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对付两个小娘子没有办法，只能是敬而远之，而当下如今各军看似高歌猛进，连连收复失地，形势一片大好，朝野上下也还沉浸在收复临安的兴奋之中，忙着接收城中的资财，整修宫室和衙门为重新进驻做准备。不过他下令对宫宇殿堂暂缓重建，不可大兴土木，而其中原因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外，还有是否迁都的问题，若是迁往建康，则等于白忙了。
在经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后，赵昺发现当年赵构将行在选择建在杭州不无原因，建康直面长江，若是长江防线被攻破，建康没有防御纵深，也就随之沦陷，这种挫败往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更让他忧虑的是自己欲建立的长江防线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隐患。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古先民多有认识。早在春秋末期爆发的吴楚水战即已隐隐包含着对长江控制权的争夺，但在三国以前它从未成为南北的军事界限。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三国形势的必然产物。三国鼎立与晋吴对峙，都是以力量暂时平衡为基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魏强而吴蜀弱的形势下，吴蜀必然要利用险要，在军事上寻求一条双方力量的平衡线，利用巨大的山脉和河流形成的地理屏障弥补弱势、保护自己。东汉末年，黄巾大乱，天下纷扰，汉室倾危，群雄并起。孙坚、孙策父子乘势而起，割据江东。建安五年，孙策遇刺，临终嘱咐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保有江东当时遂成为孙吴集团之立国基础。
赵昺在琼州一直谋划先占江南，再挥师北伐的战略，因此一切也是围绕着这个方针进行布局。他知道在历史上成功实现划江而治的政权，除了自己继承的南宋外，还有三国时期的孙吴，结果虽维持了数代，可最后都未能保住半壁江山。而排出政治因素外，只单纯的从军事角度考虑只凭长江防线也是处于极为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长江的自然条件，符合东吴屏蔽江东的要求。其干流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上游奔行在青藏高原的高山峡谷和四塞险固的巴蜀之地，中下游江阔水深，河网密布，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成为天然的阻隔。曹丕曾临江感叹：“固天所以隔南北也！”北方大军不可能在行进中突进过江，而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准备。
良好的地理条件使得东吴能够通过经营长江防线，有效阻止敌军南渡，实现了以江、汉为池，虎臣毅卒，循江而守，与曹魏对峙数十年的效果。当然要将一条横亘数千里的天堑，加以驻守和经营，形成一条牢固的军事防线，必需拥有足够的国家实力与技术水平。
从江防来看：首先，守江不可无人。江东在历经两汉的开发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面对战乱已久、经济衰退的中原，东吴具有了割据一隅的经济基础。东吴二十多万军队，保证了数千里战线各要塞都有兵可守。孙权曾说“若徒守江东，兵自足用”。二百多万人口的割据政权，使其有能力修筑大量的军事工程，维持必要开支。
其次，守江不可无船。秦汉造船技术的大发展为东吴江河防守提供了装备支持。锚、舵、橹、帆的使用，船舶上层建筑的出现，使得战舰动力增大、机动性增强，兵员和武器的容纳量大大增加，战船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武器，特别是实施火攻和发射火器。另外，对于东吴来说，长江发达的水系，两岸众多的港、汊、洲、渚，容易发挥其水战优势。
赵昺第一阶段的策略就是采取东吴的限江自保策略，然后再图江淮巩固长江防线，最后挥兵北伐恢复中原。当前江南地区经过隋唐的开发，尤其是南宋政权南渡后江东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江南人口更是一度过亿，比之三国时期经济实力要强的多。而他还拥有可以说是最为精锐的水军和起码超前百年的犀利火器，经营长江防线的条件还是具备的。
不过赵昺当下面临的环境要恶劣的多，从前孙权和刘备结盟，可以不必担心敌从上游顺江而下来攻。而如今上游的四川尚在元廷之手，自己暂时还无法收复蜀地。另外左翼的云南地区也是蒙元的地盘，他们可以故技重施从侧后进攻江南地区，那么自己就要被迫进行两线作战，分兵防守云贵地区。
另外当下蒙元因为连续远征的失败，兵力受到损失，实力下降。但是要知道自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便将最具战斗力的部队部署在西北，用以镇压不服的宗王和守护蒙古的根本之地。而此次真金如果能成功继位，并协调好与各个宗王之间的关系，就能腾出手来将大军南调用于江南。
但是赵昺清楚当务之急还是要建立起长江防线。按照历史上的说法长江一线基本可以划成三大段：上游是益州，中游是荆州，下游是由扬州。他面临的形势与南渡后不同，却以东吴类似，其不据蜀地，只占有长江中、下游。当时东吴在“限江自保”国策指引下，对长江进行全面的军事布防，构筑一条贯穿全境的长江防线。
现成的东西赵昺一向是不用白不用，他对此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东吴的长江防线东负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沿江设置督府负责防御。大海与峡口是防线两端的依托，以当时魏舟师的力量，尚不足以从海上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海防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峡口与他面临的形势一样则未必牢靠。
逶迤的巫山山脉，海拔在千米以上，北连大巴山，隔开了荆湘与巴蜀。三峡穿行其间，奔腾而出。陆机形容这里的地势：“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难。”崇山峻岭之间，大部队无法迅速通过和展开，巴蜀之军难以从陆路攻吴。
但在水路，由于古代三峡地区植被保护还较好，航道险滩并不多：瞿塘峡只有瞿塘、黄龙二滩，巫峡只有新崩、石门两处，西陵峡的险滩也不多。而三峡航运，虽不至成熟，但人们已经可以较顺利地来往于上下。当下四川尚在敌手，上游和中游之间天然防线大致在三峡到夷陵一带，也就是赵昺要竭力抢占荆州的江陵，这里将是自己防线的起点。
另外东吴在长江防线上各重要据点泛要地皆设置军镇，个别地方也设军镇都督。他们先后设置了二十几个军镇督，其中大多数位于长江沿岸。虽然孙吴长江防线各军镇都督分区布防，分兵驻守，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整条防线并非是被各军镇都督辖区分割，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战争形势需要，军镇都督有时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时也可几个军镇督分别行动，彼此互相策应。
赵昺根据东吴限江自保的国策及对长江防线军事地理分析后，以为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的险要必争之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须、建业等。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大致以西陵、濡须、武昌、建业四地为重，也就是当下他急于占据的江陵、芜湖、鄂州和建康四处。
对于整条防线而言，最令孙吴统治集团担扰的莫过于敌军突破其上游防线，挥师顺江东下，水陆俱进。这样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已”，长江天堑效用顿失，整条防线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军事打击之下。因此，地处长江防线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数千里长江防线上的第一个军事重镇。
陆逊为此曾上疏孙权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荆州可忧。其子陆抗亦认为：西陵、建平，国之藩表，即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鉴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孙吴在此屯重兵，设都督统领，皆以名将镇戊。
作为孙吴最早设置军镇督的濡须，是孙吴长江防线上另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重镇。濡须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无为，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保江必争淮，重兵驻守濡须，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上可凭借孙吴精锐水师出巢湖，进击合肥。
而合肥则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吴占合肥则可使中原震动；魏据合肥则吴之徐淮不得安宁。因此吴魏两国交战，多集中于对合肥的争夺。而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军南下的堡垒，若濡须失则曹魏可顺江东下，朝发而夕至建业，诚为吴之亡国之险。
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曾作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为都城。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
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一旦有警，难以及时增援。而武昌则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濡须、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
孙吴凭借西陵、濡须、武昌、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此外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又布重兵于长江沿岸，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如此孙吴得以立国江东，北拒曹魏，西抗蜀汉，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欲向江北进取，争夺江淮。当然这也又巩固长江防线之意，从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权不能将疆界推到淮河一线，而是困守长江，它的处境就很危险。这时它只有一道防线，如果北方军队突破长江，它就只能束手待毙了。要是能够在淮河一带建立有效的防线，处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权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费很大代价突破第一道防线，再穿越水道纵横的淮南，这个过程要消耗北方军队很大的力量，有时候弄不好还要集体拉肚子。等他们赶到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已经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们在穿越千里火线之后，再就地筹办船只渡江，也不大容易。这时候，北方军队往往就只能眺望一下长江美景，天气好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看看对岸的江南小妞，然后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后的东吴和北方的战争基本发生在淮河至长江一带，双方反复争夺边境的几座城池，拿壕沟围，拿水淹，搞破坏，搞反间，互相使了各种各样伤阴骘的坏点子，后来慢慢地东吴还是吃了亏，边境防线慢慢地退缩到了长江一带。江淮失守使东吴政权实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线的后撤使东吴的首都建业（建康）暴露在敌人面前。
赵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当下江南虽已收复大部地区，但是还有残敌占据城池，平定也需分兵和时间。就是自己极力要建立的长江防线，也只攻取了下游的数个重镇，中游的鄂州和江陵未收复。因而尚无力争夺江淮地区，而即使作为重中之重的襄樊，在他们无法控制江淮的情况下，即使占领也难以守得住……
在经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后，赵昺发现当年赵构将行在选择建在杭州不无原因，建康直面长江，若是长江防线被攻破，建康没有防御纵深，也就随之沦陷，这种挫败往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更让他忧虑的是自己欲建立的长江防线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隐患。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古先民多有认识。早在春秋末期爆发的吴楚水战即已隐隐包含着对长江控制权的争夺，但在三国以前它从未成为南北的军事界限。长江防线的形成，是三国形势的必然产物。三国鼎立与晋吴对峙，都是以力量暂时平衡为基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魏强而吴蜀弱的形势下，吴蜀必然要利用险要，在军事上寻求一条双方力量的平衡线，利用巨大的山脉和河流形成的地理屏障弥补弱势、保护自己。东汉末年，黄巾大乱，天下纷扰，汉室倾危，群雄并起。孙坚、孙策父子乘势而起，割据江东。建安五年，孙策遇刺，临终嘱咐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保有江东当时遂成为孙吴集团之立国基础。
赵昺在琼州一直谋划先占江南，再挥师北伐的战略，因此一切也是围绕着这个方针进行布局。他知道在历史上成功实现划江而治的政权，除了自己继承的南宋外，还有三国时期的孙吴，结果虽维持了数代，可最后都未能保住半壁江山。而排出政治因素外，只单纯的从军事角度考虑只凭长江防线也是处于极为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长江的自然条件，符合东吴屏蔽江东的要求。其干流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上游奔行在青藏高原的高山峡谷和四塞险固的巴蜀之地，中下游江阔水深，河网密布，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成为天然的阻隔。曹丕曾临江感叹：“固天所以隔南北也！”北方大军不可能在行进中突进过江，而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准备。
良好的地理条件使得东吴能够通过经营长江防线，有效阻止敌军南渡，实现了以江、汉为池，虎臣毅卒，循江而守，与曹魏对峙数十年的效果。当然要将一条横亘数千里的天堑，加以驻守和经营，形成一条牢固的军事防线，必需拥有足够的国家实力与技术水平。
从江防来看：首先，守江不可无人。江东在历经两汉的开发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面对战乱已久、经济衰退的中原，东吴具有了割据一隅的经济基础。东吴二十多万军队，保证了数千里战线各要塞都有兵可守。孙权曾说“若徒守江东，兵自足用”。二百多万人口的割据政权，使其有能力修筑大量的军事工程，维持必要开支。
其次，守江不可无船。秦汉造船技术的大发展为东吴江河防守提供了装备支持。锚、舵、橹、帆的使用，船舶上层建筑的出现，使得战舰动力增大、机动性增强，兵员和武器的容纳量大大增加，战船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武器，特别是实施火攻和发射火器。另外，对于东吴来说，长江发达的水系，两岸众多的港、汊、洲、渚，容易发挥其水战优势。
赵昺第一阶段的策略就是采取东吴的限江自保策略，然后再图江淮巩固长江防线，最后挥兵北伐恢复中原。当前江南地区经过隋唐的开发，尤其是南宋政权南渡后江东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江南人口更是一度过亿，比之三国时期经济实力要强的多。而他还拥有可以说是最为精锐的水军和起码超前百年的犀利火器，经营长江防线的条件还是具备的。
不过赵昺当下面临的环境要恶劣的多，从前孙权和刘备结盟，可以不必担心敌从上游顺江而下来攻。而如今上游的四川尚在元廷之手，自己暂时还无法收复蜀地。另外左翼的云南地区也是蒙元的地盘，他们可以故技重施从侧后进攻江南地区，那么自己就要被迫进行两线作战，分兵防守云贵地区。
另外当下蒙元因为连续远征的失败，兵力受到损失，实力下降。但是要知道自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便将最具战斗力的部队部署在西北，用以镇压不服的宗王和守护蒙古的根本之地。而此次真金如果能成功继位，并协调好与各个宗王之间的关系，就能腾出手来将大军南调用于江南。
但是赵昺清楚当务之急还是要建立起长江防线。按照历史上的说法长江一线基本可以划成三大段：上游是益州，中游是荆州，下游是由扬州。他面临的形势与南渡后不同，却以东吴类似，其不据蜀地，只占有长江中、下游。当时东吴在“限江自保”国策指引下，对长江进行全面的军事布防，构筑一条贯穿全境的长江防线。
现成的东西赵昺一向是不用白不用，他对此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东吴的长江防线东负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沿江设置督府负责防御。大海与峡口是防线两端的依托，以当时魏舟师的力量，尚不足以从海上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海防相对来说比较稳固，峡口与他面临的形势一样则未必牢靠。
逶迤的巫山山脉，海拔在千米以上，北连大巴山，隔开了荆湘与巴蜀。三峡穿行其间，奔腾而出。陆机形容这里的地势：“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难。”崇山峻岭之间，大部队无法迅速通过和展开，巴蜀之军难以从陆路攻吴。
但在水路，由于古代三峡地区植被保护还较好，航道险滩并不多：瞿塘峡只有瞿塘、黄龙二滩，巫峡只有新崩、石门两处，西陵峡的险滩也不多。而三峡航运，虽不至成熟，但人们已经可以较顺利地来往于上下。当下四川尚在敌手，上游和中游之间天然防线大致在三峡到夷陵一带，也就是赵昺要竭力抢占荆州的江陵，这里将是自己防线的起点。
另外东吴在长江防线上各重要据点泛要地皆设置军镇，个别地方也设军镇都督。他们先后设置了二十几个军镇督，其中大多数位于长江沿岸。虽然孙吴长江防线各军镇都督分区布防，分兵驻守，但是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整条防线并非是被各军镇都督辖区分割，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战争形势需要，军镇都督有时可以单独采取行动，有时也可几个军镇督分别行动，彼此互相策应。
赵昺根据东吴限江自保的国策及对长江防线军事地理分析后，以为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的险要必争之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须、建业等。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战略重地，大致以西陵、濡须、武昌、建业四地为重，也就是当下他急于占据的江陵、芜湖、鄂州和建康四处。
对于整条防线而言，最令孙吴统治集团担扰的莫过于敌军突破其上游防线，挥师顺江东下，水陆俱进。这样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已”，长江天堑效用顿失，整条防线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军事打击之下。因此，地处长江防线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数千里长江防线上的第一个军事重镇。
陆逊为此曾上疏孙权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荆州可忧。其子陆抗亦认为：西陵、建平，国之藩表，即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鉴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孙吴在此屯重兵，设都督统领，皆以名将镇戊。
作为孙吴最早设置军镇督的濡须，是孙吴长江防线上另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重镇。濡须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无为，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保江必争淮，重兵驻守濡须，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上可凭借孙吴精锐水师出巢湖，进击合肥。
而合肥则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吴占合肥则可使中原震动；魏据合肥则吴之徐淮不得安宁。因此吴魏两国交战，多集中于对合肥的争夺。而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军南下的堡垒，若濡须失则曹魏可顺江东下，朝发而夕至建业，诚为吴之亡国之险。
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曾作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为都城。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
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一旦有警，难以及时增援。而武昌则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濡须、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
孙吴凭借西陵、濡须、武昌、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此外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又布重兵于长江沿岸，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如此孙吴得以立国江东，北拒曹魏，西抗蜀汉，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欲向江北进取，争夺江淮。当然这也又巩固长江防线之意，从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权不能将疆界推到淮河一线，而是困守长江，它的处境就很危险。这时它只有一道防线，如果北方军队突破长江，它就只能束手待毙了。要是能够在淮河一带建立有效的防线，处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权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费很大代价突破第一道防线，再穿越水道纵横的淮南，这个过程要消耗北方军队很大的力量，有时候弄不好还要集体拉肚子。等他们赶到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已经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们在穿越千里火线之后，再就地筹办船只渡江，也不大容易。这时候，北方军队往往就只能眺望一下长江美景，天气好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看看对岸的江南小妞，然后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后的东吴和北方的战争基本发生在淮河至长江一带，双方反复争夺边境的几座城池，拿壕沟围，拿水淹，搞破坏，搞反间，互相使了各种各样伤阴骘的坏点子，后来慢慢地东吴还是吃了亏，边境防线慢慢地退缩到了长江一带。江淮失守使东吴政权实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线的后撤使东吴的首都建业（建康）暴露在敌人面前。
赵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当下江南虽已收复大部地区，但是还有残敌占据城池，平定也需分兵和时间。就是自己极力要建立的长江防线，也只攻取了下游的数个重镇，中游的鄂州和江陵未收复。因而尚无力争夺江淮地区，而即使作为重中之重的襄樊，在他们无法控制江淮的情况下，即使占领也难以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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