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再次前往上海时,胡适同行,他要继续前往杭州养病。
火车上还有英国公使馆参赞哈丁及日本公使馆参赞佐分利贞男。
佐分利贞男说:“胡博士,芳泽公使已经看到您那篇关于对日关系的演讲,他非常欣赏。”
胡适说:“我也是受到日本学术圈‘中日互助’的思想所启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领域。”
佐分利贞男说:“请胡博士赐教。”
胡适说:“现在的中国,充斥着对日本的排斥思想。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达成‘中日互助’,就应力求使中国人懂得日本文化。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是最多的,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真正赏识日本的核心文化。这就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那么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中日也会亲善。”
“胡博士真知灼见!”佐分利贞男大为赞同,旋即叹道,“可惜日本教育界没有太大话语权,影响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
李谕听完胡适的话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佐分利贞男耳朵和狗一样灵,竟然听到了,于是说:“院士先生有高见?”
李谕说:“如果在国耻日说出这些话,中国的大众可不会同意。”
佐分利贞男是个政客,立刻说:“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总是着眼于过去。”
他这话还不如放个屁,向前看?日本侵华?
胡适也摇头说:“两年前,我曾在清华举行了一次演讲,题为‘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讲台上聊政治,当时我就说,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而且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可惜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台下的学生嘘声一片。”
李谕问道:“胡博士,您就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台下嘘声一片?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胡适说:“我当时只是觉得这篇演说似乎不太受欢迎。”
幸亏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受欢迎!李谕心想。
“胡博士,我劝您还是多研究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然后再去谈政治,”李谕说,“或者最好少谈政治,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任公已经不再趟政治的浑水。”
胡适最多就是个文化人,压根没搞政治的本事。要是他从政,到不了日本侵华,就会把东北送给日本以求所谓的“中日亲善”。
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给蒋校长建议的,还想做驻日大使……
当然,蒋校长不可能听他的。
佐分利贞男却说:“贵国的政坛上军人太多,我们一直认为,多一点胡博士这样有文化的人将更好,我们与贵国的谈判也能顺畅很多。最少他不会像段祺瑞、曹锟这些军人那样滑头。”
李谕淡淡一笑,打住这个话题:“政治上的事,你们还是自己努力吧。”
说起来,这个佐分利贞男挺搞笑的。
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个“西原借款”嘛,数额庞大,1.45亿日元,相当于一半多的马关条约赔款。
段祺瑞借到钱后,没多久就下台了,后面的各届政府都不认这笔借款。
日本就让佐分利贞男去讨债,那时他已是驻华公使。
佐分利贞男先找段祺瑞,段祺瑞两手一摊:我都下台了,说话不算数!
佐分利贞男又去找担保人张作霖。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的,怎么可能从他嘴里扣出一个子儿?
果然,张作霖直接耍“无赖”,说自己压根不知情,担保?你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吗?担保个巴子!
北伐胜利之后,佐分利贞男又找老蒋讨债,还带了当年段祺瑞签的几份密约。
老蒋对此大摇其头,说当时孙先生就拒绝承认,而且发过声明,北洋政府所欠外债与南京方面无关。
老蒋这句话说得没啥毛病,从法理上讲,日本确实不占理。
但佐分利贞男是个狠人,不还钱是吧?行!老子上吊给你们看!
额,佐分利公使没说大话,他真的上吊自尽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讨债而死的高级外交官。
英国参赞哈丁说:“总谈政治确实没什么意思。之前我与本国几位教授聊起一个问题,没有聊出结果,我想问问两位,就是,中国这一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
胡适说:“我不认同哈丁参赞的话,中国的进步其实很多。”
哈丁说:“难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还要强?”
胡适说:“自然!唐朝的文化被史家过誉了,尤其是外国学者。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过度污蔑,导致大家都以为唐朝以后中国没有进步。总体而言,清代的学术是足以压倒千古的。”
这些话胡适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述,包括清华、协和等名校的演讲。
哈丁说:“胡博士倡导的不是新文化嘛?”
胡适说:“没错,但这是两码事。我们自然更应该追寻伟岸的西方文化,学为己用。”
从胡适的话里,就能听出很多矛盾。
毫无疑问,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尤其欧美,他对日本可能还不是很看得上。
而另一方面,胡博士又因为学问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话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外国传教士”。
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非常令人唏嘘,再想想一百年后,还有那么多所谓的“公知”犯同样的错误,更加令人作呕。
百年前的胡适多少有历史的局限性摆在面前,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虎落平阳,几乎寻不到光明,大家心中有许多无奈难以发泄。
而百年后的所谓“公知”就纯粹是无知一般地跪舔了。
哈丁说:“我觉得可以借用刚才胡博士的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李谕,中日就能够真正友善了。”
胡适哈哈大笑:“那样中美也可以友善了。”
李谕乐道:“直接世界大和平得了。”
几人笑得各不相同。
——
抵达上海站后,胡适并没有选择继续乘坐沪杭铁路前往杭州。
李谕问:“胡博士不是要去杭州养病吗?”
胡适说:“不着急,先顺路探望一下康先生。”
“康南海?”李谕问。
“是的,”胡适点了点头,“天马会的刘海粟先生一直为此撮合。”
天马会是个画界的组织,刘海粟是近代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不久前刚刚拜康有为为师。
貌似是康有为主动提出的,觉得自己弟子中没有懂绘画的,就想收刘海粟为弟子。要不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画家要拜入康门。
李谕笑道:“康先生创立孔教,你想打倒孔家店,你们两人真是相当不搭调。”
胡适也笑道:“到时我肯定不提这茬。”
他们两个见面,不用想就知道场面有多尴尬,最多就是说几句冠冕堂皇、不痛不痒、互相吹捧的客套话。
康有为倒是针对“打倒孔家店”这事对胡适说:“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哇!”
李谕则直接去了趟大同大学,然后去了汽车工厂,正好遇见过来视察的孙先生。
他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由宋子文和孔祥熙搀扶着。
“院士先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几招均有成效,此情此景令人高兴。”孙先生说。
李谕看他面色有些发黄,于是问:“孙先生去医院看过了吗?”
孙先生说:“看过了,他们建议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
李谕叹道:“早去为妙。”
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肝癌(也有说法是胆囊癌,但协和医院当时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
孔祥熙问道:“先生引进了最先进的德国西药,没有什么办法吗?”
他现在非常受孙先生器重。
李谕说:“那些药都是治疗常规一些的疾病,对于癌症无能为力。协和的医学水平不输欧美顶尖医院,还是早点去他们那儿看看为妙。”
孔祥熙问:“居里夫人的镭射线不是说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嘛?”
李谕说:“放射治疗我不太懂,但他们应该还在试验阶段。”
孔祥熙说:“试验疗法也可以!”
孙先生摆手打断他:“我曾经也是名医生,什么情况我自己清楚,医者不能自医,听天由命吧!”
几个月后,协和给孙先生确实做了手术,主刀的是美国医生邰乐尔,时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的刘瑞恒亲自担任手术助手。但他们看到肝脏已经全部硬化后,就知道回天乏术,只能停止手术,选择保守治疗。
孙先生说:“等我到了天津,再去看看冯如飞机厂,可惜现在的身体状况无法搭乘一次飞机。”
孔祥熙说:“将来一定有机会,听说有架最新型的全金属客机将要研制成功。”
“希望吧,”孙先生说,“庸之、子文,诸君应多向李谕先生学习。”
孔祥熙和宋子文说:“谨听先生教诲。”
过了一会儿,宋子文把李谕拉到一边说:“先生,我现在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忙于汽车工厂的事情了。”
“没关系,”李谕说,“我知道你已被孙先让委任为中央银行行长。”
宋子文说:“谢先生理解,不过这段时间我和刘厂长发现了一些人才。一所技术学校的学生来到工厂实习,他们都是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
此时国内会修汽车真没几多少。
李谕说:“非常合适!”
孙先生一行走后,李谕在工厂中见到了这几个年轻的学生,其中一人看到李谕后很兴奋:“院士先生!”
“你,你是……”
“院士先生,我叫王淦昌。”
好嘛,还真是。
两弹一星的大佬!
李谕讶道:“你?!在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
王淦昌说:“对的,不过没有我想象得有意思,不如钻研数理。”
“这不得了!”李谕立马说,“你去大同大学报名吧,直接进入物理系。”
王淦昌蒙了:“这么简单?”
“学费全免,毕业了还能留学欧美。”李谕加了一句。
“啊?!”
要不是他知道眼前的是李谕,还以为遇到了骗子,有点太干脆了。
李谕说:“大同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全亚洲都是最好的,你绝不会失望。”
诱惑实在太大,王淦昌犹豫了一秒钟后就说:“我……去试试?”
“还等着干什么?”李谕笑道,“哎,等等,把那个扳手放下!”
王淦昌是将来绝对要帮一把的人。
李谕心中盘算有三块物理学诺奖必须帮着拿到。
其一是吴有训关于康普顿效应的;其二是赵忠尧关于反物质的;其三便是眼前的王淦昌关于发现中子的。
而且这几块诺奖都毫无疑问,是他们应得的。
可惜历史上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科学家太不受重视,阴差阳错下让他们非常遗憾地与诺奖失之交臂。
李谕现在有充足的能力帮这几个小忙。只要诺奖多起来,对国内的科学帮助自然大到没边。
(本章完)
火车上还有英国公使馆参赞哈丁及日本公使馆参赞佐分利贞男。
佐分利贞男说:“胡博士,芳泽公使已经看到您那篇关于对日关系的演讲,他非常欣赏。”
胡适说:“我也是受到日本学术圈‘中日互助’的思想所启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交流的领域。”
佐分利贞男说:“请胡博士赐教。”
胡适说:“现在的中国,充斥着对日本的排斥思想。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达成‘中日互助’,就应力求使中国人懂得日本文化。因为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虽然是最多的,却没有几人能像周作人先生那样真正赏识日本的核心文化。这就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那么中国人便不会再排日,中日也会亲善。”
“胡博士真知灼见!”佐分利贞男大为赞同,旋即叹道,“可惜日本教育界没有太大话语权,影响不了日本的政策走向。”
李谕听完胡适的话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佐分利贞男耳朵和狗一样灵,竟然听到了,于是说:“院士先生有高见?”
李谕说:“如果在国耻日说出这些话,中国的大众可不会同意。”
佐分利贞男是个政客,立刻说:“我们要向前看,不要总是着眼于过去。”
他这话还不如放个屁,向前看?日本侵华?
胡适也摇头说:“两年前,我曾在清华举行了一次演讲,题为‘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那是我第一次在演讲台上聊政治,当时我就说,不要因纪念过去而忘记了现在;而且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可惜没有多少人理解我的苦心,台下的学生嘘声一片。”
李谕问道:“胡博士,您就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台下嘘声一片?为什么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胡适说:“我当时只是觉得这篇演说似乎不太受欢迎。”
幸亏不受欢迎,也不可能受欢迎!李谕心想。
“胡博士,我劝您还是多研究研究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然后再去谈政治,”李谕说,“或者最好少谈政治,任公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任公已经不再趟政治的浑水。”
胡适最多就是个文化人,压根没搞政治的本事。要是他从政,到不了日本侵华,就会把东北送给日本以求所谓的“中日亲善”。
三十年代他就是那么给蒋校长建议的,还想做驻日大使……
当然,蒋校长不可能听他的。
佐分利贞男却说:“贵国的政坛上军人太多,我们一直认为,多一点胡博士这样有文化的人将更好,我们与贵国的谈判也能顺畅很多。最少他不会像段祺瑞、曹锟这些军人那样滑头。”
李谕淡淡一笑,打住这个话题:“政治上的事,你们还是自己努力吧。”
说起来,这个佐分利贞男挺搞笑的。
之前段祺瑞不是搞了个“西原借款”嘛,数额庞大,1.45亿日元,相当于一半多的马关条约赔款。
段祺瑞借到钱后,没多久就下台了,后面的各届政府都不认这笔借款。
日本就让佐分利贞男去讨债,那时他已是驻华公使。
佐分利贞男先找段祺瑞,段祺瑞两手一摊:我都下台了,说话不算数!
佐分利贞男又去找担保人张作霖。张作霖一个土匪出身的,怎么可能从他嘴里扣出一个子儿?
果然,张作霖直接耍“无赖”,说自己压根不知情,担保?你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吗?担保个巴子!
北伐胜利之后,佐分利贞男又找老蒋讨债,还带了当年段祺瑞签的几份密约。
老蒋对此大摇其头,说当时孙先生就拒绝承认,而且发过声明,北洋政府所欠外债与南京方面无关。
老蒋这句话说得没啥毛病,从法理上讲,日本确实不占理。
但佐分利贞男是个狠人,不还钱是吧?行!老子上吊给你们看!
额,佐分利公使没说大话,他真的上吊自尽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讨债而死的高级外交官。
英国参赞哈丁说:“总谈政治确实没什么意思。之前我与本国几位教授聊起一个问题,没有聊出结果,我想问问两位,就是,中国这一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
胡适说:“我不认同哈丁参赞的话,中国的进步其实很多。”
哈丁说:“难道清朝的文化比盛唐还要强?”
胡适说:“自然!唐朝的文化被史家过誉了,尤其是外国学者。而正是唐朝以后的文化被过度污蔑,导致大家都以为唐朝以后中国没有进步。总体而言,清代的学术是足以压倒千古的。”
这些话胡适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阐述,包括清华、协和等名校的演讲。
哈丁说:“胡博士倡导的不是新文化嘛?”
胡适说:“没错,但这是两码事。我们自然更应该追寻伟岸的西方文化,学为己用。”
从胡适的话里,就能听出很多矛盾。
毫无疑问,胡博士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尤其欧美,他对日本可能还不是很看得上。
而另一方面,胡博士又因为学问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文化圈,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融入他心中的“世界中心”。
用傅斯年的话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所以就导致胡适很像一个“外国传教士”。
记得鲁迅在一本书中评价:“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非常令人唏嘘,再想想一百年后,还有那么多所谓的“公知”犯同样的错误,更加令人作呕。
百年前的胡适多少有历史的局限性摆在面前,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虎落平阳,几乎寻不到光明,大家心中有许多无奈难以发泄。
而百年后的所谓“公知”就纯粹是无知一般地跪舔了。
哈丁说:“我觉得可以借用刚才胡博士的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李谕,中日就能够真正友善了。”
胡适哈哈大笑:“那样中美也可以友善了。”
李谕乐道:“直接世界大和平得了。”
几人笑得各不相同。
——
抵达上海站后,胡适并没有选择继续乘坐沪杭铁路前往杭州。
李谕问:“胡博士不是要去杭州养病吗?”
胡适说:“不着急,先顺路探望一下康先生。”
“康南海?”李谕问。
“是的,”胡适点了点头,“天马会的刘海粟先生一直为此撮合。”
天马会是个画界的组织,刘海粟是近代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不久前刚刚拜康有为为师。
貌似是康有为主动提出的,觉得自己弟子中没有懂绘画的,就想收刘海粟为弟子。要不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画家要拜入康门。
李谕笑道:“康先生创立孔教,你想打倒孔家店,你们两人真是相当不搭调。”
胡适也笑道:“到时我肯定不提这茬。”
他们两个见面,不用想就知道场面有多尴尬,最多就是说几句冠冕堂皇、不痛不痒、互相吹捧的客套话。
康有为倒是针对“打倒孔家店”这事对胡适说:“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哇!”
李谕则直接去了趟大同大学,然后去了汽车工厂,正好遇见过来视察的孙先生。
他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由宋子文和孔祥熙搀扶着。
“院士先生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几招均有成效,此情此景令人高兴。”孙先生说。
李谕看他面色有些发黄,于是问:“孙先生去医院看过了吗?”
孙先生说:“看过了,他们建议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
李谕叹道:“早去为妙。”
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肝癌(也有说法是胆囊癌,但协和医院当时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
孔祥熙问道:“先生引进了最先进的德国西药,没有什么办法吗?”
他现在非常受孙先生器重。
李谕说:“那些药都是治疗常规一些的疾病,对于癌症无能为力。协和的医学水平不输欧美顶尖医院,还是早点去他们那儿看看为妙。”
孔祥熙问:“居里夫人的镭射线不是说可以用于治疗癌症嘛?”
李谕说:“放射治疗我不太懂,但他们应该还在试验阶段。”
孔祥熙说:“试验疗法也可以!”
孙先生摆手打断他:“我曾经也是名医生,什么情况我自己清楚,医者不能自医,听天由命吧!”
几个月后,协和给孙先生确实做了手术,主刀的是美国医生邰乐尔,时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的刘瑞恒亲自担任手术助手。但他们看到肝脏已经全部硬化后,就知道回天乏术,只能停止手术,选择保守治疗。
孙先生说:“等我到了天津,再去看看冯如飞机厂,可惜现在的身体状况无法搭乘一次飞机。”
孔祥熙说:“将来一定有机会,听说有架最新型的全金属客机将要研制成功。”
“希望吧,”孙先生说,“庸之、子文,诸君应多向李谕先生学习。”
孔祥熙和宋子文说:“谨听先生教诲。”
过了一会儿,宋子文把李谕拉到一边说:“先生,我现在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忙于汽车工厂的事情了。”
“没关系,”李谕说,“我知道你已被孙先让委任为中央银行行长。”
宋子文说:“谢先生理解,不过这段时间我和刘厂长发现了一些人才。一所技术学校的学生来到工厂实习,他们都是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
此时国内会修汽车真没几多少。
李谕说:“非常合适!”
孙先生一行走后,李谕在工厂中见到了这几个年轻的学生,其中一人看到李谕后很兴奋:“院士先生!”
“你,你是……”
“院士先生,我叫王淦昌。”
好嘛,还真是。
两弹一星的大佬!
李谕讶道:“你?!在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
王淦昌说:“对的,不过没有我想象得有意思,不如钻研数理。”
“这不得了!”李谕立马说,“你去大同大学报名吧,直接进入物理系。”
王淦昌蒙了:“这么简单?”
“学费全免,毕业了还能留学欧美。”李谕加了一句。
“啊?!”
要不是他知道眼前的是李谕,还以为遇到了骗子,有点太干脆了。
李谕说:“大同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全亚洲都是最好的,你绝不会失望。”
诱惑实在太大,王淦昌犹豫了一秒钟后就说:“我……去试试?”
“还等着干什么?”李谕笑道,“哎,等等,把那个扳手放下!”
王淦昌是将来绝对要帮一把的人。
李谕心中盘算有三块物理学诺奖必须帮着拿到。
其一是吴有训关于康普顿效应的;其二是赵忠尧关于反物质的;其三便是眼前的王淦昌关于发现中子的。
而且这几块诺奖都毫无疑问,是他们应得的。
可惜历史上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科学家太不受重视,阴差阳错下让他们非常遗憾地与诺奖失之交臂。
李谕现在有充足的能力帮这几个小忙。只要诺奖多起来,对国内的科学帮助自然大到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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