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情况给众人做了说明之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这次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在郭康的解说下，神父们对这个理论很感兴趣，也乐意去多看看书。郭康还承诺，今后会劝说家族，捐赠更多图书给他们，让众人更加高兴。
当年，造纸和印刷技术传入这里之后，在当地就立刻引发了热潮。即便过了几十年，郭康依然能感受到这股热情，和书籍背后的力量。
在“中国纸”普及之前，书籍是非常昂贵的，尤其是偏远地区，更加夸张——在中世纪盛期的英格兰，一本书可以卖到一英镑，按当时的物价，能顶上大致600公斤的小麦，或者30头上好的乳猪。就算换成普通香料，也能换个十磅。知识有多宝贵和稀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很早之前，造纸技术就已经开始传播到其他地区了。大约东晋时期，西北的粟特商人就已经把当时的纸张贩卖回中亚老家。
但较为完善的造纸技术是在唐朝才扩散开的，据说，怛罗斯之战后，一些唐朝士兵被阿拉伯军队俘获，由于他们掌握着先进的军事和生产技术，因此很受重视，其中一些造纸匠人就在撒马尔罕，指导阿拉伯人建立了纸厂，生产质量一般的麻纸——当然，对于东亚之外的地区，这已经是非常有优势的技术了。
而阿拉伯奸商做生意的速度，比唐人快多了。随着他们的扩张，麻纸也被卖的到处都是。为了销售方便，他们在埃及的开罗、摩洛哥的非斯，都兴建了工厂，向地中海世界销售纸张。
埃及之前是纸莎草的产地，这种植物上千年来一直被作为纸张使用。这种物资十分珍贵，被埃及人称为“pa-per-aa”，意思是“法老的财产”。直到后世，很多欧洲语言里的纸，都是这个词的衍生。
然而，在造纸术传进来之后，由于技术优势太大，当地人很快放弃了种植莎草，改种芦苇等更适合造纸的作物。到后来，莎草干脆消失了，也不知道是灭绝了还是野化了。
而欧洲的技术相对落后，只能大量进口纸张。作为天方教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西班牙，就是纸张输出的中心，法国人常年从那儿买纸。其他国家，也都依靠西班牙和意大利地区的商路，才能进口到足够的纸张。
而紫帐汗国建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更迭。他们从东方带来了更好的工艺，再次改进了技术。
除了之前的几种作物，紫帐汗国还引进了竹子。这种植物长得很快，在较为温暖的南欧，都能生长。最早，这其实是郭盖等人为了“雅兴”，带过来装饰住宅的，不过后来很快扩散开，在各方面都得以运用。
不过，紫帐汗国几乎没有出口过纸张，相反他们还得经常从埃及购入，哪怕人家质量没他们好，也得买。因为自从印刷术引进之后，纸张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够用。
和常识不同的是，雕版印刷的效率不见得比活字低。尤其是汉字这种文字，活字的优势并不大，发展的可能还没雕版快。
到清朝后期，完全成熟的印刷，已经把书籍价格压到了十分低廉的程度。按英国人的调查，实用性质的普通书籍非常便宜，一本小册子的价格甚至低于一碗面条；而如果印刷工坊使用了女工，价格还能压得更低。
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是因为社会中存在众多能够识字、制版的工人，包括女工，把成本大幅压低了。
而另一方面，抄书也非常流行。由于大量底层文人的存在，小批量的书籍复制完全可以通过抄写完成，这些“孔乙己”们的工钱，比活字印刷都低，艺术性上也胜过对方。
两边夹击之下，活字印刷反而陷入尴尬的局面了。很长时间内，都是靠印刷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通俗小册子来维持生态位。因为明清市井文化的发展，这种东西“更新”快，雕版跟不上，孔乙己们也抄不过来，就这样才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
在这多种因素作用下，也就产生了清末民国那些很魔幻的识字率。
当然，这些数字也只能大致参考，因为“识字”的标准差别太大了。
比如，要是按美国人的标准，根据1918年的统计，一半的新教教民能够轻松阅读《新约》。考虑到民国年间的识字率还不如清朝，而教民的素质也很是参差不齐，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
同理，1896年，夏威夷的统计发现，25%的中国女移民能识字。考虑到那时候远渡重洋的女性，基本不太可能是社会上层，要么是那时的文化环境并不如后世想象的落后，要么是美国人的标准太松了。当然，也可能二者都有吧……
所以，这种技术发展起来，不说能达到什么效果，起码欺负下这会儿没文化的欧洲人应该是够了。实际上，这也不需要现代数据的支撑，毕竟古人一样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和郭康知晓的过去历史不同，这个世界，成熟的印刷术是紫帐汗国直接整套带过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张大牧首就收罗了大部分工匠和机器，天天印他那些传教册子过瘾。
由于这几重关系，印刷从一开始就十分政治不正确，其他教会几乎都在试图禁止信徒使用印刷品和印刷物。就算因为管理能力问题，很难完全禁止民间的印刷行为，至少在宗教、神学、哲学等重要的相关领域，还是必须维持禁令的。
面对这种情况，紫帐汗国干脆直接放飞自我，大量印刷经书和注释本，还到处售卖。这算是坐实了之前的指责，罗马公教等反对者为此大为恼怒。
不少教士坚持认为，这种印刷技术是确凿无疑的技术异端，从一出现开始，就是邪恶的。有些激进的人，甚至认为这是魔鬼发明的工艺。因此，不止它本身，所有运用都必须禁止，包括对它的引进、研究和改造。
大部分人整体上倒是没这么夸张，但毫无疑问也相当厌烦。这种环境下，神学哲学领域，实际上处于遭受印刷禁令的状态。两相对比之下，更显得这里书籍的宝贵了。
(本章完)
这次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在郭康的解说下，神父们对这个理论很感兴趣，也乐意去多看看书。郭康还承诺，今后会劝说家族，捐赠更多图书给他们，让众人更加高兴。
当年，造纸和印刷技术传入这里之后，在当地就立刻引发了热潮。即便过了几十年，郭康依然能感受到这股热情，和书籍背后的力量。
在“中国纸”普及之前，书籍是非常昂贵的，尤其是偏远地区，更加夸张——在中世纪盛期的英格兰，一本书可以卖到一英镑，按当时的物价，能顶上大致600公斤的小麦，或者30头上好的乳猪。就算换成普通香料，也能换个十磅。知识有多宝贵和稀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很早之前，造纸技术就已经开始传播到其他地区了。大约东晋时期，西北的粟特商人就已经把当时的纸张贩卖回中亚老家。
但较为完善的造纸技术是在唐朝才扩散开的，据说，怛罗斯之战后，一些唐朝士兵被阿拉伯军队俘获，由于他们掌握着先进的军事和生产技术，因此很受重视，其中一些造纸匠人就在撒马尔罕，指导阿拉伯人建立了纸厂，生产质量一般的麻纸——当然，对于东亚之外的地区，这已经是非常有优势的技术了。
而阿拉伯奸商做生意的速度，比唐人快多了。随着他们的扩张，麻纸也被卖的到处都是。为了销售方便，他们在埃及的开罗、摩洛哥的非斯，都兴建了工厂，向地中海世界销售纸张。
埃及之前是纸莎草的产地，这种植物上千年来一直被作为纸张使用。这种物资十分珍贵，被埃及人称为“pa-per-aa”，意思是“法老的财产”。直到后世，很多欧洲语言里的纸，都是这个词的衍生。
然而，在造纸术传进来之后，由于技术优势太大，当地人很快放弃了种植莎草，改种芦苇等更适合造纸的作物。到后来，莎草干脆消失了，也不知道是灭绝了还是野化了。
而欧洲的技术相对落后，只能大量进口纸张。作为天方教世界文化中心之一的西班牙，就是纸张输出的中心，法国人常年从那儿买纸。其他国家，也都依靠西班牙和意大利地区的商路，才能进口到足够的纸张。
而紫帐汗国建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更迭。他们从东方带来了更好的工艺，再次改进了技术。
除了之前的几种作物，紫帐汗国还引进了竹子。这种植物长得很快，在较为温暖的南欧，都能生长。最早，这其实是郭盖等人为了“雅兴”，带过来装饰住宅的，不过后来很快扩散开，在各方面都得以运用。
不过，紫帐汗国几乎没有出口过纸张，相反他们还得经常从埃及购入，哪怕人家质量没他们好，也得买。因为自从印刷术引进之后，纸张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够用。
和常识不同的是，雕版印刷的效率不见得比活字低。尤其是汉字这种文字，活字的优势并不大，发展的可能还没雕版快。
到清朝后期，完全成熟的印刷，已经把书籍价格压到了十分低廉的程度。按英国人的调查，实用性质的普通书籍非常便宜，一本小册子的价格甚至低于一碗面条；而如果印刷工坊使用了女工，价格还能压得更低。
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是因为社会中存在众多能够识字、制版的工人，包括女工，把成本大幅压低了。
而另一方面，抄书也非常流行。由于大量底层文人的存在，小批量的书籍复制完全可以通过抄写完成，这些“孔乙己”们的工钱，比活字印刷都低，艺术性上也胜过对方。
两边夹击之下，活字印刷反而陷入尴尬的局面了。很长时间内，都是靠印刷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通俗小册子来维持生态位。因为明清市井文化的发展，这种东西“更新”快，雕版跟不上，孔乙己们也抄不过来，就这样才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
在这多种因素作用下，也就产生了清末民国那些很魔幻的识字率。
当然，这些数字也只能大致参考，因为“识字”的标准差别太大了。
比如，要是按美国人的标准，根据1918年的统计，一半的新教教民能够轻松阅读《新约》。考虑到民国年间的识字率还不如清朝，而教民的素质也很是参差不齐，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
同理，1896年，夏威夷的统计发现，25%的中国女移民能识字。考虑到那时候远渡重洋的女性，基本不太可能是社会上层，要么是那时的文化环境并不如后世想象的落后，要么是美国人的标准太松了。当然，也可能二者都有吧……
所以，这种技术发展起来，不说能达到什么效果，起码欺负下这会儿没文化的欧洲人应该是够了。实际上，这也不需要现代数据的支撑，毕竟古人一样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和郭康知晓的过去历史不同，这个世界，成熟的印刷术是紫帐汗国直接整套带过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张大牧首就收罗了大部分工匠和机器，天天印他那些传教册子过瘾。
由于这几重关系，印刷从一开始就十分政治不正确，其他教会几乎都在试图禁止信徒使用印刷品和印刷物。就算因为管理能力问题，很难完全禁止民间的印刷行为，至少在宗教、神学、哲学等重要的相关领域，还是必须维持禁令的。
面对这种情况，紫帐汗国干脆直接放飞自我，大量印刷经书和注释本，还到处售卖。这算是坐实了之前的指责，罗马公教等反对者为此大为恼怒。
不少教士坚持认为，这种印刷技术是确凿无疑的技术异端，从一出现开始，就是邪恶的。有些激进的人，甚至认为这是魔鬼发明的工艺。因此，不止它本身，所有运用都必须禁止，包括对它的引进、研究和改造。
大部分人整体上倒是没这么夸张，但毫无疑问也相当厌烦。这种环境下，神学哲学领域，实际上处于遭受印刷禁令的状态。两相对比之下，更显得这里书籍的宝贵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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