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啊。我看你希腊语说的挺流利的，原来是老熟人。”太后点点头。
“我的启蒙老师曾经是塞维利亚的居民，同样是逃难到突尼斯的。”穆罕默德说起了自己的师承：“我们这群人，学习伊本·路西德的学说，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以对希腊语也算熟悉了。”
“另外我也懂一些拉丁语，因为我们经常和罗马、帕多瓦等地的大学交流。他们一直很喜欢我们这一派的观点，所以两边的交流挺多的。哦，按照拉丁名字，我们应该叫阿威罗伊学派。”他介绍道。
“不过说是启蒙，其实我那会儿年纪也不小了。”他不好意思地苦笑道：“哎，年少时无知，浪费了太多时间了。”
“那你是怎么到叙利亚去的啊？”太后颇有兴趣地问。
“整个北非，相互来往都很紧密的。那里没有太强大的统一王朝，倒是有很多零散的部落和诸侯。学者们经常在各个埃米尔们的宫廷间往来，充当客卿。”穆罕默德说。
“我本来在摩洛哥暂住，等学习有了些起色后，承蒙老师看重，就推荐我去突尼斯，师从博学的伊本·赫勒敦阁下。不过，可能是从政道路上经常遭遇挫折，所以赫勒敦老师的思想比较激进，在当地敌人也多。所以，他就应邀去了思想更开放的埃及，最后还到了叙利亚讲学。”
“帖木儿劫掠叙利亚的时候，一批学者出面请求他收敛一些，赫勒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帖木儿和他交谈之后，很敬重他，于是只收了钱就走了，没有屠杀城镇。这让他在当地出了名，于是更多人开始邀请他四处讲学。贵国接收叙利亚几处领地的时候，我们也受邀去过，就是在那边结识各位的。”
“他提出了什么学说啊？”太后好奇地问。
“他的学说应该源于穆尔太齐赖派，这一派的核心思想是早期的‘意志自由论’和来自希腊的唯理主义。”穆罕默德说。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胡大是唯一的主宰，通过理性创造了这个世界。由于神具有‘统一性’，所以祂是全知全能的，也因此不存在本体之外的各种德行，也就是说，是不能人格化的，也不可能在天国中被信徒们看到。”
“同时，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经书是神创造的，而不可能等同于神，也就因此不具有神才独有的无始、永恒、不缪的特征。说的通俗点，就是经书不是神，所以可能存在错误，也可以进行纠正。”
“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胡大是最公正的，所以并不会预定人类的行为。人拥有无限自由的意志，人的行为也完全凭借自己来进行，神则对人类行为的善恶进行裁决，而决定赏罚。因为这个观点，他们也被称为‘公正派’。”
“他们也推崇理性，反对信仰高于理性的观点，认为理性是信仰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前提。如果丧失了理性，就会屈从于邪恶，而丧失自由。所以应该重视理性哲学的修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知识和理性，达到‘正信’的境界。”
“这个学说受到了哈里发马蒙——也就是‘智慧宫’创立者的支持，一度成为显学，开始主动对经书进行注解。但后来因为政治斗争失败，遭到了打击和驱逐。不过很多人来到了相对边缘的地区，比如安达卢西亚，继续进行研究和教学。”
“我的天父啊，我确定这是位哲学家了。”太后看了看王大喇嘛，又放弃似地摇摇头，看向郭康：“你应该能听懂吧？我已经晕了。”
“这和我们这里，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说，是有很大共同之处的。”郭康回答：“还好，能听得懂。”
“其实还是有不少区别的，只能说这个学派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有冲突的地方。”“老海胆”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不变的‘第一推动者’。但公正派很重视对于有限与无限、永恒与静止等概念的研究和辨析。他们分析之后认为，世界不可能是永恒的，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一点，也是个老争论话题了。”
“那伱的老师怎么看？”郭康问。
“我的老师倾向于研究历史。”穆罕默德见他听得懂，也来了劲：“他早年也试图从政过，还很精明能干。但因为各种原因，每次到关键时刻，都会遭遇失败，只能在各个埃米尔国之间来回跑。”
“后来他灰心丧气，决定专心研究学术，又遇到了亲人因海难丧生的打击。可能是遭遇的苦难太多，他痛定思痛，开始努力收集资料，编纂史书，试图研究出历史里的规律，找出国家衰落、文明遭受打击背后的逻辑。”
“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写成了《历史绪论》一书，教授给后学，号召大家通过可证实的史料，来分析研究现世中的逻辑，以人类本身为研究中心。至于宗教，则认为是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东西，应该交给胡大。人类自己，把大地上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这个观点在当地，还是挺激进的。”
“那他研究出什么成果了么？”郭康问。
“他认为，历史本身是连续的、有前因后果的。把历史事件放在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分析成因和现象之间的规律，再把这些逻辑关系联系起来，就有助于总结出治乱兴衰的规律。”穆罕默德说。
“他通过史料，努力找出了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王朝的兴衰，是有明显的周期的。在北非柏柏尔人的政权里，四代人就是一个明显的周期。可惜这个周期的适用范围不广，在更发达的埃及和安达卢西亚，就不是这样了。”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应该是因为不同地区，物质资源、气候环境等皆不相同的原因。这些地理环境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形式，社会形式又影响了国家的命运。我们可能需要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像医生看病一样，针对具体问题，给出解决病症的特定药方。”
“当然，就整体而言，他倒是确定地认为，天方教诸王朝的历史中，存在着重复出现的、周期性循环的现象。而且，这种兴衰似乎是一种自然规律，并不受王公们主观意志的左右。”
“他因此认定，哈里发和苏丹们声称自己是胡大在世上的投影，实际上只是一种吹嘘。神的真正投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而这些统治者，只是社会中的蛀虫，基本上都是在搞破坏。普通人的劳作和活动，才是推动历史演进和周期更替的动力。”
“当然，你也知道，这个结论肯定不太让埃米尔们高兴。”他摊摊手：“这些阿非利加的埃米尔们太保守了。我觉得他搬家到埃及，虽然说是为了亚历山大的图书，借此研究经济和社会的规律，但肯定也少不了这个因素。”
“也不错了。”王大喇嘛安慰道：“居然没抓他，只是施压，这已经比大部分拜上帝教国家好太多了……”
(本章完)
“我的启蒙老师曾经是塞维利亚的居民，同样是逃难到突尼斯的。”穆罕默德说起了自己的师承：“我们这群人，学习伊本·路西德的学说，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以对希腊语也算熟悉了。”
“另外我也懂一些拉丁语，因为我们经常和罗马、帕多瓦等地的大学交流。他们一直很喜欢我们这一派的观点，所以两边的交流挺多的。哦，按照拉丁名字，我们应该叫阿威罗伊学派。”他介绍道。
“不过说是启蒙，其实我那会儿年纪也不小了。”他不好意思地苦笑道：“哎，年少时无知，浪费了太多时间了。”
“那你是怎么到叙利亚去的啊？”太后颇有兴趣地问。
“整个北非，相互来往都很紧密的。那里没有太强大的统一王朝，倒是有很多零散的部落和诸侯。学者们经常在各个埃米尔们的宫廷间往来，充当客卿。”穆罕默德说。
“我本来在摩洛哥暂住，等学习有了些起色后，承蒙老师看重，就推荐我去突尼斯，师从博学的伊本·赫勒敦阁下。不过，可能是从政道路上经常遭遇挫折，所以赫勒敦老师的思想比较激进，在当地敌人也多。所以，他就应邀去了思想更开放的埃及，最后还到了叙利亚讲学。”
“帖木儿劫掠叙利亚的时候，一批学者出面请求他收敛一些，赫勒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帖木儿和他交谈之后，很敬重他，于是只收了钱就走了，没有屠杀城镇。这让他在当地出了名，于是更多人开始邀请他四处讲学。贵国接收叙利亚几处领地的时候，我们也受邀去过，就是在那边结识各位的。”
“他提出了什么学说啊？”太后好奇地问。
“他的学说应该源于穆尔太齐赖派，这一派的核心思想是早期的‘意志自由论’和来自希腊的唯理主义。”穆罕默德说。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胡大是唯一的主宰，通过理性创造了这个世界。由于神具有‘统一性’，所以祂是全知全能的，也因此不存在本体之外的各种德行，也就是说，是不能人格化的，也不可能在天国中被信徒们看到。”
“同时，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经书是神创造的，而不可能等同于神，也就因此不具有神才独有的无始、永恒、不缪的特征。说的通俗点，就是经书不是神，所以可能存在错误，也可以进行纠正。”
“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胡大是最公正的，所以并不会预定人类的行为。人拥有无限自由的意志，人的行为也完全凭借自己来进行，神则对人类行为的善恶进行裁决，而决定赏罚。因为这个观点，他们也被称为‘公正派’。”
“他们也推崇理性，反对信仰高于理性的观点，认为理性是信仰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前提。如果丧失了理性，就会屈从于邪恶，而丧失自由。所以应该重视理性哲学的修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知识和理性，达到‘正信’的境界。”
“这个学说受到了哈里发马蒙——也就是‘智慧宫’创立者的支持，一度成为显学，开始主动对经书进行注解。但后来因为政治斗争失败，遭到了打击和驱逐。不过很多人来到了相对边缘的地区，比如安达卢西亚，继续进行研究和教学。”
“我的天父啊，我确定这是位哲学家了。”太后看了看王大喇嘛，又放弃似地摇摇头，看向郭康：“你应该能听懂吧？我已经晕了。”
“这和我们这里，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说，是有很大共同之处的。”郭康回答：“还好，能听得懂。”
“其实还是有不少区别的，只能说这个学派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有冲突的地方。”“老海胆”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不变的‘第一推动者’。但公正派很重视对于有限与无限、永恒与静止等概念的研究和辨析。他们分析之后认为，世界不可能是永恒的，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一点，也是个老争论话题了。”
“那伱的老师怎么看？”郭康问。
“我的老师倾向于研究历史。”穆罕默德见他听得懂，也来了劲：“他早年也试图从政过，还很精明能干。但因为各种原因，每次到关键时刻，都会遭遇失败，只能在各个埃米尔国之间来回跑。”
“后来他灰心丧气，决定专心研究学术，又遇到了亲人因海难丧生的打击。可能是遭遇的苦难太多，他痛定思痛，开始努力收集资料，编纂史书，试图研究出历史里的规律，找出国家衰落、文明遭受打击背后的逻辑。”
“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写成了《历史绪论》一书，教授给后学，号召大家通过可证实的史料，来分析研究现世中的逻辑，以人类本身为研究中心。至于宗教，则认为是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东西，应该交给胡大。人类自己，把大地上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这个观点在当地，还是挺激进的。”
“那他研究出什么成果了么？”郭康问。
“他认为，历史本身是连续的、有前因后果的。把历史事件放在整体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分析成因和现象之间的规律，再把这些逻辑关系联系起来，就有助于总结出治乱兴衰的规律。”穆罕默德说。
“他通过史料，努力找出了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王朝的兴衰，是有明显的周期的。在北非柏柏尔人的政权里，四代人就是一个明显的周期。可惜这个周期的适用范围不广，在更发达的埃及和安达卢西亚，就不是这样了。”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应该是因为不同地区，物质资源、气候环境等皆不相同的原因。这些地理环境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形式，社会形式又影响了国家的命运。我们可能需要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像医生看病一样，针对具体问题，给出解决病症的特定药方。”
“当然，就整体而言，他倒是确定地认为，天方教诸王朝的历史中，存在着重复出现的、周期性循环的现象。而且，这种兴衰似乎是一种自然规律，并不受王公们主观意志的左右。”
“他因此认定，哈里发和苏丹们声称自己是胡大在世上的投影，实际上只是一种吹嘘。神的真正投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而这些统治者，只是社会中的蛀虫，基本上都是在搞破坏。普通人的劳作和活动，才是推动历史演进和周期更替的动力。”
“当然，你也知道，这个结论肯定不太让埃米尔们高兴。”他摊摊手：“这些阿非利加的埃米尔们太保守了。我觉得他搬家到埃及，虽然说是为了亚历山大的图书，借此研究经济和社会的规律，但肯定也少不了这个因素。”
“也不错了。”王大喇嘛安慰道：“居然没抓他，只是施压，这已经比大部分拜上帝教国家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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