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和张謇聊天时,一人敲门进入:“总长,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初步名单统计出来了。”
“辛苦,”张謇说,然后给李谕介绍,“这位陈琪先生是此次万国博览会的总监督。总统对博览会很重视,要求各省都拿出展品,务必远超此前的几届。举办地还是在美国,疏才你比较熟悉。”
陈琪说:“能见到李谕先生,太荣幸了。”
“幸会!”李谕和他握手道,“这次适逢欧洲大战,欧洲各国参展的产品势必不多,而需求却旺盛,利用好博览会,能让我们的出口额大大增加。”
张謇一向是个亲美反日派,说:“我也存着这样的心思。”
李谕突然好奇问道:“名单上是不是有很多白酒?”
“先生怎么知道?”陈琪问。
“随便问问。”李谕说。
陈琪道:“这次参展规模很大,品类极多,白酒产品自然有不少。”
由于一战的缘故,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几乎成了中日美博览会,三国的展品占了一大半。
李谕穿越前,广告上各种酒企铺天盖地宣传自己获得了1915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久而久之,导致很多人都知道了这场博览会,但对具体细节知之甚少。
比如很多人或许以为举办地在巴拿马,实际上是在旧金山。
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此后很多年,巴拿马都笼罩在美国势力之下。
另外就是那个广为流传的“中国代表怒摔茅台酒,一碎振国威”故事。
大体讲的是参展的茅台酒用陶罐盛装,因其貌不扬而无人问津。眼看展会即将结束,代表急中生智,佯装失手打碎了一瓶茅台酒,顿时酒香四溢,把评委们一下子全都吸引住。经品尝评定后评委一致认定“茅台酒”是世界最好的白酒之一。于是,会务方向中国茅台酒颁发了金质奖章。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这种故事大长国人志气,所以能广为流传。
但这个故事有两个大错误。
首先就是“金质奖章”这个说法。
按照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设置,产品奖项分成六个等级,依次是:大奖章、名誉奖章、金质奖章、银质奖章、铜质奖章、奖词(无牌)。
最高等级的奖项是大奖章,而不是金质奖章,——金奖只排名第三。
其次,茅台当年获得的仅仅是第四等的银质奖章。
之所以被传成金质奖章,是因为后来博览会主办方把前四个等级的奖章全都镀金处理了。
并非茅台不给力,主要那个时候还分成王茅和华茂,贵州的信息和交通又比较闭塞,两家酒厂不晓得万国博览会,按照公派任务随便交了白酒上去。
而且他们的酒到博览会后没有摆放到工商馆,而是放在了鲜有人看的农林馆,吃了暗亏。
不过确实有白酒获得了最高的大奖章:山西汾酒、河北衡水老白干和河南宝丰酒。
另外再说明一下,民国时期,黄酒仍然是上层社会的主流。
黄酒历史悠久,不烈不淡,符合醇厚淳朴的“中庸”之道。文人雅客以及有钱人都是喝黄酒,民国时期招待外宾也用黄酒。
鲁迅就着鱼干、茴香豆喝的也是黄酒。
白酒主要还是普通老百姓喝得多。
白酒成为主流要等建国以后,为了节约粮食。届时,国内的酒业中心也从以生产黄酒为主的江浙沪地区转到了白酒更厉害的川贵地区。
陈琪说:“总长,第一批安排运往旧金山的是生丝、茶叶和瓷器,都是咱们的优势产品。”
“很好,”张謇说,“巴拿马运河开通后,对我们很有利,美国是个中转站,他们已经开始加大采购原材料的力度。有了这条运河,转运货物去欧洲方便太多。”
“要是这条运河早开通几年就好了。”陈琪说。
“这么大的工程已经够快。”张謇说。
陈琪说:“当年咱们挖掘大运河,还没有机械,不也更快?”
张謇被问住,对李谕道:“疏才去美国的次数多,你给他说说。”
李谕说:“可能是因为巴拿马地区人太少,热带雨林又多,生存条件过差。”
“树木多不是好事?”陈琪继续问。
“热带雨林就不一样了,”李谕说,“只有沉积型土壤才有肥力,热带雨林地区的雨水过多,严重的淋溶作用下,土壤肥力很差。”
陈琪佩服道:“多谢院士先生赐教。”
李谕说的只不过是些中学地理知识,但此时知道的人不多。
张謇说:“我还以为热带能一年三季稻,人很多才是。”
李谕说:“过去热带没有谷物。全球五六十种主要谷物,全部来自温带。因为温带的植物需要储存能量过冬,热带植物没有这种需求,自然不能培育成粮食。”
即便二十一世纪,热带地区就算有耕地,也不会有过大的优势。
温带地区的夏季日照时间长,夜晚呼吸时间短,容易积累有机物,要不东北能成超级粮仓哪。
张謇说:“疏才说的是进化论?”
“有点牵强,不过可以这么认为,”李谕说,“此外,温带的动物也得过冬,需要领头的指挥,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这就导致温带的动物比较容易驯化、圈养。而热带的动物普遍脾气暴躁。温带的马可以驯化,但热带的斑马可没人能够驾驭。”
张謇笑道:“我听人提过,斑马看着好看,但野性太大。”
李谕说:“所以咱们可是好地段。”
张謇说:“我研习过进化论,但认知比起疏才差了太远。”
李谕道:“现在流行的是带有偏见的浅薄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很危险。”
张謇并不觉得“优胜劣汰”有什么不对,“任公(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种思想杀伤力过大,李谕甚至都想搞搞生物学,建立威望,扭转一下势头。
可惜李谕对生物学的了解仅限于高中生物(虽然也很厉害了),但更关键的是有些人接纳社会达尔文并不是因为真的相信进化论,而是利用罢了。
陈琪想得没有那么多,再次赞叹道:“院士先生在科学方面是真正的学富五车!”
李谕说:“将来新式学堂慢慢建好,师资力量提升,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些知识。”
“但愿如此,”陈琪憧憬道,“那样就不必人人出国留学。”
张謇又对李谕说:“博览会上,生丝等产品肯定获得重视,美国的需求量异常大。幸亏疏才委托上海的荣氏提前建了丝厂,不然这些订单都要白白浪费。”
李谕说:“加足马力使劲干,能赚多少就赚多少,机会难得。”
张謇嘱咐陈琪:“尽可能在美国获得足够知名度,总统特批了三十万元专门用于场馆建设。”
陈琪郑重道:“不辱使命!”
此次博览会,我国拿了相当多奖章,收获颇丰。
这几年对美出口变得很大,每年有个几亿美元,——二十世纪初的几亿美元不是小数目。
张謇作为农工商部长,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惜后来袁世凯称帝,张謇与他彻底决裂,辞职回乡了。
——
张謇预测得很准,平静了几天,在李谕去北大开讲座时,收到了袁世凯的劝进书。
不仅李谕收到,北大的校长胡仁源等教授也收到了。
胡仁源气愤地对李谕说:“总统又要赏给我嘉禾奖章,同时还要封我为‘中大夫’,只要我同意劝进帝制。”
李谕说:“给我的信上,还许诺上大夫呢。”
“搞什么名堂,复古吗?”胡仁源说。
袁世凯刚刚改革了官制,把官员等级分成九级: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
听名字就怪怪的。
不等他们反对,袁克定竟亲自来到了北大。
“诸位教授,克定有礼了。”袁克定笑眯眯道。
胡仁源没好气地说:“有什么事?”
袁克定说:“消息应该传达到位,我希望诸位教授在学术上给予劝进的理论支持,这非常重要。”
胡仁源说:“袁大公子,您当大学是什么地方?想给我们施压?”
“施压?”袁克定不急不躁地说,“这叫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诸位学识渊博,不会看不清形势吧?”
李谕反问道:“大公子,看不清形势的到底是谁?”
袁克定跟着李谕学习过,客气道:“帝师,您不觉得这个称号很好吗?不想一直保持下去?”
李谕淡淡道:“我从来没喜欢过帝师名头,也从来没有自诩过,都是别人叫的。”
袁克定继续保持笑容:“美国顾问在理论上赞同了帝制,哦,还有日本顾问。父亲的能力各位不是不知道,除了他,还有谁能提振乾坤?”
李谕说:“总统的治国能力确实强,但帝制太违反民心所向。”
袁克定说:“已经有上百名地方大员递交劝进信,难道不是民心所向?”
李谕问:“你忘了我教过你和克文的概率论了?”
“和数学有什么关系?”袁克定一愣。
“我说过很多次,要举一反三,世间处处是数学,”李谕说,“一两百封信,能代表多少人?另外,你两个都学过初步的博弈论,应该明白反对者会有怎样的应对。”
袁克定自信满满:“天下兵权都在北洋,不服的地方都督如蔡锷、尹昌衡等全被软禁到了京城,他们拿什么讲博弈?”
尹昌衡将军在民国初年对稳定藏地的功劳很大。不过他和章太炎一样,嘴太硬,几乎怼到袁世凯的脑门上骂,被关到了监狱中。
幸亏蔡锷没这么刚,一直韬光养晦。
李谕叹道:“你还是没有好好学。”
袁克定说:“学习的事不着急。师傅,希望您的京师观象台出一份权威的文件,您知道的,天象有多重要。”
李谕眉毛一凝:“怎么,莫非你们看得懂相对论,要我给你们讲讲光线如何被大质量天体弯曲?引力其实是空间的凹陷?”
袁克定一脸懵:“什,什么?”
李谕说:“总统一定要的是最尖端先进的天文学吧?这就是!”
袁克定抓了抓脑袋:“这是天文学?不是应该算天象,然后预示吉凶?”
“那套已经落后,”李谕说,“总之我可以出一份天文观测的报告和计算书,至于你想怎么解读,是你的事。”
袁克定不知深浅:“好说,只要您能拿出来就行。”
李谕冷冷道:“好!”
撑死他们都不可能看懂复杂的公式推导,只会当作天书扔在一边。
袁克定还以为李谕同意了,高兴道:“师傅果然是俊杰!”
胡仁源明白李谕的意思,心中暗暗佩服这招“高级黑”。
袁克定又问向胡仁源:“校长,您怎么说?”
胡仁源道:“本人钻研数学,就是刚才李谕先生提到的概率论还有博弈论。大公子一定要我给学术意见,我也只能在数学上竭尽所能,分析分析博弈论的模型。”
李谕心中一喜,胡仁源学得挺快。
袁克定抱拳道:“太好了,克定等诸位的劝进书。”
临走时,他心想:还以为读书人骨头多硬,不过如此!
等袁克定离开北大,胡仁源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院士先生太聪明了!即打发了大公子,还能用天文学与数学再羞辱他们一番,这可比嘴上骂两句高明多了!”
李谕也笑道:“如果直白地表示不同意,他们肯定还会一遍遍来施压,烦不胜烦,不如给他们个看不懂的结果。”
胡仁源说:“孔夫子讲学以致用,先生堪称做到极致。袁世凯若要恢复帝制,北大全校绝对不赞成!”
“必然不能赞成,”李谕无奈地说,“只是可惜了一个本来最有希望的强人。”
说袁世凯卖国、窃取胜利果实都没问题,但不能说他没能力,甚至可以直接说他是民国初年最有能力的政治家。
否则严复、张謇、杨度、梁启超等一众大佬不会对他有那么大的期望,因为除了他,确实找不出第二个。
要是袁世凯不搞帝制,再靠外交力量慢慢瓦解掉二十一条,真称得上是个英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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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张謇说,然后给李谕介绍,“这位陈琪先生是此次万国博览会的总监督。总统对博览会很重视,要求各省都拿出展品,务必远超此前的几届。举办地还是在美国,疏才你比较熟悉。”
陈琪说:“能见到李谕先生,太荣幸了。”
“幸会!”李谕和他握手道,“这次适逢欧洲大战,欧洲各国参展的产品势必不多,而需求却旺盛,利用好博览会,能让我们的出口额大大增加。”
张謇一向是个亲美反日派,说:“我也存着这样的心思。”
李谕突然好奇问道:“名单上是不是有很多白酒?”
“先生怎么知道?”陈琪问。
“随便问问。”李谕说。
陈琪道:“这次参展规模很大,品类极多,白酒产品自然有不少。”
由于一战的缘故,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几乎成了中日美博览会,三国的展品占了一大半。
李谕穿越前,广告上各种酒企铺天盖地宣传自己获得了1915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久而久之,导致很多人都知道了这场博览会,但对具体细节知之甚少。
比如很多人或许以为举办地在巴拿马,实际上是在旧金山。
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此后很多年,巴拿马都笼罩在美国势力之下。
另外就是那个广为流传的“中国代表怒摔茅台酒,一碎振国威”故事。
大体讲的是参展的茅台酒用陶罐盛装,因其貌不扬而无人问津。眼看展会即将结束,代表急中生智,佯装失手打碎了一瓶茅台酒,顿时酒香四溢,把评委们一下子全都吸引住。经品尝评定后评委一致认定“茅台酒”是世界最好的白酒之一。于是,会务方向中国茅台酒颁发了金质奖章。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这种故事大长国人志气,所以能广为流传。
但这个故事有两个大错误。
首先就是“金质奖章”这个说法。
按照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设置,产品奖项分成六个等级,依次是:大奖章、名誉奖章、金质奖章、银质奖章、铜质奖章、奖词(无牌)。
最高等级的奖项是大奖章,而不是金质奖章,——金奖只排名第三。
其次,茅台当年获得的仅仅是第四等的银质奖章。
之所以被传成金质奖章,是因为后来博览会主办方把前四个等级的奖章全都镀金处理了。
并非茅台不给力,主要那个时候还分成王茅和华茂,贵州的信息和交通又比较闭塞,两家酒厂不晓得万国博览会,按照公派任务随便交了白酒上去。
而且他们的酒到博览会后没有摆放到工商馆,而是放在了鲜有人看的农林馆,吃了暗亏。
不过确实有白酒获得了最高的大奖章:山西汾酒、河北衡水老白干和河南宝丰酒。
另外再说明一下,民国时期,黄酒仍然是上层社会的主流。
黄酒历史悠久,不烈不淡,符合醇厚淳朴的“中庸”之道。文人雅客以及有钱人都是喝黄酒,民国时期招待外宾也用黄酒。
鲁迅就着鱼干、茴香豆喝的也是黄酒。
白酒主要还是普通老百姓喝得多。
白酒成为主流要等建国以后,为了节约粮食。届时,国内的酒业中心也从以生产黄酒为主的江浙沪地区转到了白酒更厉害的川贵地区。
陈琪说:“总长,第一批安排运往旧金山的是生丝、茶叶和瓷器,都是咱们的优势产品。”
“很好,”张謇说,“巴拿马运河开通后,对我们很有利,美国是个中转站,他们已经开始加大采购原材料的力度。有了这条运河,转运货物去欧洲方便太多。”
“要是这条运河早开通几年就好了。”陈琪说。
“这么大的工程已经够快。”张謇说。
陈琪说:“当年咱们挖掘大运河,还没有机械,不也更快?”
张謇被问住,对李谕道:“疏才去美国的次数多,你给他说说。”
李谕说:“可能是因为巴拿马地区人太少,热带雨林又多,生存条件过差。”
“树木多不是好事?”陈琪继续问。
“热带雨林就不一样了,”李谕说,“只有沉积型土壤才有肥力,热带雨林地区的雨水过多,严重的淋溶作用下,土壤肥力很差。”
陈琪佩服道:“多谢院士先生赐教。”
李谕说的只不过是些中学地理知识,但此时知道的人不多。
张謇说:“我还以为热带能一年三季稻,人很多才是。”
李谕说:“过去热带没有谷物。全球五六十种主要谷物,全部来自温带。因为温带的植物需要储存能量过冬,热带植物没有这种需求,自然不能培育成粮食。”
即便二十一世纪,热带地区就算有耕地,也不会有过大的优势。
温带地区的夏季日照时间长,夜晚呼吸时间短,容易积累有机物,要不东北能成超级粮仓哪。
张謇说:“疏才说的是进化论?”
“有点牵强,不过可以这么认为,”李谕说,“此外,温带的动物也得过冬,需要领头的指挥,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这就导致温带的动物比较容易驯化、圈养。而热带的动物普遍脾气暴躁。温带的马可以驯化,但热带的斑马可没人能够驾驭。”
张謇笑道:“我听人提过,斑马看着好看,但野性太大。”
李谕说:“所以咱们可是好地段。”
张謇说:“我研习过进化论,但认知比起疏才差了太远。”
李谕道:“现在流行的是带有偏见的浅薄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很危险。”
张謇并不觉得“优胜劣汰”有什么不对,“任公(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同样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种思想杀伤力过大,李谕甚至都想搞搞生物学,建立威望,扭转一下势头。
可惜李谕对生物学的了解仅限于高中生物(虽然也很厉害了),但更关键的是有些人接纳社会达尔文并不是因为真的相信进化论,而是利用罢了。
陈琪想得没有那么多,再次赞叹道:“院士先生在科学方面是真正的学富五车!”
李谕说:“将来新式学堂慢慢建好,师资力量提升,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些知识。”
“但愿如此,”陈琪憧憬道,“那样就不必人人出国留学。”
张謇又对李谕说:“博览会上,生丝等产品肯定获得重视,美国的需求量异常大。幸亏疏才委托上海的荣氏提前建了丝厂,不然这些订单都要白白浪费。”
李谕说:“加足马力使劲干,能赚多少就赚多少,机会难得。”
张謇嘱咐陈琪:“尽可能在美国获得足够知名度,总统特批了三十万元专门用于场馆建设。”
陈琪郑重道:“不辱使命!”
此次博览会,我国拿了相当多奖章,收获颇丰。
这几年对美出口变得很大,每年有个几亿美元,——二十世纪初的几亿美元不是小数目。
张謇作为农工商部长,付出了不少心血,可惜后来袁世凯称帝,张謇与他彻底决裂,辞职回乡了。
——
张謇预测得很准,平静了几天,在李谕去北大开讲座时,收到了袁世凯的劝进书。
不仅李谕收到,北大的校长胡仁源等教授也收到了。
胡仁源气愤地对李谕说:“总统又要赏给我嘉禾奖章,同时还要封我为‘中大夫’,只要我同意劝进帝制。”
李谕说:“给我的信上,还许诺上大夫呢。”
“搞什么名堂,复古吗?”胡仁源说。
袁世凯刚刚改革了官制,把官员等级分成九级: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
听名字就怪怪的。
不等他们反对,袁克定竟亲自来到了北大。
“诸位教授,克定有礼了。”袁克定笑眯眯道。
胡仁源没好气地说:“有什么事?”
袁克定说:“消息应该传达到位,我希望诸位教授在学术上给予劝进的理论支持,这非常重要。”
胡仁源说:“袁大公子,您当大学是什么地方?想给我们施压?”
“施压?”袁克定不急不躁地说,“这叫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诸位学识渊博,不会看不清形势吧?”
李谕反问道:“大公子,看不清形势的到底是谁?”
袁克定跟着李谕学习过,客气道:“帝师,您不觉得这个称号很好吗?不想一直保持下去?”
李谕淡淡道:“我从来没喜欢过帝师名头,也从来没有自诩过,都是别人叫的。”
袁克定继续保持笑容:“美国顾问在理论上赞同了帝制,哦,还有日本顾问。父亲的能力各位不是不知道,除了他,还有谁能提振乾坤?”
李谕说:“总统的治国能力确实强,但帝制太违反民心所向。”
袁克定说:“已经有上百名地方大员递交劝进信,难道不是民心所向?”
李谕问:“你忘了我教过你和克文的概率论了?”
“和数学有什么关系?”袁克定一愣。
“我说过很多次,要举一反三,世间处处是数学,”李谕说,“一两百封信,能代表多少人?另外,你两个都学过初步的博弈论,应该明白反对者会有怎样的应对。”
袁克定自信满满:“天下兵权都在北洋,不服的地方都督如蔡锷、尹昌衡等全被软禁到了京城,他们拿什么讲博弈?”
尹昌衡将军在民国初年对稳定藏地的功劳很大。不过他和章太炎一样,嘴太硬,几乎怼到袁世凯的脑门上骂,被关到了监狱中。
幸亏蔡锷没这么刚,一直韬光养晦。
李谕叹道:“你还是没有好好学。”
袁克定说:“学习的事不着急。师傅,希望您的京师观象台出一份权威的文件,您知道的,天象有多重要。”
李谕眉毛一凝:“怎么,莫非你们看得懂相对论,要我给你们讲讲光线如何被大质量天体弯曲?引力其实是空间的凹陷?”
袁克定一脸懵:“什,什么?”
李谕说:“总统一定要的是最尖端先进的天文学吧?这就是!”
袁克定抓了抓脑袋:“这是天文学?不是应该算天象,然后预示吉凶?”
“那套已经落后,”李谕说,“总之我可以出一份天文观测的报告和计算书,至于你想怎么解读,是你的事。”
袁克定不知深浅:“好说,只要您能拿出来就行。”
李谕冷冷道:“好!”
撑死他们都不可能看懂复杂的公式推导,只会当作天书扔在一边。
袁克定还以为李谕同意了,高兴道:“师傅果然是俊杰!”
胡仁源明白李谕的意思,心中暗暗佩服这招“高级黑”。
袁克定又问向胡仁源:“校长,您怎么说?”
胡仁源道:“本人钻研数学,就是刚才李谕先生提到的概率论还有博弈论。大公子一定要我给学术意见,我也只能在数学上竭尽所能,分析分析博弈论的模型。”
李谕心中一喜,胡仁源学得挺快。
袁克定抱拳道:“太好了,克定等诸位的劝进书。”
临走时,他心想:还以为读书人骨头多硬,不过如此!
等袁克定离开北大,胡仁源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院士先生太聪明了!即打发了大公子,还能用天文学与数学再羞辱他们一番,这可比嘴上骂两句高明多了!”
李谕也笑道:“如果直白地表示不同意,他们肯定还会一遍遍来施压,烦不胜烦,不如给他们个看不懂的结果。”
胡仁源说:“孔夫子讲学以致用,先生堪称做到极致。袁世凯若要恢复帝制,北大全校绝对不赞成!”
“必然不能赞成,”李谕无奈地说,“只是可惜了一个本来最有希望的强人。”
说袁世凯卖国、窃取胜利果实都没问题,但不能说他没能力,甚至可以直接说他是民国初年最有能力的政治家。
否则严复、张謇、杨度、梁启超等一众大佬不会对他有那么大的期望,因为除了他,确实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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