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圈”已经“共”不下去了。
这时，漠北地区的斗争形势也显得稍稍有些平静，侵华日军大本营在战略进攻目标的选择上似乎忘记了大岛秀夫大佐发起的“驼峰计划”。不但如此，日本侵略者的许多类似的计划也都被搁浅了，在腾格里旗王爷府北边草地上修造的飞机场也停停建建，建建停停，断断续续地修了十座飞机库就扔在那里不管了，跑道也没建完。到了冬季，高鹏举司令员和吴一民政委不想再有更大的行动了，只是派出小股部队跟随减租减息工作队去巩固已取得的成果。
进了腊月门儿，漠北地区连降了几场大雪，如同一床又大又白又厚的棉被，将西辽河、小腾格里沙漠以及河两岸的一切全都捂盖得严严实实了。大大小小的动物们去冬眠入蛰了，躲进了各自温暖的窝儿里，沉沉地睡去，过小半年后才能醒来。只有豹子和狼这样极其凶残和顽强的家伙还在满山遍野的积雪上奔跑着，或穿行在沙漠的桦树林和山杨树林中。它们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有时也会溜进村子里或牧场人家里，打一打鸡猪或牛羊的主意。
前些天，吴一民又去了趟岗岗营子，检查了一下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情况。于大巴掌的脸色缓过来了，主动上前一步，热情地伸出大巴掌和吴一民握手。他对日本人的要求开始软磨硬扛了，对刁二先生的讨伐军也是躲躲闪闪。有了八路军站在后面，他不再一条道儿跑到黑地去跟着日伪干了。从即将要过去的这一年看，在西辽河两岸像于大巴掌的这种情况已不在少数，越来越多了，很多有钱人家的当家人都明里暗里地跟共产党八路军拉上了关系。
从岗岗营子回来的路上，吴一民和战士们遇到了可怕的白毛旋风。天和地似乎都处在混沌之中，更不要说去分辨东南和西北了。好在老马识途，硬是把他们从大风大雪的困境中驮回了营地。回到营地后，吴一民坐在热炕上，清理清理思路，打算写一份关于赤北县减租减息工作的报告上报给上级。刚写了个开头，他突然感觉脑袋里就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了，浑身在火烧火燎地疼痛。吴一民以为这是因为这些天没有休息好，叫警卫员打了一盆冷水激一激就好了。可是，越激越厉害，只好让警卫员去找刘军医了。
刘军医现在是支队医疗队的队长，听说吴一民病了，急得湿了眼睛，提着药箱子就跑出了门。跑进吴一民的房间后，她先把自己的手搓了一阵子，待手没了凉气才伸出去在吴一民的额头上摸了一把，立刻“哎呀”一声喊道：“咋这么烫，是发高烧了！”又扭过头去批评警卫员道：“你这个警卫员是怎么当的，政委都烧成这样了，你怎么才找我啊？”吴一民嗫嚅道：“这不怪他，我忙着写总结报告，原想就是个头疼脑热的病，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刘军医嗔怪道：“你这个首长是怎么当的，你不为自己负责也不为革命和别人负责？你这是伤寒病，自己怎么这么不把病当病呀！”吴一民一听这话，因身子疼痛而拉紧的脸子一下子舒展了许多。刘军医的这些话听起来硬梆梆的，但听进心里却很舒坦。警卫战士让刘军医嚷了一气，也不敢多言，只把身子站得笔直。
前面说过，这位刘军医从新加坡医学院毕业后，因受陈嘉庚的影响而参加了援华抗日志愿队。她最初被分到了军区，后因强烈要求上前线，来到了热北抗日支队。在这里，干部战士都叫她刘军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刘军医的名字叫刘玉茹，出身在书香门第，祖籍承德。她的父亲叫刘文礼，是新加坡一所华文中学的校长。别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可刘玉茹从小就像个野小子似的，还进过南洋武术馆学习过武术。
那次在围场，吴一民与杨成龙去参加八路军热北抗日支队成立大会时，得了疟疾病。刘玉茹在给吴一民看病送药的过程中，对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一见钟情，觉得吴一民不同凡响，觉得他眉宇间透着才气，浑身有着一种英雄气慨。后来，吴一民到部队去当政委了，刘玉茹的心也随着他来到了大漠。不知怎么的，吴一民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她的心。在打三道沟大铁桥伏击时，子弹从吴一民的耳边擦过，半拉脸都是血，差一点儿没把刘玉茹吓得哭出声来。这回，她一看吴一民烧成这样，那还能不急嘛！她瞅了一眼警卫员说：“在这站着瞅啥，烧水去，给政委吃药。”
警卫员走了，刘玉茹又伸手在吴一民的额头上摸着说：“你可得注意点儿身体，谁也不是铁打的！你对别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你自己的身体就不是本钱啦？”她的手轻轻地在吴一民的头上抚摸着，像春风拂面一样柔和。吴一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把头向下缩了一下。这时，警卫员提着水壶进屋了，将开水倒在搪瓷缸子里，放到炕沿儿上。刘玉茹把药片从药箱子里一样一样地找出来，抬起头，想了想，像是对警卫员又像是对吴一民说：“把这些药服下去，等再吃药时我再来，你们两个大男人闹不好会把药吃错了。”
在刘玉茹军医的悉心照顾下，吴一民的高烧退了下去。刘玉茹还是天天按时来到吴一民的住处，坐在炕沿儿上，眼巴眼望地瞅着吴一民把药吃下去。
吴一民在炕上整整地躺了三天，今天终于可以起炕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桌子旁，心里想着工作报告又耽误了好几天了，得赶快写出来了。可他刚坐在桌子旁拿起笔来，又是一阵咳嗽。刘玉茹一步跨进屋来，上前一步就将钢笔从吴一民的手中夺了过去，生气地说：“你不要命啦！伤寒病刚好，最怕累着，要是复发了谁也救不了你。你这人做事儿真是的，也不想想人家别人的感受。”吴一民见刘玉茹的嘴噘得老高就微笑着说：“刘军医，我不是着急工作报吿的事儿嘛。”刘玉茹白了他一眼，满脸的不高兴说：“人家不是说不让你叫刘军医了嘛！”吴一民故意说：“嗯，不叫刘军医，那我叫啥？”警卫员在旁边偷笑着说：“刘军医说让首长管她叫玉茹，连我都听到了。”刘玉茹回身就打了警卫员一巴掌，红着脸说：“就你多嘴，你这小家伙儿够坏的了。”然后又强迫着吴一民躺在了炕上。
这时，漠北地区的斗争形势也显得稍稍有些平静，侵华日军大本营在战略进攻目标的选择上似乎忘记了大岛秀夫大佐发起的“驼峰计划”。不但如此，日本侵略者的许多类似的计划也都被搁浅了，在腾格里旗王爷府北边草地上修造的飞机场也停停建建，建建停停，断断续续地修了十座飞机库就扔在那里不管了，跑道也没建完。到了冬季，高鹏举司令员和吴一民政委不想再有更大的行动了，只是派出小股部队跟随减租减息工作队去巩固已取得的成果。
进了腊月门儿，漠北地区连降了几场大雪，如同一床又大又白又厚的棉被，将西辽河、小腾格里沙漠以及河两岸的一切全都捂盖得严严实实了。大大小小的动物们去冬眠入蛰了，躲进了各自温暖的窝儿里，沉沉地睡去，过小半年后才能醒来。只有豹子和狼这样极其凶残和顽强的家伙还在满山遍野的积雪上奔跑着，或穿行在沙漠的桦树林和山杨树林中。它们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有时也会溜进村子里或牧场人家里，打一打鸡猪或牛羊的主意。
前些天，吴一民又去了趟岗岗营子，检查了一下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情况。于大巴掌的脸色缓过来了，主动上前一步，热情地伸出大巴掌和吴一民握手。他对日本人的要求开始软磨硬扛了，对刁二先生的讨伐军也是躲躲闪闪。有了八路军站在后面，他不再一条道儿跑到黑地去跟着日伪干了。从即将要过去的这一年看，在西辽河两岸像于大巴掌的这种情况已不在少数，越来越多了，很多有钱人家的当家人都明里暗里地跟共产党八路军拉上了关系。
从岗岗营子回来的路上，吴一民和战士们遇到了可怕的白毛旋风。天和地似乎都处在混沌之中，更不要说去分辨东南和西北了。好在老马识途，硬是把他们从大风大雪的困境中驮回了营地。回到营地后，吴一民坐在热炕上，清理清理思路，打算写一份关于赤北县减租减息工作的报告上报给上级。刚写了个开头，他突然感觉脑袋里就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了，浑身在火烧火燎地疼痛。吴一民以为这是因为这些天没有休息好，叫警卫员打了一盆冷水激一激就好了。可是，越激越厉害，只好让警卫员去找刘军医了。
刘军医现在是支队医疗队的队长，听说吴一民病了，急得湿了眼睛，提着药箱子就跑出了门。跑进吴一民的房间后，她先把自己的手搓了一阵子，待手没了凉气才伸出去在吴一民的额头上摸了一把，立刻“哎呀”一声喊道：“咋这么烫，是发高烧了！”又扭过头去批评警卫员道：“你这个警卫员是怎么当的，政委都烧成这样了，你怎么才找我啊？”吴一民嗫嚅道：“这不怪他，我忙着写总结报告，原想就是个头疼脑热的病，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刘军医嗔怪道：“你这个首长是怎么当的，你不为自己负责也不为革命和别人负责？你这是伤寒病，自己怎么这么不把病当病呀！”吴一民一听这话，因身子疼痛而拉紧的脸子一下子舒展了许多。刘军医的这些话听起来硬梆梆的，但听进心里却很舒坦。警卫战士让刘军医嚷了一气，也不敢多言，只把身子站得笔直。
前面说过，这位刘军医从新加坡医学院毕业后，因受陈嘉庚的影响而参加了援华抗日志愿队。她最初被分到了军区，后因强烈要求上前线，来到了热北抗日支队。在这里，干部战士都叫她刘军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刘军医的名字叫刘玉茹，出身在书香门第，祖籍承德。她的父亲叫刘文礼，是新加坡一所华文中学的校长。别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可刘玉茹从小就像个野小子似的，还进过南洋武术馆学习过武术。
那次在围场，吴一民与杨成龙去参加八路军热北抗日支队成立大会时，得了疟疾病。刘玉茹在给吴一民看病送药的过程中，对眼前这个儒雅的男人一见钟情，觉得吴一民不同凡响，觉得他眉宇间透着才气，浑身有着一种英雄气慨。后来，吴一民到部队去当政委了，刘玉茹的心也随着他来到了大漠。不知怎么的，吴一民的一举一动都牵着她的心。在打三道沟大铁桥伏击时，子弹从吴一民的耳边擦过，半拉脸都是血，差一点儿没把刘玉茹吓得哭出声来。这回，她一看吴一民烧成这样，那还能不急嘛！她瞅了一眼警卫员说：“在这站着瞅啥，烧水去，给政委吃药。”
警卫员走了，刘玉茹又伸手在吴一民的额头上摸着说：“你可得注意点儿身体，谁也不是铁打的！你对别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你自己的身体就不是本钱啦？”她的手轻轻地在吴一民的头上抚摸着，像春风拂面一样柔和。吴一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把头向下缩了一下。这时，警卫员提着水壶进屋了，将开水倒在搪瓷缸子里，放到炕沿儿上。刘玉茹把药片从药箱子里一样一样地找出来，抬起头，想了想，像是对警卫员又像是对吴一民说：“把这些药服下去，等再吃药时我再来，你们两个大男人闹不好会把药吃错了。”
在刘玉茹军医的悉心照顾下，吴一民的高烧退了下去。刘玉茹还是天天按时来到吴一民的住处，坐在炕沿儿上，眼巴眼望地瞅着吴一民把药吃下去。
吴一民在炕上整整地躺了三天，今天终于可以起炕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桌子旁，心里想着工作报告又耽误了好几天了，得赶快写出来了。可他刚坐在桌子旁拿起笔来，又是一阵咳嗽。刘玉茹一步跨进屋来，上前一步就将钢笔从吴一民的手中夺了过去，生气地说：“你不要命啦！伤寒病刚好，最怕累着，要是复发了谁也救不了你。你这人做事儿真是的，也不想想人家别人的感受。”吴一民见刘玉茹的嘴噘得老高就微笑着说：“刘军医，我不是着急工作报吿的事儿嘛。”刘玉茹白了他一眼，满脸的不高兴说：“人家不是说不让你叫刘军医了嘛！”吴一民故意说：“嗯，不叫刘军医，那我叫啥？”警卫员在旁边偷笑着说：“刘军医说让首长管她叫玉茹，连我都听到了。”刘玉茹回身就打了警卫员一巴掌，红着脸说：“就你多嘴，你这小家伙儿够坏的了。”然后又强迫着吴一民躺在了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