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等人对化学奖没有提名权,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哈伯,这个颁奖在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中争议性非常大。
哈伯的在科学上的功劳没的说,合成氨功在千秋,解决了粮食问题。
不过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哈伯的为人嗤之以鼻,颁奖时他的演讲几乎无人鼓掌。
因为严格说,哈伯犯了严重的战争罪。战争期间,他把合成氨工厂转而生产硝酸铵,从而制造炸药;最关键的是,他引领了化学战,这可不是一个小污点。
慕尼黑大学要举办一场物理学会议,李谕与爱因斯坦想邀请普朗克同行,不过他因科学院的事务缠身没能同行。
慕尼黑大学刚刚成立的“数学-物理研究班”隆重接待了李谕和爱因斯坦。
李谕无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海森堡觉得无所谓:“我并不擅长做实验,实验室小一点没关系。”
他们问完后,索末菲等人进行了接下来的问询环节,唯独维恩对这套理论不太感兴趣。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那名学生起身道:“谢谢院士先生,我叫泡利,是一名研究生。我想问,全同粒子,指的是光子和电子吗?”
“是的,”李谕说,“从实验的总结来说,微观粒子根本无法区分,完全相同,交换两个全同粒子体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陆徵祥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未来的“玻色子”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李谕子”,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
林德曼继续说:“我赞同希尔伯特先生的说法,物理学是不完备的,如今的状况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说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所以我并不喜欢外尔那种用物理学来玷污纯数学的做法。因此我对海森堡说,‘你不再属于数学。’”
好嘛,原来是物理学界的超级“怼神”泡利,难怪会不顾规矩举手提问。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空间-时间-物质》听名字就知道是讲相对论的。
稍晚些时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李谕同在办公室中。索末菲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决定收下他。
实际上此时的巴伐利亚还没有非常安稳,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动乱,不过大学里的人还是挺多的,爱因斯坦和李谕两人分别做了演讲,正好是两个领域,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李谕讲了量子理论。
福斯问:“您没有同意?”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
“这就是单光子试验的理论依据吧?”泡利问。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没有因此背锅,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
——
海森堡原本有志于数学,但索末菲看得出,他的物理直觉也异常好,于是说:“还好他没有离开慕尼黑。”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林德曼说:“是的,几天前他的父亲将他带来慕尼黑大学,要让他报名为我的学生学习数学,好让他远离那些好斗的团体与组织。”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李谕便回到了巴黎。
林德曼没什么意见,对索末菲说:“你赞同的话,可以面试他。”
“但在微观领域,由于量子的特性,必然要有完全相同的粒子,它们的内禀属性,比如质量、电荷等等完全相同。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够将它们区分的痕迹。也就是说,它们完全相同。”
按流程,这时候轮不到学生发问,不过李谕还是说:“可以。”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多年农业,扶持工业,直到工业崛起,才又反哺农业。魄力和决心方面,中国说第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
结束演讲,众人来到会议室。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李谕说:“那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先生曾经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乃至于在一家专利局当了好几年专利员,才谋求到了一个大学教职。理论物理学的就业面非常窄,几乎仅限于大学教授。而数学与实验物理学发展了多年,在工业界和中学中都可以轻松找到工作。”
海森堡自信说:“我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即便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已经满员,因为我比他们都要强。”
就像玩王者,一个大佬带四个菜鸟,如果赢了,这些人会直呼这个人牛逼;若是输了,这四个人会狠狠地责怪大佬,说都是因为他才输了。
其中维恩、索末菲两人是搞物理学的,林德曼与福斯是搞数学的。
从刚才演讲时的提问,索末菲就听出来这个叫海森堡的年轻人有两下子,而且他本人也是搞数学起家的,当年崇拜汤姆逊的“数学物理学”,转入了理论物理学研究。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泡利身旁的一位学生也举起手:“院士先生,我也有个问题。”
数学-物理研究班主要有四名教授:维恩、林德曼、福斯、索末菲。
和他们不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见的正路。
索末菲说:“你还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吗?关于你要进入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学。”
“我愿意接纳你,但我的研究所比不上维恩教授的实验室。”索末菲说。
泡利却对他说:“海森堡,你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不能提问。”
林德曼本人搞的是数论,比较著名的成就是证明了π的超越性,给古希腊三大尺规作图问题中的“化圆为方”问题结了案(即π的超越性导致不可能化圆为方)。
当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生肯定要必修维恩的实验物理学课程。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疯狂掠夺。
林德曼说:“他有些傲慢,不想读大学本科,要直接成为研究生,而他只是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年轻人。面试时,我问他读过什么书。海森堡回答说,《数论》,还有外尔的《空间-时间-物质》。言语中对这本《空间-时间-物质》更加喜欢。”
“感谢院士先生!”海森堡说,然后站起来问道,“既然光子可以是全同粒子,那么电子与质子哪?还有您预言的中子?”
海森堡?
李谕咳嗽了一声:“没关系,泡利同学,让他问吧。”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
非常少,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李谕叹道:“尊严只在刀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数学此后帮了海森堡的研究,而且帮助不小。
简单点说,就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顾维钧同样说:“列强还是列强,即便我们是战胜国,也没有用。”
顾维钧说:“太无力了!弱国无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让我去签字,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我想不需要了,否则他会很担心,”海森堡说,“但我是真心崇拜今天演讲的李谕先生还有爱因斯坦先生,愿意转入理论物理学。”
李谕说:“要是喜欢物理学,完全可以把他介绍给索末菲教授嘛。”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
李谕把下一步准备发表的论文提前进行了部分演讲:
“量子力学已经发展多年,基于近些年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普朗克公式的研究,我认为到了提出一个新观念的时候。
这个问题很犀利,也很本质,李谕说:“我认为他们也是全同粒子,不然原子的性质就会出现细微差别,它们组成的整个世界都将乱了套。”
在这个世界,真心是弱肉强食,利益至上,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道义?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甚至还会拼命阻拦。
海森堡那时候属于硬碰,因为他也是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来自己费了大劲弄出来的东西,数学界早就有人搞出来了(仅限数学部分)。
他能进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运,现在研究原子光谱这种量子问题的研究所没有几个大学开设。
但中国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这不还是相当于丧权辱国嘛!
在与顾维钧会面时,他对李谕失望地说:“我们还是彻底失败了,虽然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毫无效果,最高会议决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不会再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
而理论上的研究,则要靠另一个还没出山的量子力学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如费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他指的还是这时候的巴伐利亚的那些动乱,海森堡挺不安分的。
李谕笑道:“祝你好运。”
虽然巴黎和会要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举行签字仪式,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结果已经注定。
比如他提出的矩阵力学,对同时期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因为这时候矩阵(或者干脆叫线性代数)只有少部分数学家搞,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研究莫名其妙的矩阵。
“我们知道,宏观世界中任何两片树叶都不一样,任何两个鸡蛋也都不一样。
林德曼点了点头:“他不像个学数学的。”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别说一战了,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底下突然有个学生举手:“院士先生,我能问个问题吗?”
虽然绕了弯,但这件事完全展示了他在数学、物理两方面的巨大天赋。
身处近代史,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
“在微观领域,我认为存在‘全同粒子’,而且它应是一个基本的规则。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
估计多年后海森堡得感谢他的拒绝,甚至由衷说一句“看人真准!”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你非常聪明。”李谕说。
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几天,李谕写出了关于“全同粒子”的论文,准备投给《SCIENCE》。这算开个头,“全同粒子”的实验证实要等到1980年代。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多年后学界证实,电子、光子是全同粒子,质子、中子这种复合粒子也是全同的(虽然它们还有夸克结构)。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福斯说:“那个叫做海森堡的学生,我好像见过。”
李谕好奇道:“教授为什么这么评价海森堡?”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
哈伯的在科学上的功劳没的说,合成氨功在千秋,解决了粮食问题。
不过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哈伯的为人嗤之以鼻,颁奖时他的演讲几乎无人鼓掌。
因为严格说,哈伯犯了严重的战争罪。战争期间,他把合成氨工厂转而生产硝酸铵,从而制造炸药;最关键的是,他引领了化学战,这可不是一个小污点。
慕尼黑大学要举办一场物理学会议,李谕与爱因斯坦想邀请普朗克同行,不过他因科学院的事务缠身没能同行。
慕尼黑大学刚刚成立的“数学-物理研究班”隆重接待了李谕和爱因斯坦。
李谕无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海森堡觉得无所谓:“我并不擅长做实验,实验室小一点没关系。”
他们问完后,索末菲等人进行了接下来的问询环节,唯独维恩对这套理论不太感兴趣。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那名学生起身道:“谢谢院士先生,我叫泡利,是一名研究生。我想问,全同粒子,指的是光子和电子吗?”
“是的,”李谕说,“从实验的总结来说,微观粒子根本无法区分,完全相同,交换两个全同粒子体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陆徵祥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未来的“玻色子”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李谕子”,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
林德曼继续说:“我赞同希尔伯特先生的说法,物理学是不完备的,如今的状况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说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所以我并不喜欢外尔那种用物理学来玷污纯数学的做法。因此我对海森堡说,‘你不再属于数学。’”
好嘛,原来是物理学界的超级“怼神”泡利,难怪会不顾规矩举手提问。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空间-时间-物质》听名字就知道是讲相对论的。
稍晚些时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李谕同在办公室中。索末菲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决定收下他。
实际上此时的巴伐利亚还没有非常安稳,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动乱,不过大学里的人还是挺多的,爱因斯坦和李谕两人分别做了演讲,正好是两个领域,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李谕讲了量子理论。
福斯问:“您没有同意?”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
“这就是单光子试验的理论依据吧?”泡利问。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没有因此背锅,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
——
海森堡原本有志于数学,但索末菲看得出,他的物理直觉也异常好,于是说:“还好他没有离开慕尼黑。”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林德曼说:“是的,几天前他的父亲将他带来慕尼黑大学,要让他报名为我的学生学习数学,好让他远离那些好斗的团体与组织。”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李谕便回到了巴黎。
林德曼没什么意见,对索末菲说:“你赞同的话,可以面试他。”
“但在微观领域,由于量子的特性,必然要有完全相同的粒子,它们的内禀属性,比如质量、电荷等等完全相同。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够将它们区分的痕迹。也就是说,它们完全相同。”
按流程,这时候轮不到学生发问,不过李谕还是说:“可以。”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多年农业,扶持工业,直到工业崛起,才又反哺农业。魄力和决心方面,中国说第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
结束演讲,众人来到会议室。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李谕说:“那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先生曾经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乃至于在一家专利局当了好几年专利员,才谋求到了一个大学教职。理论物理学的就业面非常窄,几乎仅限于大学教授。而数学与实验物理学发展了多年,在工业界和中学中都可以轻松找到工作。”
海森堡自信说:“我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即便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已经满员,因为我比他们都要强。”
就像玩王者,一个大佬带四个菜鸟,如果赢了,这些人会直呼这个人牛逼;若是输了,这四个人会狠狠地责怪大佬,说都是因为他才输了。
其中维恩、索末菲两人是搞物理学的,林德曼与福斯是搞数学的。
从刚才演讲时的提问,索末菲就听出来这个叫海森堡的年轻人有两下子,而且他本人也是搞数学起家的,当年崇拜汤姆逊的“数学物理学”,转入了理论物理学研究。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泡利身旁的一位学生也举起手:“院士先生,我也有个问题。”
数学-物理研究班主要有四名教授:维恩、林德曼、福斯、索末菲。
和他们不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见的正路。
索末菲说:“你还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吗?关于你要进入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学。”
“我愿意接纳你,但我的研究所比不上维恩教授的实验室。”索末菲说。
泡利却对他说:“海森堡,你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不能提问。”
林德曼本人搞的是数论,比较著名的成就是证明了π的超越性,给古希腊三大尺规作图问题中的“化圆为方”问题结了案(即π的超越性导致不可能化圆为方)。
当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生肯定要必修维恩的实验物理学课程。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疯狂掠夺。
林德曼说:“他有些傲慢,不想读大学本科,要直接成为研究生,而他只是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年轻人。面试时,我问他读过什么书。海森堡回答说,《数论》,还有外尔的《空间-时间-物质》。言语中对这本《空间-时间-物质》更加喜欢。”
“感谢院士先生!”海森堡说,然后站起来问道,“既然光子可以是全同粒子,那么电子与质子哪?还有您预言的中子?”
海森堡?
李谕咳嗽了一声:“没关系,泡利同学,让他问吧。”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
非常少,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李谕叹道:“尊严只在刀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数学此后帮了海森堡的研究,而且帮助不小。
简单点说,就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顾维钧同样说:“列强还是列强,即便我们是战胜国,也没有用。”
顾维钧说:“太无力了!弱国无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让我去签字,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我想不需要了,否则他会很担心,”海森堡说,“但我是真心崇拜今天演讲的李谕先生还有爱因斯坦先生,愿意转入理论物理学。”
李谕说:“要是喜欢物理学,完全可以把他介绍给索末菲教授嘛。”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
李谕把下一步准备发表的论文提前进行了部分演讲:
“量子力学已经发展多年,基于近些年的研究,尤其是在对普朗克公式的研究,我认为到了提出一个新观念的时候。
这个问题很犀利,也很本质,李谕说:“我认为他们也是全同粒子,不然原子的性质就会出现细微差别,它们组成的整个世界都将乱了套。”
在这个世界,真心是弱肉强食,利益至上,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道义?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甚至还会拼命阻拦。
海森堡那时候属于硬碰,因为他也是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来自己费了大劲弄出来的东西,数学界早就有人搞出来了(仅限数学部分)。
他能进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运,现在研究原子光谱这种量子问题的研究所没有几个大学开设。
但中国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这不还是相当于丧权辱国嘛!
在与顾维钧会面时,他对李谕失望地说:“我们还是彻底失败了,虽然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但毫无效果,最高会议决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不会再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
而理论上的研究,则要靠另一个还没出山的量子力学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如费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他指的还是这时候的巴伐利亚的那些动乱,海森堡挺不安分的。
李谕笑道:“祝你好运。”
虽然巴黎和会要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举行签字仪式,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结果已经注定。
比如他提出的矩阵力学,对同时期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因为这时候矩阵(或者干脆叫线性代数)只有少部分数学家搞,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研究莫名其妙的矩阵。
“我们知道,宏观世界中任何两片树叶都不一样,任何两个鸡蛋也都不一样。
林德曼点了点头:“他不像个学数学的。”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别说一战了,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底下突然有个学生举手:“院士先生,我能问个问题吗?”
虽然绕了弯,但这件事完全展示了他在数学、物理两方面的巨大天赋。
身处近代史,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
“在微观领域,我认为存在‘全同粒子’,而且它应是一个基本的规则。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
估计多年后海森堡得感谢他的拒绝,甚至由衷说一句“看人真准!”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你非常聪明。”李谕说。
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几天,李谕写出了关于“全同粒子”的论文,准备投给《SCIENCE》。这算开个头,“全同粒子”的实验证实要等到1980年代。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多年后学界证实,电子、光子是全同粒子,质子、中子这种复合粒子也是全同的(虽然它们还有夸克结构)。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福斯说:“那个叫做海森堡的学生,我好像见过。”
李谕好奇道:“教授为什么这么评价海森堡?”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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