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阳宫前殿中，一众属官悉数就位，早在唐王到来之前，他们便已经拟定出了几份奖赏功士的方案，只待唐王审阅挑选。
李泰入署之后，当即便将这些方案全都取来，然后便逐一翻阅。
西魏对于功士的奖酬向来非常的丰厚，这也是战斗力能够保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次战果同样异常的丰厚，在针对将士们的封赏自然也不能吝啬。
霸府属官们所拟定的各项计划也都充分的展现了这一特点，借鉴唐王之前封赏功士的各种举措，在朝廷当下财政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赏赐丰厚。
虽然这也是跟李泰过往风格一脉相承，但如今的情况还是跟之前有所不同。之前的他在山南头顶上还有一个宇文泰霸府，入关之后初掌大权、朝情局势也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需要注重物质上的刺激，给予实物的奖赏最直接、最能触动人心。
可是现在他乃是霸府绝对的老大，神器符命俱握手中，那能做出的奖赏范围自然就大得多了，不必只是注重实物的奖赏，官爵等地位的提升和荣誉的授予其实要比单纯的物质赏赐更加的能够团结群众。毕竟愿意拿住股份长期持有，跟急于变现、只要实际利益那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状况。
霸府属官们在拟定封赏计划的时候，太过注重对之前的借鉴与引用，对于实际的情况变化则关注度不够，做出的计划就有点不合时宜。
李泰倒也并没有将这些计划全盘否定，其中的一些条款还是有所选择的拣选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加强官爵在这封赏计划当中所占据的比重。
诸如杨忠之流在此役当中表现出色、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但本身的官爵也都达到了一个极点，那就只能再加荣衔以示尊崇。之前六官制废除，如今的西魏便又恢复了原本的官职，一品八公便是朝中最为尊崇的官职。
如今朝中李泰为太师、于谨为太傅、高仲密为太保，除了执掌霸府的李泰之外，其余两人都已经是荣养家中，只有遇到盛大典礼的时候再拉出来遛一遛。在此三人之下，便是大司马、大将军与太尉、司徒、司空。
诸如杨忠这样的资历与功勋，此役之后便可进授为大司马，无事时荣养在朝，有事的时候则可为李泰之副贰，已经不适合再任用于地方。
除了杨忠之外，此番参战的韦孝宽、高乐、贺若敦、杨檦与河洛战场上的韩雄等之前担任大将军者，也都可进授柱国，至于实际的执掌，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其他的暂时则就不需要做太大的调整。
诸如随着战争结束，西魏领土大大的向外扩张，杨檦之前所坐镇的邵州便不再像之前那样重要，已经成为内陆地带，因此杨檦便也不需要再继续坐镇彼处，可以直接率部归朝了。
这些上层的将领，由于人数比较少，封赏安排起来可以考虑的更加细致，根据各自的情况而有所增损，也并不需要消耗太大的精力。主要还是以官爵增加为主，实物的奖赏虽然也有，但是跟中下层相比并没有按照比例增加、从而使最终的总额变得极为夸张，到最后累加起来，也都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
中层将领的人数进一步增多，同样也是以官爵封奖为主，在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与惩罚在身上的情况下，普遍进授一到三级的官职，爵位也都各有进益。
在有重要战役和显赫功绩加持的情况下，封授也会变得更加可观，连跳五六级、直接加授大将军的情况都有，特别是在关键的铜鞮水会战当中，韩擒虎、宇文忻等表现优异的将领便直授大将军，年纪不大便已经获得了他们父辈在同样年龄下难以企及的势位高度。
中下层将领的普遍升级对于当下的西魏而言，本身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西魏的府兵系统，是在邙山之战结束后大量鲜卑将士伤亡的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因为当时主导此事的乃是宇文泰霸府，因此也就难免烙印上了深深的宇文泰霸府的痕迹。
李泰入主关中的时候，虽然当时正值霸府军队本身大败亏输、加上宇文泰的儿子作乱等一系列的变故，李泰虽然由乱入治，但针对军队系统也并没有进行深层彻底的清洗。
这一次东征战事的胜利，使得大量中下层的将领兵长们被提拔起来，成为军队中绝对的中坚力量，使得李泰一系的将领们并不需要再打乱原本的军事结构，便能够取代原本的人事组织。
同时西魏领土进一步的扩张，也意味着军队系统的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之前李泰便又在河洛地区增设骠骑府，而其他所扩张的领土当中，同样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操作。
府兵制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其发展与政权本身的扩张壮大都是紧密结合的，所降低的不只是养军的成本，更给新占领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管理方式。
多年的战乱使得地方武装势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果将这些地方武装势力统统划定为需要征服与消灭的对象，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举世皆敌，是任何强大的政权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如何统战与管理这些地方武装势力，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和强大与否的重要因素。
历史发展到这里，府兵制的出现就是版本答案。这并不是从结果反推原因，府兵制本身就既保证了政权对于军事集中管理的需求，又保证了地方豪强的利益诉求。西魏政权的统治推进到哪里，府兵制就推进到哪里。
尽管北齐、南陈都不同程度的倚仗和利用地方豪强的势力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但只有西魏能够进行制度化的管理。
制度化的优势并不在于有多正规，而在于可以通过迭代来进行制度完善，比如李泰从原本的府兵制度所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府兵授田。哪怕只是一个很简陋粗糙的东西，在有了迭代进化的能力之后，未来都是无可限量的。
李泰需要在新占领地带建立起新的府兵组织，既需要借此统战管理这些地方的豪强武装，又需要建立起切实可靠的军事力量，而这一批军功升迁的将领们便可以分任各方，建立起府兵发展的人事框架。
针对普通的营士，当然还是得以实物的奖赏为主。他们当中许多人出征数月之久，家里可能都已经穷困的揭不开锅了，这时候如果再说什么官爵、荣誉之类，多少就有点何不食肉糜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兼顾的。之前西魏军队中便施行了勋士制度，趁着这一次的功士封赏，李泰再将勋功十二转加以正规化、制度化，建立起一个新的勋官系统。
勋官除了一整套全新的荣誉称号之外，同时还搭配有各种特权。以往府兵授田的奖赏也被整合其中，成为勋官武骑尉之后，便自动获得授田的资格。勋功递转，依次可以获得免征免役、将官培训等相关的特权资格。
尤其是上升渠道的开放，使得兵与将之间不再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机缘才能转换。积累勋功转数，可以获得军校进修的资格，进而通过武试加入三卫二营或其他宿卫军当中，秩满之后便可加授相关的文武官职。
至于说这个军校，眼下虽然还没有建立，但府兵本来就有闲时讲武、旬月集练的传统，在这些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的讲武机构、针对将校兵长进行更加系统职业的培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于上阳宫北再造集英殿宣武堂，十月大集讲武结束之后，便募取首批宣武学徒入习韬略，来年初夏进行武选考核！”
思路有了，李泰便做出了相关的安排，名目称谓随口拟定，然后便将事情交代给兵部陆腾，交代其人尽快执行。
与此同时，在总结了属员们进奏的封赏方案，再结合自己的想法思路之后，有关此次东征的封授计划便形成定文，李泰便着令将之传告诸军、然后交付有司加以执行，务求各种奖赏尽快到位，不要耽误了一众征士们回家与亲人团聚。
至于他自己，早在战争中途返回霸府休整的时候，爵位便从原本的唐公晋级为唐王，而接下来除了化家为国之外，也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了。
不过一场战事进行下来，作为社团老大的唐王竟无受褒扬，诸功士们也都难免有些不踏实。
于是在经过下属们的进言之后，李泰便接受了对他家那一窝“乐”的爵位荫授，除了早封南郡公的江陵乐之外，襄阳乐被封太原郡公、同州乐被封敦煌郡公，就连刚出生的洛阳乐也被封陇西郡公。
李泰入署之后，当即便将这些方案全都取来，然后便逐一翻阅。
西魏对于功士的奖酬向来非常的丰厚，这也是战斗力能够保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次战果同样异常的丰厚，在针对将士们的封赏自然也不能吝啬。
霸府属官们所拟定的各项计划也都充分的展现了这一特点，借鉴唐王之前封赏功士的各种举措，在朝廷当下财政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赏赐丰厚。
虽然这也是跟李泰过往风格一脉相承，但如今的情况还是跟之前有所不同。之前的他在山南头顶上还有一个宇文泰霸府，入关之后初掌大权、朝情局势也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需要注重物质上的刺激，给予实物的奖赏最直接、最能触动人心。
可是现在他乃是霸府绝对的老大，神器符命俱握手中，那能做出的奖赏范围自然就大得多了，不必只是注重实物的奖赏，官爵等地位的提升和荣誉的授予其实要比单纯的物质赏赐更加的能够团结群众。毕竟愿意拿住股份长期持有，跟急于变现、只要实际利益那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状况。
霸府属官们在拟定封赏计划的时候，太过注重对之前的借鉴与引用，对于实际的情况变化则关注度不够，做出的计划就有点不合时宜。
李泰倒也并没有将这些计划全盘否定，其中的一些条款还是有所选择的拣选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加强官爵在这封赏计划当中所占据的比重。
诸如杨忠之流在此役当中表现出色、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但本身的官爵也都达到了一个极点，那就只能再加荣衔以示尊崇。之前六官制废除，如今的西魏便又恢复了原本的官职，一品八公便是朝中最为尊崇的官职。
如今朝中李泰为太师、于谨为太傅、高仲密为太保，除了执掌霸府的李泰之外，其余两人都已经是荣养家中，只有遇到盛大典礼的时候再拉出来遛一遛。在此三人之下，便是大司马、大将军与太尉、司徒、司空。
诸如杨忠这样的资历与功勋，此役之后便可进授为大司马，无事时荣养在朝，有事的时候则可为李泰之副贰，已经不适合再任用于地方。
除了杨忠之外，此番参战的韦孝宽、高乐、贺若敦、杨檦与河洛战场上的韩雄等之前担任大将军者，也都可进授柱国，至于实际的执掌，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其他的暂时则就不需要做太大的调整。
诸如随着战争结束，西魏领土大大的向外扩张，杨檦之前所坐镇的邵州便不再像之前那样重要，已经成为内陆地带，因此杨檦便也不需要再继续坐镇彼处，可以直接率部归朝了。
这些上层的将领，由于人数比较少，封赏安排起来可以考虑的更加细致，根据各自的情况而有所增损，也并不需要消耗太大的精力。主要还是以官爵增加为主，实物的奖赏虽然也有，但是跟中下层相比并没有按照比例增加、从而使最终的总额变得极为夸张，到最后累加起来，也都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
中层将领的人数进一步增多，同样也是以官爵封奖为主，在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与惩罚在身上的情况下，普遍进授一到三级的官职，爵位也都各有进益。
在有重要战役和显赫功绩加持的情况下，封授也会变得更加可观，连跳五六级、直接加授大将军的情况都有，特别是在关键的铜鞮水会战当中，韩擒虎、宇文忻等表现优异的将领便直授大将军，年纪不大便已经获得了他们父辈在同样年龄下难以企及的势位高度。
中下层将领的普遍升级对于当下的西魏而言，本身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西魏的府兵系统，是在邙山之战结束后大量鲜卑将士伤亡的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因为当时主导此事的乃是宇文泰霸府，因此也就难免烙印上了深深的宇文泰霸府的痕迹。
李泰入主关中的时候，虽然当时正值霸府军队本身大败亏输、加上宇文泰的儿子作乱等一系列的变故，李泰虽然由乱入治，但针对军队系统也并没有进行深层彻底的清洗。
这一次东征战事的胜利，使得大量中下层的将领兵长们被提拔起来，成为军队中绝对的中坚力量，使得李泰一系的将领们并不需要再打乱原本的军事结构，便能够取代原本的人事组织。
同时西魏领土进一步的扩张，也意味着军队系统的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之前李泰便又在河洛地区增设骠骑府，而其他所扩张的领土当中，同样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操作。
府兵制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其发展与政权本身的扩张壮大都是紧密结合的，所降低的不只是养军的成本，更给新占领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管理方式。
多年的战乱使得地方武装势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果将这些地方武装势力统统划定为需要征服与消灭的对象，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举世皆敌，是任何强大的政权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如何统战与管理这些地方武装势力，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和强大与否的重要因素。
历史发展到这里，府兵制的出现就是版本答案。这并不是从结果反推原因，府兵制本身就既保证了政权对于军事集中管理的需求，又保证了地方豪强的利益诉求。西魏政权的统治推进到哪里，府兵制就推进到哪里。
尽管北齐、南陈都不同程度的倚仗和利用地方豪强的势力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但只有西魏能够进行制度化的管理。
制度化的优势并不在于有多正规，而在于可以通过迭代来进行制度完善，比如李泰从原本的府兵制度所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府兵授田。哪怕只是一个很简陋粗糙的东西，在有了迭代进化的能力之后，未来都是无可限量的。
李泰需要在新占领地带建立起新的府兵组织，既需要借此统战管理这些地方的豪强武装，又需要建立起切实可靠的军事力量，而这一批军功升迁的将领们便可以分任各方，建立起府兵发展的人事框架。
针对普通的营士，当然还是得以实物的奖赏为主。他们当中许多人出征数月之久，家里可能都已经穷困的揭不开锅了，这时候如果再说什么官爵、荣誉之类，多少就有点何不食肉糜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兼顾的。之前西魏军队中便施行了勋士制度，趁着这一次的功士封赏，李泰再将勋功十二转加以正规化、制度化，建立起一个新的勋官系统。
勋官除了一整套全新的荣誉称号之外，同时还搭配有各种特权。以往府兵授田的奖赏也被整合其中，成为勋官武骑尉之后，便自动获得授田的资格。勋功递转，依次可以获得免征免役、将官培训等相关的特权资格。
尤其是上升渠道的开放，使得兵与将之间不再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机缘才能转换。积累勋功转数，可以获得军校进修的资格，进而通过武试加入三卫二营或其他宿卫军当中，秩满之后便可加授相关的文武官职。
至于说这个军校，眼下虽然还没有建立，但府兵本来就有闲时讲武、旬月集练的传统，在这些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专门的讲武机构、针对将校兵长进行更加系统职业的培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于上阳宫北再造集英殿宣武堂，十月大集讲武结束之后，便募取首批宣武学徒入习韬略，来年初夏进行武选考核！”
思路有了，李泰便做出了相关的安排，名目称谓随口拟定，然后便将事情交代给兵部陆腾，交代其人尽快执行。
与此同时，在总结了属员们进奏的封赏方案，再结合自己的想法思路之后，有关此次东征的封授计划便形成定文，李泰便着令将之传告诸军、然后交付有司加以执行，务求各种奖赏尽快到位，不要耽误了一众征士们回家与亲人团聚。
至于他自己，早在战争中途返回霸府休整的时候，爵位便从原本的唐公晋级为唐王，而接下来除了化家为国之外，也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了。
不过一场战事进行下来，作为社团老大的唐王竟无受褒扬，诸功士们也都难免有些不踏实。
于是在经过下属们的进言之后，李泰便接受了对他家那一窝“乐”的爵位荫授，除了早封南郡公的江陵乐之外，襄阳乐被封太原郡公、同州乐被封敦煌郡公，就连刚出生的洛阳乐也被封陇西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