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索姆河战役基本打完,李谕联系教育部总长范源濂,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发电报,让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
看到电报上“国事渐平,教育宜急”几个字后,蔡元培确实没法再拒绝了,趁着协约国与盟国喘息的空当,在马赛港登上了回国的轮渡。
正阳门火车站。
李谕与范源濂接到了风尘仆仆的蔡元培。
见他瘦了一大圈,李谕问:“法国的伙食不至于那么紧张吧?”
蔡元培说:“是在船上的一个多月瘦了四五斤,每天吃土豆,谁都受不了。”
范源濂绕着他转了一圈:“还不错,没有缺少部件。”
蔡元培笑道:“战火没有打到巴黎。”
范源濂带着点情绪说:“我听说今年英、法、德、奥、俄几乎全部被打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想当年八国联军,他们几个全在其中!”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英法德基本都拼上了家底。双方付出了几百万伤亡后,战线竟毫无变化。
与此同时,东线战场也发生了一次大战役:布鲁西洛夫攻势。虽然名气小了很多,但这是俄军一战最大的胜利。
此一战,俄军伤亡了50万。另一方的德国伤亡35万,奥匈伤亡100万,光奥匈帝国的俘虏就抓了40万!
奥匈被彻底打残,86岁的老皇帝约瑟夫一世直接被气死。
总体算一下,截至1916年底,欧洲已经有800万人丧生,其中200万平民。
至于这场战争到底打出了什么?真的就像一个笑话。
“确实很惨,路上我见到了许多截肢或者失明的伤员,”蔡元培说,接着叹道,“列强之间打起仗来确实更狠,我第一次见识到气体也能杀人。”
李谕说:“可能是氯气,一种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蔡元培说。
李谕无奈道:“科技正在以极为可怕的速度影响着现代战争,现代战争又能影响政治格局,进而影响整个世界。”
范源濂从政时间长一点,说:“《海牙公约》哪?它不是禁止使用毒气吗?”
李谕说:“条约是定给别人看的,危及自己时,洋人有几个还会遵守?”
范源濂无语道:“他们说了算。”
蔡元培在法国待了几年,有点体会:“道德在战争面前不值一提。前线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非常多英勇的战士,但他们付出的鲜血只能成为巴黎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反正用不了多久,法国就会迎来一场超级大兵变。
“都一样……”范源濂喃喃道。
蔡元培说:“也幸好我见识了这场可怕的战争,一个国家只有拼尽全力时才能看清它的全部面貌。列强们确实强得可怕,飞机、飞艇、坦克、大炮、重机枪,这些冷冰冰的新式武器,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科技能够决定文明的上限,我们虽缺少资金投入科技,但可以靠文科先提高下限。那时候,到底谁更文明就说不准了。”
范源濂说:“咱们还有李谕这种科学巨子。”
李谕说:“科学不完全是科技,科技这种硬实力的追赶不是短时间能做到,我只能尽力减小一点差距,然后积累人才,等待和平时代再奋力追赶。”
范源濂认同李谕的做法:“列强的崛起离不开教育,大不了先付出一代人埋头其中。”
李谕心想,就民国军阀混战的乱象,至少得先白白付出两代人。
蔡元培说:“我路过上海时,吊唁了黄兴将军与蔡锷将军,可叹时事弄人,再见面竟然只有一副遗像。在灵堂中我还见到了马君武,他听说我要做北大校长后,一直在劝阻,说北大的腐败尽人皆知,走马灯般不知道换了多少任校长,没有人全身而退,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才请辞;我这个前清翰林来了,也只能败坏一世清明。但我在面对黄将军与蔡将军的遗照时,反而更坚定了要做点事的决心。”
“全要仰仗孑民了!”范源濂苦笑道,“因为洪宪帝制的闹剧,这段时间北大又遭遇了一波打击,理科院因为从预科上来的学生多,相对好一些。文科院就乌烟瘴气了许多,教师中不乏只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的。那些官宦子弟的学生,更是只知道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读书,混日子。大学堂所在的马神庙一带,现在成了酒楼遍地、暗娼招摇过市的地方。作为文化圣地,太讽刺了!对了,还有康南海,天天嚷着要让黎大总统将孔教定为国教。”
蔡元培说:“五年前,我初任教育部长,曾制定了废除忠君尊孔思想,合并经文两科的举措;五年过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李谕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尊孔,孑民兄记得陈仲甫(一枝独秀)吗?”
蔡元培说:“知道。”
李谕说:“他在新办的杂志《新青年》上,发了一篇文章,专门驳斥康有为的论断。”
范源濂说:“我也看到了,叫做《吾人最后之觉悟》,对尊孔思想的批驳非常精彩。”
“新青年?”蔡元培说,“好!我拟一篇电文,把他招来北大,不能再让大学堂的名头坏下去。”
几天后,蔡元培前往北大举行就职演讲。
蔡元培做校长真的有两下子,细节处见真章。他刚到校园门口,校工们就集体向他鞠了一躬,蔡元培脱下帽子,也朝他们鞠了一躬。
校工们十分错愕,以往北大是个官气很重的大学,校长往往顶着很大的头衔,如今新校长竟丝毫没有官威?
蔡元培指着那栋红色的建筑对李谕说:“这就是疏才投资建成的?”
李谕点头说:“去年就修好了,现在已投入使用。”
蔡元培随即在红楼之前举行演讲,用上了李谕提供的扩音设施:
“今天我执掌北大,有三件事要通知各位。
其一,抱定宗旨,明白为何而读书;
其二,磨砺德行,重振北大风气;
其三,敬爱师友,以礼相待。
……”
蔡元培的演讲很长,概括一下就是后来北大著名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思想,创造了民国大学的伟岸时光。
最后,蔡元培说:
“至于具体的事情,我刚回来没几天,很多校务不是很了解,但也有两个计划,首先是改良讲义,不仅要靠讲授的知识,还更要靠各位自己的潜心学习。以后印教义,只印提纲,细节上的、还有精要的内容,都由讲师口述,或者学生自己找参考,以求学有所得,能够真正对大家的学习有作用。
二是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然多,但是新书很少,如果不广泛购书,必然不能足以给学生参考。现在正在筹集钱款,多多购买新书,将来书籍满架,自然可以多方参考,不会有知识上的缺乏。
今天就和各位说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都可以找我继续商量。”
讲完后,在校长办公室中,李谕立刻表明自己可以帮助提供一大批书籍,以后每年都会追赠,以丰富大学图书馆。
蔡元培知道书籍的价格不便宜,感动道:“疏才不仅贡献了红楼,又如此破费!”
李谕轻松道:“一位叫做高尔基的俄国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花钱买书不叫破费,叫投资。”
蔡元培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高尔基是谁,说道:“将来以疏才兄弟的名字命名图书馆或者干脆让你当图书馆长也未尝不可。”
李谕立马说:“千万别!什么都当得,就是图书馆长当不得……”
蔡元培说:“只是名誉的,不需要负责具体事务,不然你捐这么多书……”
“你要是让我当,我就不捐了!”李谕说,“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个人,李守常。”
就是李大钊。
蔡元培说:“守常确实不错。”
李谕赶紧松了口气。
除了使用新人,目前已经在文科院的钱玄同、沈尹默也是蔡元培非常看重的。
沈尹默开了个书法研究会,李谕来北大开讲座就时不时找他传授点经验。没办法,在这个时代混,字写太差真的很没面子。
沈尹默作为民国顶级书法大家,为人和善,针对李谕那手烂字,沈尹默每次都会逐个讲解如何用笔。
得到这种书法名家指导,李谕再不济也能达到写春联的水平。
话说旧时代练字真的不容易,根本不像后世一样,随便在手机上一查就能找到任何你想找的字帖。
古时候有条件收藏拓本字帖的绝对是有钱人家。明清的皇帝书法都很好,就是因为教育环境好,从小就有最顶级的书法名家教授。
蔡元培重视新学,但不极端,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书法就是毫无疑问的精华之一,所以十分支持。
“沈先生,有时间别忘了也指点一下本人的书法。”蔡元培说。
沈尹默道:“校长过谦了。”
陈仲甫正好赶到,听到后大笑:“沈老弟的书法看来有不小长进?连校长和院士阁下都向你求教。”
沈尹默笑道:“是他们两位抬举在下。”
陈仲甫的书法水平同样相当高,宣统年间时曾评价沈尹默的书法为“其俗在骨”。当时的沈说不出什么,辛苦练了几年,早已今非昔比。
蔡元培说:“仲甫,你来了就要担下文科学长之职,万万不可推辞!”
“可以,”陈仲甫说,“但校长要答应我在校园里继续办《新青年》杂志。”
蔡元培说:“你把编辑部搬过来我也不会说什么。”
陈仲甫说:“既如此,我肯定不能推辞。”
蔡元培又小声说:“此后记得多提拔一些新人。”
陈仲甫说:“我明白。”
过了一会儿,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突然破门而入,大声说道:“听说来了位新的文科学长?”
蔡元培随即说:“介绍一下,就是这位陈仲甫先生。”
黄侃冷冷道:“原来是个区区桐城秀才,何须如此兴师动众?”
说完竟直接拂袖而去。
场面有些尴尬,蔡元培连忙对陈仲甫说:“仲甫莫怪,他就是这个脾气。”
陈仲甫淡淡一笑,“没关系,都是些陈年旧事才让他如此。”
早在日本时,陈仲甫曾去找章太炎聊天,隔壁屋是黄侃和钱玄同。
陈仲甫与章太炎聊到清朝汉学的状况,不知怎么说到了湖北。陈仲甫说:“湖北没有出现大学者。”
章太炎表示同意:“说的是,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人才。”
他们的对话正好被里屋的黄侃听到,顿时暴跳如雷:“好个湖北没人才!湖北虽无大学者,然而还有区区在下;安徽固然出了不少学者,然而未必就是足下!”
两人从那时就结下了一点梁子。
蔡元培说:“相处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当然,有空我还得给他道个歉。”陈仲甫说。
钱玄同却说:“仲甫兄不用太放心上,我这位‘大师兄’狂妄惯了,不能谁都给他道歉。”
陈仲甫说:“这不好吧……”
钱玄同说:“他总以大师兄自称,有时称我为‘钱二’。不久前他当着章师的面,叫我‘钱二疯’。然后还说,‘二疯,你好可怜哪!近来你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竟玩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
我当时气坏了,拍案怒道,‘我就要弄注音字母,就要弄白话文,你这混账管得着吗?’
要是不驳斥他几句,他真的会不知天高地厚,那样对他更不好。”
李谕笑道:“你这位大师兄相当不待见白话文哪。”
“何止白话文,”钱玄同说,“他有句口头禅,八部书外皆狗屁。”
李谕问道:“哪八部?”
钱玄同说:“《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
蔡元培说:“我的观点是大学要兼收并蓄,黄侃一定会留下。”
李谕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问:“白话文哪?校长怎么看?”
蔡元培说:“肯定要推广。”
“正好,”李谕拿出一封信,“这是大同大学的留美学生团体刚收到的一篇文,来自美国的留学生胡适,叫做《文学改良诌议》,极力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陈仲甫拿过来看了看,高兴道:“简直是一篇檄文,好极了!他毕业没?”
李谕说:“应该马上就要博士答辩。”
陈仲甫说:“我给他拍个电报,拿到文凭马上归国!”
胡适的这篇文其实写得半文半白,思想上也有点偏颇,不过确实挺有开创性。
李谕突然感觉,在这种时局下,就是要有激进点的人才行,不然腐朽的力量还会卷土重来。
当然了,想把白话文的水平提起来,还得鲁迅等一帮后续的大佬。
看到电报上“国事渐平,教育宜急”几个字后,蔡元培确实没法再拒绝了,趁着协约国与盟国喘息的空当,在马赛港登上了回国的轮渡。
正阳门火车站。
李谕与范源濂接到了风尘仆仆的蔡元培。
见他瘦了一大圈,李谕问:“法国的伙食不至于那么紧张吧?”
蔡元培说:“是在船上的一个多月瘦了四五斤,每天吃土豆,谁都受不了。”
范源濂绕着他转了一圈:“还不错,没有缺少部件。”
蔡元培笑道:“战火没有打到巴黎。”
范源濂带着点情绪说:“我听说今年英、法、德、奥、俄几乎全部被打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想当年八国联军,他们几个全在其中!”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英法德基本都拼上了家底。双方付出了几百万伤亡后,战线竟毫无变化。
与此同时,东线战场也发生了一次大战役:布鲁西洛夫攻势。虽然名气小了很多,但这是俄军一战最大的胜利。
此一战,俄军伤亡了50万。另一方的德国伤亡35万,奥匈伤亡100万,光奥匈帝国的俘虏就抓了40万!
奥匈被彻底打残,86岁的老皇帝约瑟夫一世直接被气死。
总体算一下,截至1916年底,欧洲已经有800万人丧生,其中200万平民。
至于这场战争到底打出了什么?真的就像一个笑话。
“确实很惨,路上我见到了许多截肢或者失明的伤员,”蔡元培说,接着叹道,“列强之间打起仗来确实更狠,我第一次见识到气体也能杀人。”
李谕说:“可能是氯气,一种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蔡元培说。
李谕无奈道:“科技正在以极为可怕的速度影响着现代战争,现代战争又能影响政治格局,进而影响整个世界。”
范源濂从政时间长一点,说:“《海牙公约》哪?它不是禁止使用毒气吗?”
李谕说:“条约是定给别人看的,危及自己时,洋人有几个还会遵守?”
范源濂无语道:“他们说了算。”
蔡元培在法国待了几年,有点体会:“道德在战争面前不值一提。前线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非常多英勇的战士,但他们付出的鲜血只能成为巴黎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反正用不了多久,法国就会迎来一场超级大兵变。
“都一样……”范源濂喃喃道。
蔡元培说:“也幸好我见识了这场可怕的战争,一个国家只有拼尽全力时才能看清它的全部面貌。列强们确实强得可怕,飞机、飞艇、坦克、大炮、重机枪,这些冷冰冰的新式武器,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科技能够决定文明的上限,我们虽缺少资金投入科技,但可以靠文科先提高下限。那时候,到底谁更文明就说不准了。”
范源濂说:“咱们还有李谕这种科学巨子。”
李谕说:“科学不完全是科技,科技这种硬实力的追赶不是短时间能做到,我只能尽力减小一点差距,然后积累人才,等待和平时代再奋力追赶。”
范源濂认同李谕的做法:“列强的崛起离不开教育,大不了先付出一代人埋头其中。”
李谕心想,就民国军阀混战的乱象,至少得先白白付出两代人。
蔡元培说:“我路过上海时,吊唁了黄兴将军与蔡锷将军,可叹时事弄人,再见面竟然只有一副遗像。在灵堂中我还见到了马君武,他听说我要做北大校长后,一直在劝阻,说北大的腐败尽人皆知,走马灯般不知道换了多少任校长,没有人全身而退,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才请辞;我这个前清翰林来了,也只能败坏一世清明。但我在面对黄将军与蔡将军的遗照时,反而更坚定了要做点事的决心。”
“全要仰仗孑民了!”范源濂苦笑道,“因为洪宪帝制的闹剧,这段时间北大又遭遇了一波打击,理科院因为从预科上来的学生多,相对好一些。文科院就乌烟瘴气了许多,教师中不乏只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的。那些官宦子弟的学生,更是只知道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读书,混日子。大学堂所在的马神庙一带,现在成了酒楼遍地、暗娼招摇过市的地方。作为文化圣地,太讽刺了!对了,还有康南海,天天嚷着要让黎大总统将孔教定为国教。”
蔡元培说:“五年前,我初任教育部长,曾制定了废除忠君尊孔思想,合并经文两科的举措;五年过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李谕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尊孔,孑民兄记得陈仲甫(一枝独秀)吗?”
蔡元培说:“知道。”
李谕说:“他在新办的杂志《新青年》上,发了一篇文章,专门驳斥康有为的论断。”
范源濂说:“我也看到了,叫做《吾人最后之觉悟》,对尊孔思想的批驳非常精彩。”
“新青年?”蔡元培说,“好!我拟一篇电文,把他招来北大,不能再让大学堂的名头坏下去。”
几天后,蔡元培前往北大举行就职演讲。
蔡元培做校长真的有两下子,细节处见真章。他刚到校园门口,校工们就集体向他鞠了一躬,蔡元培脱下帽子,也朝他们鞠了一躬。
校工们十分错愕,以往北大是个官气很重的大学,校长往往顶着很大的头衔,如今新校长竟丝毫没有官威?
蔡元培指着那栋红色的建筑对李谕说:“这就是疏才投资建成的?”
李谕点头说:“去年就修好了,现在已投入使用。”
蔡元培随即在红楼之前举行演讲,用上了李谕提供的扩音设施:
“今天我执掌北大,有三件事要通知各位。
其一,抱定宗旨,明白为何而读书;
其二,磨砺德行,重振北大风气;
其三,敬爱师友,以礼相待。
……”
蔡元培的演讲很长,概括一下就是后来北大著名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思想,创造了民国大学的伟岸时光。
最后,蔡元培说:
“至于具体的事情,我刚回来没几天,很多校务不是很了解,但也有两个计划,首先是改良讲义,不仅要靠讲授的知识,还更要靠各位自己的潜心学习。以后印教义,只印提纲,细节上的、还有精要的内容,都由讲师口述,或者学生自己找参考,以求学有所得,能够真正对大家的学习有作用。
二是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然多,但是新书很少,如果不广泛购书,必然不能足以给学生参考。现在正在筹集钱款,多多购买新书,将来书籍满架,自然可以多方参考,不会有知识上的缺乏。
今天就和各位说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都可以找我继续商量。”
讲完后,在校长办公室中,李谕立刻表明自己可以帮助提供一大批书籍,以后每年都会追赠,以丰富大学图书馆。
蔡元培知道书籍的价格不便宜,感动道:“疏才不仅贡献了红楼,又如此破费!”
李谕轻松道:“一位叫做高尔基的俄国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花钱买书不叫破费,叫投资。”
蔡元培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高尔基是谁,说道:“将来以疏才兄弟的名字命名图书馆或者干脆让你当图书馆长也未尝不可。”
李谕立马说:“千万别!什么都当得,就是图书馆长当不得……”
蔡元培说:“只是名誉的,不需要负责具体事务,不然你捐这么多书……”
“你要是让我当,我就不捐了!”李谕说,“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个人,李守常。”
就是李大钊。
蔡元培说:“守常确实不错。”
李谕赶紧松了口气。
除了使用新人,目前已经在文科院的钱玄同、沈尹默也是蔡元培非常看重的。
沈尹默开了个书法研究会,李谕来北大开讲座就时不时找他传授点经验。没办法,在这个时代混,字写太差真的很没面子。
沈尹默作为民国顶级书法大家,为人和善,针对李谕那手烂字,沈尹默每次都会逐个讲解如何用笔。
得到这种书法名家指导,李谕再不济也能达到写春联的水平。
话说旧时代练字真的不容易,根本不像后世一样,随便在手机上一查就能找到任何你想找的字帖。
古时候有条件收藏拓本字帖的绝对是有钱人家。明清的皇帝书法都很好,就是因为教育环境好,从小就有最顶级的书法名家教授。
蔡元培重视新学,但不极端,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书法就是毫无疑问的精华之一,所以十分支持。
“沈先生,有时间别忘了也指点一下本人的书法。”蔡元培说。
沈尹默道:“校长过谦了。”
陈仲甫正好赶到,听到后大笑:“沈老弟的书法看来有不小长进?连校长和院士阁下都向你求教。”
沈尹默笑道:“是他们两位抬举在下。”
陈仲甫的书法水平同样相当高,宣统年间时曾评价沈尹默的书法为“其俗在骨”。当时的沈说不出什么,辛苦练了几年,早已今非昔比。
蔡元培说:“仲甫,你来了就要担下文科学长之职,万万不可推辞!”
“可以,”陈仲甫说,“但校长要答应我在校园里继续办《新青年》杂志。”
蔡元培说:“你把编辑部搬过来我也不会说什么。”
陈仲甫说:“既如此,我肯定不能推辞。”
蔡元培又小声说:“此后记得多提拔一些新人。”
陈仲甫说:“我明白。”
过了一会儿,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突然破门而入,大声说道:“听说来了位新的文科学长?”
蔡元培随即说:“介绍一下,就是这位陈仲甫先生。”
黄侃冷冷道:“原来是个区区桐城秀才,何须如此兴师动众?”
说完竟直接拂袖而去。
场面有些尴尬,蔡元培连忙对陈仲甫说:“仲甫莫怪,他就是这个脾气。”
陈仲甫淡淡一笑,“没关系,都是些陈年旧事才让他如此。”
早在日本时,陈仲甫曾去找章太炎聊天,隔壁屋是黄侃和钱玄同。
陈仲甫与章太炎聊到清朝汉学的状况,不知怎么说到了湖北。陈仲甫说:“湖北没有出现大学者。”
章太炎表示同意:“说的是,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人才。”
他们的对话正好被里屋的黄侃听到,顿时暴跳如雷:“好个湖北没人才!湖北虽无大学者,然而还有区区在下;安徽固然出了不少学者,然而未必就是足下!”
两人从那时就结下了一点梁子。
蔡元培说:“相处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当然,有空我还得给他道个歉。”陈仲甫说。
钱玄同却说:“仲甫兄不用太放心上,我这位‘大师兄’狂妄惯了,不能谁都给他道歉。”
陈仲甫说:“这不好吧……”
钱玄同说:“他总以大师兄自称,有时称我为‘钱二’。不久前他当着章师的面,叫我‘钱二疯’。然后还说,‘二疯,你好可怜哪!近来你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竟玩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
我当时气坏了,拍案怒道,‘我就要弄注音字母,就要弄白话文,你这混账管得着吗?’
要是不驳斥他几句,他真的会不知天高地厚,那样对他更不好。”
李谕笑道:“你这位大师兄相当不待见白话文哪。”
“何止白话文,”钱玄同说,“他有句口头禅,八部书外皆狗屁。”
李谕问道:“哪八部?”
钱玄同说:“《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
蔡元培说:“我的观点是大学要兼收并蓄,黄侃一定会留下。”
李谕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问:“白话文哪?校长怎么看?”
蔡元培说:“肯定要推广。”
“正好,”李谕拿出一封信,“这是大同大学的留美学生团体刚收到的一篇文,来自美国的留学生胡适,叫做《文学改良诌议》,极力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陈仲甫拿过来看了看,高兴道:“简直是一篇檄文,好极了!他毕业没?”
李谕说:“应该马上就要博士答辩。”
陈仲甫说:“我给他拍个电报,拿到文凭马上归国!”
胡适的这篇文其实写得半文半白,思想上也有点偏颇,不过确实挺有开创性。
李谕突然感觉,在这种时局下,就是要有激进点的人才行,不然腐朽的力量还会卷土重来。
当然了,想把白话文的水平提起来,还得鲁迅等一帮后续的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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