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又处理了一些实业协会的事务,大都是给企业经营者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有实业协会会长的名头,他们多少会进行采纳。
不过李谕对行业的了解比较有限,无法面面俱到,只能在自己的知识框架里做出最大支持。
陈嘉庚离开实业协会前对李谕说:“如果院士先生有时间,希望您来一趟厦门,深入探讨一下教育投资。”他怕李谕没时间,还格外加了一句:“厦门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您来了不会失望。”
李谕笑道:“我一定抽时间去一趟。”
临近吃饭时,唐绍仪叫上李谕一同前往汇中饭店。
路上李谕看到很多店铺挂上了灯笼,于是问道:“怎么这么早就开始准备过年?”
唐绍仪诧异道:“疏才兄弟莫非还不知道?如今元旦成了公历的一月一号,以后就要在这一天过年了。”
李谕差点忘了这事。
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大总统孙先生通电海内:“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
此处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日。
也就是说,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就将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称号挪到了公历1月1日。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照搬了南京的做法,继续推行公历元旦。
至于效果吗,大家有目共睹。
为了推行“公历新年”,袁世凯和十几年后的民国政府都曾做过很大的努力。
老袁的策略非常简单粗暴:元旦放假!
最先响应的是上海。上海县市政厅提前十多天就发了通告,12月31日至1月3日放假四天。
紧接着各大城市都发了类似公告。
唐绍仪提醒道:“疏才兄弟千万不要忘了提前采买年货,不然按照规定,届时所有商店闭门,你可要饿肚子了。”
“多谢唐大哥提醒,”李谕说,“不过我看这件事最后未必能成。”
唐绍仪说:“北京方面的态度非常坚决,大总统明确表示,农历元月初一不再放假,就是要从根上变过来。即便一时半会做不到,七八年过去,百姓也就习惯了,毕竟哪天过年不是过。”
李谕说:“上头的命令很难传达到广大农村,并不是几座大城市改过来就可以。”
唐绍仪说:“上行下效,只要文化人全过元旦,早晚农民就都跟着过了。”
李谕摇了摇头:“绝不会这么简单,况且文化人也不见得全都心甘情愿就去过公历元旦。”
到了汇中饭店门口,李谕看见一行人正在发传单,并且挂着一个大横幅“昌明孔教,救济社会”。
为首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大声喊着:“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统中国之历史亦不过孔教之历史而已!”
不少人围了过去,好奇地领着传单,同时拿走一件赠送的小挂件。
李谕对身旁的唐绍仪问道:“这又是什么名堂?”
唐绍仪伸手指着说:“那个带头的叫做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估计最近收到了康有为指示,创建了一个什么‘孔教会’。”
李谕问:“康圣人回国了?”
“并没有。”唐绍仪说。
李谕说:“我估计也没有回国,不然以康圣人的行事风格,回国肯定要在报纸上大书特书好好渲染一番。”
“眼前的康门弟子,不就在提前给他搭舞台,做准备嘛,”唐绍仪说,“而且这位陈焕章很有来头,他是甲辰恩科,也就是最后一届科举的进士。还随着前清大臣留过洋考察宪政,接着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就读,辛亥之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李谕说:“履历很光鲜嘛,听着比康门大弟子梁启超都厉害,不过行事却太守旧。”
唐绍仪说:“梁启超与康有为自从出国后,就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如今陈焕章成了康有为手下最有力的一名悍将。此前不少机关请他担任官员,都被拒绝。”
李谕一针见血道:“肯定是职位没有达到心理预期,就算他同意,康圣人也不同意。康圣人自视这么高,绝不会随意担任普通职位,不过他的思想已经太老,回来也当不了高官,只能选择其他道路。要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去做个不痛不痒的小官,会耽误他的‘大事’。”
唐绍仪说:“疏才指的就是这个孔教会吧。”
李谕点点头,“你看他们的说法,要立孔教为国教,届时康有为一定会在孔教会担任领导人,学洋人以往教会的套路。”
“可是,洋人的教会多少年前就已经没了实权。”唐绍仪说。
李谕笑道:“所以康圣人想到的招数真是令人费解,总想一步登天,其实寸步难行。”
陈焕章走到了李谕与唐绍仪跟前:“两位先生,了解一下孔教,将来定是民国国教,早加入早有益。”
李谕随手接过一张传单,上面最显眼的位置是六个大字:“保国、保种、保教”。
李谕揶揄道:“如果不加入孔教会,连种都保不了嘛?”
“现实就是如此严峻,您想……”陈焕章突然认了出来,“你是李谕?”
李谕耸耸肩:“是我。”
陈焕章接着说:“如今国会各种议案均明确要采用西法,这不是亡国亡种是什么!”
李谕说:“千万不要危言耸听。”
陈焕章说:“连历法都采用了洋人的,以后怕不是基督教也要成了国教。”
李谕问:“你们竟然担心这个?所以就鼓捣出了闻所未闻的孔教?儒教就儒教,为什么非要改名?”
陈焕章道:“康师说过,中华之宗教,就是‘孔教’。非同于传统儒教,或者说包含了儒教,同时囊括了所有中华文明。”
唐绍仪都没听过如此歪理,好奇道:“佛教有佛经,基督教有圣经,你们孔教的教义是什么?”
陈焕章顿了顿,然后说:“目前没有,但可以参考康师的著作《新学伪经考》,便是‘孔子改制之圣法’。”
李谕忍着笑说:“原来康圣人做不成国师,现在又想做教主了。难怪十几年前,张之洞大人的幕僚梁鼎芬问及康圣人是否有当皇帝的想法时,太炎先生回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唐绍仪直接笑了出来:“康先生要做‘素王’,现在表现得更急切了。”
陈焕章没有康有为脸皮厚,此时已经有点脸红,但还是替康有为辩论:“帝制被贸然取消,百姓六神无主,读书人失去精神信仰。基督教主导了西方现代化,中国人的儒教更新运动也必须这么干!只不过儒教还有太多缺陷,康师才想要进行改进成为更加健全的孔教。”
李谕说:“先生的意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又把康圣人比作了西方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
陈焕章说:“康师当得起这个称谓。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才有未来,一个‘虚君’做国家元首,一个‘教主’作为素王管理道德,才能实现社会之大同,并立于英法之上。”
“口气未免太大,”李谕说,“而且你们从哪看出来是基督教主导了西方现代化?我觉得贵教是不是应该多读一读西方历史书?”
陈焕章被说到痛处,立刻不满道:“你一个研究洋人奇淫技巧的,敢在我面前聊历史?”
李谕心中叹了口气,这家伙白在哥伦比亚读了哲学博士。按道理哲学博士在这个年代应该是很有学问的人才对,学的东西很杂很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文学历史逻辑政法,全都有所涉猎,讲究一个“独立思考”。
但陈焕章却感觉是梦游了几年,全还给了大学,仍然听信康有为的那一套。
李谕言语中带着可怜意味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历史倒车绝对会一败涂地,输得很惨。陈先生,西方的强大源自文艺复兴,源自对科学民主的追求。我们应该学习,然后赶超,而不是继续闭门造车。我还要强调,科学不是洋人的专属,这是自然界的真理。”
陈焕章压根听不进去:“学西方?我看不如学日本国,他们与我们同文、同种,而且也倡导与我们‘同教’。日本国从一穷二白变成强国,更值得学习,而日本国就是君主立宪国。”
李谕无奈地摇了摇头,听得出,这是头倔驴,和康有为一样,拉不回来。
李谕作为穿越者太明白了,基督教传教百年,其实根本没对中华文明造成什么影响;而号称与中华“同文、同种、同教”的日本人,却对中华民族做出了最残忍的事情。
“陈先生,”李谕一字一句说,“我不懂宗教,可我也知道,任何宗教的创始者,最初都是以公心得到广大信仰者,而非——私心!言尽于此,告辞!”
陈焕章张了张嘴,不知如何回复。
就算康门弟子,估计也看得出康有为公心之下更大的就是一颗私心,从戊戌变法时便是如此。
不过他们还是选择相信康有为,一直被蒙在鼓中。
半年前,康有为在《致仲远书》中公然说:“凡自古圣哲豪杰,全在自信,力以鼓行之,皆有成功,此路德、加尔文(法国宗教改革家)之举业。及至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中有九为吾党成员,是时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话语中,康圣人的“帝制梦”“教会梦”跃然纸上。
他的逻辑就是梁启超充当执政党的党魁(当时梁启超有意回归师门),自己当教主(如“路德、加尔文”)。
康对西方宗教这样理解:信徒成为党元,党园服从党魁,党魁又服从教主,教主通过执政党控制的议会、内阁,达成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的全控制。
不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嘛!
这套模型在西方已经被抛弃了几百年,康圣人竟然想拿来用?!
真不知道他是觉得全国四万万人都是傻子,还是自己已经疯了。
在李谕说完后,一旁突然有人大声赞道:“说得好!不愧是李大学士,这些宵小之徒怎么可能辩得过您。”
李谕回过头:“量才,原来是你。”
史量才说:“我听得完完整整,回头就把此文发在报纸上。”
李谕苦笑:“要不还是算了,不然他们肯定又对我群起而攻之。”
史量才说:“您能怕他们?”
李谕说:“怕自然不怕,但我哪有闲工夫和他们继续耗?纯属浪费时间!”
史量才惋惜道:“可惜了一篇好社论。”
李谕轻松说:“既然来了,一起进来吃饭吧。”
几人进入汇中饭店,在座位坐下后,李谕接着问道:“量才,《申报》的收购事宜完成的如何?”
史量才说:“按照你的嘱托,我请了专业律师,已经完成合同签订。”
李谕说:“没忘了规定无形资产方面吧?”
“没忘,”史量才说,“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原来合同订不好会有极为凶险的合同风险。”
“加上便好,”李谕说,“将来《申报》在你的经营下,必然节节攀升。”
史量才说:“我接手《申报》后,立刻定下了‘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的宗旨。”
唐绍仪赞道:“说得太好了!我们需要这样的报纸。”
史量才说:“我给所有的员工一再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李谕心中突然闪过一丝伤感,史量才此后被戴笠暗杀,就是因为他的立场。
史量才看到李谕的神情,说道:“李大学士,既然你们都这么支持在下的《申报》,就要拿出实际行动嘛,比如供稿。”
李谕说:“我写不了时政评论,只能写点科技文章,没多少受众。”
史量才说:“我们最缺的可不就是科技文章,您只要供稿,我绝对放在头版。”
李谕沉思一会儿说:“我确实有点想在报纸上宣传的东西。”
史量才问道:“宣传?宣传什么?”
李谕说:“飞机。”
有实业协会会长的名头,他们多少会进行采纳。
不过李谕对行业的了解比较有限,无法面面俱到,只能在自己的知识框架里做出最大支持。
陈嘉庚离开实业协会前对李谕说:“如果院士先生有时间,希望您来一趟厦门,深入探讨一下教育投资。”他怕李谕没时间,还格外加了一句:“厦门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您来了不会失望。”
李谕笑道:“我一定抽时间去一趟。”
临近吃饭时,唐绍仪叫上李谕一同前往汇中饭店。
路上李谕看到很多店铺挂上了灯笼,于是问道:“怎么这么早就开始准备过年?”
唐绍仪诧异道:“疏才兄弟莫非还不知道?如今元旦成了公历的一月一号,以后就要在这一天过年了。”
李谕差点忘了这事。
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大总统孙先生通电海内:“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
此处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日。
也就是说,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就将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称号挪到了公历1月1日。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照搬了南京的做法,继续推行公历元旦。
至于效果吗,大家有目共睹。
为了推行“公历新年”,袁世凯和十几年后的民国政府都曾做过很大的努力。
老袁的策略非常简单粗暴:元旦放假!
最先响应的是上海。上海县市政厅提前十多天就发了通告,12月31日至1月3日放假四天。
紧接着各大城市都发了类似公告。
唐绍仪提醒道:“疏才兄弟千万不要忘了提前采买年货,不然按照规定,届时所有商店闭门,你可要饿肚子了。”
“多谢唐大哥提醒,”李谕说,“不过我看这件事最后未必能成。”
唐绍仪说:“北京方面的态度非常坚决,大总统明确表示,农历元月初一不再放假,就是要从根上变过来。即便一时半会做不到,七八年过去,百姓也就习惯了,毕竟哪天过年不是过。”
李谕说:“上头的命令很难传达到广大农村,并不是几座大城市改过来就可以。”
唐绍仪说:“上行下效,只要文化人全过元旦,早晚农民就都跟着过了。”
李谕摇了摇头:“绝不会这么简单,况且文化人也不见得全都心甘情愿就去过公历元旦。”
到了汇中饭店门口,李谕看见一行人正在发传单,并且挂着一个大横幅“昌明孔教,救济社会”。
为首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大声喊着:“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统中国之历史亦不过孔教之历史而已!”
不少人围了过去,好奇地领着传单,同时拿走一件赠送的小挂件。
李谕对身旁的唐绍仪问道:“这又是什么名堂?”
唐绍仪伸手指着说:“那个带头的叫做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估计最近收到了康有为指示,创建了一个什么‘孔教会’。”
李谕问:“康圣人回国了?”
“并没有。”唐绍仪说。
李谕说:“我估计也没有回国,不然以康圣人的行事风格,回国肯定要在报纸上大书特书好好渲染一番。”
“眼前的康门弟子,不就在提前给他搭舞台,做准备嘛,”唐绍仪说,“而且这位陈焕章很有来头,他是甲辰恩科,也就是最后一届科举的进士。还随着前清大臣留过洋考察宪政,接着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就读,辛亥之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李谕说:“履历很光鲜嘛,听着比康门大弟子梁启超都厉害,不过行事却太守旧。”
唐绍仪说:“梁启超与康有为自从出国后,就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如今陈焕章成了康有为手下最有力的一名悍将。此前不少机关请他担任官员,都被拒绝。”
李谕一针见血道:“肯定是职位没有达到心理预期,就算他同意,康圣人也不同意。康圣人自视这么高,绝不会随意担任普通职位,不过他的思想已经太老,回来也当不了高官,只能选择其他道路。要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去做个不痛不痒的小官,会耽误他的‘大事’。”
唐绍仪说:“疏才指的就是这个孔教会吧。”
李谕点点头,“你看他们的说法,要立孔教为国教,届时康有为一定会在孔教会担任领导人,学洋人以往教会的套路。”
“可是,洋人的教会多少年前就已经没了实权。”唐绍仪说。
李谕笑道:“所以康圣人想到的招数真是令人费解,总想一步登天,其实寸步难行。”
陈焕章走到了李谕与唐绍仪跟前:“两位先生,了解一下孔教,将来定是民国国教,早加入早有益。”
李谕随手接过一张传单,上面最显眼的位置是六个大字:“保国、保种、保教”。
李谕揶揄道:“如果不加入孔教会,连种都保不了嘛?”
“现实就是如此严峻,您想……”陈焕章突然认了出来,“你是李谕?”
李谕耸耸肩:“是我。”
陈焕章接着说:“如今国会各种议案均明确要采用西法,这不是亡国亡种是什么!”
李谕说:“千万不要危言耸听。”
陈焕章说:“连历法都采用了洋人的,以后怕不是基督教也要成了国教。”
李谕问:“你们竟然担心这个?所以就鼓捣出了闻所未闻的孔教?儒教就儒教,为什么非要改名?”
陈焕章道:“康师说过,中华之宗教,就是‘孔教’。非同于传统儒教,或者说包含了儒教,同时囊括了所有中华文明。”
唐绍仪都没听过如此歪理,好奇道:“佛教有佛经,基督教有圣经,你们孔教的教义是什么?”
陈焕章顿了顿,然后说:“目前没有,但可以参考康师的著作《新学伪经考》,便是‘孔子改制之圣法’。”
李谕忍着笑说:“原来康圣人做不成国师,现在又想做教主了。难怪十几年前,张之洞大人的幕僚梁鼎芬问及康圣人是否有当皇帝的想法时,太炎先生回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唐绍仪直接笑了出来:“康先生要做‘素王’,现在表现得更急切了。”
陈焕章没有康有为脸皮厚,此时已经有点脸红,但还是替康有为辩论:“帝制被贸然取消,百姓六神无主,读书人失去精神信仰。基督教主导了西方现代化,中国人的儒教更新运动也必须这么干!只不过儒教还有太多缺陷,康师才想要进行改进成为更加健全的孔教。”
李谕说:“先生的意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又把康圣人比作了西方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
陈焕章说:“康师当得起这个称谓。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才有未来,一个‘虚君’做国家元首,一个‘教主’作为素王管理道德,才能实现社会之大同,并立于英法之上。”
“口气未免太大,”李谕说,“而且你们从哪看出来是基督教主导了西方现代化?我觉得贵教是不是应该多读一读西方历史书?”
陈焕章被说到痛处,立刻不满道:“你一个研究洋人奇淫技巧的,敢在我面前聊历史?”
李谕心中叹了口气,这家伙白在哥伦比亚读了哲学博士。按道理哲学博士在这个年代应该是很有学问的人才对,学的东西很杂很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文学历史逻辑政法,全都有所涉猎,讲究一个“独立思考”。
但陈焕章却感觉是梦游了几年,全还给了大学,仍然听信康有为的那一套。
李谕言语中带着可怜意味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历史倒车绝对会一败涂地,输得很惨。陈先生,西方的强大源自文艺复兴,源自对科学民主的追求。我们应该学习,然后赶超,而不是继续闭门造车。我还要强调,科学不是洋人的专属,这是自然界的真理。”
陈焕章压根听不进去:“学西方?我看不如学日本国,他们与我们同文、同种,而且也倡导与我们‘同教’。日本国从一穷二白变成强国,更值得学习,而日本国就是君主立宪国。”
李谕无奈地摇了摇头,听得出,这是头倔驴,和康有为一样,拉不回来。
李谕作为穿越者太明白了,基督教传教百年,其实根本没对中华文明造成什么影响;而号称与中华“同文、同种、同教”的日本人,却对中华民族做出了最残忍的事情。
“陈先生,”李谕一字一句说,“我不懂宗教,可我也知道,任何宗教的创始者,最初都是以公心得到广大信仰者,而非——私心!言尽于此,告辞!”
陈焕章张了张嘴,不知如何回复。
就算康门弟子,估计也看得出康有为公心之下更大的就是一颗私心,从戊戌变法时便是如此。
不过他们还是选择相信康有为,一直被蒙在鼓中。
半年前,康有为在《致仲远书》中公然说:“凡自古圣哲豪杰,全在自信,力以鼓行之,皆有成功,此路德、加尔文(法国宗教改革家)之举业。及至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中有九为吾党成员,是时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话语中,康圣人的“帝制梦”“教会梦”跃然纸上。
他的逻辑就是梁启超充当执政党的党魁(当时梁启超有意回归师门),自己当教主(如“路德、加尔文”)。
康对西方宗教这样理解:信徒成为党元,党园服从党魁,党魁又服从教主,教主通过执政党控制的议会、内阁,达成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的全控制。
不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嘛!
这套模型在西方已经被抛弃了几百年,康圣人竟然想拿来用?!
真不知道他是觉得全国四万万人都是傻子,还是自己已经疯了。
在李谕说完后,一旁突然有人大声赞道:“说得好!不愧是李大学士,这些宵小之徒怎么可能辩得过您。”
李谕回过头:“量才,原来是你。”
史量才说:“我听得完完整整,回头就把此文发在报纸上。”
李谕苦笑:“要不还是算了,不然他们肯定又对我群起而攻之。”
史量才说:“您能怕他们?”
李谕说:“怕自然不怕,但我哪有闲工夫和他们继续耗?纯属浪费时间!”
史量才惋惜道:“可惜了一篇好社论。”
李谕轻松说:“既然来了,一起进来吃饭吧。”
几人进入汇中饭店,在座位坐下后,李谕接着问道:“量才,《申报》的收购事宜完成的如何?”
史量才说:“按照你的嘱托,我请了专业律师,已经完成合同签订。”
李谕说:“没忘了规定无形资产方面吧?”
“没忘,”史量才说,“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原来合同订不好会有极为凶险的合同风险。”
“加上便好,”李谕说,“将来《申报》在你的经营下,必然节节攀升。”
史量才说:“我接手《申报》后,立刻定下了‘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的宗旨。”
唐绍仪赞道:“说得太好了!我们需要这样的报纸。”
史量才说:“我给所有的员工一再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李谕心中突然闪过一丝伤感,史量才此后被戴笠暗杀,就是因为他的立场。
史量才看到李谕的神情,说道:“李大学士,既然你们都这么支持在下的《申报》,就要拿出实际行动嘛,比如供稿。”
李谕说:“我写不了时政评论,只能写点科技文章,没多少受众。”
史量才说:“我们最缺的可不就是科技文章,您只要供稿,我绝对放在头版。”
李谕沉思一会儿说:“我确实有点想在报纸上宣传的东西。”
史量才问道:“宣传?宣传什么?”
李谕说:“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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