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走刑务所。
这是苏征阳从石桥先生处得来的地址。
这五个字，深深地印在苏征阳脑海里。住牢三天没有得到的线索，竟真的在石桥先生那里找到了线索，苏征阳把这归为幸运。除了石桥先生，这位他当年留日的房东，一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新闻记者媒体人，一个信奉和平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还真不知再从哪里去大海捞针，找到与日本共产党沾边的人与线索。
刑务所，就是监狱。网走刑务所，是设在网走市的监狱。网走市，在北海道，那里的深秋与冬天，是极为寒冷的。寒冷与阴暗的色彩，让网走市等于监狱的同义词。明治23年（1890年)，在北海道道路开通后，为了安置来自全日本的重刑犯设置了网走刑务所。当时1200多名囚犯被送到当时人口仅630多个的网走市，是这个小城市原有居民的一倍。犯人们在刺刀与皮鞭下进行道路开凿工作与建筑房屋。犯人们成了北海道发展与建设的先行者。监狱里的碑文刻着那些在饥寒交迫中死于非命的犯人的名字。
网走刑务所由5栋呈放射状的木造平房牢房、浴室、单人牢房、教诲室等构成，厚厚的木门，冰冷的铁窗，便于监视的宽阔的走廊。犯人们戴着脚镣手铐，监牢潮湿阴冷，狱警们如临大敌警备森严。
苏征阳这次是与高飞一起开车来的。对于神通广大的高飞来说，弄辆车与准备两本警官证是轻松搞定的事。为了不露破绽，在苏征阳策划下，警官证上的照片虽然是新拍的粘贴上去的，还是做了旧。高飞还给自己粘了仁丹胡子，这次名字不是秋野了，而成了池井盛友警佐。苏征阳则成了桂山容吉，是位警部。两人来自东京警视厅。为了装得更加像一些，还特地提前打了电话预约。
于是，他们如愿在监狱的一间房间里，见到了相见的人，因为涉及共案机密取证询问，狱警只能隔得远远的站岗，门口由高飞把守，苏征阳单独与坐牢者面对面交谈，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人距离三米左右。
桌上有备有墨水瓶。苏征阳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记录纸作出记录的样子。
坐牢者神情冷漠地看着眼前的“警察”，神情仿佛眼前无人或只是一个被她居高临下审视的对象，这样说来，她，才像是一个办案的警官与审判的法官。
坐牢者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粗布囚服，脸色苍白，鼻梁上方的额部左边，有一个伤痕印记，不知是被打留下的还是被按着头磕在墙角或桌角上留下的。
苏征阳循例，问了对方姓名，年龄，户籍，职业，所犯案由。
随着回答，对方的身份一一对上了。
原名：中条百合子，现名：宫治百合子，从夫家姓，1899年生人，东京人。现任丈夫宫本显治，小她九岁，1909年生，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被判无期徒刑。她自己也于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职业，作家。坐牢案由，不同意转向，坚持共产立场，反对战争。
眼前的坐牢者，正是苏征阳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对她大名如雷灌耳的著名职业女作家，一个十七岁就发表小说的天才少女，如果她不是第一篇稿件被弄丢，发表作品的年龄还要更早。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叫《贫穷的人们》。
百合子的额角很高很圆很宽，这是智慧过人的象征。
苏征阳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看着对方：“你在美国留学，曾游学了大半个欧洲，还去了苏联？”
宫本百合子撇了下嘴角，冷笑道：“这些，你阅过的档案里都有吧？还要再核实吗？”
苏征阳：“在苏联，你都见过什么人？斯大林本人？还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宫本百合子有些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警官，不答反问：“警官大人，你说呢？我会见到谁？”
宫本百合子的话中，含了浓浓的嘲讽的味道。
苏征阳转过头向门外面望了一眼。
门外，高飞向他点了一下头。
苏征阳忽然改用俄语，低声而急切地朗诵起高尔基的名作《海燕》的开头：“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焦着乌云。在乌云与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宫本百合子的脸色变了，眼睛顿时圆亮地看着苏征阳。
苏征阳又马上换成了英语，用英语背诵着高尔基的另一部名著的开头：
“昏暗窄小的房子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地平躺在地板上。
“他穿着一身白衣裳，光着脚，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
”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成了两个黑洞；龇着牙咧着嘴，好像在吓唬我……”
宫本百合子闭上了眼睛，马上跟着用英语接了下去：
“母亲跪在他旁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头发。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泡里流出来……”
苏征阳心中一定。
眼前的确是宫本百合子本人。也只有这样的女作家，记忆力超群，会英语，懂俄语，熟读过高尔基的作品的人，才能随口背出高尔基名著《母亲》的开头的句子。
苏征阳又改了一门语言，这是他自己的民族语言，汉语。他说：”我叫苏征阳，来自上海。”
宫本百合子睁开了眼睛，眼睛一片清明，注视着这个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官。
苏征阳又转回用英语：“我希望找到一个和你一样的，但在外面还能自由活动的人，我在日本举目无亲，我需要一个向导，一个路标，否则，我在日本，就会迷路，茫然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可能因为被人带错路，走向深渊，或者与你一样，走入了刑务所。”
宫本百合子沉默着，没有开口。
苏征阳也好像没期待宫本百合子会开口，告诉自己答案。
苏征阳再次改了门语言，这次是法语。
苏征阳用法语，轻轻唱起一支歌来。
那歌声，仿佛是从他心里自然涌出来的，很低，很低，但每个字句都有种力量，像秋天的雨大粒大粒地打在肥大的芭蕉叶子上一样有力，清晰地进入宫本百合子的耳区，进入她心扉，这个旋律，是梦中也在她的胸膛中一次次回荡过的，鼓励着她斗争下去的精神源泉：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是各国共产党人都熟悉的歌，在异国他乡，他与她可以凭这支歌找到自己的同志与兄弟姐妹！这是欧仁鲍狄埃与狄盖特合作的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国际歌》！
苏征阳唱了几句，就中止了。因为他看到宫本百合子的喉咙在动，顺着旋律在动：她在心中应和着这支歌。
他只能表达这么多。以此表达他的身份，他的诉求。
这是在敌人的监狱，他无法停留时间太长，更无法表达更多。
他见宫本百合子依旧保持沉默，便默默地起身，合上了手上的本子。
当他快要走向门口的时候，听到背后宫本百合子轻轻说了一句话：“路标。我正在酝酿写的一部小说，就叫《路标》。”
苏征阳不由把脚步停住了。
背后传来宫本略带些沙哑的声音，本来这个嗓音应该很悦耳的，但此时竟带了些颤抖，也不知是紧张还是情绪激动。
“路标。我的小说稿子，找秋田。”
“秋田，教授。”
苏征阳本来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但宫本百合子不再发声了。
苏征阳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了下文，微微点头，然后重新起步，向门外走去。
宫本百合子看着这个会说中国话、英语、法语、日语与俄语五门语言的日本“警官”那高大而宽肩窄腰、呈“K“字身型的也难说是中年还是青年男子的身影走出了门，情感让她想喊住这个青年男子，她很想与他多说一会儿话，在他的语言里，有着一种让她感到温暖的东西，这种温暖的东西让她的心重变得激荡起来，想到了入党时的神圣，以及为这种神圣的信仰坚持斗争所经历的苦难，她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跟这个有无数共同语言的人倾谈，但一个革命者的理智与作家的因为想像而更加丰富的智慧，让她紧紧地闭上了嘴。
保守秘密，保护同志。
在这种白色恐怖加剧的年代，面对还不能充分肯定身份的陌生人，她虽然选择了从直觉与本能上信任了对方，但以防万一，她只能说些隐约之辞。至于对方出于何种目的要通过她来联系她的同志，她就无法深究了，只能抱着最大的希望与善意去想这件事。
至于恶意。反正她也没暴露更多。而且，她相信，秋田，也有他的观察与判断力的，不致于因为狱中人的自己介绍过去的，就会丧失应有的警惕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宫本百合子，这已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坐牢了。所剩无几的还在坚持斗争的日本共产党人又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明白她的处境，也不会贸然与自己联络。警方与特高科宪兵特务，不应该再找自己撬秘密才对。
听着外面，刚才的审问“警官”与狱警交流的话语，狱警重新走近的脚步，宫本百合子知道，狱警又要把自己押回牢房了。
这一次的见面，了许只是一个大海里的浪花而已，泛出就消失了。也许，这件事，会像一只蝴蝶扇动了两下翅翼，悄然引起连锁反应，会在若干时间之后，在若干远的另一个时空中，引起一场风暴吧？
宫本百合子这样想着，她从容走回牢房的步子，更加有力了。
这是苏征阳从石桥先生处得来的地址。
这五个字，深深地印在苏征阳脑海里。住牢三天没有得到的线索，竟真的在石桥先生那里找到了线索，苏征阳把这归为幸运。除了石桥先生，这位他当年留日的房东，一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新闻记者媒体人，一个信奉和平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还真不知再从哪里去大海捞针，找到与日本共产党沾边的人与线索。
刑务所，就是监狱。网走刑务所，是设在网走市的监狱。网走市，在北海道，那里的深秋与冬天，是极为寒冷的。寒冷与阴暗的色彩，让网走市等于监狱的同义词。明治23年（1890年)，在北海道道路开通后，为了安置来自全日本的重刑犯设置了网走刑务所。当时1200多名囚犯被送到当时人口仅630多个的网走市，是这个小城市原有居民的一倍。犯人们在刺刀与皮鞭下进行道路开凿工作与建筑房屋。犯人们成了北海道发展与建设的先行者。监狱里的碑文刻着那些在饥寒交迫中死于非命的犯人的名字。
网走刑务所由5栋呈放射状的木造平房牢房、浴室、单人牢房、教诲室等构成，厚厚的木门，冰冷的铁窗，便于监视的宽阔的走廊。犯人们戴着脚镣手铐，监牢潮湿阴冷，狱警们如临大敌警备森严。
苏征阳这次是与高飞一起开车来的。对于神通广大的高飞来说，弄辆车与准备两本警官证是轻松搞定的事。为了不露破绽，在苏征阳策划下，警官证上的照片虽然是新拍的粘贴上去的，还是做了旧。高飞还给自己粘了仁丹胡子，这次名字不是秋野了，而成了池井盛友警佐。苏征阳则成了桂山容吉，是位警部。两人来自东京警视厅。为了装得更加像一些，还特地提前打了电话预约。
于是，他们如愿在监狱的一间房间里，见到了相见的人，因为涉及共案机密取证询问，狱警只能隔得远远的站岗，门口由高飞把守，苏征阳单独与坐牢者面对面交谈，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人距离三米左右。
桌上有备有墨水瓶。苏征阳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记录纸作出记录的样子。
坐牢者神情冷漠地看着眼前的“警察”，神情仿佛眼前无人或只是一个被她居高临下审视的对象，这样说来，她，才像是一个办案的警官与审判的法官。
坐牢者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粗布囚服，脸色苍白，鼻梁上方的额部左边，有一个伤痕印记，不知是被打留下的还是被按着头磕在墙角或桌角上留下的。
苏征阳循例，问了对方姓名，年龄，户籍，职业，所犯案由。
随着回答，对方的身份一一对上了。
原名：中条百合子，现名：宫治百合子，从夫家姓，1899年生人，东京人。现任丈夫宫本显治，小她九岁，1909年生，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被判无期徒刑。她自己也于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职业，作家。坐牢案由，不同意转向，坚持共产立场，反对战争。
眼前的坐牢者，正是苏征阳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对她大名如雷灌耳的著名职业女作家，一个十七岁就发表小说的天才少女，如果她不是第一篇稿件被弄丢，发表作品的年龄还要更早。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叫《贫穷的人们》。
百合子的额角很高很圆很宽，这是智慧过人的象征。
苏征阳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看着对方：“你在美国留学，曾游学了大半个欧洲，还去了苏联？”
宫本百合子撇了下嘴角，冷笑道：“这些，你阅过的档案里都有吧？还要再核实吗？”
苏征阳：“在苏联，你都见过什么人？斯大林本人？还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宫本百合子有些诧异地看着眼前的警官，不答反问：“警官大人，你说呢？我会见到谁？”
宫本百合子的话中，含了浓浓的嘲讽的味道。
苏征阳转过头向门外面望了一眼。
门外，高飞向他点了一下头。
苏征阳忽然改用俄语，低声而急切地朗诵起高尔基的名作《海燕》的开头：“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焦着乌云。在乌云与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宫本百合子的脸色变了，眼睛顿时圆亮地看着苏征阳。
苏征阳又马上换成了英语，用英语背诵着高尔基的另一部名著的开头：
“昏暗窄小的房子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地平躺在地板上。
“他穿着一身白衣裳，光着脚，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
”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成了两个黑洞；龇着牙咧着嘴，好像在吓唬我……”
宫本百合子闭上了眼睛，马上跟着用英语接了下去：
“母亲跪在他旁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头发。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泡里流出来……”
苏征阳心中一定。
眼前的确是宫本百合子本人。也只有这样的女作家，记忆力超群，会英语，懂俄语，熟读过高尔基的作品的人，才能随口背出高尔基名著《母亲》的开头的句子。
苏征阳又改了一门语言，这是他自己的民族语言，汉语。他说：”我叫苏征阳，来自上海。”
宫本百合子睁开了眼睛，眼睛一片清明，注视着这个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官。
苏征阳又转回用英语：“我希望找到一个和你一样的，但在外面还能自由活动的人，我在日本举目无亲，我需要一个向导，一个路标，否则，我在日本，就会迷路，茫然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可能因为被人带错路，走向深渊，或者与你一样，走入了刑务所。”
宫本百合子沉默着，没有开口。
苏征阳也好像没期待宫本百合子会开口，告诉自己答案。
苏征阳再次改了门语言，这次是法语。
苏征阳用法语，轻轻唱起一支歌来。
那歌声，仿佛是从他心里自然涌出来的，很低，很低，但每个字句都有种力量，像秋天的雨大粒大粒地打在肥大的芭蕉叶子上一样有力，清晰地进入宫本百合子的耳区，进入她心扉，这个旋律，是梦中也在她的胸膛中一次次回荡过的，鼓励着她斗争下去的精神源泉：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是各国共产党人都熟悉的歌，在异国他乡，他与她可以凭这支歌找到自己的同志与兄弟姐妹！这是欧仁鲍狄埃与狄盖特合作的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国际歌》！
苏征阳唱了几句，就中止了。因为他看到宫本百合子的喉咙在动，顺着旋律在动：她在心中应和着这支歌。
他只能表达这么多。以此表达他的身份，他的诉求。
这是在敌人的监狱，他无法停留时间太长，更无法表达更多。
他见宫本百合子依旧保持沉默，便默默地起身，合上了手上的本子。
当他快要走向门口的时候，听到背后宫本百合子轻轻说了一句话：“路标。我正在酝酿写的一部小说，就叫《路标》。”
苏征阳不由把脚步停住了。
背后传来宫本略带些沙哑的声音，本来这个嗓音应该很悦耳的，但此时竟带了些颤抖，也不知是紧张还是情绪激动。
“路标。我的小说稿子，找秋田。”
“秋田，教授。”
苏征阳本来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但宫本百合子不再发声了。
苏征阳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了下文，微微点头，然后重新起步，向门外走去。
宫本百合子看着这个会说中国话、英语、法语、日语与俄语五门语言的日本“警官”那高大而宽肩窄腰、呈“K“字身型的也难说是中年还是青年男子的身影走出了门，情感让她想喊住这个青年男子，她很想与他多说一会儿话，在他的语言里，有着一种让她感到温暖的东西，这种温暖的东西让她的心重变得激荡起来，想到了入党时的神圣，以及为这种神圣的信仰坚持斗争所经历的苦难，她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跟这个有无数共同语言的人倾谈，但一个革命者的理智与作家的因为想像而更加丰富的智慧，让她紧紧地闭上了嘴。
保守秘密，保护同志。
在这种白色恐怖加剧的年代，面对还不能充分肯定身份的陌生人，她虽然选择了从直觉与本能上信任了对方，但以防万一，她只能说些隐约之辞。至于对方出于何种目的要通过她来联系她的同志，她就无法深究了，只能抱着最大的希望与善意去想这件事。
至于恶意。反正她也没暴露更多。而且，她相信，秋田，也有他的观察与判断力的，不致于因为狱中人的自己介绍过去的，就会丧失应有的警惕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宫本百合子，这已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坐牢了。所剩无几的还在坚持斗争的日本共产党人又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明白她的处境，也不会贸然与自己联络。警方与特高科宪兵特务，不应该再找自己撬秘密才对。
听着外面，刚才的审问“警官”与狱警交流的话语，狱警重新走近的脚步，宫本百合子知道，狱警又要把自己押回牢房了。
这一次的见面，了许只是一个大海里的浪花而已，泛出就消失了。也许，这件事，会像一只蝴蝶扇动了两下翅翼，悄然引起连锁反应，会在若干时间之后，在若干远的另一个时空中，引起一场风暴吧？
宫本百合子这样想着，她从容走回牢房的步子，更加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