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代表团没太多事,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庭审经过报道后,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国际歌》。”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任公,欧洲之行感觉如何?”李谕问。
“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状态。”
李谕说:“真比起破坏程度来,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
梁启超说:“巴黎、柏林、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破坏力也要强太多。”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蒋百里叹道:“根本无法解释!”
梁启超冷哼道:“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实在可恨至极!”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李谕说:“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
李谕说:“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他叫雅各布,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
蒋百里说:“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
梁启超问:“什么演讲?”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李谕说。
李谕没必要打搅别人的好事,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小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李谕说:“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
“雅各布说: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烧了。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
“哦?”梁启超有点感兴趣,“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
李谕说:“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明明停战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为何同意缔约?”
“不过尔尔!”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我在伦敦游历时,居住的是一等宾馆,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几天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煤炭供应不上,屋中异常寒冷。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李谕:“上面是用法语写的,‘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随信附上10法郎,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落款则是黑夜工人。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梁启超说:“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李谕说:“期待先生成书。”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
梁启超说:“有点意思,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还活着吗?”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蒋百里顺着说:“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
“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李谕说,“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黑夜工人’这个组织之名。”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才会去做个所谓的“盗贼”,劫富济贫。
其实这就是五四运动时,为什么学生和游行者们对主事者无法原谅的原因。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蒋百里说,“对了,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这批手稿差点被盗。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盗贼竟如此多,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李谕拿过纸条:“黑夜工人?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
梁启超说:“阿提拉就是那个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梁启超深以为意:“疏才是西学大家,一语中的!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说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正是这种文化差别,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变法维新屡遭失败,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
聊到和会一事时,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已经传遍巴黎。
梁启超大笑道:“一个盗贼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
‘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对,”李谕说,“雅各布那几年间作案规模估计有数百万法郎,但他全都捐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穷人,自己没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时失手被抓。当年对他的庭审相当精彩,堪称法国版的舌战群儒,对峙的被盗者有数十人。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有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控诉雅各布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多么惨重。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李谕突然想到了幼时看过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动漫《猫眼三姐妹》。具体情节早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性感的二姐还有紧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盗完成后,都会留下一个标记。
“为了几笔借款,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梁启超恨恨道,“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将悉归日本!”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雅各布问:你买这些股票花了多少钱?
“商人说:1200法郎。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李谕笑道:“难怪任公买了新衣服,原来是冻的。”
“南美洲。”李谕说。
“是啊,”梁启超说,“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则不然,自从秦汉以来,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李谕说:“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非常小众。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都会留下一张纸条,写上‘在下是个盗贼,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梁启超说:“无政府主义?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没有穿越者的视角,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
“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圭亚那,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李谕说。
梁启超说:“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
蒋百里问道:“疏才兄与美国关系不错,威尔逊总统也是个好人,又反对秘密立约,真不能再争取?”
李谕摊手道:“不仅秘密立约这一条,日本人还有另外的王牌。威尔逊看重国际联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软肋,于是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总统只能转变立场。”
梁启超越想越气:“今天不写书了,我要给国内先发一封长文电报!”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庭审经过报道后,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国际歌》。”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任公,欧洲之行感觉如何?”李谕问。
“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状态。”
李谕说:“真比起破坏程度来,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
梁启超说:“巴黎、柏林、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破坏力也要强太多。”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蒋百里叹道:“根本无法解释!”
梁启超冷哼道:“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实在可恨至极!”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李谕说:“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
李谕说:“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他叫雅各布,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专门劫富济贫。”
蒋百里说:“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
梁启超问:“什么演讲?”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李谕说。
李谕没必要打搅别人的好事,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小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李谕说:“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
“雅各布说: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烧了。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
“哦?”梁启超有点感兴趣,“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
李谕说:“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明明停战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为何同意缔约?”
“不过尔尔!”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我在伦敦游历时,居住的是一等宾馆,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几天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煤炭供应不上,屋中异常寒冷。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李谕:“上面是用法语写的,‘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随信附上10法郎,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落款则是黑夜工人。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梁启超说:“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李谕说:“期待先生成书。”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
梁启超说:“有点意思,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还活着吗?”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蒋百里顺着说:“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
“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李谕说,“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黑夜工人’这个组织之名。”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才会去做个所谓的“盗贼”,劫富济贫。
其实这就是五四运动时,为什么学生和游行者们对主事者无法原谅的原因。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蒋百里说,“对了,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这批手稿差点被盗。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盗贼竟如此多,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李谕拿过纸条:“黑夜工人?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
梁启超说:“阿提拉就是那个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梁启超深以为意:“疏才是西学大家,一语中的!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说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正是这种文化差别,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变法维新屡遭失败,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
聊到和会一事时,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已经传遍巴黎。
梁启超大笑道:“一个盗贼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
‘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对,”李谕说,“雅各布那几年间作案规模估计有数百万法郎,但他全都捐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穷人,自己没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时失手被抓。当年对他的庭审相当精彩,堪称法国版的舌战群儒,对峙的被盗者有数十人。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有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控诉雅各布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多么惨重。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李谕突然想到了幼时看过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动漫《猫眼三姐妹》。具体情节早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性感的二姐还有紧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盗完成后,都会留下一个标记。
“为了几笔借款,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梁启超恨恨道,“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将悉归日本!”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雅各布问:你买这些股票花了多少钱?
“商人说:1200法郎。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李谕笑道:“难怪任公买了新衣服,原来是冻的。”
“南美洲。”李谕说。
“是啊,”梁启超说,“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则不然,自从秦汉以来,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李谕说:“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非常小众。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都会留下一张纸条,写上‘在下是个盗贼,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梁启超说:“无政府主义?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没有穿越者的视角,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
“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圭亚那,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李谕说。
梁启超说:“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
蒋百里问道:“疏才兄与美国关系不错,威尔逊总统也是个好人,又反对秘密立约,真不能再争取?”
李谕摊手道:“不仅秘密立约这一条,日本人还有另外的王牌。威尔逊看重国际联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软肋,于是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总统只能转变立场。”
梁启超越想越气:“今天不写书了,我要给国内先发一封长文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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