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天子之义第二
天子正确的行为准则，必须是纯正地取法天地，并垂鉴古代圣王的法度。普通人正确的行为准则，必须敬奉父母的教诲，并遵循君上的规诫和指导。所以，即使世上有贤明的君主，但假如对士民们不先加以教育训练，也是无法加以使用。
古代教育民众，必定是先确定制立贵贱上下的伦常规范，以确保贵贱尊卑之间不相侵凌。做到：德和义两者互不逾越，有材技之人不致被埋没，孔勇刚强的人不敢违犯命令。这样，大家就会力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了。古时候，朝廷的礼仪法度不用于军队，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用于朝廷，所以德和义两者就不会互相逾越了。君主敬重作用不自我夸耀的人，因为不自我标榜的人，正是君主所需的宝贵人才。很显然，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自我标榜，就表明他本身没有奢求，而没有奢求就肯定不会争名夺利。朝廷大事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掌握真实情况；军队事务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妥善处理好各种问题。这样，有才技的人就不致被埋没了。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最高奖赏，以违抗命令为军人的最高惩罚，做到这一点，那么有勇力的人就不敢违犯命令了。在对民众进行了这些教育之后，再慎重地选拔任用他们。如将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妥善适宜，那么各级官吏也就恪尽职责了。教育内容简明易学，那么民众就会好学不倦，积极向上。习惯一经养成，那么民众就会依照习俗行事。这就是教育上的最佳效果。
古代作战，追击败溃的敌人不过远，追逐主动退却的敌人不逼近。不过远就不易为敌人所诱骗，不逼近就不易陷入敌人的埋伏。以礼制为规范，军队就能得到巩固；以仁爱为宗旨，就能够战胜敌人。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以民众的教化就可以推行。因此，贤德之君十分重视这种方法。
虞舜时代在国都中举行誓师，这是想让民众理解支持君主的决定；夏代在军中举行誓师仪式，这是想让部队上下事先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殷商时期在军门外举行誓师，这是想让部队事先了解作战意图以便展开行动；周代在两军交锋厮杀前夕举行誓师，这是为了激励士卒的战斗意志。
夏代的君主依靠仁德匡正天下，未曾使用武力，所以不当时的兵器种类并不复杂；殷商用义夺取天下，开始使用武力；周代凭借武力夺取天下，于是就使用各种各样的兵器。
夏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这是为了鼓励好人；商代在集市上行施诛戮，这是为了使坏人畏惧；周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在集市上行施杀戮，这是为了劝勉好人，惧骇坏人。三王鼓励人们改恶为善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兵器不掺杂使用就没有威力。长兵器是用来掩护短兵器的，而短兵器则是用来逼近格斗抵御的。兵器过长则不便使用，太短了就打击不到敌人。太轻就脆弱，脆弱就容易折断；太厚重就不锋利，不锋利就派不上用场。
兵车，在夏代称作为钧车，注重行驶的平稳；在殷代称作为寅车，注重行动的迅疾；在周代称作为元戎，注重结构的精良。旗帜，夏代用黑色，取其象手持人头那样的威武；殷代用白色，取其象天穹那样的洁白；周代用黄色，取其象大地那样的厚实。徽章，夏代以日月为标志，表示光明；殷代以猛虎为标志，象征威武；周代以蛟龙为标志，体现文采。
治军上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反之，如果缺乏威严，就难以指挥士卒克敌制胜。君主使用兵力不得当，任用官吏不适宜，有技能的人无法发挥其作用，牛、马等物资不能合理加以使用，主管者又盛气凌人强迫人们服从，这就叫做过于威严。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君主不敬重有德行的人而信任奸邪之徒，不尊道敬义而任意恃勇逞强，不提倡服从命令的行为而默许违抗命令的做法，不赞许善行而放任残暴行径，这必然导致坏人侵凌主管官吏，这叫做缺乏威严。缺乏威严，那就不能约束和指挥士卒去战胜敌人。
军队行动，首先注重的是从容不迫，从容不迫，就能保持战斗力旺盛。即使是在战场交锋厮杀之际，也要做到步兵奔跑，兵车不疾驶，追击敌人不逾越行列，这样才不致于扰乱战斗队形。军队的强大和稳固，在于不打乱行列的部署，不用竭人员、马匹的力量，行动的快慢节奏不超出上级的指令要求。
古代，朝廷的礼仪法度不适用于军队，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适用于朝廷。如果把军队的规章制度应用于朝廷，那么民众的礼让风气就会废驰；反之，如果将朝廷的礼仪法度应用于军队，那么部队的士气就会涣散削弱。因此，在朝廷上，要做到谈吐言词文雅、语气温和。在朝廷做事应是恭敬谦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君主不召见就不来，不问话就不发言。入朝晋见时礼节隆重，下朝辞退时礼节简单。而在军队中，则要做到昂首直立；在战阵上，要做到行动果断。穿着铠甲时遇尊贵者毋需跪拜，身乘兵车时见上级不必行礼，在城上值更时用不着小步急走以示恭敬，遇有危险时都可挺身而出而勿需讲究长幼尊卑。所以说，礼和法两者互为表里，文与武如同人的左手右手，不可偏废。
古代圣明贤德的君主，总是显彰民众的美德，鼓励民众的善行。所以没有败坏道德的事情，也没有不遵守法度的奸民，奖赏用不着推行，惩罚也无需实施。虞舜时代既不用赏也不施罚，而民众却都能乐于为君主所用，这是最高尚的德治。夏代用赏而不行罚，这乃是最美妙的教化。商代仅仅施罚而不用赏，这乃是最强大的威严。周代赏罚一并使用，这说明在当时道德已经走向衰微。行赏不要逾时，这是为了使民众迅速得到做好事的利益；施罚要就地执行，这是为了让民众立即看到做坏事的害处。大胜之后不颁施奖赏，这样，上下各级就都不会夸耀战功。如果君主不夸功，就不会骄傲；如果官兵不夸功，也就不会相互攀比。上上下下不矜夸争功，象这样，可谓是谦让到了极致。打了大败仗后不行诛戮，这样，上下各级就都会把过失往自己的身上揽。君主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身上，必定痛加悔过，改正错误；下属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这边，必定下决心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上上下下象这样勇于承担错误，也称得上是最好的谦让风气。
古代对于戍守边防的士兵，〖服役一年后〗三年之内不再征调，这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辛苦。上下之间这样的互相体恤和爱护，就是最和睦的表现。打了胜仗后就高奏凯歌，这是表达喜庆之情。结束战争后高筑灵台，慰功民众，这是表示休养生息从此开始。
天子正确的行为准则，必须是纯正地取法天地，并垂鉴古代圣王的法度。普通人正确的行为准则，必须敬奉父母的教诲，并遵循君上的规诫和指导。所以，即使世上有贤明的君主，但假如对士民们不先加以教育训练，也是无法加以使用。
古代教育民众，必定是先确定制立贵贱上下的伦常规范，以确保贵贱尊卑之间不相侵凌。做到：德和义两者互不逾越，有材技之人不致被埋没，孔勇刚强的人不敢违犯命令。这样，大家就会力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了。古时候，朝廷的礼仪法度不用于军队，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用于朝廷，所以德和义两者就不会互相逾越了。君主敬重作用不自我夸耀的人，因为不自我标榜的人，正是君主所需的宝贵人才。很显然，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自我标榜，就表明他本身没有奢求，而没有奢求就肯定不会争名夺利。朝廷大事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掌握真实情况；军队事务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妥善处理好各种问题。这样，有才技的人就不致被埋没了。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最高奖赏，以违抗命令为军人的最高惩罚，做到这一点，那么有勇力的人就不敢违犯命令了。在对民众进行了这些教育之后，再慎重地选拔任用他们。如将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妥善适宜，那么各级官吏也就恪尽职责了。教育内容简明易学，那么民众就会好学不倦，积极向上。习惯一经养成，那么民众就会依照习俗行事。这就是教育上的最佳效果。
古代作战，追击败溃的敌人不过远，追逐主动退却的敌人不逼近。不过远就不易为敌人所诱骗，不逼近就不易陷入敌人的埋伏。以礼制为规范，军队就能得到巩固；以仁爱为宗旨，就能够战胜敌人。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以民众的教化就可以推行。因此，贤德之君十分重视这种方法。
虞舜时代在国都中举行誓师，这是想让民众理解支持君主的决定；夏代在军中举行誓师仪式，这是想让部队上下事先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殷商时期在军门外举行誓师，这是想让部队事先了解作战意图以便展开行动；周代在两军交锋厮杀前夕举行誓师，这是为了激励士卒的战斗意志。
夏代的君主依靠仁德匡正天下，未曾使用武力，所以不当时的兵器种类并不复杂；殷商用义夺取天下，开始使用武力；周代凭借武力夺取天下，于是就使用各种各样的兵器。
夏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这是为了鼓励好人；商代在集市上行施诛戮，这是为了使坏人畏惧；周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在集市上行施杀戮，这是为了劝勉好人，惧骇坏人。三王鼓励人们改恶为善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兵器不掺杂使用就没有威力。长兵器是用来掩护短兵器的，而短兵器则是用来逼近格斗抵御的。兵器过长则不便使用，太短了就打击不到敌人。太轻就脆弱，脆弱就容易折断；太厚重就不锋利，不锋利就派不上用场。
兵车，在夏代称作为钧车，注重行驶的平稳；在殷代称作为寅车，注重行动的迅疾；在周代称作为元戎，注重结构的精良。旗帜，夏代用黑色，取其象手持人头那样的威武；殷代用白色，取其象天穹那样的洁白；周代用黄色，取其象大地那样的厚实。徽章，夏代以日月为标志，表示光明；殷代以猛虎为标志，象征威武；周代以蛟龙为标志，体现文采。
治军上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反之，如果缺乏威严，就难以指挥士卒克敌制胜。君主使用兵力不得当，任用官吏不适宜，有技能的人无法发挥其作用，牛、马等物资不能合理加以使用，主管者又盛气凌人强迫人们服从，这就叫做过于威严。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君主不敬重有德行的人而信任奸邪之徒，不尊道敬义而任意恃勇逞强，不提倡服从命令的行为而默许违抗命令的做法，不赞许善行而放任残暴行径，这必然导致坏人侵凌主管官吏，这叫做缺乏威严。缺乏威严，那就不能约束和指挥士卒去战胜敌人。
军队行动，首先注重的是从容不迫，从容不迫，就能保持战斗力旺盛。即使是在战场交锋厮杀之际，也要做到步兵奔跑，兵车不疾驶，追击敌人不逾越行列，这样才不致于扰乱战斗队形。军队的强大和稳固，在于不打乱行列的部署，不用竭人员、马匹的力量，行动的快慢节奏不超出上级的指令要求。
古代，朝廷的礼仪法度不适用于军队，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适用于朝廷。如果把军队的规章制度应用于朝廷，那么民众的礼让风气就会废驰；反之，如果将朝廷的礼仪法度应用于军队，那么部队的士气就会涣散削弱。因此，在朝廷上，要做到谈吐言词文雅、语气温和。在朝廷做事应是恭敬谦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君主不召见就不来，不问话就不发言。入朝晋见时礼节隆重，下朝辞退时礼节简单。而在军队中，则要做到昂首直立；在战阵上，要做到行动果断。穿着铠甲时遇尊贵者毋需跪拜，身乘兵车时见上级不必行礼，在城上值更时用不着小步急走以示恭敬，遇有危险时都可挺身而出而勿需讲究长幼尊卑。所以说，礼和法两者互为表里，文与武如同人的左手右手，不可偏废。
古代圣明贤德的君主，总是显彰民众的美德，鼓励民众的善行。所以没有败坏道德的事情，也没有不遵守法度的奸民，奖赏用不着推行，惩罚也无需实施。虞舜时代既不用赏也不施罚，而民众却都能乐于为君主所用，这是最高尚的德治。夏代用赏而不行罚，这乃是最美妙的教化。商代仅仅施罚而不用赏，这乃是最强大的威严。周代赏罚一并使用，这说明在当时道德已经走向衰微。行赏不要逾时，这是为了使民众迅速得到做好事的利益；施罚要就地执行，这是为了让民众立即看到做坏事的害处。大胜之后不颁施奖赏，这样，上下各级就都不会夸耀战功。如果君主不夸功，就不会骄傲；如果官兵不夸功，也就不会相互攀比。上上下下不矜夸争功，象这样，可谓是谦让到了极致。打了大败仗后不行诛戮，这样，上下各级就都会把过失往自己的身上揽。君主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身上，必定痛加悔过，改正错误；下属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这边，必定下决心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上上下下象这样勇于承担错误，也称得上是最好的谦让风气。
古代对于戍守边防的士兵，〖服役一年后〗三年之内不再征调，这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辛苦。上下之间这样的互相体恤和爱护，就是最和睦的表现。打了胜仗后就高奏凯歌，这是表达喜庆之情。结束战争后高筑灵台，慰功民众，这是表示休养生息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