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大地就像一座舞台，各式各样的人物带着不同的脸谱都要走上来表现一番，只是角色有大有小而已。
也就是刚耪完地的时候吧，西辽河南岸的田野里已是绿油油的一片了。分到田地的贫苦农民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好像浑身上下都在乐。这个时节的西辽河如同一个温柔可爱的大姑娘，静静地流淌着，不再那么汹涌澎湃。河两岸，有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花在绽放着，在绿草丛中偷偷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站在西辽河的岸边，经常能看到一道道的水线，那是西辽河鲤鱼在水下自由自在地游动时顶起了水皮。
实打实算，在西辽河南岸的个别村子，从民国三十四年的冬天就开始搞土地改了。有早先吴一民派工作队搞减租减息的底子，有一些地主怕落个像过去三道沟村曹善文的下场，便没有太多的反抗。岗岗营子的于大巴掌、马架子村的马成财都说，打从吴一民那时候起他们就算服了，如今跟吴一民一样的人又来了，咋说就咋办呗。更何况，形势也跟日伪在时大不相同了，现在是红色的天下，再也不用像搞减租减息那阵子，还得时刻提防着日伪军。
从漠北到巴林各旗、各县政府都派出了工作队，下到各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贫农团，建立农会，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人随王法草随风，土地改革就像是在冬天的草地上点起了一把火，迅速蔓延开来。人们还给这场运动用上了一个极其形象的代名词，叫“风暴”，闹土地改就是“起风暴”。
从西辽河北岸的牧区，一直到巴林草原，受到了农区的影响，穷苦的牧民也起来建贫牧团，建贫牧会，斗牧主，分牛分羊分马分草场。
工作队进驻漠北村，住在了杨铁匠的家里。这些人的屁股坐得正，办起事儿来也就顺当。谁家是正经八百的贫农雇农，谁是老实厚道的正经人，谁家苦大仇深，谁家给日本人当过狗腿子，只要一问杨铁匠就都一清二楚了。工作队在漠北村建立贫农团时，全村的贫农雇农异口同声选老杨铁匠当团长，说他为人厚道，办事公平。成立农会，乡亲们又死拖活拉地把他拽上农会主席的宝座。贫农雇农们都说，老杨铁匠说话做事儿准成，吐口唾沬都是一颗钉。他儿子又当上了团长那么大的官，革地主富农的命跟他走会有个依靠，肯定是没错的。
在漠北村成立农会那天，全村男女老少一、二百口人都聚在刁家的大场院里，就连那个出了名的大懒人马小辫也掐着瘪肚子跑了来。下伙房村、六顷地村、马架子村、二道沟村、三道沟村等附近五个村子的一些贫雇农也大老远地跑来看稀罕儿。人们从私塾李洪儒先生那里借来桌子和凳子，让老杨铁匠坐在正中间。然后，跟着工作队员喊起了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富农！”“地主富农不许乱说乱动！”“贫农雇农团结起来和地主富农作斗争！”人们喊着口号，心里那叫一个亮堂，都说这是打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后遇到的最痛快的一次了，只有把五脏六腑都喊出来才划算。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让那些原本只想看看稀罕儿的五个村子的贫雇农们眼热了，他们当场就吵吵着要求也加入漠北村的农会。工作队的队长告诉这些村民说，“你们自己回村去建农会吧，一个村一个农会。”那些外村人一听这话，真急眼了，有的竟然跟工作队长掰扯起道理来：“我们再建也没人家漠北村农会好啊！人家有铁匠大叔，我们没有啊！队长你就说句痛快话吧，支持不支持我们五个村子的贫雇农，支持不支持我们土改，要是支持就答应我们。”工作队长一时也没了主意，没了办法，只好说：“土改可没这个先例，不过我要不同意，就说我不支持贫雇农，说不支持土改我可不敢。那样吧，你们可以加入六个村大农会，回到村子也一定建自己村子的小农会。”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六个村的贫雇农欢呼雀跃。有人又提出一个村的农会坐一层的台子，那六个村就得坐到六层。人们就用高桌搭了六层的台子，扶着老杨铁匠坐了上去。
老杨铁匠坐在高高的台子上，用铜锣似的嗓音洪亮地喊道：“咱们六村的农会成立啦！今后咱们贫雇农都要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地主和富农的地了。让种地的人都有自个儿的田，过上要吃有吃要穿有穿的好日子！但不行你们村的土豪打我们村的劣绅，对不对呀？”台下“噢”地一声喊“对呀！”散会后，工作队长在私下里给杨铁匠纠正了一个错误：“土豪和劣绅都是恶霸地主，都是我们打倒的对象。”杨铁匠连忙解释说：“我就是说村和村别抢着打，别打乱套了。”
漠北村成立了农会后，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又建立了民兵队、妇救会和儿童团。为了支持漠北村的土改，工作队还特意向区里申请来一支老套筒步枪和八发子弹。民兵队长是刘二柱子的叔伯兄弟刘三檩，这杆步枪也就握在他手里了。这支民兵队刚开始时也就有七、八个人，刘三檩也学着桑杰扎布操练部队时的样子，操练了起来。刘三檩扛着那杆老套筒子，威风凛凛地站在民兵队的旁边，“一二一、一二一”地叫着号子，引得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观看。有一些小青年看着眼热了，也跑来参加，民兵队就扩大到十四、五个人，后来又到了二十多人，分成三个小队，凡是不是地主、富农家的年轻人一下子都进了民兵队。杨铁匠还抽空儿给这些队员每人打了一杆红缨扎枪，让他们喊着洪亮的口号，扛着锋利的扎枪，天天意气风发威风凛凛地围着村子转圈儿巡逻。老百姓看着拍手叫好，地主富农见了心里发寒。
漠北村最大的地主是刁家，其次是孙大耳朵和王大眼珠子。刁家现在在家主事儿的是刁世贵。漠北村的人们恨刁家恨得牙根儿都疼，原因是从刁二先生到刁世贵，平时做事太过飞扬跋扈了，太过横行霸道了，看着不顺眼的非打即骂。就说对杨家吧，先是因为天旱就要杀死小杨成龙祭天，后来又怀疑杨成龙反日把老杨铁匠打得半死。特别是在日本鬼子占领漠北的时候，刁二先生和刁世贵都没少帮日本鬼子办了事儿，全村的贫雇农早就想跟刁家算算账了。人们找到老杨铁匠说：“老杨啊，得去刁家算算账了，刁家的家产最多，地亩最多，女人们都穿金戴银的，这回可得把他们整治整治了。”杨铁匠说：“咱们翻身得解放了，该是咱们整治整治他们的时候了。”于是，他带上几十号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孩子，扛着铁锨、二齿子，拎着扁担，挑着筐，先在一棵老榆树下集合，然后朝着刁家围子冲出。刘三檩端着老套筒步枪领着民兵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大懒人马小辫手里提着根烧火棍子，也三步一挪地跟了上来。
刁世贵这一阵子在家坐立不安的。但他还得强打精神。在耪青的扛活的人们在场的时候，他还要哼上两句戏文壮壮胆，“虎落平阳被犬欺，落配的凤凰不如鸡，但等一日毛长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刁世贵除了天天盼望刁二先生打回来外，还偷着把一些金银细软和古玩字画之类的东西装进一个大套缸里，在月黑的夜里让哑巴在房子的后面挖个坑埋了，上面再堆些破烂柴禾。刁世贵有一件貂皮大衣，也趁着黑夜送到姘头小白猪家里藏了起来，并嘱咐小白猪这一阵子少串门儿别乱说话。
也就是刚耪完地的时候吧，西辽河南岸的田野里已是绿油油的一片了。分到田地的贫苦农民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好像浑身上下都在乐。这个时节的西辽河如同一个温柔可爱的大姑娘，静静地流淌着，不再那么汹涌澎湃。河两岸，有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花在绽放着，在绿草丛中偷偷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站在西辽河的岸边，经常能看到一道道的水线，那是西辽河鲤鱼在水下自由自在地游动时顶起了水皮。
实打实算，在西辽河南岸的个别村子，从民国三十四年的冬天就开始搞土地改了。有早先吴一民派工作队搞减租减息的底子，有一些地主怕落个像过去三道沟村曹善文的下场，便没有太多的反抗。岗岗营子的于大巴掌、马架子村的马成财都说，打从吴一民那时候起他们就算服了，如今跟吴一民一样的人又来了，咋说就咋办呗。更何况，形势也跟日伪在时大不相同了，现在是红色的天下，再也不用像搞减租减息那阵子，还得时刻提防着日伪军。
从漠北到巴林各旗、各县政府都派出了工作队，下到各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贫农团，建立农会，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人随王法草随风，土地改革就像是在冬天的草地上点起了一把火，迅速蔓延开来。人们还给这场运动用上了一个极其形象的代名词，叫“风暴”，闹土地改就是“起风暴”。
从西辽河北岸的牧区，一直到巴林草原，受到了农区的影响，穷苦的牧民也起来建贫牧团，建贫牧会，斗牧主，分牛分羊分马分草场。
工作队进驻漠北村，住在了杨铁匠的家里。这些人的屁股坐得正，办起事儿来也就顺当。谁家是正经八百的贫农雇农，谁是老实厚道的正经人，谁家苦大仇深，谁家给日本人当过狗腿子，只要一问杨铁匠就都一清二楚了。工作队在漠北村建立贫农团时，全村的贫农雇农异口同声选老杨铁匠当团长，说他为人厚道，办事公平。成立农会，乡亲们又死拖活拉地把他拽上农会主席的宝座。贫农雇农们都说，老杨铁匠说话做事儿准成，吐口唾沬都是一颗钉。他儿子又当上了团长那么大的官，革地主富农的命跟他走会有个依靠，肯定是没错的。
在漠北村成立农会那天，全村男女老少一、二百口人都聚在刁家的大场院里，就连那个出了名的大懒人马小辫也掐着瘪肚子跑了来。下伙房村、六顷地村、马架子村、二道沟村、三道沟村等附近五个村子的一些贫雇农也大老远地跑来看稀罕儿。人们从私塾李洪儒先生那里借来桌子和凳子，让老杨铁匠坐在正中间。然后，跟着工作队员喊起了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富农！”“地主富农不许乱说乱动！”“贫农雇农团结起来和地主富农作斗争！”人们喊着口号，心里那叫一个亮堂，都说这是打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后遇到的最痛快的一次了，只有把五脏六腑都喊出来才划算。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让那些原本只想看看稀罕儿的五个村子的贫雇农们眼热了，他们当场就吵吵着要求也加入漠北村的农会。工作队的队长告诉这些村民说，“你们自己回村去建农会吧，一个村一个农会。”那些外村人一听这话，真急眼了，有的竟然跟工作队长掰扯起道理来：“我们再建也没人家漠北村农会好啊！人家有铁匠大叔，我们没有啊！队长你就说句痛快话吧，支持不支持我们五个村子的贫雇农，支持不支持我们土改，要是支持就答应我们。”工作队长一时也没了主意，没了办法，只好说：“土改可没这个先例，不过我要不同意，就说我不支持贫雇农，说不支持土改我可不敢。那样吧，你们可以加入六个村大农会，回到村子也一定建自己村子的小农会。”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六个村的贫雇农欢呼雀跃。有人又提出一个村的农会坐一层的台子，那六个村就得坐到六层。人们就用高桌搭了六层的台子，扶着老杨铁匠坐了上去。
老杨铁匠坐在高高的台子上，用铜锣似的嗓音洪亮地喊道：“咱们六村的农会成立啦！今后咱们贫雇农都要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地主和富农的地了。让种地的人都有自个儿的田，过上要吃有吃要穿有穿的好日子！但不行你们村的土豪打我们村的劣绅，对不对呀？”台下“噢”地一声喊“对呀！”散会后，工作队长在私下里给杨铁匠纠正了一个错误：“土豪和劣绅都是恶霸地主，都是我们打倒的对象。”杨铁匠连忙解释说：“我就是说村和村别抢着打，别打乱套了。”
漠北村成立了农会后，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又建立了民兵队、妇救会和儿童团。为了支持漠北村的土改，工作队还特意向区里申请来一支老套筒步枪和八发子弹。民兵队长是刘二柱子的叔伯兄弟刘三檩，这杆步枪也就握在他手里了。这支民兵队刚开始时也就有七、八个人，刘三檩也学着桑杰扎布操练部队时的样子，操练了起来。刘三檩扛着那杆老套筒子，威风凛凛地站在民兵队的旁边，“一二一、一二一”地叫着号子，引得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观看。有一些小青年看着眼热了，也跑来参加，民兵队就扩大到十四、五个人，后来又到了二十多人，分成三个小队，凡是不是地主、富农家的年轻人一下子都进了民兵队。杨铁匠还抽空儿给这些队员每人打了一杆红缨扎枪，让他们喊着洪亮的口号，扛着锋利的扎枪，天天意气风发威风凛凛地围着村子转圈儿巡逻。老百姓看着拍手叫好，地主富农见了心里发寒。
漠北村最大的地主是刁家，其次是孙大耳朵和王大眼珠子。刁家现在在家主事儿的是刁世贵。漠北村的人们恨刁家恨得牙根儿都疼，原因是从刁二先生到刁世贵，平时做事太过飞扬跋扈了，太过横行霸道了，看着不顺眼的非打即骂。就说对杨家吧，先是因为天旱就要杀死小杨成龙祭天，后来又怀疑杨成龙反日把老杨铁匠打得半死。特别是在日本鬼子占领漠北的时候，刁二先生和刁世贵都没少帮日本鬼子办了事儿，全村的贫雇农早就想跟刁家算算账了。人们找到老杨铁匠说：“老杨啊，得去刁家算算账了，刁家的家产最多，地亩最多，女人们都穿金戴银的，这回可得把他们整治整治了。”杨铁匠说：“咱们翻身得解放了，该是咱们整治整治他们的时候了。”于是，他带上几十号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孩子，扛着铁锨、二齿子，拎着扁担，挑着筐，先在一棵老榆树下集合，然后朝着刁家围子冲出。刘三檩端着老套筒步枪领着民兵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大懒人马小辫手里提着根烧火棍子，也三步一挪地跟了上来。
刁世贵这一阵子在家坐立不安的。但他还得强打精神。在耪青的扛活的人们在场的时候，他还要哼上两句戏文壮壮胆，“虎落平阳被犬欺，落配的凤凰不如鸡，但等一日毛长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刁世贵除了天天盼望刁二先生打回来外，还偷着把一些金银细软和古玩字画之类的东西装进一个大套缸里，在月黑的夜里让哑巴在房子的后面挖个坑埋了，上面再堆些破烂柴禾。刁世贵有一件貂皮大衣，也趁着黑夜送到姘头小白猪家里藏了起来，并嘱咐小白猪这一阵子少串门儿别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