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古以来落水做汉奸的家伙，都是被视为三流、五流，或者不入流的人物，哪里上得了台面？
而美男子汪未经到底不一般，另有一套。
作为头号汉奸，他依然要保留着国民党的全套系统，保持着国民政府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在卖国以后，想出来的运动就叫“还都组府运动”。
他首先组织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四处罗致从前一起吃过党饭的一帮人重组一个中委会。
在社会上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多少都有一样职业技能。不管是修鞋还是卖车，不论高端低端总有一技傍身。
唯独国民政府里那些做了党政工作的人员，涉政涉党之后社会地位高了，但是实在的东西一样不会，闲下来就活不下去。因为啥都不会，啥也做不了。
所以汪未经一招手要成立所谓“国民伪政府”，不少曾经的党内人物都抢着要挤进名单里去。他那个汪记招贤馆自从开了张，不少原国民党党内人士都投了过去领取津贴。
煞风景是，这几天报纸上大登特登两句篡改过的诗，让汪氏无比震怒。报纸上只简单登着“引刀何曾快，做了汉奸头”，这么短短两句话，却勾起了大家想起汪未经过去刺杀摄政王的一幕。
当年的他与同盟会同志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清廷审判后，决定对其处以“大逆不道，立即处斩”。
当年的汪未经也正是年轻气盛，豪情万丈，决定慨然赴死。
于是就有了那首颇为著名的《慷慨篇》，以此表达其革命之决心。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如果年轻时他真的因为刺杀摄政王而头颅被砍了下来，那就可谓流芳百世。现在却真的辜负了自己的大好头颅，成了头号汉奸，从而遗臭万年。
汪未经很早就追随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内论起资历和人望比常光头强多了。而且还是个儒雅的美男子形象。
他这么一个看似谦谦君子伟岸人物居然也做了汉奸，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还真的应了后世小品里的一句话——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汪氏投敌当汉奸，说起来和他的个性有关。虽然资历老，党内功劳大，只不过终究一介文人，在军阀割据时代，只有写诗作赋、笔画文章的本事没啥大用。
虽然中山先生的遗嘱都是他起草的，但是中山先生故去之后，在国民党内经常被逼的“出国治病”，始终被常凯申死死压制，因此他始终不甘心。
所以，汪未经和日本人接触是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当时华北沦陷、上海战败、南京沦陷、徐州、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几次会战让中国军队精锐尽失，常凯申急的把黄河堤坝掘开淹死无数中国老百姓，也没能挡住日军侵略步伐。
在国际上当时中国更是孤立无援，欧洲列强奉行绥靖政策，英法都按兵不动隔岸观火。美国佬虽然口头上谴责日本，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给日本提供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
包括常凯申无奈之下也顶着光头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跟当时的日本政府谈判，希望能够结束战争。但他还是有些底线，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
其实这个底线真的很低，等于变相放弃了东北和内蒙、半放弃了华北。
但是日本军方狂妄到连这样低的条件都不愿意答应，一边继续进攻一边提出非常苛刻的谈判条件。谈判一直进行不下去。
这时汪未经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觉得既然与其早晚要跟日本谈和，那么晚和不如早和。而且，常凯申谈不成的事，被他谈成了，那他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不用多少了。
所以，全中国人民的灾难便成了他个人的政治筹码。他赌抗日战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趁着现在还有筹码，他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在日本人那里把这边的位置占了！
什么叫利令智昏，这就是！
所以汪未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设法从重庆跑了出去。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一到河内就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发电报当天日期代码是“艳”）。
电文里他大概是这么扯的，“日本政府早和我们谈过了，只要我们愿意讲和，人家马上撤军，不仅不要咱们割地赔款，还能帮中国取消租借，把英美法的租界收回、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么善意的条件常凯申居然还不答应，非要打下去，他他作为忧国忧民心疼百姓的人，实在看不下去。”
电文里还说，“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府高层多数人，都希望停战。只是常凯申手握兵权，大家不能公开反对，只能被常凯申绑上战车和日本人继续打仗。而他现在想和日本讲和，只能脱离重庆，摆脱常凯申的控制，来推动和平运动。”
艳电发表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奉常凯申之命致电汪未经，劝汪不要公开主和，希望汪早日赴欧暂时休养。汪没有理睬。
2月中旬常凯申又派前改组派的重要成员到河内，给汪氏夫妇和亲信带来护照和旅费，再次劝他们去欧洲，汪夫妇断然拒绝。
只是到达河内后，汪未经的诸般盘算都极其不顺。预想中他振臂一呼，国内各界纷纷响应和平运动的局面完全没有出现。
甚至他原先几个亲信在看到日本的野心明显是在诓骗汪氏后，还跑到香港发报和他脱离关系。
其实，对汪未经最具诱惑的是日本许诺由他组建新政权，日本方面没有动静，令身在河内的他忐忑不安。
1939年3月18日，汪未经接到日本政府决定支持他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消息。两天后的晚上，陈功书派出去的特工刺杀未遂。汪未经大怒，立刻认定凶手是受了常凯申指派。
3月27日汪未经发表《举一个例》，公布1937年12月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用以说明寻求与日本“和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也持同样的观点。
至此，汪未经与重庆国民政府决裂。
在军统刺杀未遂后，日本方面为了保证汪未经的安全，派陆军省军务科长影佐祯昭、海军省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书务官矢野征记、众议员犬养健等到越南“营救”。
汪未经提出先去上海。于是，在日本特工的保护下，汪精卫于4月25日乘船到达敌占区上海，走上了投敌的不归路。
而美男子汪未经到底不一般，另有一套。
作为头号汉奸，他依然要保留着国民党的全套系统，保持着国民政府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在卖国以后，想出来的运动就叫“还都组府运动”。
他首先组织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四处罗致从前一起吃过党饭的一帮人重组一个中委会。
在社会上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多少都有一样职业技能。不管是修鞋还是卖车，不论高端低端总有一技傍身。
唯独国民政府里那些做了党政工作的人员，涉政涉党之后社会地位高了，但是实在的东西一样不会，闲下来就活不下去。因为啥都不会，啥也做不了。
所以汪未经一招手要成立所谓“国民伪政府”，不少曾经的党内人物都抢着要挤进名单里去。他那个汪记招贤馆自从开了张，不少原国民党党内人士都投了过去领取津贴。
煞风景是，这几天报纸上大登特登两句篡改过的诗，让汪氏无比震怒。报纸上只简单登着“引刀何曾快，做了汉奸头”，这么短短两句话，却勾起了大家想起汪未经过去刺杀摄政王的一幕。
当年的他与同盟会同志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清廷审判后，决定对其处以“大逆不道，立即处斩”。
当年的汪未经也正是年轻气盛，豪情万丈，决定慨然赴死。
于是就有了那首颇为著名的《慷慨篇》，以此表达其革命之决心。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如果年轻时他真的因为刺杀摄政王而头颅被砍了下来，那就可谓流芳百世。现在却真的辜负了自己的大好头颅，成了头号汉奸，从而遗臭万年。
汪未经很早就追随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内论起资历和人望比常光头强多了。而且还是个儒雅的美男子形象。
他这么一个看似谦谦君子伟岸人物居然也做了汉奸，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还真的应了后世小品里的一句话——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汪氏投敌当汉奸，说起来和他的个性有关。虽然资历老，党内功劳大，只不过终究一介文人，在军阀割据时代，只有写诗作赋、笔画文章的本事没啥大用。
虽然中山先生的遗嘱都是他起草的，但是中山先生故去之后，在国民党内经常被逼的“出国治病”，始终被常凯申死死压制，因此他始终不甘心。
所以，汪未经和日本人接触是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当时华北沦陷、上海战败、南京沦陷、徐州、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几次会战让中国军队精锐尽失，常凯申急的把黄河堤坝掘开淹死无数中国老百姓，也没能挡住日军侵略步伐。
在国际上当时中国更是孤立无援，欧洲列强奉行绥靖政策，英法都按兵不动隔岸观火。美国佬虽然口头上谴责日本，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给日本提供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
包括常凯申无奈之下也顶着光头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跟当时的日本政府谈判，希望能够结束战争。但他还是有些底线，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
其实这个底线真的很低，等于变相放弃了东北和内蒙、半放弃了华北。
但是日本军方狂妄到连这样低的条件都不愿意答应，一边继续进攻一边提出非常苛刻的谈判条件。谈判一直进行不下去。
这时汪未经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觉得既然与其早晚要跟日本谈和，那么晚和不如早和。而且，常凯申谈不成的事，被他谈成了，那他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不用多少了。
所以，全中国人民的灾难便成了他个人的政治筹码。他赌抗日战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趁着现在还有筹码，他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在日本人那里把这边的位置占了！
什么叫利令智昏，这就是！
所以汪未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设法从重庆跑了出去。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一到河内就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发电报当天日期代码是“艳”）。
电文里他大概是这么扯的，“日本政府早和我们谈过了，只要我们愿意讲和，人家马上撤军，不仅不要咱们割地赔款，还能帮中国取消租借，把英美法的租界收回、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么善意的条件常凯申居然还不答应，非要打下去，他他作为忧国忧民心疼百姓的人，实在看不下去。”
电文里还说，“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府高层多数人，都希望停战。只是常凯申手握兵权，大家不能公开反对，只能被常凯申绑上战车和日本人继续打仗。而他现在想和日本讲和，只能脱离重庆，摆脱常凯申的控制，来推动和平运动。”
艳电发表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奉常凯申之命致电汪未经，劝汪不要公开主和，希望汪早日赴欧暂时休养。汪没有理睬。
2月中旬常凯申又派前改组派的重要成员到河内，给汪氏夫妇和亲信带来护照和旅费，再次劝他们去欧洲，汪夫妇断然拒绝。
只是到达河内后，汪未经的诸般盘算都极其不顺。预想中他振臂一呼，国内各界纷纷响应和平运动的局面完全没有出现。
甚至他原先几个亲信在看到日本的野心明显是在诓骗汪氏后，还跑到香港发报和他脱离关系。
其实，对汪未经最具诱惑的是日本许诺由他组建新政权，日本方面没有动静，令身在河内的他忐忑不安。
1939年3月18日，汪未经接到日本政府决定支持他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消息。两天后的晚上，陈功书派出去的特工刺杀未遂。汪未经大怒，立刻认定凶手是受了常凯申指派。
3月27日汪未经发表《举一个例》，公布1937年12月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用以说明寻求与日本“和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也持同样的观点。
至此，汪未经与重庆国民政府决裂。
在军统刺杀未遂后，日本方面为了保证汪未经的安全，派陆军省军务科长影佐祯昭、海军省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书务官矢野征记、众议员犬养健等到越南“营救”。
汪未经提出先去上海。于是，在日本特工的保护下，汪精卫于4月25日乘船到达敌占区上海，走上了投敌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