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晓得废除中医和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很过激的行为,正好李谕把问题巧妙引到了宗教上,于是说:“我认可李谕先生所说,甚至宗教问题是个比中医更要关注的问题。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妨碍了‘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就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宁可国人相信经验总结后的医学,也不想让他们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样对我们宣传科学与民主更加不利。”
鲁迅手痒点燃一根烟,然后说:“想提升国人之科学素养不是件容易事。连愚昧这一关都过不去,难啊!”
直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著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著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子上写着: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李谕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鲁迅吐了口烟卷,淡淡道:“有点意思,押上了韵。”
邵飘萍咳嗽了一下,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
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种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
几天后,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
从日本返回时,他坐船抵达上海,继而与竺可桢一道北上。
高鲁见到李谕,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联名写的信:“日本的天文学界以及物理学界诸位学者教授让我亲手交给你,恳请院士先生抽时间去趟日本讲讲天文学中的物理学。”
李谕随口说:“抽空路过日本时再说。”
竺可桢则说:“院士先生,我们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
他们的动作比历史上早了几年。
李谕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赞助你们进行几次海上观测。”
“感谢院士先生,”竺可桢说,“我们认为气象学会应隶属于您的中国科学社之下,就如同欧美日等国一样,所以向您报个备。”
高鲁笑道:“这样还能有科研资金的支持。”
“当然没问题,”李谕说,“你们选址在北京,还是上海?”
竺可桢说:“我们最看中的是青岛,但现在青岛问题尚且没有与日本交涉结束,所以暂定上海吧。”
“可以,”李谕说,“过不了几年,青岛肯定就会回归,再去不迟。”
青岛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会嚣张跋扈,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占据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阳谋方面非常稚嫩,远不如欧美列强,只会原始的恃强凌弱这一招,殊不知国际外交中这是最低端的招数。
要真是这样,以百年后中国的国力,能让东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变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国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强凌弱在国际外交中可以适当用,但不能那么无下限地用。
此后的侵华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军国主义蒙蔽了那双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恼火。
高鲁说:“过段时间,我们还要去冯如先生的飞机厂,学习一下驾驶高空观测气球的技术。”
李谕说:“高空观测对气象研究确实有必要,气球操作难度也不算大。”
竺可桢说:“我们成立气象学会,首先的任务是为了减灾,一路过来,看到很多难民,要是以后再有天灾,总归能尽一份力。就比如可以开展一个人工降雨的研究项目,大旱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李谕穿越前,对人工降雨几乎已经无动于衷,毕竟稀松平常,不过这时候是人工降雨刚开始研究的阶段,难度确实很大,理论上都没有完全过去。
但李谕还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干冰以及碘化银,干预云层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会让冯如飞机厂专门再造一架气象用的飞机,供气象学会使用。”
高鲁兴奋道:“若真能办成这件事,还去龙王庙求什么雨!来求气象学会就是!”
李谕笑道:“按说就应该求助于科学。”
当然了,真要实现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先研究着呗。
民国时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遭遇过多次大旱,甚至引发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27年,军阀里最喜欢写诗的张宗昌把持山东,为了求雨,写过一首打油诗:
“玉皇爷爷也姓张,
为啥难为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
先扒龙王庙,再用大炮轰。”
结果这个奇葩真的在济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轰。
还真下了点雨,“大诗人”张宗昌兴奋了,又赋诗一首: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高鲁说:“气象学会不仅关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灾,我们还要学欧洲,在东南沿海建立观测站以及无线电设施,及时播报台风信息,减少灾害。”
无线电设施他们就不用愁了,李谕最不缺这个。
竺可桢说:“幸亏在哈佛留学时,我研究过台风,写了一些关于台风的论文。”
李谕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听说澳洲的气象员喜欢用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给台风命名?”
竺可桢说:“好像是,但也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大都是些过了气的人物。”
台风的命名规则改了好多次,后来美国气象学会用女性的名字给台风命名,初衷是希望台风温柔点,不要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不过后来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又改成了一半的台风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台风的话,我还能赞助你们一些《分形与混沌》书籍。”李谕说。
竺可桢说:“我在哈佛读书时仔细研究过,对于气象学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与混沌》,加上了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的理论后,对台风的研究更加有意义。”
按照气象学的研究,台风这玩意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混沌。台风的形成就是海面蒸发,热量在一定区域聚集,然后出现哪怕一丁点的扰动,比如一只海鸟飞过,就可能造成台风。也可以姑且称为“海鸟效应”。
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台风有个大致行进方向,但要想精确计算,就不可能了。
因为台风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进路线,也只是个概率问题,或者说随机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个马尔科夫过程
所谓马尔科夫过程,就是说台风下一秒出现的概率只和当前的状态相关;和之前从哪来、经过了哪里不相关,(布朗运动也是马尔科夫过程)。
反正气象学一点都不简单。
高鲁的数理基础没有竺可桢那么好,不太懂深奥的数学,于是说:“研究的事情慢慢来,先建立一个预警机制就够。”
竺可桢点头道:“只能如此。”
做到这一点也蛮不容易。
李谕说:“即便如此,你们的工作也很多,不仅要教会观测人员使用无线电,还要建立一套全天候的观测制度,恐怕需要东南沿海的政府参与才好。”
竺可桢说:“广州军政府的唐绍仪等人绝对感兴趣,反正他们只需点点头,又不出钱,没有理由拒绝。”
李谕说:“我会在无线电的货单中特批一部分拿给你们。”
“现在无线电设备很紧张?”竺可桢问。
李谕点头说:“最近各方军阀都在大规模采购,尤其是直系大将吴佩孚订购了许多。”
高鲁警惕说:“听您这么说,总感觉空气中的味道都不对了。”
李谕笑道:“这个比天气预报简单得多,山雨欲来风满楼,说不定近段时间京畿地区不太平。”
竺可桢说:“各界学生都赞赏吴佩孚是爱国将军,对他不用过于担心。”
高鲁叹道:“但冯国璋刚刚过世,不知道还能留下多少面子。”
“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李谕说。
“把气象学会暂定上海真是对了,”竺可桢说,“不如院士先生也把观象台移过去吧。”
李谕苦笑道:“这么大个的东西,不是一时半会能转移的,而且先要建个天文台。我和直皖双方都多少有点交情,他们不至于破坏科学仪器。”
其实这两年交战时期,军阀们忙于互相倾轧,反而没时间管文化界、控制舆论了,蹦出来了不少新的报纸刊物,学界也活跃了不少。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妨碍了‘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就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宁可国人相信经验总结后的医学,也不想让他们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样对我们宣传科学与民主更加不利。”
鲁迅手痒点燃一根烟,然后说:“想提升国人之科学素养不是件容易事。连愚昧这一关都过不去,难啊!”
直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著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著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子上写着: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李谕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鲁迅吐了口烟卷,淡淡道:“有点意思,押上了韵。”
邵飘萍咳嗽了一下,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
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种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
几天后,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
从日本返回时,他坐船抵达上海,继而与竺可桢一道北上。
高鲁见到李谕,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联名写的信:“日本的天文学界以及物理学界诸位学者教授让我亲手交给你,恳请院士先生抽时间去趟日本讲讲天文学中的物理学。”
李谕随口说:“抽空路过日本时再说。”
竺可桢则说:“院士先生,我们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
他们的动作比历史上早了几年。
李谕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赞助你们进行几次海上观测。”
“感谢院士先生,”竺可桢说,“我们认为气象学会应隶属于您的中国科学社之下,就如同欧美日等国一样,所以向您报个备。”
高鲁笑道:“这样还能有科研资金的支持。”
“当然没问题,”李谕说,“你们选址在北京,还是上海?”
竺可桢说:“我们最看中的是青岛,但现在青岛问题尚且没有与日本交涉结束,所以暂定上海吧。”
“可以,”李谕说,“过不了几年,青岛肯定就会回归,再去不迟。”
青岛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会嚣张跋扈,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占据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阳谋方面非常稚嫩,远不如欧美列强,只会原始的恃强凌弱这一招,殊不知国际外交中这是最低端的招数。
要真是这样,以百年后中国的国力,能让东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变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国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强凌弱在国际外交中可以适当用,但不能那么无下限地用。
此后的侵华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军国主义蒙蔽了那双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恼火。
高鲁说:“过段时间,我们还要去冯如先生的飞机厂,学习一下驾驶高空观测气球的技术。”
李谕说:“高空观测对气象研究确实有必要,气球操作难度也不算大。”
竺可桢说:“我们成立气象学会,首先的任务是为了减灾,一路过来,看到很多难民,要是以后再有天灾,总归能尽一份力。就比如可以开展一个人工降雨的研究项目,大旱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李谕穿越前,对人工降雨几乎已经无动于衷,毕竟稀松平常,不过这时候是人工降雨刚开始研究的阶段,难度确实很大,理论上都没有完全过去。
但李谕还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干冰以及碘化银,干预云层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会让冯如飞机厂专门再造一架气象用的飞机,供气象学会使用。”
高鲁兴奋道:“若真能办成这件事,还去龙王庙求什么雨!来求气象学会就是!”
李谕笑道:“按说就应该求助于科学。”
当然了,真要实现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先研究着呗。
民国时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遭遇过多次大旱,甚至引发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27年,军阀里最喜欢写诗的张宗昌把持山东,为了求雨,写过一首打油诗:
“玉皇爷爷也姓张,
为啥难为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
先扒龙王庙,再用大炮轰。”
结果这个奇葩真的在济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轰。
还真下了点雨,“大诗人”张宗昌兴奋了,又赋诗一首:
“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高鲁说:“气象学会不仅关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灾,我们还要学欧洲,在东南沿海建立观测站以及无线电设施,及时播报台风信息,减少灾害。”
无线电设施他们就不用愁了,李谕最不缺这个。
竺可桢说:“幸亏在哈佛留学时,我研究过台风,写了一些关于台风的论文。”
李谕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听说澳洲的气象员喜欢用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给台风命名?”
竺可桢说:“好像是,但也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大都是些过了气的人物。”
台风的命名规则改了好多次,后来美国气象学会用女性的名字给台风命名,初衷是希望台风温柔点,不要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不过后来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又改成了一半的台风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台风的话,我还能赞助你们一些《分形与混沌》书籍。”李谕说。
竺可桢说:“我在哈佛读书时仔细研究过,对于气象学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与混沌》,加上了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的理论后,对台风的研究更加有意义。”
按照气象学的研究,台风这玩意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混沌。台风的形成就是海面蒸发,热量在一定区域聚集,然后出现哪怕一丁点的扰动,比如一只海鸟飞过,就可能造成台风。也可以姑且称为“海鸟效应”。
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台风有个大致行进方向,但要想精确计算,就不可能了。
因为台风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进路线,也只是个概率问题,或者说随机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个马尔科夫过程
所谓马尔科夫过程,就是说台风下一秒出现的概率只和当前的状态相关;和之前从哪来、经过了哪里不相关,(布朗运动也是马尔科夫过程)。
反正气象学一点都不简单。
高鲁的数理基础没有竺可桢那么好,不太懂深奥的数学,于是说:“研究的事情慢慢来,先建立一个预警机制就够。”
竺可桢点头道:“只能如此。”
做到这一点也蛮不容易。
李谕说:“即便如此,你们的工作也很多,不仅要教会观测人员使用无线电,还要建立一套全天候的观测制度,恐怕需要东南沿海的政府参与才好。”
竺可桢说:“广州军政府的唐绍仪等人绝对感兴趣,反正他们只需点点头,又不出钱,没有理由拒绝。”
李谕说:“我会在无线电的货单中特批一部分拿给你们。”
“现在无线电设备很紧张?”竺可桢问。
李谕点头说:“最近各方军阀都在大规模采购,尤其是直系大将吴佩孚订购了许多。”
高鲁警惕说:“听您这么说,总感觉空气中的味道都不对了。”
李谕笑道:“这个比天气预报简单得多,山雨欲来风满楼,说不定近段时间京畿地区不太平。”
竺可桢说:“各界学生都赞赏吴佩孚是爱国将军,对他不用过于担心。”
高鲁叹道:“但冯国璋刚刚过世,不知道还能留下多少面子。”
“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李谕说。
“把气象学会暂定上海真是对了,”竺可桢说,“不如院士先生也把观象台移过去吧。”
李谕苦笑道:“这么大个的东西,不是一时半会能转移的,而且先要建个天文台。我和直皖双方都多少有点交情,他们不至于破坏科学仪器。”
其实这两年交战时期,军阀们忙于互相倾轧,反而没时间管文化界、控制舆论了,蹦出来了不少新的报纸刊物,学界也活跃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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