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是中国科学社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西服的人。
金邦正说:“没错,请问阁下是?”
“哦,本人陈仲甫,”对方礼貌回道,“我刚刚创办了一本《青年杂志》,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其中科学不是我的专长,后来听说李谕先生组织创办了科学社,还有《科学杂志》出版,我就想请贵社帮帮忙。”
李谕笑道:“好说,好说,先生请进!”
这个忙真的要帮。
陈仲甫就是陈一枝独秀……
而那本《青年杂志》,不到一年后就会改名为《新青年》。
“你就是李谕先生?”陈仲甫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青年杂志》过目?”
“当然可以,”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这是前几期的,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有很多不足之处。”
李谕说:“一个人做编辑,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饶有兴致地看起来,“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还做写稿人。”
陈仲甫笑道:“现在办杂志,不都要这样。”
一直到1917年,陈仲甫都是《青年杂志》的唯一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沈尹默。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还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鲁迅和周作人(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看了一会儿称赞道:“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
陈仲甫说:“你看的那篇创刊词,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科学方面不用担心,但民主二字,可能会让杂志被禁,您知道的,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
陈仲甫说:“我明白,所以从创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
从14年下半年开始,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
本来民国头两年,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但袁世凯立马发觉“人言可畏”,迅速打压。
辛亥之后,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
《青年杂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最初发行量1000份。
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学校的吸纳能力有限,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识,有一些积极的读物作为补充再好不过。”
陈仲甫说:“是的,我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面的宣传。”
此后胡适就是因为仲甫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一观点,才决定回国发展,投入新文化的浪潮。
不过嘛,他们两人“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青年杂志》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就是这个原因,洪宪帝制时期被迫停办了差不多半年之久。
陈仲甫接着向李谕约稿:“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科学这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如若可以,希望能为我的《青年杂志》写篇稿件。”
李谕果断道:“没有问题,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赞同。”
陈仲甫高兴道:“太好了!要是有您的稿件,我就得提前嘱咐群益书社把这一期多印几百册。”
李谕笑道:“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陈仲甫道:“先生请讲。”
李谕翻开杂志,“以后能不能全部改用白话文?”
“全部?”陈仲甫问。
“我大体看了看,阁下对封建礼教极为不满,思想非常新,文言文一直垄断文体,白话文则不入流,”李谕顿了顿说,“但白话文易于传播,更便于翻译,好处不要太多。”
陈仲甫点点头:“我同意是同意,就怕找不到足够好的白话文章,反而为别人所攻讦。”
金邦正说:“有什么好怕的,《科学杂志》全用白话文,也使用新式标点,照样发行越来越好。”
陈仲甫说:“不一样的,你们是纯科学杂志,别人说不出什么;如果是文科文章,不仅要有内容,也要保证文采,否则一些穷酸文人必然会挑出刺。”
“我倒是想到一些好的人选,可以写不错的白话文章,比如,”李谕拿起一封胡适的稿件,“留美学生。”
陈仲甫知道这些留学生必然受过严格教育,又是“洋状元”,思想比较新,让他们写白话文说不定真不错,“麻烦先生代为求稿。”
“举手之劳,”李谕说,“目前美国也在搞文学运动,尤其是新诗方面,各种草原诗人、意象派诗人、新抒情诗人和实验主义者纷纷出版了作品,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中矫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有人说这是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
陈仲甫说:“既如此,留美学生必然感同身受,愿用白话文?”
李谕说:“其实不仅他们,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方便的白话文,不是吗?”
陈仲甫笑道:“先生说得对,白话文轻松舒服太多。”
应该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几乎全用白话文撰写。
李谕说:“对了,能不能把这几本杂志都留给我,做个纪念?”
陈仲甫说:“先生收下便是。”
这本杂志还是挺有收藏价值的,最上面有一行法文刊名。
当天李谕写就了一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科学思想,仍然包括可证伪性,让大家对“什么是科学”继续加深一些印象。有那么一点哲学范畴。考虑这本杂志的定位并非纯粹科普杂志,普及科学思想更加契合。
况且科学思想在这种愚昧仍旧横行的时代十分重要。
李谕不止一次在讨论这个问题,另外还有意还多提了提科学角度的进化论,目前国内对科学理解最深的恐怕就是进化论,但可能也是理解最偏的,再偏的话,李谕真怕搞出社会达尔文。
递出稿件后,李谕又给胡适与杜威分别发了一封电报。给胡适的只是很常规的一些话,比如劝他思考一下作为学生应该如何讨论时事,是否要参与政治,以及如何找好定位。——都是些大学教导员的寻常话术。
然后把国内需要白话文相关文章的事情告诉他,让他在留学生团体中宣扬宣扬。反正胡适一直是白话文的鼎力支持者,让他办这件事绝对没问题。而且以他的性格,肯定愿意做这种开创性的头一人。
李谕又在考虑要不要让迅哥早点出手?胡的白话文水平只能开个头,真要让白话文掀起风浪,还得鲁迅这种大神。
至于给杜威的电报,则只需要让他帮忙对胡适的毕业论文要求严格一点就好……
—
京城那边,该来的终究会来。
12月11日,参政院进行国体投票的总开票,结果共计1993名议员出席,既无人反对,也没有废票,全体如事先所预定,均“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老袁同志当初可是发过维护民主共和的誓词,为了立贞节牌坊,随即发了一个申令:“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
“……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爱我之议员,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大会,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反正都是自己人,明白套路。袁世凯发了申令后,下头立马上了第二次推戴书,这一次就明显肉麻极了。
而且为了帮袁世凯站住道义,又举出了民意大旗。
袁世凯见民意如此,只能勉为其难地选择就任皇帝宝座,随即展开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
这是民初的一记重磅炸弹,梁启超匆匆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豫园。
“真是无法无天!”梁启超大骂着,“袁项城本来不失为一个人物,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个怪魔人物!”
李谕给他冲了一杯茶,“任公消消气。”
“我以前怎么这么糊涂!”梁启超继续自顾自说,“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本来就是全天下最会说谎之人!曾经作为前清托孤大臣而卖清,现在为民国之公仆又盗窃民国!全天下四分之一之人羞为其统治!”
李谕知道后续发展,并不太慌,“任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梁启超说:“袁项城是中国祸乱的种子,多统治一日,祸乱程度就加深一日!当然是集结力量将他彻底推翻。”
李谕问:“蔡锷将军离开京城了吗?”
“估计已经到了日本,”梁启超说,“过去我也错怪他了,还以为他真的流连于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醉倒温柔乡。几天前,他突然拿到医院的证明,请了三个月病假,要去日本看病,实则是逃出京城。”
李谕说:“蔡将军的病,也是真的病。”
“身不由己,”梁启超说,“希望等他回到云南起兵后,一切顺利。现在北洋军里有了内讧,段祺瑞一直反对帝制,不会披甲上阵;冯国璋被坑那么惨,更不会卖力。”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矛盾出现得比较早。
冯国璋此前被袁世凯削了藩,他是江苏将军,为了牵制他,袁世凯就派郑汝成在上海看住他,同时有意挑起了他与张勋的矛盾。
而且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又坑了冯国璋一把。
冯国璋压根不相信袁世凯会称帝,于是专门进京面见袁世凯,问他是不是有称帝的打算。结果袁世凯故作惊讶地对他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克定是个残疾人,克文是个文人,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岂不大乱?我何至于如此愚蠢?”
冯国璋打仗是把好手,政治方面真心没多少心机,还真信了。于是他向新闻界公开声明:“有关大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纯属谣传。今后谁若再敢诽谤大总统,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
等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才发觉自己被老大套路了,心里肯定不好受。
至于北洋三杰中的另一个王士珍,因为一直对清廷抱有忠诚态度,民国后就渐渐淡出了。
要是北洋没有内讧,单论军事方面,以护国军的实力真的没法和北洋军正面对抗。
不过护国军也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首先占了道义的大旗,能够拉来很多支持,还有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压力。
梁启超叹了口气:“我要联合文化界,再写几篇檄文,与袁项城彻底划清界限,让世人更看清其面目。”
李谕说:“文字有时也能杀人。”
梁启超狠狠地说:“需要的就是杀人效果。”
梁启超的笔杆子狠辣,影响力又不低,能够聚拢相当一大部分文人群体。
老袁同志马上要在军事、文化、外交多个领域看清痛苦的真相了。
金邦正说:“没错,请问阁下是?”
“哦,本人陈仲甫,”对方礼貌回道,“我刚刚创办了一本《青年杂志》,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其中科学不是我的专长,后来听说李谕先生组织创办了科学社,还有《科学杂志》出版,我就想请贵社帮帮忙。”
李谕笑道:“好说,好说,先生请进!”
这个忙真的要帮。
陈仲甫就是陈一枝独秀……
而那本《青年杂志》,不到一年后就会改名为《新青年》。
“你就是李谕先生?”陈仲甫问。
李谕点点头,然后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青年杂志》过目?”
“当然可以,”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这是前几期的,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有很多不足之处。”
李谕说:“一个人做编辑,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饶有兴致地看起来,“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还做写稿人。”
陈仲甫笑道:“现在办杂志,不都要这样。”
一直到1917年,陈仲甫都是《青年杂志》的唯一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沈尹默。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还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鲁迅和周作人(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看了一会儿称赞道:“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
陈仲甫说:“你看的那篇创刊词,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科学方面不用担心,但民主二字,可能会让杂志被禁,您知道的,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
陈仲甫说:“我明白,所以从创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
从14年下半年开始,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
本来民国头两年,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但袁世凯立马发觉“人言可畏”,迅速打压。
辛亥之后,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
《青年杂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最初发行量1000份。
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学校的吸纳能力有限,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识,有一些积极的读物作为补充再好不过。”
陈仲甫说:“是的,我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面的宣传。”
此后胡适就是因为仲甫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一观点,才决定回国发展,投入新文化的浪潮。
不过嘛,他们两人“二十年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青年杂志》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就是这个原因,洪宪帝制时期被迫停办了差不多半年之久。
陈仲甫接着向李谕约稿:“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科学这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如若可以,希望能为我的《青年杂志》写篇稿件。”
李谕果断道:“没有问题,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赞同。”
陈仲甫高兴道:“太好了!要是有您的稿件,我就得提前嘱咐群益书社把这一期多印几百册。”
李谕笑道:“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陈仲甫道:“先生请讲。”
李谕翻开杂志,“以后能不能全部改用白话文?”
“全部?”陈仲甫问。
“我大体看了看,阁下对封建礼教极为不满,思想非常新,文言文一直垄断文体,白话文则不入流,”李谕顿了顿说,“但白话文易于传播,更便于翻译,好处不要太多。”
陈仲甫点点头:“我同意是同意,就怕找不到足够好的白话文章,反而为别人所攻讦。”
金邦正说:“有什么好怕的,《科学杂志》全用白话文,也使用新式标点,照样发行越来越好。”
陈仲甫说:“不一样的,你们是纯科学杂志,别人说不出什么;如果是文科文章,不仅要有内容,也要保证文采,否则一些穷酸文人必然会挑出刺。”
“我倒是想到一些好的人选,可以写不错的白话文章,比如,”李谕拿起一封胡适的稿件,“留美学生。”
陈仲甫知道这些留学生必然受过严格教育,又是“洋状元”,思想比较新,让他们写白话文说不定真不错,“麻烦先生代为求稿。”
“举手之劳,”李谕说,“目前美国也在搞文学运动,尤其是新诗方面,各种草原诗人、意象派诗人、新抒情诗人和实验主义者纷纷出版了作品,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中矫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有人说这是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
陈仲甫说:“既如此,留美学生必然感同身受,愿用白话文?”
李谕说:“其实不仅他们,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方便的白话文,不是吗?”
陈仲甫笑道:“先生说得对,白话文轻松舒服太多。”
应该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几乎全用白话文撰写。
李谕说:“对了,能不能把这几本杂志都留给我,做个纪念?”
陈仲甫说:“先生收下便是。”
这本杂志还是挺有收藏价值的,最上面有一行法文刊名。
当天李谕写就了一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科学思想,仍然包括可证伪性,让大家对“什么是科学”继续加深一些印象。有那么一点哲学范畴。考虑这本杂志的定位并非纯粹科普杂志,普及科学思想更加契合。
况且科学思想在这种愚昧仍旧横行的时代十分重要。
李谕不止一次在讨论这个问题,另外还有意还多提了提科学角度的进化论,目前国内对科学理解最深的恐怕就是进化论,但可能也是理解最偏的,再偏的话,李谕真怕搞出社会达尔文。
递出稿件后,李谕又给胡适与杜威分别发了一封电报。给胡适的只是很常规的一些话,比如劝他思考一下作为学生应该如何讨论时事,是否要参与政治,以及如何找好定位。——都是些大学教导员的寻常话术。
然后把国内需要白话文相关文章的事情告诉他,让他在留学生团体中宣扬宣扬。反正胡适一直是白话文的鼎力支持者,让他办这件事绝对没问题。而且以他的性格,肯定愿意做这种开创性的头一人。
李谕又在考虑要不要让迅哥早点出手?胡的白话文水平只能开个头,真要让白话文掀起风浪,还得鲁迅这种大神。
至于给杜威的电报,则只需要让他帮忙对胡适的毕业论文要求严格一点就好……
—
京城那边,该来的终究会来。
12月11日,参政院进行国体投票的总开票,结果共计1993名议员出席,既无人反对,也没有废票,全体如事先所预定,均“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老袁同志当初可是发过维护民主共和的誓词,为了立贞节牌坊,随即发了一个申令:“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
“……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爱我之议员,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大会,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反正都是自己人,明白套路。袁世凯发了申令后,下头立马上了第二次推戴书,这一次就明显肉麻极了。
而且为了帮袁世凯站住道义,又举出了民意大旗。
袁世凯见民意如此,只能勉为其难地选择就任皇帝宝座,随即展开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
这是民初的一记重磅炸弹,梁启超匆匆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豫园。
“真是无法无天!”梁启超大骂着,“袁项城本来不失为一个人物,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个怪魔人物!”
李谕给他冲了一杯茶,“任公消消气。”
“我以前怎么这么糊涂!”梁启超继续自顾自说,“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本来就是全天下最会说谎之人!曾经作为前清托孤大臣而卖清,现在为民国之公仆又盗窃民国!全天下四分之一之人羞为其统治!”
李谕知道后续发展,并不太慌,“任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梁启超说:“袁项城是中国祸乱的种子,多统治一日,祸乱程度就加深一日!当然是集结力量将他彻底推翻。”
李谕问:“蔡锷将军离开京城了吗?”
“估计已经到了日本,”梁启超说,“过去我也错怪他了,还以为他真的流连于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醉倒温柔乡。几天前,他突然拿到医院的证明,请了三个月病假,要去日本看病,实则是逃出京城。”
李谕说:“蔡将军的病,也是真的病。”
“身不由己,”梁启超说,“希望等他回到云南起兵后,一切顺利。现在北洋军里有了内讧,段祺瑞一直反对帝制,不会披甲上阵;冯国璋被坑那么惨,更不会卖力。”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矛盾出现得比较早。
冯国璋此前被袁世凯削了藩,他是江苏将军,为了牵制他,袁世凯就派郑汝成在上海看住他,同时有意挑起了他与张勋的矛盾。
而且在称帝之前,袁世凯又坑了冯国璋一把。
冯国璋压根不相信袁世凯会称帝,于是专门进京面见袁世凯,问他是不是有称帝的打算。结果袁世凯故作惊讶地对他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克定是个残疾人,克文是个文人,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岂不大乱?我何至于如此愚蠢?”
冯国璋打仗是把好手,政治方面真心没多少心机,还真信了。于是他向新闻界公开声明:“有关大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纯属谣传。今后谁若再敢诽谤大总统,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
等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才发觉自己被老大套路了,心里肯定不好受。
至于北洋三杰中的另一个王士珍,因为一直对清廷抱有忠诚态度,民国后就渐渐淡出了。
要是北洋没有内讧,单论军事方面,以护国军的实力真的没法和北洋军正面对抗。
不过护国军也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首先占了道义的大旗,能够拉来很多支持,还有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压力。
梁启超叹了口气:“我要联合文化界,再写几篇檄文,与袁项城彻底划清界限,让世人更看清其面目。”
李谕说:“文字有时也能杀人。”
梁启超狠狠地说:“需要的就是杀人效果。”
梁启超的笔杆子狠辣,影响力又不低,能够聚拢相当一大部分文人群体。
老袁同志马上要在军事、文化、外交多个领域看清痛苦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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