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贝尔、特斯拉、乔治·伊士曼几人都是美国科学界、工业界名流,得知他们到达,上海租界不少高层出席了这场晚宴,甚至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从北京坐火车来到了上海。
芮恩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直到五四时期,他都担任着美国驻华公使。
芮恩施进屋后摘下帽子,与几人一一握手:“真是令人吃惊,我们在美国没有认识的机会,竟然在遥远的上海第一次见了面。”
贝尔吸了口烟斗问道:“芮恩施是你的中文名字?”
芮恩施说:“是音译,不过我喜欢这个名字。”
贝尔饶有兴致地继续问道:“你可以写出来吗?”
“当然可以!”芮恩施说,“我敢说我是现在所有美国人里写中文最好的……之一!”
芮恩施边说边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中文。
“真漂亮!”贝尔说,“这种奇妙的文字结构太让人着迷了,难以想象你可以完美掌握中文的书写。”
芮恩施洋洋自得道:“我已经研究中国文化十多年,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并且尝试练过毛笔书法。”
特斯拉突然问道:“公使先生最喜欢哪位中国名人?”
芮恩施脱口而出:“王阳明。”
贝尔、特斯拉和乔治·伊士曼头上都一堆问号,他们在半个月的航行中已经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竟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旺养明?”贝尔艰难地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是一个什么人?”
“天哪!”芮恩施立马侃侃而谈,“王阳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军事家、教育家,他在明朝文化界中举足轻重,哦,明朝是清朝以前的中国朝代。”
贝尔点点头:“这点我在船上听李谕讲过。”
芮恩施继续说:“我十年前开始读《王阳明全集》,他的‘心学’理论深深震撼了我。从此以后我的许多研究都受到了他‘知行合一’的影响。”
贝尔一头雾水:“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就像……”芮恩施想了想说,“就像理论结合实践,但其内涵要更加丰富。”
特斯拉说:“听起来颇有杜威教授的味道。”
芮恩施说:“有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只能你自己去用心体会。”
贝尔笑道:“你似乎已经成了那位几百年前人物的信徒。”
芮恩施说:“我很想引用中国一句很有趣的话,愿为阳明门下走狗。”
“走狗这词不好。”乔治·伊士曼说。
“如果你多了解了解,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芮恩施道,“而且中文这门语言奇妙就奇妙在没有固定语法,用好了什么词语都可以成为我们喜欢的双关语。”
这位老哥目前确实是个中国迷,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简简单单的“中国通”。
早在上个世纪末,芮恩施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国际关系学课程——《全球政治学》。在美国学术界,芮恩施率先把“中国和东亚问题”纳入“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从而使现代“国际关系学”真正具备了“世界政治”的内涵。
紧接着他出版了二十世纪初颇有影响力的《世界政治》一书,在清末和日本非常受欢迎,不少学者奉为圭臬,就连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介绍他的作品。
当周诒春等留学生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时,芮恩施认为“道成了肉身”。——能说出“道”这个字,就超过了很多洋人。
此后周诒春执掌清华,便把许多“威斯康星理念”引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体系中。
当然了,更不能否认的是,能被美国选为驻华大使,芮恩施绝对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最深层次考虑的必然是老美利益。
贝尔他们对中国文化本来就充满好奇,让芮恩施说得更加心痒难耐。
贝尔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芮恩施都从美国人的思维进行了回答,虽然有些不全面,但他们同属一个文化体系,貌似更容易理解。
过了一会儿,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敲门进入。
袁长坤曾经是留美幼童,在晚清时代就接触过电报相关工作。
他穿着一身新定制的西装,拱手道:“诸位,本人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上海。”
贝尔友好道:“电报局嘛,来得比较对路,我这人并不喜欢和政界过多接触。”
袁长坤早就听闻贝尔、李谕等人大名,对贝尔恭敬道:“您是电话的祖师爷,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台您的电话机。”
贝尔笑道:“老古董罢了,留着有什么用。”
袁长坤问道:“贝尔先生、特斯拉先生、伊士曼先生,你们来中国是为了考察电报产业以及照相产业吗?”
特斯拉为人最直,回答道:“我们只不过想借着科学考察的名义来随便玩玩。”
芮恩施哈哈笑道:“只有伊士曼有做点生意的打算。”
袁长坤遗憾道:“太可惜了。”
“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们完全是冲着李谕院士的面子而来,”贝尔吹了口烟卷说,“我哪,是个已经退休的老头,只想到处溜达溜达;特斯拉先生是李谕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个爱到处跑的人;伊士曼先生则是欣赏李谕先生的能力,同时看中了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他作为照相行业人员,如果能在东亚拍几组好看的照片,对他的柯达照相机推广也有益处。”
袁长坤说:“李谕先生值得尊重,要不是他,看来也请不到诸位来华。”
李谕随口说:“袁兄过奖了。”
贝尔现在玩心确实蛮重,成立航空实验协会也是觉得有趣,所以没几句话就又扯到去哪里继续旅旅游的话题上,“李,你在船上咋说的来着,什么看五岳又看黄山,不看这个又不看那个的。到底去哪座山?”
李谕笑道:“如果求近,看看泰山就好,正好铁路经过。”
伊士曼接着说:“还有传言中的长城、紫禁城。”
李谕摊手道:“长城好说,但紫禁城有点难度。”
伊士曼说:“我本来还想给小皇帝拍张照,回去后绝对能登上头条。”
贝尔戏谑道:“要是去了日本国,你是不是也想进日本皇宫,然后给天皇拍照?”
“那也可以!不过日本的皇宫我听人讲过,太小,没有意思,”伊士曼说,“再说现在中国不是已经不再认皇帝了?这种反差感最能抓人眼球。”
伊士曼挺有商业眼光,李谕说:“以摄影的名义进宫的人并不少,有可能通过。”
“太好了!”伊士曼两眼放光,然后问芮恩施,“公使先生,您进过紫禁城吗?有什么讲究?”
芮恩施说:“朝代更替后,我就没有去过,都是在陆军部大楼或者海军部大楼见总统以及议员。”
伊士曼已然跃跃欲试:“通过您递交照会,一定有机会!”
芮恩施说:“回到北京城后,我见到外交部的人员后帮你问问。不久后紫禁城要举办仪式,盛装华服更加适合你取景拍照。”
袁长坤则说:“诸位到了北京,我会提前告诉交通部长,梁士诒先生一定亲自带你们游历。”
交通部在民国时期是个实权派部门,下设电政、邮政、路政、航政4个司,负责管理全国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等事务。
交通部的权限非常广,所以交通系才能在民国初年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派系,目前的交通系是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几年后还有曹汝霖的“新交通系”。
不过其实他们还是一家子,多年后梁士诒从日本归国,新旧交通系同时存在。只不过因为梁士诒比较早,才多了个“旧”字。
他们一直聊玩,而冯如则逮着机会就与李谕讨论飞机相关话题。
正好李谕拿出了刚刚设计好的降落伞设计图,对他说:“这件东西能保命。”
旁边的贝尔瞟了一眼,立刻猜到是什么,也凑过来端详起来。
“李谕院士不愧是全世界最重视安全之人,申请了汽车安全带专利,如今又设计了飞机上的降落伞。”贝尔说。
“这可不是怕死,”李谕笑道,“我一直认为,飞机如果不能像汽车一样摆脱冒险属性,一定不会有未来。”
“这句话我喜欢,”贝尔说,“毕竟谁都不想在七八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空中做自由落体。”
冯如明白李谕是理论大师,于是试探地问道:“除了降落伞,先生莫非还做了其他研究?”
“有的,”李谕又掏出一些演算纸,“我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进行了探讨,同时推导了一下最小诱导力公式。”
理论方面是李谕最擅长的。
贝尔看着这些公式,半天才琢磨出一点端倪:“李谕先生难道是要在物理与数学上说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原理?”
李谕说:“好眼力。”
二十世纪最初的十来年,基本上所有飞机设计师都不明白机翼的空气动力究竟是怎样的,机翼的哪些部分会受到更多的空气动力这种细节问题更无从知晓。
所以机翼才会有很多形状,设计的时候全凭直觉。
没错,真的是依靠直觉……
包括莱特兄弟,设计飞机机翼时没有考虑太多,就是借鉴过往经验,然后用了一点初级的风洞数据,接着就靠脑子里的直觉做出了飞行者一号。
但直觉能让飞机诞生,绝不可能让飞机发扬壮大。
贝尔说:“你的数据非常新,是不是来自法国的埃菲尔先生?”
李谕点点头:“我给庞加莱先生发电报,让他帮忙要了过来。”
两人提到的埃菲尔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
埃菲尔作为土木建筑师,虽然不懂空气动力学,但是他会建造风洞啊!
而且埃菲尔测量了机翼上详细的压力分布,这些数据成了分析空气动力学的第一手资料。
贝尔翻了几页,然后说:“你的数理能力每次都让我非常惊叹,这些复杂的计算就已经难倒太多人。”
他依然不知道李谕有神奇计算器,在分析数据方面,李谕领先其他人太多太多。
特斯拉则问道:“你看得懂法文的数据?”
目前德国科技最强,英法紧随其后,三国文字不同,很多信息并不能及时同步。
相当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在德国或者法国先搞出来,一两年后才翻译成英文。
而英文资料即便不翻译,大部分德国和法国研究者也能看懂。
也就是说现在仅仅懂英文是不够的。
李谕说:“数据自然看得懂,法文虽说不太明白,但我夫人的法文水平相当不错,能帮我翻译。”
伊士曼笑道:“太方便了!”
李谕乐道:“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贝尔翻完演算稿后说:“根据后面的力学分析看,你认为硬壳式机身更好?”
“是的,”李谕说,“从达·芬奇最先设计出薄翼剖面开始,偏纯机械学的设计模式就一直统治飞机设计。但如果多做风洞试验,就可以发现硬壳式设计下的流线型机身更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
冯如说:“但这样僵硬的结构,不就脱离了鸟类翅膀轻盈灵动的原理?”
“你说的就是问题所在,”李谕道,“鸟是鸟,飞机是飞机,完全是两码事,不能参照鸟类的特点来造飞机,前人已经在鸟翼机上失败太多次。而且硬壳式机身拥有更轻的重量、更高的强度,优点很明显。”
贝尔思索了一会儿说:“但这么做会大幅提升成本,而且一旦受到损伤将难以修复。”
李谕叹道:“这就是材料学的问题了,我看好一种新材料,不过应用到飞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您指的是硬铝?”冯如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安慰说:“即便用不上金属,只是使用木材拼接,也能达到一定效果。”
冯如相信李谕的判断:“咱们就用您的结构做。”
“飞机制造不是太难的事,”李谕说,“我想你更应该快点把那台教练机组装好,好让我赶紧考下来飞行执照!”
(本章完)
芮恩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直到五四时期,他都担任着美国驻华公使。
芮恩施进屋后摘下帽子,与几人一一握手:“真是令人吃惊,我们在美国没有认识的机会,竟然在遥远的上海第一次见了面。”
贝尔吸了口烟斗问道:“芮恩施是你的中文名字?”
芮恩施说:“是音译,不过我喜欢这个名字。”
贝尔饶有兴致地继续问道:“你可以写出来吗?”
“当然可以!”芮恩施说,“我敢说我是现在所有美国人里写中文最好的……之一!”
芮恩施边说边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中文。
“真漂亮!”贝尔说,“这种奇妙的文字结构太让人着迷了,难以想象你可以完美掌握中文的书写。”
芮恩施洋洋自得道:“我已经研究中国文化十多年,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并且尝试练过毛笔书法。”
特斯拉突然问道:“公使先生最喜欢哪位中国名人?”
芮恩施脱口而出:“王阳明。”
贝尔、特斯拉和乔治·伊士曼头上都一堆问号,他们在半个月的航行中已经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竟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旺养明?”贝尔艰难地复述了一遍,然后说,“他是一个什么人?”
“天哪!”芮恩施立马侃侃而谈,“王阳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军事家、教育家,他在明朝文化界中举足轻重,哦,明朝是清朝以前的中国朝代。”
贝尔点点头:“这点我在船上听李谕讲过。”
芮恩施继续说:“我十年前开始读《王阳明全集》,他的‘心学’理论深深震撼了我。从此以后我的许多研究都受到了他‘知行合一’的影响。”
贝尔一头雾水:“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就像……”芮恩施想了想说,“就像理论结合实践,但其内涵要更加丰富。”
特斯拉说:“听起来颇有杜威教授的味道。”
芮恩施说:“有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只能你自己去用心体会。”
贝尔笑道:“你似乎已经成了那位几百年前人物的信徒。”
芮恩施说:“我很想引用中国一句很有趣的话,愿为阳明门下走狗。”
“走狗这词不好。”乔治·伊士曼说。
“如果你多了解了解,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芮恩施道,“而且中文这门语言奇妙就奇妙在没有固定语法,用好了什么词语都可以成为我们喜欢的双关语。”
这位老哥目前确实是个中国迷,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简简单单的“中国通”。
早在上个世纪末,芮恩施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国际关系学课程——《全球政治学》。在美国学术界,芮恩施率先把“中国和东亚问题”纳入“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从而使现代“国际关系学”真正具备了“世界政治”的内涵。
紧接着他出版了二十世纪初颇有影响力的《世界政治》一书,在清末和日本非常受欢迎,不少学者奉为圭臬,就连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介绍他的作品。
当周诒春等留学生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时,芮恩施认为“道成了肉身”。——能说出“道”这个字,就超过了很多洋人。
此后周诒春执掌清华,便把许多“威斯康星理念”引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体系中。
当然了,更不能否认的是,能被美国选为驻华大使,芮恩施绝对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最深层次考虑的必然是老美利益。
贝尔他们对中国文化本来就充满好奇,让芮恩施说得更加心痒难耐。
贝尔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芮恩施都从美国人的思维进行了回答,虽然有些不全面,但他们同属一个文化体系,貌似更容易理解。
过了一会儿,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敲门进入。
袁长坤曾经是留美幼童,在晚清时代就接触过电报相关工作。
他穿着一身新定制的西装,拱手道:“诸位,本人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上海。”
贝尔友好道:“电报局嘛,来得比较对路,我这人并不喜欢和政界过多接触。”
袁长坤早就听闻贝尔、李谕等人大名,对贝尔恭敬道:“您是电话的祖师爷,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台您的电话机。”
贝尔笑道:“老古董罢了,留着有什么用。”
袁长坤问道:“贝尔先生、特斯拉先生、伊士曼先生,你们来中国是为了考察电报产业以及照相产业吗?”
特斯拉为人最直,回答道:“我们只不过想借着科学考察的名义来随便玩玩。”
芮恩施哈哈笑道:“只有伊士曼有做点生意的打算。”
袁长坤遗憾道:“太可惜了。”
“没什么好可惜的,我们完全是冲着李谕院士的面子而来,”贝尔吹了口烟卷说,“我哪,是个已经退休的老头,只想到处溜达溜达;特斯拉先生是李谕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个爱到处跑的人;伊士曼先生则是欣赏李谕先生的能力,同时看中了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同时他作为照相行业人员,如果能在东亚拍几组好看的照片,对他的柯达照相机推广也有益处。”
袁长坤说:“李谕先生值得尊重,要不是他,看来也请不到诸位来华。”
李谕随口说:“袁兄过奖了。”
贝尔现在玩心确实蛮重,成立航空实验协会也是觉得有趣,所以没几句话就又扯到去哪里继续旅旅游的话题上,“李,你在船上咋说的来着,什么看五岳又看黄山,不看这个又不看那个的。到底去哪座山?”
李谕笑道:“如果求近,看看泰山就好,正好铁路经过。”
伊士曼接着说:“还有传言中的长城、紫禁城。”
李谕摊手道:“长城好说,但紫禁城有点难度。”
伊士曼说:“我本来还想给小皇帝拍张照,回去后绝对能登上头条。”
贝尔戏谑道:“要是去了日本国,你是不是也想进日本皇宫,然后给天皇拍照?”
“那也可以!不过日本的皇宫我听人讲过,太小,没有意思,”伊士曼说,“再说现在中国不是已经不再认皇帝了?这种反差感最能抓人眼球。”
伊士曼挺有商业眼光,李谕说:“以摄影的名义进宫的人并不少,有可能通过。”
“太好了!”伊士曼两眼放光,然后问芮恩施,“公使先生,您进过紫禁城吗?有什么讲究?”
芮恩施说:“朝代更替后,我就没有去过,都是在陆军部大楼或者海军部大楼见总统以及议员。”
伊士曼已然跃跃欲试:“通过您递交照会,一定有机会!”
芮恩施说:“回到北京城后,我见到外交部的人员后帮你问问。不久后紫禁城要举办仪式,盛装华服更加适合你取景拍照。”
袁长坤则说:“诸位到了北京,我会提前告诉交通部长,梁士诒先生一定亲自带你们游历。”
交通部在民国时期是个实权派部门,下设电政、邮政、路政、航政4个司,负责管理全国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等事务。
交通部的权限非常广,所以交通系才能在民国初年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派系,目前的交通系是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几年后还有曹汝霖的“新交通系”。
不过其实他们还是一家子,多年后梁士诒从日本归国,新旧交通系同时存在。只不过因为梁士诒比较早,才多了个“旧”字。
他们一直聊玩,而冯如则逮着机会就与李谕讨论飞机相关话题。
正好李谕拿出了刚刚设计好的降落伞设计图,对他说:“这件东西能保命。”
旁边的贝尔瞟了一眼,立刻猜到是什么,也凑过来端详起来。
“李谕院士不愧是全世界最重视安全之人,申请了汽车安全带专利,如今又设计了飞机上的降落伞。”贝尔说。
“这可不是怕死,”李谕笑道,“我一直认为,飞机如果不能像汽车一样摆脱冒险属性,一定不会有未来。”
“这句话我喜欢,”贝尔说,“毕竟谁都不想在七八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空中做自由落体。”
冯如明白李谕是理论大师,于是试探地问道:“除了降落伞,先生莫非还做了其他研究?”
“有的,”李谕又掏出一些演算纸,“我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进行了探讨,同时推导了一下最小诱导力公式。”
理论方面是李谕最擅长的。
贝尔看着这些公式,半天才琢磨出一点端倪:“李谕先生难道是要在物理与数学上说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原理?”
李谕说:“好眼力。”
二十世纪最初的十来年,基本上所有飞机设计师都不明白机翼的空气动力究竟是怎样的,机翼的哪些部分会受到更多的空气动力这种细节问题更无从知晓。
所以机翼才会有很多形状,设计的时候全凭直觉。
没错,真的是依靠直觉……
包括莱特兄弟,设计飞机机翼时没有考虑太多,就是借鉴过往经验,然后用了一点初级的风洞数据,接着就靠脑子里的直觉做出了飞行者一号。
但直觉能让飞机诞生,绝不可能让飞机发扬壮大。
贝尔说:“你的数据非常新,是不是来自法国的埃菲尔先生?”
李谕点点头:“我给庞加莱先生发电报,让他帮忙要了过来。”
两人提到的埃菲尔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
埃菲尔作为土木建筑师,虽然不懂空气动力学,但是他会建造风洞啊!
而且埃菲尔测量了机翼上详细的压力分布,这些数据成了分析空气动力学的第一手资料。
贝尔翻了几页,然后说:“你的数理能力每次都让我非常惊叹,这些复杂的计算就已经难倒太多人。”
他依然不知道李谕有神奇计算器,在分析数据方面,李谕领先其他人太多太多。
特斯拉则问道:“你看得懂法文的数据?”
目前德国科技最强,英法紧随其后,三国文字不同,很多信息并不能及时同步。
相当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在德国或者法国先搞出来,一两年后才翻译成英文。
而英文资料即便不翻译,大部分德国和法国研究者也能看懂。
也就是说现在仅仅懂英文是不够的。
李谕说:“数据自然看得懂,法文虽说不太明白,但我夫人的法文水平相当不错,能帮我翻译。”
伊士曼笑道:“太方便了!”
李谕乐道:“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贝尔翻完演算稿后说:“根据后面的力学分析看,你认为硬壳式机身更好?”
“是的,”李谕说,“从达·芬奇最先设计出薄翼剖面开始,偏纯机械学的设计模式就一直统治飞机设计。但如果多做风洞试验,就可以发现硬壳式设计下的流线型机身更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
冯如说:“但这样僵硬的结构,不就脱离了鸟类翅膀轻盈灵动的原理?”
“你说的就是问题所在,”李谕道,“鸟是鸟,飞机是飞机,完全是两码事,不能参照鸟类的特点来造飞机,前人已经在鸟翼机上失败太多次。而且硬壳式机身拥有更轻的重量、更高的强度,优点很明显。”
贝尔思索了一会儿说:“但这么做会大幅提升成本,而且一旦受到损伤将难以修复。”
李谕叹道:“这就是材料学的问题了,我看好一种新材料,不过应用到飞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您指的是硬铝?”冯如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安慰说:“即便用不上金属,只是使用木材拼接,也能达到一定效果。”
冯如相信李谕的判断:“咱们就用您的结构做。”
“飞机制造不是太难的事,”李谕说,“我想你更应该快点把那台教练机组装好,好让我赶紧考下来飞行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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