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用宋玉萍提醒，方翰民也知道国家已经废除了企业招收正式职工的政策，红星制药厂将这次招收的新职工界定为合同工，正是对这项政策的响应。
但是，政策并没有明确消除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只在乡镇和私营企业实现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一视同仁，至于城市里的集体和国有企业是否允许招收农村人，有关政策并没有明确说法。
红星制药厂虽然只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但规模比较大，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因为建厂时间长，干部职工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方翰民担心招收农民工会遇到阻力，绝不是庸人自扰。
宋玉萍理解方翰民的顾虑，但她认为政策没有明确限制的事情，就等于把决策权交给企业了，“身处大变革时代，你是一厂之长，有些事需要你往前推动。一方面你们不能违背政策，再也不可能招收正式职工了，另外，你又担心厂里的其他人反对招收农村人，这就让你陷入两难境地。你要想清楚，如果企业的用工制度不改变，等于捆绑住你们的手脚，最终什么也做不成。”
由于平时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上，一有空闲，就坐下来处理行政事务，方翰民确实没有时间考虑企业管理方面如何与时俱进。宋玉萍这番醍醐灌顶的话，让他觉得自己作为厂长，在企业用工政策这类大事上，有必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使遇到阻力，也要把这项改革往前推进。
在跟人事科长老侯深入沟通后，方翰民召集厂级班子成员开会，讨论招工政策改革方案，侯科长作为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根据程序，老侯首先传达了企业人事制度的国家最新政策，然后介绍了新项目的招工情况，“按照国家政策，今后所有企业都不再招收正式职工，因为城里人一时难以接受合同工身份，这次招工情况并不理想，计划招收一百五十人，半个多月过去了，虽然有近二百人报名，符合条件的只有一百来人。”
按照分工，厂级领导班子几位成员各管一摊，各负其责，人事工作本来就是方翰民分管的业务，按理说这件事跟班子其他成员没啥关系，由他跟人事科长老侯商量就可以了。但是，组织原则规定，厂里的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厂级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才能形成决议，即使方翰民是全厂一把手，也要按原则办事。
每当面对难题，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方翰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也不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有益的意见或建议，只要他拟定的方案能顺利通过，他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侯科长传达的文件精神和新项目招工情况，几位副厂长和总工程师老夏，果然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莫非他们在等方翰民拿出方案，例行公事地表决一下就完事了？
指了指桌上的红头文件，方翰民说道：“大家看见没有？政策有所改变，为了落实新的用工政策，这次在招工条例中，明确规定招收的是合同工，现在看来效果不理想。但是，新项目投产在即，计划下个月就要组织人员培训，现在还没招到足够的员工，我认为招工条件应该改变思路。”
总工程师老夏觉得好奇，“按照国家政策招工，还要改变什么思路？”
“侯科长汇报的情况大家已经听到了，国家政策并未明确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如果沿用以前的思路，把招工范围限定在城市，咱们的新项目将招不到足够的员工。”
“那有什么办法？城市里的年轻人对合同工不感兴趣，难道要咱们央求那些人到红星制药厂工作？”王副厂长虽然不再逃避厂务会议，但每次开会一旦涉及方翰民的提议，他都会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还是想给方翰民的工作设置障碍。
为了表达自己对方翰民的蔑视，一段时间以来，老王故意缺席方翰民召集的厂务会议，虽然方翰民不跟他计较，但时间一长，他在厂级领导班子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老王当然不傻，眼看自己成了班子里的边沿人物，他不仅主动回归厂级领导行列，而且积极参与各种决策，只不过他总是跟方翰民意见相左，其目的就是要让方翰民难受。
王副厂长认为，即使方翰民在工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但让他身陷麻烦之中，一旦身心疲惫，不能自拔，也许他就会主动让出厂长的位置，到那时，老王将迎来上位的机会。
虽然不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但老王的目的太过明显，方翰民对他的所作所为早就了然于心。
尽管如此，方翰民排除干扰，仍按自己的计划推进厂里的各项工作，面对老王提出的问题，他十分淡定地说：“除非是红星制药厂需要的人才，否则我们不会央求任何人。”
“有这志气当然好，但新项目需要的员工怎么解决呢？”老王逼问道。
因为事先已经跟人事科长沟通过，方翰民看了看坐在旁边椅子上的老侯，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解决新项目的用工问题并不难，只要我们改变一下招工政策的思路，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老王轻蔑地一笑，“说得这么简单，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做？”
“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扩大招工范围，只要符合其他条件，农村城市一视同仁。”
除了方翰民和老侯，其他与会者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们吃惊的表情显得过分夸张，不约而同地问：“什么？你想把招工范围面向农村人？”
“准确地说，是取消地域限制，面向所有合符条件的年轻人，当然包括农村人。”
老王第一个反对，“红星制药厂好歹也是地方国营企业，招收农村人，难道你把这个单位当成乡镇或个体企业了吗？虽然你是厂长，你也没有这个权力！”
“建厂三十余年，在我记忆中，除了第一批职工有一部分来自农村，红星制药厂从来没招收过农村人，打破多年以来的规矩，你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说完，老夏不住地摇头。
周副厂长分管财务，除非讨论跟他分内业务有关的事宜，否则在厂务会议上很少说话，对于方翰民提出的解决之道，他也忍不住提醒：“方厂长，你这样做，考虑过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吗？”
开会之前，在跟人事科长沟通时，老侯就顾虑重重，他担心厂级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接受不了这项建议，所以，方翰民有心理准备，但没曾想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方翰民并不急于回答三位老资格副手的质疑，而是看向坐在斜对面的另一位班子成员，“梁厂长，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梁分管全厂的基建后勤，跟周副厂长一样，只要不涉及自己分管的工作，在厂级班子会议上，他很少发言。
但是，前段时间在住房分配过程中，发生了一起职工抢占别人住房的棘手事件，在处理那件事情的时候，老梁遇到了大麻烦，要不是方翰民替他解围，他将在全厂职工面前下不来台，在那件事情上，老梁发自内心地感激方翰民。
虽然一直没有说话，但会场上发生的情况老梁看得一清二楚，平心而论，他也不同意面向农村招工，只是碍于情面，他才没像其他几位班子成员那样对方翰民提出公开质疑。
听见自己被点名，老梁有些措手不及，“我？没、没有什么要说的。”
“他们都发表意见了，对于扩大招工范围这件事，你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老梁的表情恢复到正常状态，言不由衷地说：“有什么可谈的，只要对红星制药厂有利，就应该支持。”
老梁的话是否出于真心并不重要，有他这番话，方翰民点了点头，然后很有针对性地说：“梁厂长能理解这样做的目的，让我感到很欣慰。至于其他人的质疑，首先，我要说的是，扩大招工范围，改变不了红星制药厂的所有制性质，这样的担心纯属多余。其次，企业以前招收新职工不面向农村人，那是事实，可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政策有所松动，扩大招工范围，不是打破规矩，而是响应国家政策，除了解决招工难题，看不出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另外，从侯科长传达的文件精神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已经模糊了城市与农村的界限，我认为这样做不违背国家政策。”
王副厂长不以为然，“说一千道一万，国家政策并没有明确允许从农村招工！”
方翰民用右手拿起桌上的红头文件，用左手指着文件说：“起码在这份文件上，政策没有禁止从农村招工。”
“那又怎样？”
“既不提倡，也不禁止，这说明国家已经把用工选择权下放给企业了，我们不要辜负国家的期望。”
对于方翰民的解释，老王似乎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但他并未就此认输，反而十分尖刻地说：“即使国家把企业用工的选择权下放给企业，这项权利也应该归企业领导班子集体所有，而不仅仅属于厂长自己！”
因为早已习惯老王的胡搅蛮缠，不到万不得已，方翰民不会太计较，“这样的权利当然归领导班子集体所有，否则，我也不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老王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你嘴上说征求大家的意见，实际上还是想自己说了算，但是，我们的意见已经非常明确，希望你能尊重大家的意见，不要一意孤行！”为了让方翰民难堪，老王说话一向不留情面。
这些话跟工作毫无关系，超出了正常的讨论范围，除了一味指责，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虽然已经到了方翰民的忍耐极限，为了顾全大局，他不得不强压怒火。
但是，政策并没有明确消除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只在乡镇和私营企业实现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一视同仁，至于城市里的集体和国有企业是否允许招收农村人，有关政策并没有明确说法。
红星制药厂虽然只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但规模比较大，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因为建厂时间长，干部职工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方翰民担心招收农民工会遇到阻力，绝不是庸人自扰。
宋玉萍理解方翰民的顾虑，但她认为政策没有明确限制的事情，就等于把决策权交给企业了，“身处大变革时代，你是一厂之长，有些事需要你往前推动。一方面你们不能违背政策，再也不可能招收正式职工了，另外，你又担心厂里的其他人反对招收农村人，这就让你陷入两难境地。你要想清楚，如果企业的用工制度不改变，等于捆绑住你们的手脚，最终什么也做不成。”
由于平时把主要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上，一有空闲，就坐下来处理行政事务，方翰民确实没有时间考虑企业管理方面如何与时俱进。宋玉萍这番醍醐灌顶的话，让他觉得自己作为厂长，在企业用工政策这类大事上，有必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使遇到阻力，也要把这项改革往前推进。
在跟人事科长老侯深入沟通后，方翰民召集厂级班子成员开会，讨论招工政策改革方案，侯科长作为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根据程序，老侯首先传达了企业人事制度的国家最新政策，然后介绍了新项目的招工情况，“按照国家政策，今后所有企业都不再招收正式职工，因为城里人一时难以接受合同工身份，这次招工情况并不理想，计划招收一百五十人，半个多月过去了，虽然有近二百人报名，符合条件的只有一百来人。”
按照分工，厂级领导班子几位成员各管一摊，各负其责，人事工作本来就是方翰民分管的业务，按理说这件事跟班子其他成员没啥关系，由他跟人事科长老侯商量就可以了。但是，组织原则规定，厂里的所有重大事项必须经厂级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才能形成决议，即使方翰民是全厂一把手，也要按原则办事。
每当面对难题，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方翰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也不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有益的意见或建议，只要他拟定的方案能顺利通过，他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侯科长传达的文件精神和新项目招工情况，几位副厂长和总工程师老夏，果然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莫非他们在等方翰民拿出方案，例行公事地表决一下就完事了？
指了指桌上的红头文件，方翰民说道：“大家看见没有？政策有所改变，为了落实新的用工政策，这次在招工条例中，明确规定招收的是合同工，现在看来效果不理想。但是，新项目投产在即，计划下个月就要组织人员培训，现在还没招到足够的员工，我认为招工条件应该改变思路。”
总工程师老夏觉得好奇，“按照国家政策招工，还要改变什么思路？”
“侯科长汇报的情况大家已经听到了，国家政策并未明确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如果沿用以前的思路，把招工范围限定在城市，咱们的新项目将招不到足够的员工。”
“那有什么办法？城市里的年轻人对合同工不感兴趣，难道要咱们央求那些人到红星制药厂工作？”王副厂长虽然不再逃避厂务会议，但每次开会一旦涉及方翰民的提议，他都会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还是想给方翰民的工作设置障碍。
为了表达自己对方翰民的蔑视，一段时间以来，老王故意缺席方翰民召集的厂务会议，虽然方翰民不跟他计较，但时间一长，他在厂级领导班子里的存在感越来越低，老王当然不傻，眼看自己成了班子里的边沿人物，他不仅主动回归厂级领导行列，而且积极参与各种决策，只不过他总是跟方翰民意见相左，其目的就是要让方翰民难受。
王副厂长认为，即使方翰民在工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但让他身陷麻烦之中，一旦身心疲惫，不能自拔，也许他就会主动让出厂长的位置，到那时，老王将迎来上位的机会。
虽然不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但老王的目的太过明显，方翰民对他的所作所为早就了然于心。
尽管如此，方翰民排除干扰，仍按自己的计划推进厂里的各项工作，面对老王提出的问题，他十分淡定地说：“除非是红星制药厂需要的人才，否则我们不会央求任何人。”
“有这志气当然好，但新项目需要的员工怎么解决呢？”老王逼问道。
因为事先已经跟人事科长沟通过，方翰民看了看坐在旁边椅子上的老侯，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解决新项目的用工问题并不难，只要我们改变一下招工政策的思路，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老王轻蔑地一笑，“说得这么简单，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做？”
“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扩大招工范围，只要符合其他条件，农村城市一视同仁。”
除了方翰民和老侯，其他与会者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们吃惊的表情显得过分夸张，不约而同地问：“什么？你想把招工范围面向农村人？”
“准确地说，是取消地域限制，面向所有合符条件的年轻人，当然包括农村人。”
老王第一个反对，“红星制药厂好歹也是地方国营企业，招收农村人，难道你把这个单位当成乡镇或个体企业了吗？虽然你是厂长，你也没有这个权力！”
“建厂三十余年，在我记忆中，除了第一批职工有一部分来自农村，红星制药厂从来没招收过农村人，打破多年以来的规矩，你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说完，老夏不住地摇头。
周副厂长分管财务，除非讨论跟他分内业务有关的事宜，否则在厂务会议上很少说话，对于方翰民提出的解决之道，他也忍不住提醒：“方厂长，你这样做，考虑过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吗？”
开会之前，在跟人事科长沟通时，老侯就顾虑重重，他担心厂级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接受不了这项建议，所以，方翰民有心理准备，但没曾想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方翰民并不急于回答三位老资格副手的质疑，而是看向坐在斜对面的另一位班子成员，“梁厂长，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梁分管全厂的基建后勤，跟周副厂长一样，只要不涉及自己分管的工作，在厂级班子会议上，他很少发言。
但是，前段时间在住房分配过程中，发生了一起职工抢占别人住房的棘手事件，在处理那件事情的时候，老梁遇到了大麻烦，要不是方翰民替他解围，他将在全厂职工面前下不来台，在那件事情上，老梁发自内心地感激方翰民。
虽然一直没有说话，但会场上发生的情况老梁看得一清二楚，平心而论，他也不同意面向农村招工，只是碍于情面，他才没像其他几位班子成员那样对方翰民提出公开质疑。
听见自己被点名，老梁有些措手不及，“我？没、没有什么要说的。”
“他们都发表意见了，对于扩大招工范围这件事，你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老梁的表情恢复到正常状态，言不由衷地说：“有什么可谈的，只要对红星制药厂有利，就应该支持。”
老梁的话是否出于真心并不重要，有他这番话，方翰民点了点头，然后很有针对性地说：“梁厂长能理解这样做的目的，让我感到很欣慰。至于其他人的质疑，首先，我要说的是，扩大招工范围，改变不了红星制药厂的所有制性质，这样的担心纯属多余。其次，企业以前招收新职工不面向农村人，那是事实，可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政策有所松动，扩大招工范围，不是打破规矩，而是响应国家政策，除了解决招工难题，看不出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另外，从侯科长传达的文件精神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已经模糊了城市与农村的界限，我认为这样做不违背国家政策。”
王副厂长不以为然，“说一千道一万，国家政策并没有明确允许从农村招工！”
方翰民用右手拿起桌上的红头文件，用左手指着文件说：“起码在这份文件上，政策没有禁止从农村招工。”
“那又怎样？”
“既不提倡，也不禁止，这说明国家已经把用工选择权下放给企业了，我们不要辜负国家的期望。”
对于方翰民的解释，老王似乎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但他并未就此认输，反而十分尖刻地说：“即使国家把企业用工的选择权下放给企业，这项权利也应该归企业领导班子集体所有，而不仅仅属于厂长自己！”
因为早已习惯老王的胡搅蛮缠，不到万不得已，方翰民不会太计较，“这样的权利当然归领导班子集体所有，否则，我也不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老王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你嘴上说征求大家的意见，实际上还是想自己说了算，但是，我们的意见已经非常明确，希望你能尊重大家的意见，不要一意孤行！”为了让方翰民难堪，老王说话一向不留情面。
这些话跟工作毫无关系，超出了正常的讨论范围，除了一味指责，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虽然已经到了方翰民的忍耐极限，为了顾全大局，他不得不强压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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