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没有封还圣旨,左光斗和高攀龙自然是满腔邪火,且在这之后质问赵南星:“大冢宰不是说宁死不屈吗?!”

  赵南星叹了一口气:“吾不想因鄙人忤旨而连累诸公也!只有鄙人自污,才能避免诸公因为鄙人忤旨之事争辩而下诏狱!另外,现在不忍辱负重,将来如何匡正利弊?不可意气用事啊!”

  事实上,赵南星作为东林党人,是很了解自己东林党的。

  他不相信东林同僚真会不顾一切地为自己求情,如果自己真封还考成法的圣旨的话。

  所以,为了不让天子为推行变法而借宋师襄来扳倒自己,他也就干脆改变主意,主动接受了旨意,以此向皇帝表明,自己是支持变法的。

  当然,赵南星现在也明白,自己士大夫这边如今连漕粮断运都无法逼迫天子服软,那再与天子明着对抗无疑会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因此,他选择了妥协。

  左光斗呵呵冷笑,他自然不相信赵南星的话。

  他更希望赵南星直接对抗皇权,进而也激化北方士族与朝廷的矛盾,他和高攀龙等人好借此机会策动更多南北官员一起反对变法。

  但他没想到赵南星会选择认怂。

  左光斗因此讥讽道:“大冢宰真是有李茶陵之风!”

  说着,左光斗就对高攀龙道:“我们走!”

  高攀龙见赵南星没按之前说好的方式来,也与左光斗一样失望,哼了一声,就随左光斗而去。

  “遗直!存之!你们听老夫解释!”

  赵南星见此忙唤了两人一声。

  ……

  “赵南星没有封还推行考成法的旨意?”

  制策司。

  张贵在知道赵南星没有封还圣旨后,也很感意外。

  魏忠贤点头道:“估计是怕国舅爷又抽他。”

  张贵淡淡一笑,说:“能识时务就好,但我认为,宋师襄还是在诏狱继续待着比较好。”

  “国舅爷是说赵南星封还圣旨是跟宋师襄有关?”

  袁可立这时问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张贵回了一句后,就道:“算了,且不管他,考成法推行后,就有理由对拒不执行清丈田亩事的官员罢黜革职,乃至流放抄家!接下来,就该是清丈田亩和追缴逋赋的事。”

  说着,张贵就看向袁可立、陈子壮、卢象升二人:“不知你们三位商量好先在哪里开始清丈没有?”

  其中,陈子壮和卢象升二人是天启下旨新补的制策司大臣。

  而两人现在还都算于少壮派官员,被提拔进制策司自然为将来新政推行培养后进,而避免将来出现变法主干大臣断代的情况。

  在张贵问了后,袁可立就先回道:“我们觉得还是先在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开始清丈最妥,这两地占大明税赋最多,只要这两地清丈成功,接下来其他地方的清丈也就不成问题。”

  “先难后易,甚好!”

  因制策司就在勤政殿左侧书房,故而天启也常在这里参与听政,且在听袁可立说后,也说了一句。

  张贵见天启开口,便拱手道:“陛下,臣亦认为先在南直隶和浙江两地清丈最妥,这样就可以尽快让大部分逋赋缴归国库,而使国库尽早充裕起来,强兵惠民之政也能尽快得到施行。”

  “不如就设一浙直总督南下负责清丈事,专司清丈田亩事?”

  “另外,为了尽快追缴逋赋到国库,不如收税的事包给臣的西厂来收,而不交给以总督、巡抚为代表的文官们来收,这样做为的是避免底下官僚胥吏阳奉阴违,借着追缴逋赋的名义去横征暴敛于百姓!而且,这样也能让西厂和文官们互相监督,督抚藩臬等官若清丈不明,则西厂在征税时就可以通过贫户税负远高于富户的现象揭发出来,而西厂若于正税外以损耗之名加征甚多,督抚巡按等亦可揭发。”

  “诸卿以为如何?”

  天启听后就向袁可立、陈子壮、卢象升三人征询起意见来。

  袁可立等本就不是不知变通的迂腐清流,要不然也不会因为支持变法而入制策司,听张贵这么说,袁可立也就先说道:

  “回陛下,臣认为这样很好,按祖制,本当由各地粮长交税进京,而绕开官府征税。如今西厂代表陛下去各粮长征税,也是撇开官府,附和祖制之意,不算是干涉官府之政。”

  “没错,饶是国舅爷为西厂提督,因只是代陛下收税,也算不上是外戚干涉地方民政。”

  陈子壮也跟着回道。

  卢象升则道:“国朝最难之变法就在于太祖不欲令官府直接参与征税,而恐贪官污吏敛财于民,而也因此造成多有百姓因承担运输税粮而破产者,如今国舅爷提出让西厂代陛下去收税,倒也算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既未违拗祖制上不欲令官府直接参与征税的本意,也避免百姓再因运税粮进京而破产。”

  “还能让地方官少了借运粮之事盘在剥生民的机会!”

  天启回道。

  “陛下圣明!”

  天启因此命道:“皆准!你们制策司尽快推举出浙直总督人选,并着内阁拟旨任命,另外拟旨着西厂代朕收天下税赋,对于不缴税者,可先斩后奏,便宜行事。”

  “遵旨!”

  张贵等回了一句。

  至此,大明的赋税制度再次发生了一次变动,税赋由皇帝的西厂直接收缴。

  而制策司的权力也在悄然间变大,不但有了制策的大权,竟还有推举总督级封疆大吏的权力,俨然有中枢之功能。

  袁可立则举荐去年刚参与平定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之乱而立下大功的山东巡抚赵彦为浙直总督,负责浙直两地的清丈田亩事。

  赵彦与袁可立私交甚笃,又都是主张变法的大臣,在袁可立看来,让本就熟稔地方政务的赵彦去浙直去清丈田亩,足以保证清丈田亩的政令被执行下去。

  于是,赵彦便被加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衔总督浙直两地,奉旨去浙直两地清丈田亩。

  事实上,天启让制策司举荐去浙直负责清丈田亩的总督人选,就是为了通过袁可立启用其他支持变法的大臣去执行自己的新政。

  张贵当初建言设立制策司,让一部分支持变法的文官进入中枢,也是为了今天能够让一些支持变法的士大夫组成一个团队来执行皇帝想要革新大明的意图。

  不过,张贵现在担心的是,随着许多支持变法的大臣开始执掌大权,会不会让一些只图名利的小人借机以支持变法的名义混入变法派的官员队伍中,进而影响变法新政的执行效果。

  如现在突然愿意遵旨推行考成法的吏部尚书赵南星,会不会也是这种人。

  张贵因而对大明内部改革这件事不得不心存警惕,并继续做着通过西厂直接撇开文官政体另起炉灶的准备。

  现在撇开文官政体,由西厂承包税赋征收只是他这样做的其中一步。

  西厂已因天启下旨将征税工作交给西厂,而奉旨设立了税警总队。

  孙应元担任税警总队总兵官。

  而总队除有一负责会记出纳等事务的经历司外,下设若干千总部,黄得功、孙传庭、夏允彝等毕业于武备学堂的学员分别担任各千总部的千总。

  整个税警总队的兵马算得上是大明现在最强的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皆是精挑细选的强将猛卒,关键不少本就是举人进士出身,对付江南官绅问题自然不大。

  天启五年的正月一过,张贵就带着新编的税警总队与浙直总督赵彦等就一起下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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