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众人都表示了重视。
在这个时代，人手不足是普遍现象，否则各国也没必要在分封制下徘徊这么多年了。尤其紫帐汗国所在的东欧，情况更加严重。
当初，朱文奎曾经问郭康，紫帐选拔管理人员时，为什么不组织统一考试。郭康当时就告诉他，就现在，以这里的情况，根本没有开科举的必要。
郭康认为，科举的前提之一，是读书人够多，所以需要通过相对公平的方式进行选拔。而这边，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中原的教育，在其他古代文明看来，是个相当吓人的体系。在竹简时代，就能通过教育，把贵族的边界不断向下层扩展，导致了“士”的扩散。
到使用纸张的年代，情况就更加明显。教育的普及，已经明显是一件无法阻止的事情——不仅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士族门阀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实际上，后人就有认为，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在其他时代和政权下，世家大族仅能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到后来，很多世家干脆是依靠军功来维持。而等到印刷术也出现之后，连这种脆弱的状态也没法存在了。
而科举的出现和完善，是这种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至于为什么它从宋朝开始，快速发展完善，黄巢的故事，就堪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一直考不上，黄巢愤恨于门阀把持考场，最终率众造反，打下长安，大肆屠杀那里的门阀世族。时人感慨“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个群体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科举考试的目标，其实并不完全是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这种方式，确实可以筛选出合格的人，但它在筛选奇才异人方面，显然不怎么擅长。
而另一方面，科举更注重的是公平性，或者说，至少要让绝大部分读书人感到公平。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抑制“黄巢们”的出现。为此，哪怕牺牲一些灵活性和效率也在所不惜。因为官府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多奇才。对于朝廷来说，大量合格人员组成的稳定结构，才是最优的选择，远比冒险要强得多。
至于顶尖的管理人才，因为中原特有的极度人才过剩，和完善成熟的官僚制度，基本可以保证，能爬到顶层的都不会是庸人资质。这个任务，就不需要科举来实现了。
所以，科举可以说是特殊文明、特殊环境下，一个针对性非常强的制度。连带着这个时代，中原的整套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也都是如此。对于其他地方来说，也就只能看看，是真的不好学。
像紫帐汗国这里，世族本身反而是教育的中心之一。各家族的地位，很大程度就是来源于他们不断培育人才，给军队和行政系统输送官员。这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这边的教育实在太落后，哪怕当年最有文化的希腊人，都被连绵不断的入侵和内战打残了。
目前，这里虽然也有内部的考核和选拔机制，比如在军团内部进行定期考试，筛选文书能力合格的军吏，作为提升和奖励的参考标准。但这些也算不上科举，和“后黄巢时代”的科举制度，尤其相差甚远。
而另一个教育的中心，就是教会。
作为欧洲本土最有效的教育体系，教会几乎包揽了教育的方方面面。从乡间神父教小孩识字、算术，到地方上的各类神学院，再到大都的教会大学，可以说从启蒙到高等教育，都有教会的身影。至于欧洲其他地方，教会教育的比重只会更大。
可以说，这套体系就是当今欧洲最合适的了。所以，教会才会这么关心人才不足的问题——因为提供合格人员，也有他们的一份责任。
罗斯地区更加落后，这些教区不但要承担宗教任务，也得帮忙承担一部分管理职责。郭康估计，很长的时间里，这些地方都会以教会为主导。因为世俗教育实在是个奢侈品，短期内怕是没指望了。
当然，按紫帐汗国的理念，是否世俗其实也无所谓。
这里其实有个概念的理解问题。
郭康那个时代，人们印象中的“世俗化”，是法国人提出的概念。而这个词的法语意思，是“平信徒”。
教会把当时的信徒分为三种：平信徒，也就是普通的信教者；会士，也就是修士和修女；神职，也就是神父、主教之类有正式职务的人。所以，世俗化的含义，其实是“平信徒化”，也就是和教会争夺权力，从而将教会把持的教育、思想等领域，夺回到由平信徒组成的世俗政府控制下。
这个概念，并不是“去基督教”，而只是“去教会”。因为当时的欧洲人也想不出离开基督教的社会……
在最激进的大革命时代，法国人也做了一些尝试。一些人试图不再崇拜天父，而是崇拜“理性”等抽象概念，称为“理性崇拜”。
理性崇拜信徒改造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各地教堂，改名叫“理性圣殿”。在各地捣毁十字架，摧毁墓地雕像，以示和基督教决裂。还举行节日和集会，进行宣传、庆祝。最兴盛的时候，几乎成了新的国家宗教。
虽然看起来，不过就是把天父换成了一个抽象的“道”，但理性崇拜的推动者，坚持说它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主导者之一的莫莫罗告诫追随者，理性只是个抽象概念，不是神灵，而是人自己的一部分。另一个领导者克鲁兹则直言：只有一个神，那就是人民。
而这种程度的改变，依然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很多人觉得它过于激进，无法接受，还有人指责这种改动引发了放荡和堕落。
在打击教会的过程中，还有人趁机中饱私囊，侵吞教产。城里的有钱人争相低价收购教会产业，却拒绝承担教会曾经负责的公益职责，又引发了乡间的不满。
连城市之间都爆发了冲突。第二大城市里昂指责第一大城市巴黎的政策，拒绝服从，而巴黎则扬言要直接派兵屠杀反对者……大家打成了一锅粥，造成了更严重的混乱。
最终，这些过激行为，招来温和派的不满。在温和派代表人物罗伯斯庇尔的主导下，激进派遭到清洗，莫莫罗等人被送上断头台。理性崇拜随之失势，这个尝试也基本宣告失败。
这件事算是个很有价值的参考。如果启蒙运动之后的法国，都无法经受这种变动，那么这年头的东欧，还是老实点为好。
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历史上失传了很久。虽然这诗当时很出名，韦庄也被时人称为“秦妇吟秀才”，但在五代就失传了。据五代人的记录，是公卿们尤其不喜欢“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句，为了避免麻烦，韦庄自己要求不要继续流传的。
现代人所知的全诗来自敦煌，是近代才发现的。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盗走的经卷里，有这首诗的抄本，后来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的校勘后，得以重新为人所知。
(本章完)
在这个时代，人手不足是普遍现象，否则各国也没必要在分封制下徘徊这么多年了。尤其紫帐汗国所在的东欧，情况更加严重。
当初，朱文奎曾经问郭康，紫帐选拔管理人员时，为什么不组织统一考试。郭康当时就告诉他，就现在，以这里的情况，根本没有开科举的必要。
郭康认为，科举的前提之一，是读书人够多，所以需要通过相对公平的方式进行选拔。而这边，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中原的教育，在其他古代文明看来，是个相当吓人的体系。在竹简时代，就能通过教育，把贵族的边界不断向下层扩展，导致了“士”的扩散。
到使用纸张的年代，情况就更加明显。教育的普及，已经明显是一件无法阻止的事情——不仅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士族门阀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实际上，后人就有认为，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在其他时代和政权下，世家大族仅能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到后来，很多世家干脆是依靠军功来维持。而等到印刷术也出现之后，连这种脆弱的状态也没法存在了。
而科举的出现和完善，是这种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至于为什么它从宋朝开始，快速发展完善，黄巢的故事，就堪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一直考不上，黄巢愤恨于门阀把持考场，最终率众造反，打下长安，大肆屠杀那里的门阀世族。时人感慨“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个群体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科举考试的目标，其实并不完全是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这种方式，确实可以筛选出合格的人，但它在筛选奇才异人方面，显然不怎么擅长。
而另一方面，科举更注重的是公平性，或者说，至少要让绝大部分读书人感到公平。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抑制“黄巢们”的出现。为此，哪怕牺牲一些灵活性和效率也在所不惜。因为官府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多奇才。对于朝廷来说，大量合格人员组成的稳定结构，才是最优的选择，远比冒险要强得多。
至于顶尖的管理人才，因为中原特有的极度人才过剩，和完善成熟的官僚制度，基本可以保证，能爬到顶层的都不会是庸人资质。这个任务，就不需要科举来实现了。
所以，科举可以说是特殊文明、特殊环境下，一个针对性非常强的制度。连带着这个时代，中原的整套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也都是如此。对于其他地方来说，也就只能看看，是真的不好学。
像紫帐汗国这里，世族本身反而是教育的中心之一。各家族的地位，很大程度就是来源于他们不断培育人才，给军队和行政系统输送官员。这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这边的教育实在太落后，哪怕当年最有文化的希腊人，都被连绵不断的入侵和内战打残了。
目前，这里虽然也有内部的考核和选拔机制，比如在军团内部进行定期考试，筛选文书能力合格的军吏，作为提升和奖励的参考标准。但这些也算不上科举，和“后黄巢时代”的科举制度，尤其相差甚远。
而另一个教育的中心，就是教会。
作为欧洲本土最有效的教育体系，教会几乎包揽了教育的方方面面。从乡间神父教小孩识字、算术，到地方上的各类神学院，再到大都的教会大学，可以说从启蒙到高等教育，都有教会的身影。至于欧洲其他地方，教会教育的比重只会更大。
可以说，这套体系就是当今欧洲最合适的了。所以，教会才会这么关心人才不足的问题——因为提供合格人员，也有他们的一份责任。
罗斯地区更加落后，这些教区不但要承担宗教任务，也得帮忙承担一部分管理职责。郭康估计，很长的时间里，这些地方都会以教会为主导。因为世俗教育实在是个奢侈品，短期内怕是没指望了。
当然，按紫帐汗国的理念，是否世俗其实也无所谓。
这里其实有个概念的理解问题。
郭康那个时代，人们印象中的“世俗化”，是法国人提出的概念。而这个词的法语意思，是“平信徒”。
教会把当时的信徒分为三种：平信徒，也就是普通的信教者；会士，也就是修士和修女；神职，也就是神父、主教之类有正式职务的人。所以，世俗化的含义，其实是“平信徒化”，也就是和教会争夺权力，从而将教会把持的教育、思想等领域，夺回到由平信徒组成的世俗政府控制下。
这个概念，并不是“去基督教”，而只是“去教会”。因为当时的欧洲人也想不出离开基督教的社会……
在最激进的大革命时代，法国人也做了一些尝试。一些人试图不再崇拜天父，而是崇拜“理性”等抽象概念，称为“理性崇拜”。
理性崇拜信徒改造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各地教堂，改名叫“理性圣殿”。在各地捣毁十字架，摧毁墓地雕像，以示和基督教决裂。还举行节日和集会，进行宣传、庆祝。最兴盛的时候，几乎成了新的国家宗教。
虽然看起来，不过就是把天父换成了一个抽象的“道”，但理性崇拜的推动者，坚持说它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主导者之一的莫莫罗告诫追随者，理性只是个抽象概念，不是神灵，而是人自己的一部分。另一个领导者克鲁兹则直言：只有一个神，那就是人民。
而这种程度的改变，依然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很多人觉得它过于激进，无法接受，还有人指责这种改动引发了放荡和堕落。
在打击教会的过程中，还有人趁机中饱私囊，侵吞教产。城里的有钱人争相低价收购教会产业，却拒绝承担教会曾经负责的公益职责，又引发了乡间的不满。
连城市之间都爆发了冲突。第二大城市里昂指责第一大城市巴黎的政策，拒绝服从，而巴黎则扬言要直接派兵屠杀反对者……大家打成了一锅粥，造成了更严重的混乱。
最终，这些过激行为，招来温和派的不满。在温和派代表人物罗伯斯庇尔的主导下，激进派遭到清洗，莫莫罗等人被送上断头台。理性崇拜随之失势，这个尝试也基本宣告失败。
这件事算是个很有价值的参考。如果启蒙运动之后的法国，都无法经受这种变动，那么这年头的东欧，还是老实点为好。
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历史上失传了很久。虽然这诗当时很出名，韦庄也被时人称为“秦妇吟秀才”，但在五代就失传了。据五代人的记录，是公卿们尤其不喜欢“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句，为了避免麻烦，韦庄自己要求不要继续流传的。
现代人所知的全诗来自敦煌，是近代才发现的。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盗走的经卷里，有这首诗的抄本，后来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的校勘后，得以重新为人所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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