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照例去清北转了转,有时间就会在这开讲座。
与在日本讲授的完全不同,李谕把重点全放在了最擅长的物理学和机械学上,而且全是最尖端最准确的前沿理论。
尤其物理,李谕很有把握将来再让中国搞出三四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来。
清北请来的老师大部分还是讲更加传统的热力学之类,李谕则完全走的是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的路线。
可惜现在只有他自己能讲,时间又没那么多,只能给个大致方向,让他们打好基础然后去国外留学。
而说到诺奖,又不得不提我们的老朋友——辜鸿铭了。
李谕在北大校园中凑巧碰到了他,也说不上凑巧,现在的校园压根不大。
21世纪时,有一则关于“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就连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网站均有采纳,一些正规的学术著作中也偶有提及。
煞有介事的论述无疑为辜鸿铭的生平轶事又添了一抹传奇,而辜鸿铭也由此被错误地捧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历史桂冠。
但查证资料后就会发现,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共从总计32项提名中产生了28位被提名者。其中获得提名的法国籍和丹麦籍作家各5人,英国籍作家4人,西班牙籍作家3人,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籍作家各2人,比利时、印度、爱尔兰、奥地利和芬兰籍作家各1人。
在所有被提名者中并没有中国籍作家出现。
毕竟辜鸿铭最引以为傲的那本《中国人之精神》还没有问世,要提名也得晚上几年。
1913年的提名中,除了获奖的泰戈尔,此后又有多人分别获得了1916年、1919年、1921年、1926年、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整体提名水平还是比较在线的。
此时的辜鸿铭拄着文明杖,就是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他刚刚收到聘书,再次来到北大任教,那根小辫子随之成了北大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北大管理层对辜鸿铭一直抱有一定期望。还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蔡元培刚刚成为教育部长,就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余杭章炳麟人极乖张,然其小学及古文词是可取的;厦门辜汤生性尤怪癖,然英文程度不浅。”
孙先生也曾说他是中国说英文最好的三个半人之一(另两个是英文《北京日报》总编陈友仁还有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
请他回来讲课属于正常操作。
辜鸿铭这次成了北大一级教授,工资相当高。
他提起文明杖对李谕拱手道:“恭喜阁下再添一枚诺贝尔奖,实乃普天之幸。”
李谕回道:“多谢辜先生的赞誉。”
辜鸿铭突然又说:“听闻李谕先生手头阔绰,能不能找你借点钱?”
李谕着实没想到每个月几百大洋都不够他花的。
这位老哥不知咋回事,经常陷入拮据,要靠别人接济度日,在民国文人中并不多见,况且他成名那么早。
李谕道:“好说,辜先生要多少?”
辜鸿铭借钱一点都不绕弯,理直气壮道:“1326大洋。”
李谕笑道:“还有零有整。”
“那是当然,多一个子也用不着!”辜鸿铭说。
对李谕来说这就是小钱,痛快答应下来:“今天我就让赵谦给先生送过去。”
辜鸿铭掏出一张纸:“欠条我已经打好。”
见李谕没有想接的意思,他接着说:“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先生放心,明年我的书在欧洲出版,绝对会收到一大笔稿费,还你这点钱易如反掌。”
辜鸿铭提到的书便是《中国人的精神》,李谕于是拿起那张欠条,说:“辜先生的书法越发精进了。”
辜鸿铭说:“在北京城,我可不敢说书法好。”
李谕问:“对了,记得此前袁大总统向五国银行团借款,曾请您做翻译,您当时开口就要6000银元做酬劳,难道没有给?”
“6000?我只是随口一说,最终连600都没给到!”辜鸿铭无奈道,“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所谓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据说他的这句话收到过英国编纂的词典中。
李谕笑道:“应该叫资本家。”
辜鸿铭说:“说起来德国的几本书好像特别喜欢用‘资本家’这个词汇。”
两人在校园中走着时,一群举着孔教会旗帜的学生从他们身边走过。
目前的北大还没迎来蔡元培的改革,仍旧透着许多旧时代的气息,有很多过去的旧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康有为的孔教会相当支持。
几天前康有为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的文章,引起了一阵漩涡。
辜鸿铭作为一个典型的维护传统文化的人,都看不下去:“康南海想得真美,自己没弄明白儒家,却搞出一个‘孔教’,简直如同五十年前的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
李谕一直反感这件事,但短时间内没什么办法,回道:“民国初年,内务部就发文明明白白说了,‘中国向无国教,又值今日科学昌明时代,自不能翻然退化,反采政教合一之制,以教会之仪式为国家之仪式’。现在康南海突然鼓动一大批人,要他们加入孔教,根本没把律法放在眼里。”
“我多少了解,”辜鸿铭冷哼道,“他们也曾想让我加入,笑掉大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康南海政治手段不多,就想用精神手段。孔教形式上超然于一般的政党,要是大量议员加入,真会随了他愿。可惜他就是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比他聪明的人多了去,怎么会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李谕说:“关键现在袁大总统也不支持孔教定为国教,两人本来在理念上有所不合。”
“疏才兄弟说对了,”辜鸿铭说,“康南海想立虚君,最佳人选自然是宣统皇帝还有曲阜的衍圣公,压根没把总统放心上。”
其实到了后来,很多遗老遗少也不太喜欢康有为,觉得他对清廷不忠。这位老哥活得真是相当“不得人心”了。
来到教学楼后,辜鸿铭抱拳说:“咱们先行别过,我要去上个英文课。欠款会尽快还上。”
李谕无所谓道:“不着急。”
——
这段时间,欧洲那边的发展非常迅速,各国的总动员令下发后,装备出了大批军队。
德国、法国、奥匈、俄国都是义务兵役制,军队集结异常迅速。
英国虽然不是义务兵役制,但胜在有钱,给前线士兵开出了非常高的薪水补贴,远超法德军队。靠着砸钱,英国也集结了近200万大军,只不过送到海峡对岸需要花点时间。
德国最先发动进攻,“借道”比利时,但比利时不借,打了十一天才将其攻克。
对德国来说这是明显的出师不利,一个小小的比利时竟然都要打如此久,大大迟滞了德军总参谋部的速胜策略。
跨过比利时后,法国境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德军势如破竹,九月初就挺进到了距离巴黎只有15英里的位置,甚至可以看见埃菲尔铁塔。
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他们和多年后莫斯科城下的德军一样,不能再前进一步。
然后法军统帅加利埃尼就看准时机发动了血腥的马恩河战役。
马恩河战役没啥好说的,因为没什么高超的军事谋略,几乎就是添油战术。
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法军组织了600辆出租车往前线拉人,不知道算不上最早的部队汽车运输?
——拉上去的人大都战死了,简直不是出租车,是送殡车。
马恩河战役的名气远小于此后的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
但马恩河战役其实就是一战的决定性战役,理由很充分:它彻底粉碎了德军速战速决的计划。
咱们分析过,德军一旦不能完成速胜,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离失败就不远了。
马恩河战役后,双方开始挖战壕。一直到战争结束,四年下来,这条长长的战壕都没什么大变化。
一战就是可以如此简单地概括,枯燥而残忍。
任何暴露在堑壕之间视野中的士兵,几乎都活不过五秒钟。
两边有无数支狙击枪瞄准,德国那边是大名鼎鼎的一代神枪G98,英军则是著名的李-恩菲尔德。
少数精英狙击手还有光学瞄准镜,总之双方就这么僵住了。
战场上残酷的厮杀虽然没有完全扰乱后方权贵们的生活,但高层肯定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包括对学界施压。
李谕再次收到了爱因斯坦的来信,与他聊起了欧洲战事:
“此时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人类究竟属于哪一类可悲的畜生。
战争充满了非理性,而我们科学家必须培养一种国际主义。但不幸的是,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并没有这么想。
我的三位亲密的同事,普朗克先生、哈伯先生还有能斯特先生,不约而同地成了主战派。
哈伯想要担任军官,可由于他犹太人的身份,只能成为一名军士。而他还是进入了德军化学研究所,进行氯气弹的制造。
我深知氯气可怕,却无法劝他回头。
能斯特先生现在天天练习军人的步伐还有敬礼的姿势,他有时会驾车志愿做司机。而他最主要的工作则是研究催泪瓦斯弹。
我甚至希望他能够成功,总好过可怕的氯气弹。
可惜这种将敌军仁慈地赶出战壕的方式并不受将军们的喜欢,他们还是钟情于氯气弹。
至于最可敬的普朗克先生,也声明支持德国的‘正义之战’,并且在课堂上说,‘德国已经拔出利剑,对准那阴险背叛的策源地。’
我们几人倒是没有因为立场不同导致关系破裂,我仍旧时常为哈伯的儿子辅导数学。
可他们让我在一份由科学界组织的名为《告文明世界书》的请愿书上签字时,我只能选择了拒绝。
我不得不在政治上与他们划清界限,对我来说,这非常痛苦。
那份请愿书确实摒弃了真相,它不顾事实真相,断然否认德军曾入侵比利时,并宣称战争是必需的。
我终究无法背弃心中的信条。”
爱因斯坦之所以拥有那么高的声望,不仅仅是他极高的学术修养,还有他的和平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难能可贵。
1914年德国发表的这份请愿书名为《告文明世界书》,后来在多位知识界人士签名后也称为《93人宣言》。
几乎所有德国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在这上面签了字。
未签名者除了爱因斯坦外,还有一个人更加难得——希尔伯特。
爱因斯坦终归已经加入瑞士国籍,不签情有可原。而希尔伯特是个正宗的普鲁士人。
希尔伯特的同事克莱因与柏林的一众物理学家一样,几乎看都没看就签了字。
希尔伯特就谨慎了很多,看着上面的文字有点发慌:
“要不是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德国文化已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作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我们将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对这个民族来说,歌德、贝多芬和康德的遗产就像家庭和土地一样神圣。”
希尔伯特喃喃想着:“这么说不太对吧!”
他在逐字逐句阅读后,毅然决定不签字。
这下可就让他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学生甚至不再去上他的课。
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大部分科学家都明白自己犯了多么大的错误,无不后悔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字。
普朗克就相当后悔,他发现事情愈演愈烈,搞了一个请愿书后,维恩竟然又自己弄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大肆抨击整个英国物理学界,要求德国学界和他们划清界限。
在物理学方面,普朗克坚决反对搞“德意志物理学”,而且就算搞,也不应该在战争时期搞,——这明显是给战争助威嘛!
所以他拒绝在维恩的声明上签字。
但维恩的声明还是获得了斯塔克、莱纳德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认可。
李谕很想公开支持一下爱因斯坦和希尔伯特,只是北洋政府不久后会对德宣战,自己只能私下回信表达对他们的认同。
(本章完)
与在日本讲授的完全不同,李谕把重点全放在了最擅长的物理学和机械学上,而且全是最尖端最准确的前沿理论。
尤其物理,李谕很有把握将来再让中国搞出三四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来。
清北请来的老师大部分还是讲更加传统的热力学之类,李谕则完全走的是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的路线。
可惜现在只有他自己能讲,时间又没那么多,只能给个大致方向,让他们打好基础然后去国外留学。
而说到诺奖,又不得不提我们的老朋友——辜鸿铭了。
李谕在北大校园中凑巧碰到了他,也说不上凑巧,现在的校园压根不大。
21世纪时,有一则关于“辜鸿铭与泰戈尔同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就连中国社会科学网等主流网站均有采纳,一些正规的学术著作中也偶有提及。
煞有介事的论述无疑为辜鸿铭的生平轶事又添了一抹传奇,而辜鸿铭也由此被错误地捧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历史桂冠。
但查证资料后就会发现,在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共从总计32项提名中产生了28位被提名者。其中获得提名的法国籍和丹麦籍作家各5人,英国籍作家4人,西班牙籍作家3人,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籍作家各2人,比利时、印度、爱尔兰、奥地利和芬兰籍作家各1人。
在所有被提名者中并没有中国籍作家出现。
毕竟辜鸿铭最引以为傲的那本《中国人之精神》还没有问世,要提名也得晚上几年。
1913年的提名中,除了获奖的泰戈尔,此后又有多人分别获得了1916年、1919年、1921年、1926年、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整体提名水平还是比较在线的。
此时的辜鸿铭拄着文明杖,就是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他刚刚收到聘书,再次来到北大任教,那根小辫子随之成了北大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北大管理层对辜鸿铭一直抱有一定期望。还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蔡元培刚刚成为教育部长,就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余杭章炳麟人极乖张,然其小学及古文词是可取的;厦门辜汤生性尤怪癖,然英文程度不浅。”
孙先生也曾说他是中国说英文最好的三个半人之一(另两个是英文《北京日报》总编陈友仁还有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
请他回来讲课属于正常操作。
辜鸿铭这次成了北大一级教授,工资相当高。
他提起文明杖对李谕拱手道:“恭喜阁下再添一枚诺贝尔奖,实乃普天之幸。”
李谕回道:“多谢辜先生的赞誉。”
辜鸿铭突然又说:“听闻李谕先生手头阔绰,能不能找你借点钱?”
李谕着实没想到每个月几百大洋都不够他花的。
这位老哥不知咋回事,经常陷入拮据,要靠别人接济度日,在民国文人中并不多见,况且他成名那么早。
李谕道:“好说,辜先生要多少?”
辜鸿铭借钱一点都不绕弯,理直气壮道:“1326大洋。”
李谕笑道:“还有零有整。”
“那是当然,多一个子也用不着!”辜鸿铭说。
对李谕来说这就是小钱,痛快答应下来:“今天我就让赵谦给先生送过去。”
辜鸿铭掏出一张纸:“欠条我已经打好。”
见李谕没有想接的意思,他接着说:“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先生放心,明年我的书在欧洲出版,绝对会收到一大笔稿费,还你这点钱易如反掌。”
辜鸿铭提到的书便是《中国人的精神》,李谕于是拿起那张欠条,说:“辜先生的书法越发精进了。”
辜鸿铭说:“在北京城,我可不敢说书法好。”
李谕问:“对了,记得此前袁大总统向五国银行团借款,曾请您做翻译,您当时开口就要6000银元做酬劳,难道没有给?”
“6000?我只是随口一说,最终连600都没给到!”辜鸿铭无奈道,“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所谓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据说他的这句话收到过英国编纂的词典中。
李谕笑道:“应该叫资本家。”
辜鸿铭说:“说起来德国的几本书好像特别喜欢用‘资本家’这个词汇。”
两人在校园中走着时,一群举着孔教会旗帜的学生从他们身边走过。
目前的北大还没迎来蔡元培的改革,仍旧透着许多旧时代的气息,有很多过去的旧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康有为的孔教会相当支持。
几天前康有为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的文章,引起了一阵漩涡。
辜鸿铭作为一个典型的维护传统文化的人,都看不下去:“康南海想得真美,自己没弄明白儒家,却搞出一个‘孔教’,简直如同五十年前的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
李谕一直反感这件事,但短时间内没什么办法,回道:“民国初年,内务部就发文明明白白说了,‘中国向无国教,又值今日科学昌明时代,自不能翻然退化,反采政教合一之制,以教会之仪式为国家之仪式’。现在康南海突然鼓动一大批人,要他们加入孔教,根本没把律法放在眼里。”
“我多少了解,”辜鸿铭冷哼道,“他们也曾想让我加入,笑掉大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康南海政治手段不多,就想用精神手段。孔教形式上超然于一般的政党,要是大量议员加入,真会随了他愿。可惜他就是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比他聪明的人多了去,怎么会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李谕说:“关键现在袁大总统也不支持孔教定为国教,两人本来在理念上有所不合。”
“疏才兄弟说对了,”辜鸿铭说,“康南海想立虚君,最佳人选自然是宣统皇帝还有曲阜的衍圣公,压根没把总统放心上。”
其实到了后来,很多遗老遗少也不太喜欢康有为,觉得他对清廷不忠。这位老哥活得真是相当“不得人心”了。
来到教学楼后,辜鸿铭抱拳说:“咱们先行别过,我要去上个英文课。欠款会尽快还上。”
李谕无所谓道:“不着急。”
——
这段时间,欧洲那边的发展非常迅速,各国的总动员令下发后,装备出了大批军队。
德国、法国、奥匈、俄国都是义务兵役制,军队集结异常迅速。
英国虽然不是义务兵役制,但胜在有钱,给前线士兵开出了非常高的薪水补贴,远超法德军队。靠着砸钱,英国也集结了近200万大军,只不过送到海峡对岸需要花点时间。
德国最先发动进攻,“借道”比利时,但比利时不借,打了十一天才将其攻克。
对德国来说这是明显的出师不利,一个小小的比利时竟然都要打如此久,大大迟滞了德军总参谋部的速胜策略。
跨过比利时后,法国境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德军势如破竹,九月初就挺进到了距离巴黎只有15英里的位置,甚至可以看见埃菲尔铁塔。
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他们和多年后莫斯科城下的德军一样,不能再前进一步。
然后法军统帅加利埃尼就看准时机发动了血腥的马恩河战役。
马恩河战役没啥好说的,因为没什么高超的军事谋略,几乎就是添油战术。
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法军组织了600辆出租车往前线拉人,不知道算不上最早的部队汽车运输?
——拉上去的人大都战死了,简直不是出租车,是送殡车。
马恩河战役的名气远小于此后的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
但马恩河战役其实就是一战的决定性战役,理由很充分:它彻底粉碎了德军速战速决的计划。
咱们分析过,德军一旦不能完成速胜,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离失败就不远了。
马恩河战役后,双方开始挖战壕。一直到战争结束,四年下来,这条长长的战壕都没什么大变化。
一战就是可以如此简单地概括,枯燥而残忍。
任何暴露在堑壕之间视野中的士兵,几乎都活不过五秒钟。
两边有无数支狙击枪瞄准,德国那边是大名鼎鼎的一代神枪G98,英军则是著名的李-恩菲尔德。
少数精英狙击手还有光学瞄准镜,总之双方就这么僵住了。
战场上残酷的厮杀虽然没有完全扰乱后方权贵们的生活,但高层肯定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包括对学界施压。
李谕再次收到了爱因斯坦的来信,与他聊起了欧洲战事:
“此时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人类究竟属于哪一类可悲的畜生。
战争充满了非理性,而我们科学家必须培养一种国际主义。但不幸的是,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并没有这么想。
我的三位亲密的同事,普朗克先生、哈伯先生还有能斯特先生,不约而同地成了主战派。
哈伯想要担任军官,可由于他犹太人的身份,只能成为一名军士。而他还是进入了德军化学研究所,进行氯气弹的制造。
我深知氯气可怕,却无法劝他回头。
能斯特先生现在天天练习军人的步伐还有敬礼的姿势,他有时会驾车志愿做司机。而他最主要的工作则是研究催泪瓦斯弹。
我甚至希望他能够成功,总好过可怕的氯气弹。
可惜这种将敌军仁慈地赶出战壕的方式并不受将军们的喜欢,他们还是钟情于氯气弹。
至于最可敬的普朗克先生,也声明支持德国的‘正义之战’,并且在课堂上说,‘德国已经拔出利剑,对准那阴险背叛的策源地。’
我们几人倒是没有因为立场不同导致关系破裂,我仍旧时常为哈伯的儿子辅导数学。
可他们让我在一份由科学界组织的名为《告文明世界书》的请愿书上签字时,我只能选择了拒绝。
我不得不在政治上与他们划清界限,对我来说,这非常痛苦。
那份请愿书确实摒弃了真相,它不顾事实真相,断然否认德军曾入侵比利时,并宣称战争是必需的。
我终究无法背弃心中的信条。”
爱因斯坦之所以拥有那么高的声望,不仅仅是他极高的学术修养,还有他的和平理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难能可贵。
1914年德国发表的这份请愿书名为《告文明世界书》,后来在多位知识界人士签名后也称为《93人宣言》。
几乎所有德国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在这上面签了字。
未签名者除了爱因斯坦外,还有一个人更加难得——希尔伯特。
爱因斯坦终归已经加入瑞士国籍,不签情有可原。而希尔伯特是个正宗的普鲁士人。
希尔伯特的同事克莱因与柏林的一众物理学家一样,几乎看都没看就签了字。
希尔伯特就谨慎了很多,看着上面的文字有点发慌:
“要不是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德国文化已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作为一个有教养的民族,我们将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对这个民族来说,歌德、贝多芬和康德的遗产就像家庭和土地一样神圣。”
希尔伯特喃喃想着:“这么说不太对吧!”
他在逐字逐句阅读后,毅然决定不签字。
这下可就让他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学生甚至不再去上他的课。
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大部分科学家都明白自己犯了多么大的错误,无不后悔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字。
普朗克就相当后悔,他发现事情愈演愈烈,搞了一个请愿书后,维恩竟然又自己弄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大肆抨击整个英国物理学界,要求德国学界和他们划清界限。
在物理学方面,普朗克坚决反对搞“德意志物理学”,而且就算搞,也不应该在战争时期搞,——这明显是给战争助威嘛!
所以他拒绝在维恩的声明上签字。
但维恩的声明还是获得了斯塔克、莱纳德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认可。
李谕很想公开支持一下爱因斯坦和希尔伯特,只是北洋政府不久后会对德宣战,自己只能私下回信表达对他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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