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朱大博士是学历史的，他立刻接受了火塘俱乐部的观点，作为一个明清史的博士，不会不知道历朝历代里官府的人头税户籍册跟实际情况的差距——能有百分之六十的准确度就不错了。
哪怕是在两年后，大清要搞迁海令了，在沿海建起边墙哨所封锁海岸线，但那也只是一堵土墙而已，朱北国认为，所谓的封锁线，从来都是漏洞百出，越是漫长，越是千疮百孔，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朱北国对此信心满满——咱就不信躲不过大清的巡逻队，而且那些具体情节都不用脑补----趁着黑夜组织一帮人翻墙偷渡，即便被发现了，来个强行突破，然后登上早就停靠在海边的船舶扬长而去，清军又没有水师，最后还不只能是望洋兴叹？
鉴于今后对于劳动力的渴望，参议院最终接受了黄海等人的建议，并且把开拓这个通道的任务正式交给了联邦移民局，并划拨了专项资金——朱北国在内地买地置业的钱，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花费，还包括今后打算给移民局购置专用的运输船——王工船台上的轻型混合动力武装帆船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如今重任加身的朱北国在蓝色闪电号抵达澳门后，就把生意完全托付给刘一爽田家驹等人，自己则跟代小山和艾鲁什一起专门拜会了乔家老太太，以及钟陆梁三家的当家人，朱北国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自己的“……关于贸易劳动力输出的一些想法……”后，四家当家人无不立刻心领神会，表示愿意全力支持----这年头能做大家族当家人的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早就明白自家的家族利益已经跟澳洲人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何况澳洲联邦政府对这些移民是开了价码的，总之算起来，这桩人口买卖的利润跟“粗锡砂”不相上下，还因为跟“粗锡砂”的商道和人脉是现成的，顺带贩运一下人口这种事情就方便多了----矿山本来就需要矿工，不管有没有偷渡人口这桩生意，开矿本身也是需要招募劳动力的，而且因为合法开矿，敖梁两家招募矿工聚集人口是可以合法公开做的。
当然了，官府那边肯定需要更多的打点，尤其是商道沿途的各个州县，那是招募矿工的理想地区，当然也是汇聚偷渡人口的理想地区，然而四家当家人又很义气地婉拒了朱北国提出的----澳洲联邦愿意出钱补贴四家“打点官府所需费用”的提议，四家当家人都表示说，澳洲人仁义，咱们也要把义字放中间，这些费用还是四家各自承担吧。
朱北国自然也不坚持，毕竟人家四家各有各的人脉，咱们硬要通过出钱的方式插一杠子貌似也不合适……
在澳门的几天时间里，四家的当家人在乔老太太的客厅里，跟朱北国共同商议确定了各自的分工，其中乔家负责运输，因为跟平南王府的关系，乔家的商队和内河船队几乎是畅行无阻的，敖家和梁家负责“招募矿工”，而钟家则依靠自己在广东水师里的人脉能让这些“矿工”登上停靠在海边的船舶……
乔家的沙船在撑杆手们的努力下，终于停靠在一个紧邻某个大宅院后门的专用码头上，跟乔家在广州满城附近的大宅子一样，这种水岸边的砖石码头在南国水乡很是常见，船停，老把式一声悠扬的吆喝，让朱北国从遐想中回到现实，在乔家仆人的搀扶下，朱北国摇摇晃晃地走上搭板，然后左顾右盼地沿着青条石台阶拾级而上。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由青砖粉墙和灰瓦构成的漂亮建筑，然后一行人进入了一扇朱黑漆的两开后院门。
朱北国发现，这是一座三进的大宅子，随行在旁的乔二公子告诉朱北国，这宅子原来的主人是大明的某个皇亲国戚，如今，原来的主人和他的家族据说早已经远遁海外，这院子就易主了，最终，乔家从平南王府手里买到了这座府邸。
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宅子买得很便宜，平南王把这宅子当成“官没逆产”，发卖给了乔家，于是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乔家的祠堂和祭祀田产所在地。
当然了，这个宅院的真正所有者，是澳洲联邦移民局。
朱北国的第二对乌鸦燕子就计划住在这里，小夫妻俩也有公开的身份：男的是乔家的管家，女的是内宅的管事。
按照朱北国的既定规划，这里将成为一个向海外输出移民的中转站，这类中转站肯定不止一个，而且要完全独立于澳门教会建立的移民输出系统，两边要自成一系，互不干扰，也尽量不要产生业务上的交集。
朱北国是出于各种风险考虑后，做出上述这个决定的，因为他很清楚，随着天主教在内陆的深入传播，和大清江山社稷的逐渐稳固，天主教会在大清文人和朝廷眼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了。
天主教——或者说基督教，早在唐宋时期就在中原出现过，到了大明时代，已经普遍存在于中国内陆的不少地方，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岭南和江浙沿海，那里不仅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人们的眼界开阔了，直接后果就是对各种外来事物的包容性提高了，于是社会对多元性的容纳度也增加了，显然，这种提高和增加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到了大明的晚期，甚至皇帝身边的肱骨大臣都可以公开地在朝堂上皈依天主，成为天主教徒，比如徐光启等等诸多位居朝廷枢纽甚至就是皇帝身边的臣子们，仅凭这一点，就知道在大明的晚期，整个社会其实对外来宗教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
到了明清交替之际，清廷在初期很聪明地延续了大明的各种政策，其中包括对待中外宗教态度，因此，在清初的若干年时间里，天主教会并没有感觉到朝廷的敌意，甚至因为清廷需要海外天主教会在火器和对付残明势力方面j进行合作，朝廷甚至对教会的活动比大明晚期更加的宽容。
但是，形势发展到现在，天主教和教会终于开始感觉到朝廷越来越明显的敌意了——对此朱北国与仁慈堂安格尔嬷嬷一样，有着共同的、清醒的认识。
毕竟，专制统治者历来都视宗教为潜在的对手，因为宗教从本质上讲是反世俗权力的，是民心争夺战中的另外一级，况且正常的宗教只认同神对人的权力，而且只要是人，无贫富贵贱，在神的面前只能是羔羊，只能是仆人——包括那些不可一世的国王、皇帝和贵族们。
哪怕是在两年后，大清要搞迁海令了，在沿海建起边墙哨所封锁海岸线，但那也只是一堵土墙而已，朱北国认为，所谓的封锁线，从来都是漏洞百出，越是漫长，越是千疮百孔，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朱北国对此信心满满——咱就不信躲不过大清的巡逻队，而且那些具体情节都不用脑补----趁着黑夜组织一帮人翻墙偷渡，即便被发现了，来个强行突破，然后登上早就停靠在海边的船舶扬长而去，清军又没有水师，最后还不只能是望洋兴叹？
鉴于今后对于劳动力的渴望，参议院最终接受了黄海等人的建议，并且把开拓这个通道的任务正式交给了联邦移民局，并划拨了专项资金——朱北国在内地买地置业的钱，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花费，还包括今后打算给移民局购置专用的运输船——王工船台上的轻型混合动力武装帆船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如今重任加身的朱北国在蓝色闪电号抵达澳门后，就把生意完全托付给刘一爽田家驹等人，自己则跟代小山和艾鲁什一起专门拜会了乔家老太太，以及钟陆梁三家的当家人，朱北国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自己的“……关于贸易劳动力输出的一些想法……”后，四家当家人无不立刻心领神会，表示愿意全力支持----这年头能做大家族当家人的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早就明白自家的家族利益已经跟澳洲人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何况澳洲联邦政府对这些移民是开了价码的，总之算起来，这桩人口买卖的利润跟“粗锡砂”不相上下，还因为跟“粗锡砂”的商道和人脉是现成的，顺带贩运一下人口这种事情就方便多了----矿山本来就需要矿工，不管有没有偷渡人口这桩生意，开矿本身也是需要招募劳动力的，而且因为合法开矿，敖梁两家招募矿工聚集人口是可以合法公开做的。
当然了，官府那边肯定需要更多的打点，尤其是商道沿途的各个州县，那是招募矿工的理想地区，当然也是汇聚偷渡人口的理想地区，然而四家当家人又很义气地婉拒了朱北国提出的----澳洲联邦愿意出钱补贴四家“打点官府所需费用”的提议，四家当家人都表示说，澳洲人仁义，咱们也要把义字放中间，这些费用还是四家各自承担吧。
朱北国自然也不坚持，毕竟人家四家各有各的人脉，咱们硬要通过出钱的方式插一杠子貌似也不合适……
在澳门的几天时间里，四家的当家人在乔老太太的客厅里，跟朱北国共同商议确定了各自的分工，其中乔家负责运输，因为跟平南王府的关系，乔家的商队和内河船队几乎是畅行无阻的，敖家和梁家负责“招募矿工”，而钟家则依靠自己在广东水师里的人脉能让这些“矿工”登上停靠在海边的船舶……
乔家的沙船在撑杆手们的努力下，终于停靠在一个紧邻某个大宅院后门的专用码头上，跟乔家在广州满城附近的大宅子一样，这种水岸边的砖石码头在南国水乡很是常见，船停，老把式一声悠扬的吆喝，让朱北国从遐想中回到现实，在乔家仆人的搀扶下，朱北国摇摇晃晃地走上搭板，然后左顾右盼地沿着青条石台阶拾级而上。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由青砖粉墙和灰瓦构成的漂亮建筑，然后一行人进入了一扇朱黑漆的两开后院门。
朱北国发现，这是一座三进的大宅子，随行在旁的乔二公子告诉朱北国，这宅子原来的主人是大明的某个皇亲国戚，如今，原来的主人和他的家族据说早已经远遁海外，这院子就易主了，最终，乔家从平南王府手里买到了这座府邸。
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宅子买得很便宜，平南王把这宅子当成“官没逆产”，发卖给了乔家，于是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乔家的祠堂和祭祀田产所在地。
当然了，这个宅院的真正所有者，是澳洲联邦移民局。
朱北国的第二对乌鸦燕子就计划住在这里，小夫妻俩也有公开的身份：男的是乔家的管家，女的是内宅的管事。
按照朱北国的既定规划，这里将成为一个向海外输出移民的中转站，这类中转站肯定不止一个，而且要完全独立于澳门教会建立的移民输出系统，两边要自成一系，互不干扰，也尽量不要产生业务上的交集。
朱北国是出于各种风险考虑后，做出上述这个决定的，因为他很清楚，随着天主教在内陆的深入传播，和大清江山社稷的逐渐稳固，天主教会在大清文人和朝廷眼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了。
天主教——或者说基督教，早在唐宋时期就在中原出现过，到了大明时代，已经普遍存在于中国内陆的不少地方，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岭南和江浙沿海，那里不仅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人们的眼界开阔了，直接后果就是对各种外来事物的包容性提高了，于是社会对多元性的容纳度也增加了，显然，这种提高和增加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到了大明的晚期，甚至皇帝身边的肱骨大臣都可以公开地在朝堂上皈依天主，成为天主教徒，比如徐光启等等诸多位居朝廷枢纽甚至就是皇帝身边的臣子们，仅凭这一点，就知道在大明的晚期，整个社会其实对外来宗教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
到了明清交替之际，清廷在初期很聪明地延续了大明的各种政策，其中包括对待中外宗教态度，因此，在清初的若干年时间里，天主教会并没有感觉到朝廷的敌意，甚至因为清廷需要海外天主教会在火器和对付残明势力方面j进行合作，朝廷甚至对教会的活动比大明晚期更加的宽容。
但是，形势发展到现在，天主教和教会终于开始感觉到朝廷越来越明显的敌意了——对此朱北国与仁慈堂安格尔嬷嬷一样，有着共同的、清醒的认识。
毕竟，专制统治者历来都视宗教为潜在的对手，因为宗教从本质上讲是反世俗权力的，是民心争夺战中的另外一级，况且正常的宗教只认同神对人的权力，而且只要是人，无贫富贵贱，在神的面前只能是羔羊，只能是仆人——包括那些不可一世的国王、皇帝和贵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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