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马不停蹄，来到了柏林。
关于中子的那个预言，科学界已经有了最初的成果。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柏林大学的博特团队（博特1954年获得了诺奖，但不是因为中子）。
从1928年到1930年的几年之间，博特和他的学生用放射性钋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有很强的贯穿辐射，这种辐射的贯穿能力比已知γ射线大好多倍，穿过两厘米厚的铅板，速度才减弱一半。
1930年，两人公开了这个结果。
恰好王淦昌今年考取了官费留学，来到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
迈特纳与博特并不属于同一个实验室。
王淦昌的物理直觉相当强，他看到博特的结果后，立马就觉得铍射线肯定不是γ射线，因为γ射线穿透力再强，也不可能穿透几厘米厚的铅板。
最主要是他发现了博特实验的漏洞：博特团队使用的检测器是盖革计数器。
王淦昌估计，如果使用云室来检测，就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个射线的性质。
——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可惜历史上，在王淦昌向导师迈特纳提出想用云室作为检测器研究铍射线时，迈特纳拒绝了，而且是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
此后的两年，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很接近中子的发现，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种射线是电磁波。
就在小居里夫妇公布研究成果的一个月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用云室重复了当年博特的实验，从而发现了中子。
在知道这件事后，迈特纳很遗憾地对王淦昌说：“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
王淦昌为此抱憾终身。
李谕当然不会让这件事重演。
这不仅仅是王淦昌的个人荣誉，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激励作用也极大。
——
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
李谕见到了王淦昌，闲聊几句，提到博特的实验后，王淦昌果然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只需要稍作改进，用不了几个月，就会有大发现。可惜实验室我用不了，没有导师给予的权限。”
李谕试探道：“你很有把握？”
“不敢说，”王淦昌说，“但大差不差，起码能据此写一篇博士毕业的论文。”
李谕笑道：“你才刚博士第一年。”
“我来了这里才知道，年纪轻轻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王淦昌谦虚了一下。
也确实，“00后”那三位现在都成大佬了：海森堡、狄拉克、泡利。
李谕摸了摸下巴：“不如申请回国半年，我可以提供全套的实验器材，说不定能够得到成果。”
“回国？”王淦昌讶道。
李谕说：“如果你有成熟的想法就没问题，大同大学的实验室条件一点都不差。”
王淦昌说：“不知道导师会不会同意。”
“无妨，”李谕帮他打消疑虑，“只是半年，而且博士阶段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到时候载誉而归，不仅博士能毕业，还能继续做做研究和学习。”
“但柏林大学这边……”王淦昌毕竟年轻，不敢得罪那些大佬。
李谕笑道：“有我哪，他们不敢不卖我面子。”
这句话太霸气了，王淦昌自然知道李谕在科学领域什么地位，有他撑腰，柏林大学绝对不敢说啥。
王淦昌说：“那么我去给导师请个假，把这周的几个任务做完，就可以动身。”
“不着急。”李谕说。
现在他们不缺时间。
——
王淦昌处理自己的琐事时，李谕在柏林大学又见到了爱因斯坦。
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和平主义者聚会，与罗曼·罗兰一起回到了柏林。
“爱因斯坦先生，罗曼·罗兰先生。”李谕打了声招呼。
爱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烟斗：“可惜这场和平聚会没有院士先生。”
“什么议题？”李谕随口问。
“别提了，”爱因斯坦无语道，“我就不该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罗曼·罗兰接了一句：“是一场关于限制战争中毒气使用的和平会议。”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制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是游戏，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
罗曼·罗兰也是个反战者，问道：“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因为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罗曼·罗兰又问：“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争，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你怎么办？”
爱因斯坦说：“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不论我对特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
罗曼·罗兰笑道：“果然，爱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学领域，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在目前的德国，裁军简直是痴心妄想，或许在某些政客眼中，会认为你的说法非常幼稚。”
爱因斯坦说：“暴力只会催生暴力。”
罗曼·罗兰问李谕：“院士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和平组织吗？”
“抱歉，”李谕说，“我无法加入。”
“为什么？”罗曼·罗兰问。
李谕说：“因为这个世界有疯子。”
爱因斯坦说：“疯子不可能在大国成为领导者。”
李谕摊摊手：“那可说不准。”
爱因斯坦对和平的坚持一以贯之，虽然除了罗曼·罗兰外，还有其他学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评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些“幼稚”，但爱因斯坦的很多话还是挺有预见性的。
比如1929年，他曾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平合约，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话放到一百年后都相当令人深思。
爱因斯坦这么热衷和平事业，自然和目前德国的局势有关。
小胡子蠢蠢欲动，经济危机让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而且宣扬要为德国报一战的大仇。
早在他上台之前，德国社会就知道此人将来一定会扩军备战。
不过这些就不是李谕所能左右的了。
——
告别他们两人，李谕出席了一场小范围的量子讲座，组织者是泡利，这次的内容李谕非常熟：赵忠尧的正电子论文。
正电子的发现在科学界影响很大，各地的大学、研究所都在对其进行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粒子。
泡利讲完后，单独和李谕聊了聊。
“院士先生，其实我也做了一件理论物理学家不应该做的事情。”泡利有些无奈地说。
“什么事情？”李谕问。
泡利说：“我提出了一个人类在实验上永远也检测不到的东西。”
“你说的是中……哦，布莱克特实验中丢失的那部分能量？”李谕问。
“是的，我一开始的确想叫做中子，”泡利说，“但这个词语被您占用了。”
两人说的是1914年时查德威克发现的一个奇怪实验现象：一个元素的原子核发生衰变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个新元素的原子核然后加上β粒子（其实就是β射线），但是查德威克测量发现，前后的能量不守恒了。
也就是说，原本的原子核A，在衰变成原子核B+β粒子后，前后的能量不相等。再简单点说，他觉得β粒子的能量少了一点。
即所谓的“能量失窃案”。
泡利继续说：“今年年初，我去哥本哈根，玻尔教授对此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微观粒子只有统计上的能量守恒，单个的粒子或许可以不守恒。但这个说法太荒谬了。”
李谕笑道：“你绝对当面就反驳了。”
“这是肯定的！”泡利说，“总不能为了一个实验现象，就抛弃能量守恒！所以，我个人猜测，在β辐射中，还有一种人类探测不到的中性粒子，它非常微小，刚好弥补这部分缺失的能量。”
“确实够小，”李谕说，“按照质能方程，这个粒子的质量比电子还要小上百万倍。”
泡利说：“所以这个粒子或许永远都无法检测到，而一个永远无法检测到的东西，从一个科学家口中说出来就显得太不专业了。”
李谕认同泡利的观点：“不带电，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又这么小，探测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不过现在没办法，不见得以后也没办法。”
其实第一个提出可靠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就是马上要同李谕回国的王淦昌，他在1941年给出了办法，但那时候他身在战乱的国内，无法亲自做实验。
李谕又问道：“既然不能叫中子，你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小中子。但我没有在公开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泡利说，紧接着解释了一句，“本来我还嘲笑狄拉克预言反电子，没想到真成了。”
看来就算“怼神”泡利，也不敢轻易预言新粒子。
李谕笑道：“小中子？太难听了，不如叫中微子。而且既然狄拉克成了，中微子也说不准，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进行预测。”
“随便吧，”泡利说，“反正也找不到，而且现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
就在泡大神说这句话后没几年，费米就提出了β衰变理论……
但即便这样，此后很多年还是有很多人反对中微子假说，包括狄拉克。
两人真是互相嘲讽，相爱相杀了：泡利反对狄拉克的正电子预言；狄拉克反对泡利的中微子预言。
至于中微子，要到1956年才被发现，而且还发现了三种。
中微子这东西虽然很难检测，但它却是宇宙中第二多的粒子，数量仅次于光子，每秒钟大概有上万亿个中微子从我们的身体穿过，其中最多的是来自太阳。
——
这次李谕是与王淦昌一同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回的国，速度快了不少。
抵达上海大同大学后，马不停蹄就开始了实验。论设备，李谕一点都不缺。
虽然李谕本人不太擅长实验，但只要有了设备和资金，王淦昌自己就可以搞定。
李谕要做的只是给他提个醒就够：“或许你要寻找的，就是我当年预言的中子。”
有了这个明确的方向，大秘宝就跑不了！
王淦昌埋头实验之时，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在进行研究。
只不过上面说了，小居里夫妇和博特一样，方向错了，他们认为这种新辐射是电磁波。
小居里夫妇让射线先经过石蜡，为其减速，然后再通过盖革计数器。
按照实验预想，铍射线通过石蜡，会被吸收一部分能量，速度就慢下来了。
但结果很意外：射线不仅没减速，反而变得更快了！而且检测器的结果显示这束射线居然是质子！
小居里夫妇认为，一束电磁波通过石蜡变成了粒子，肯定是碰撞。也就是这束铍射线打到石蜡上被吸收了，然后把质子打了出来。
于是两人沿着这个方向彻底走入了死胡同。
其实吧，后世的人们很容易看出来：铍射线肯定不是电磁波，因为电磁波的静质量为0。就算有动质量，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能量把质子打出来。
光电效应能用光把电子打出来，是因为电子本身很轻，而且在原子外层，很多本来就不稳定。
但是想把原子核里的质子打出来，电磁波肯定不可能做到。
当然了，不能说小居里夫妇水平不够，他们只是不能像李谕一样站在上帝视角。
科学嘛，肯定是要一点点排除、一点点验证，总有人要做出前期工作，才能让后人站在肩膀上获得成功。
王淦昌的实验只做了不到四个月，就发现了中子，顺便计算出了它的质量。
激动之下，他赶紧写好了一篇实验论文，并且在最后宣布道：
“李谕先生多年之前预测的中子被发现了！”
既然是李谕放出去的豪言，肯定要让自己人找到。
李谕当然为他高兴，同时感叹道：“粒子物理的又一把钥匙终于出现了。”
“您指的是放射性？”王淦昌说。
李谕说：“它以后能干的事可太多了。”
王淦昌依旧很敏锐：“用它轰击其他原子核？”
李谕笑道：“你的想法很大胆。”
自从中子被发现，各地的科学家都开始用中子轰击原子，这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1934年，费米团队还有约里奥·居里夫妇首次用中子轰击了铀；
1938年，奥托·哈恩发现，用中子去轰击铀235，出现了核裂变！莉泽·迈特纳随即发论文给出了理论解释。
而在迈特纳写好论文的两天后，德国当局就派人找到了哈恩，开始研究原子弹项目。他们还找来了海森堡以及劳厄、盖革、博特，称作铀俱乐部。
费米则又认识到想要实现链式反应，必须用慢中子，并发现富含氢的物质如重水，可以让中子减速。
……
话说王淦昌就是两弹一星的功勋。
帮王淦昌的文章签好字，李谕先在国内的《科学杂志》发表，随后邮寄给了美国的《SCIENCE》，确保尽快见诸报端。
很快，雪花一般的祝贺信从各地寄了过来。
李谕翻开一封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信，笑道：“卢瑟福先生说，他们从多年前就开始寻找这个中性粒子，但一直也走在了错误的路线上。
“还有这一封，柏林大学的博特教授称赞你的科学直觉……
“依靠这个成果，你百分百要和赵忠尧先后获得诺贝尔奖了。”
“简直如梦一样！”王淦昌还很年轻，大名突然到来多少有些震惊，但还是谦虚道，“如果没有院士先生给的方向和资源，恐怕我连进入错误方向的机会都没有。”
李谕想起迈特纳说的话，正好用上：“咱们的运气好！”
关于中子的那个预言，科学界已经有了最初的成果。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柏林大学的博特团队（博特1954年获得了诺奖，但不是因为中子）。
从1928年到1930年的几年之间，博特和他的学生用放射性钋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有很强的贯穿辐射，这种辐射的贯穿能力比已知γ射线大好多倍，穿过两厘米厚的铅板，速度才减弱一半。
1930年，两人公开了这个结果。
恰好王淦昌今年考取了官费留学，来到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
迈特纳与博特并不属于同一个实验室。
王淦昌的物理直觉相当强，他看到博特的结果后，立马就觉得铍射线肯定不是γ射线，因为γ射线穿透力再强，也不可能穿透几厘米厚的铅板。
最主要是他发现了博特实验的漏洞：博特团队使用的检测器是盖革计数器。
王淦昌估计，如果使用云室来检测，就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个射线的性质。
——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可惜历史上，在王淦昌向导师迈特纳提出想用云室作为检测器研究铍射线时，迈特纳拒绝了，而且是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
此后的两年，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很接近中子的发现，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种射线是电磁波。
就在小居里夫妇公布研究成果的一个月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用云室重复了当年博特的实验，从而发现了中子。
在知道这件事后，迈特纳很遗憾地对王淦昌说：“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
王淦昌为此抱憾终身。
李谕当然不会让这件事重演。
这不仅仅是王淦昌的个人荣誉，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激励作用也极大。
——
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
李谕见到了王淦昌，闲聊几句，提到博特的实验后，王淦昌果然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只需要稍作改进，用不了几个月，就会有大发现。可惜实验室我用不了，没有导师给予的权限。”
李谕试探道：“你很有把握？”
“不敢说，”王淦昌说，“但大差不差，起码能据此写一篇博士毕业的论文。”
李谕笑道：“你才刚博士第一年。”
“我来了这里才知道，年纪轻轻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王淦昌谦虚了一下。
也确实，“00后”那三位现在都成大佬了：海森堡、狄拉克、泡利。
李谕摸了摸下巴：“不如申请回国半年，我可以提供全套的实验器材，说不定能够得到成果。”
“回国？”王淦昌讶道。
李谕说：“如果你有成熟的想法就没问题，大同大学的实验室条件一点都不差。”
王淦昌说：“不知道导师会不会同意。”
“无妨，”李谕帮他打消疑虑，“只是半年，而且博士阶段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到时候载誉而归，不仅博士能毕业，还能继续做做研究和学习。”
“但柏林大学这边……”王淦昌毕竟年轻，不敢得罪那些大佬。
李谕笑道：“有我哪，他们不敢不卖我面子。”
这句话太霸气了，王淦昌自然知道李谕在科学领域什么地位，有他撑腰，柏林大学绝对不敢说啥。
王淦昌说：“那么我去给导师请个假，把这周的几个任务做完，就可以动身。”
“不着急。”李谕说。
现在他们不缺时间。
——
王淦昌处理自己的琐事时，李谕在柏林大学又见到了爱因斯坦。
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和平主义者聚会，与罗曼·罗兰一起回到了柏林。
“爱因斯坦先生，罗曼·罗兰先生。”李谕打了声招呼。
爱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烟斗：“可惜这场和平聚会没有院士先生。”
“什么议题？”李谕随口问。
“别提了，”爱因斯坦无语道，“我就不该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罗曼·罗兰接了一句：“是一场关于限制战争中毒气使用的和平会议。”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制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是游戏，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
罗曼·罗兰也是个反战者，问道：“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因为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罗曼·罗兰又问：“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争，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你怎么办？”
爱因斯坦说：“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不论我对特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
罗曼·罗兰笑道：“果然，爱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学领域，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在目前的德国，裁军简直是痴心妄想，或许在某些政客眼中，会认为你的说法非常幼稚。”
爱因斯坦说：“暴力只会催生暴力。”
罗曼·罗兰问李谕：“院士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和平组织吗？”
“抱歉，”李谕说，“我无法加入。”
“为什么？”罗曼·罗兰问。
李谕说：“因为这个世界有疯子。”
爱因斯坦说：“疯子不可能在大国成为领导者。”
李谕摊摊手：“那可说不准。”
爱因斯坦对和平的坚持一以贯之，虽然除了罗曼·罗兰外，还有其他学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评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些“幼稚”，但爱因斯坦的很多话还是挺有预见性的。
比如1929年，他曾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平合约，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话放到一百年后都相当令人深思。
爱因斯坦这么热衷和平事业，自然和目前德国的局势有关。
小胡子蠢蠢欲动，经济危机让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而且宣扬要为德国报一战的大仇。
早在他上台之前，德国社会就知道此人将来一定会扩军备战。
不过这些就不是李谕所能左右的了。
——
告别他们两人，李谕出席了一场小范围的量子讲座，组织者是泡利，这次的内容李谕非常熟：赵忠尧的正电子论文。
正电子的发现在科学界影响很大，各地的大学、研究所都在对其进行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粒子。
泡利讲完后，单独和李谕聊了聊。
“院士先生，其实我也做了一件理论物理学家不应该做的事情。”泡利有些无奈地说。
“什么事情？”李谕问。
泡利说：“我提出了一个人类在实验上永远也检测不到的东西。”
“你说的是中……哦，布莱克特实验中丢失的那部分能量？”李谕问。
“是的，我一开始的确想叫做中子，”泡利说，“但这个词语被您占用了。”
两人说的是1914年时查德威克发现的一个奇怪实验现象：一个元素的原子核发生衰变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个新元素的原子核然后加上β粒子（其实就是β射线），但是查德威克测量发现，前后的能量不守恒了。
也就是说，原本的原子核A，在衰变成原子核B+β粒子后，前后的能量不相等。再简单点说，他觉得β粒子的能量少了一点。
即所谓的“能量失窃案”。
泡利继续说：“今年年初，我去哥本哈根，玻尔教授对此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微观粒子只有统计上的能量守恒，单个的粒子或许可以不守恒。但这个说法太荒谬了。”
李谕笑道：“你绝对当面就反驳了。”
“这是肯定的！”泡利说，“总不能为了一个实验现象，就抛弃能量守恒！所以，我个人猜测，在β辐射中，还有一种人类探测不到的中性粒子，它非常微小，刚好弥补这部分缺失的能量。”
“确实够小，”李谕说，“按照质能方程，这个粒子的质量比电子还要小上百万倍。”
泡利说：“所以这个粒子或许永远都无法检测到，而一个永远无法检测到的东西，从一个科学家口中说出来就显得太不专业了。”
李谕认同泡利的观点：“不带电，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又这么小，探测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不过现在没办法，不见得以后也没办法。”
其实第一个提出可靠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就是马上要同李谕回国的王淦昌，他在1941年给出了办法，但那时候他身在战乱的国内，无法亲自做实验。
李谕又问道：“既然不能叫中子，你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小中子。但我没有在公开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泡利说，紧接着解释了一句，“本来我还嘲笑狄拉克预言反电子，没想到真成了。”
看来就算“怼神”泡利，也不敢轻易预言新粒子。
李谕笑道：“小中子？太难听了，不如叫中微子。而且既然狄拉克成了，中微子也说不准，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进行预测。”
“随便吧，”泡利说，“反正也找不到，而且现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
就在泡大神说这句话后没几年，费米就提出了β衰变理论……
但即便这样，此后很多年还是有很多人反对中微子假说，包括狄拉克。
两人真是互相嘲讽，相爱相杀了：泡利反对狄拉克的正电子预言；狄拉克反对泡利的中微子预言。
至于中微子，要到1956年才被发现，而且还发现了三种。
中微子这东西虽然很难检测，但它却是宇宙中第二多的粒子，数量仅次于光子，每秒钟大概有上万亿个中微子从我们的身体穿过，其中最多的是来自太阳。
——
这次李谕是与王淦昌一同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回的国，速度快了不少。
抵达上海大同大学后，马不停蹄就开始了实验。论设备，李谕一点都不缺。
虽然李谕本人不太擅长实验，但只要有了设备和资金，王淦昌自己就可以搞定。
李谕要做的只是给他提个醒就够：“或许你要寻找的，就是我当年预言的中子。”
有了这个明确的方向，大秘宝就跑不了！
王淦昌埋头实验之时，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在进行研究。
只不过上面说了，小居里夫妇和博特一样，方向错了，他们认为这种新辐射是电磁波。
小居里夫妇让射线先经过石蜡，为其减速，然后再通过盖革计数器。
按照实验预想，铍射线通过石蜡，会被吸收一部分能量，速度就慢下来了。
但结果很意外：射线不仅没减速，反而变得更快了！而且检测器的结果显示这束射线居然是质子！
小居里夫妇认为，一束电磁波通过石蜡变成了粒子，肯定是碰撞。也就是这束铍射线打到石蜡上被吸收了，然后把质子打了出来。
于是两人沿着这个方向彻底走入了死胡同。
其实吧，后世的人们很容易看出来：铍射线肯定不是电磁波，因为电磁波的静质量为0。就算有动质量，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能量把质子打出来。
光电效应能用光把电子打出来，是因为电子本身很轻，而且在原子外层，很多本来就不稳定。
但是想把原子核里的质子打出来，电磁波肯定不可能做到。
当然了，不能说小居里夫妇水平不够，他们只是不能像李谕一样站在上帝视角。
科学嘛，肯定是要一点点排除、一点点验证，总有人要做出前期工作，才能让后人站在肩膀上获得成功。
王淦昌的实验只做了不到四个月，就发现了中子，顺便计算出了它的质量。
激动之下，他赶紧写好了一篇实验论文，并且在最后宣布道：
“李谕先生多年之前预测的中子被发现了！”
既然是李谕放出去的豪言，肯定要让自己人找到。
李谕当然为他高兴，同时感叹道：“粒子物理的又一把钥匙终于出现了。”
“您指的是放射性？”王淦昌说。
李谕说：“它以后能干的事可太多了。”
王淦昌依旧很敏锐：“用它轰击其他原子核？”
李谕笑道：“你的想法很大胆。”
自从中子被发现，各地的科学家都开始用中子轰击原子，这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1934年，费米团队还有约里奥·居里夫妇首次用中子轰击了铀；
1938年，奥托·哈恩发现，用中子去轰击铀235，出现了核裂变！莉泽·迈特纳随即发论文给出了理论解释。
而在迈特纳写好论文的两天后，德国当局就派人找到了哈恩，开始研究原子弹项目。他们还找来了海森堡以及劳厄、盖革、博特，称作铀俱乐部。
费米则又认识到想要实现链式反应，必须用慢中子，并发现富含氢的物质如重水，可以让中子减速。
……
话说王淦昌就是两弹一星的功勋。
帮王淦昌的文章签好字，李谕先在国内的《科学杂志》发表，随后邮寄给了美国的《SCIENCE》，确保尽快见诸报端。
很快，雪花一般的祝贺信从各地寄了过来。
李谕翻开一封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信，笑道：“卢瑟福先生说，他们从多年前就开始寻找这个中性粒子，但一直也走在了错误的路线上。
“还有这一封，柏林大学的博特教授称赞你的科学直觉……
“依靠这个成果，你百分百要和赵忠尧先后获得诺贝尔奖了。”
“简直如梦一样！”王淦昌还很年轻，大名突然到来多少有些震惊，但还是谦虚道，“如果没有院士先生给的方向和资源，恐怕我连进入错误方向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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