻辑严谨的人，因而对细节的润色有强烈的热情。就拿马可·奥里略的肖像来说吧，请看。好一派英雄气概他是人们模仿的对象，孩子们玩耍时也应当扮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