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的背后，当然又是新一轮党争了！
府兵的来源肯定是以北方，特别是陕西、河东、河北为主的。虽然现在的府兵制和隋唐不一样，不是兵农合一的，而是连续服役五年的“义务府兵制”。但是五年时间也有限啊，在来回路上花费个一年半载也太久了不是？所以最好还是在靠近前线的几个路募集。
另外，募集府兵是和“荫二百亩田”挂钩的，一样是荫田（就是免税），荫陕西的田和荫江南的田那根本是不能相比的。江南肥沃富饶的水田一年可以收获两季，如果种植桑树等经济作物收入就更高了。而宋朝的田赋是个田土的好坏挂钩的，所以在陕西六路、河北两路和河东路“荫田二百亩”同在南方“荫田二百亩”的税赋损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为了多收点税赋，朝廷肯定也会在北方相对贫瘠的地区多设军府的。
所以新府兵制的实行，肯定对北方的豪门大族有利。而这支新军由谁把持，发展的怎么样，自然就是眼下朝廷党争的又一个重点了。
虽然新旧两党的文官是不能直接把持兵权的，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军事集团作为盟友存在。新党这边基本上是西军，而旧党则和开封禁军关系密切。
因此在新府军的军官选择上，新党肯定偏向西军将门。而韩忠彦这个旧党虽然不会让不中用的开封将门去接盘，那是在胡闹，所以韩相公就想出了一个“比武取将”的法子。
“陛下，比武取士取的只是勇士、力士，徒有勇力之辈只可冲锋陷阵，不可带兵为将。所以臣以为应该从军中选拔经验丰富且有战功的武官，充任军府校尉。”韩忠彦提出的办法，曾布自然要唱反调，而且他也明白“比武取将”对新党是很不利的。因为和新党亲近的西军武士的力气不见得比开封、河北禁军兵将的力气大。
而且力气是可以通过加强训练得到的，最近开封府的御拳馆不就在为十月份的比试javascript:培训力士吗？
曾布说得似乎有理，赵佶又转头看向韩忠彦。
韩忠彦反驳道：“新府军不同于老禁军，会带老禁军的军将不一定能带好新府军。若是陛下觉得力士无谋，不如让武学生、武进士和比武选拔的力士一同充任府兵校尉。这样总能文武兼备，有勇有谋了。”
什么？让武学生和武进士去带兵！？
崇政殿内的新党重臣都是一惊，看着站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好一副有道老臣模样的韩忠彦，心里都在骂：你个罔顾国家的伪君子！
赵佶也觉得有点不妥，“武学生和武进士真的能带兵打仗吗？”
韩忠彦却振振有词道：“陛下，朝廷开设武学，选拔武进士不就是为了选取带兵打仗之士吗？若是武学生和武进士不能打仗，那还要来何用？”
这话好像也对！赵佶轻轻点头，韩忠彦则接着说：“现在的武进士和武学生被认为不适合带兵，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找到原因，再想出解决之道，而不是放任武学、武举流于形式。”
“不知韩卿有何改进的办法？”赵佶又问。
韩忠彦道：“臣有个建议，不如将改进武学的问题拿到不久之后要举行的论道中去做个题目，也许就能寻到一些办法了。”
“不可！”知枢密院事安焘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军国大事岂能容民间学派妄议？”
安焘知道，韩忠彦的想法是利用这个题目，把论道的重点从大道引向为政之道。
“怎么是民间学派？”韩忠彦说，“云台学宫是官学，只是略低于国子监。怎么就不能给国子监出个主意？而程颐一样是朝廷的官员，官员议政也不允许吗？况且有朝廷下诏，怎么能算妄议？安枢密你如果解决的办法，尽可以提出来，若是可行就不必再让别人去议论了。”
这话说得还真难以反驳……而且安焘也的确想不出什么办法，顿时哑口无言了。
宋徽宗也觉得韩忠彦的话有道理，于是便颔首道：“便依韩卿之言，由国子监和云台学宫讨论武学改进之法，也允许他人进言论策……朕要广开言论，集众人之智，为武学、武举谋个改进之法。”
“陛下英明！”
……
就在各方面都开始为了即将到来的开封论道准备着什么的时候。作为论道的主角，武好古和苏东坡也在北上途中争论了一路，直到二月十五，两人才赶到了日益繁华起来的北地商城界河。
武好古和苏东坡争论的事情是关洛学派的天理之说在未来云台学宫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虽然武好古不相信二程提出的天理人欲的那一套道德神学，但是他也认为这套东西是有用的——理学的作用可是经过后世千年实践检验的。
虽然因为理学大兴，儒学的求道问道精神几乎丧失殆尽，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理学体系的完善。
因为理学可以比较完美的回答孔子的问题（儒家的大道本来就是个问题），那么儒学的后进就不需要去求解问道，更不需要去向佛教、道教求解，只需要沉浸在自己的体系中就行了。这大概也可以解释明清两个时代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
从某种角度而言，明清两代的中国人，和宋朝、唐朝乃至更早前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过理学也有它的价值和作用，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理学其实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支脉。在客观唯心主义吧客观精神——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法则、众生业力和天理——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源，并且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整个世界都是由抽离物质的宇宙法则或意念的创造物。
用二程的话说就是“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如果再要往上探究的话，理学的思想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老庄一派道家理论。
不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们也不是单纯为了做学问而脑补出天理这个现实世界的主宰和本源的，他们是为了完善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对抗佛教、道教而创造出“天理”这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二程和其他关、洛学者创造“天理”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对抗宗教。而他们对抗宗教的办法，则是用天理的概念把儒学变得和宗教差不多，而且他们又在无意或是有意之间，走上了道德神学的路线。
所谓道德神学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分支，主张人生实践要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神的旨意乃是道德生活的第一原则。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了。
而道德神学的路线，就是理学被后世批判的原因所在，以至于儒学本身都蒙上了保守和迂腐的色彩。
“老师，学生以为天理假说是可以和实证探索共存的。万物都各有其理，其理可证。万物又有共同之理，其理尚不可尽证。但是只要先证万物之理，那么最后一定能证天理之真伪。因此眼下天理虽不可证，但是却可以假定其有。因此以实证探索万物之理，乃是相辅相成的。”
“那是道！万物自然之道！早就有了，二程不过是变了名称而已。而且也没有给出即物穷理的办法，根本就毫无意义。”
“老师说的也对，不过二程先生的天人一理，将天理、道理合一的论述，还是有其道理的。”
“骗人的道理！既然万物皆有其理，那么人难道不是万物之一吗？人欲难道不是天理之一吗？凭什么说灭人欲才能存天理？”
“那是因为儒家先贤对鬼神之说敬而远之，二程没有办法编出一个神仙，就只能由道德入手，使道德和神教合一。以道德证天理，以天理为天神，以天神抗佛、道。”
“还是骗啊！装出道德君子，其实就是俩骗子，等老夫入了开封府，一定好好说说程叔正。”
苏东坡现在是了不起了，实证主义在手，批斗起程颐的道德神学那叫一个得心应手，批斗了一路，到了界河商市的武家大宅里面，刚刚安顿下来，就又滔滔不绝批了起来。
而武好古则不想把程颐的那一条谬论完全打倒——要打倒道德神学还不容易？人欲和天理根本不对立，二程完全在瞎掰。实际上探索万物之理就是一种人欲，探索的动力通常不是穷理，而是为了让探索者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欲啊！要是无欲无求了，还穷个屁理？
可是理学这个道德神学的路线，武好古自己也想拿来用！要不然怎么构建儒学的神学体系呢？
就在师徒两人论道论得起劲的时候，门外传来了罗汉婢的声音：“老爷，有伊川门人侯仲良求见。”
府兵的来源肯定是以北方，特别是陕西、河东、河北为主的。虽然现在的府兵制和隋唐不一样，不是兵农合一的，而是连续服役五年的“义务府兵制”。但是五年时间也有限啊，在来回路上花费个一年半载也太久了不是？所以最好还是在靠近前线的几个路募集。
另外，募集府兵是和“荫二百亩田”挂钩的，一样是荫田（就是免税），荫陕西的田和荫江南的田那根本是不能相比的。江南肥沃富饶的水田一年可以收获两季，如果种植桑树等经济作物收入就更高了。而宋朝的田赋是个田土的好坏挂钩的，所以在陕西六路、河北两路和河东路“荫田二百亩”同在南方“荫田二百亩”的税赋损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为了多收点税赋，朝廷肯定也会在北方相对贫瘠的地区多设军府的。
所以新府兵制的实行，肯定对北方的豪门大族有利。而这支新军由谁把持，发展的怎么样，自然就是眼下朝廷党争的又一个重点了。
虽然新旧两党的文官是不能直接把持兵权的，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军事集团作为盟友存在。新党这边基本上是西军，而旧党则和开封禁军关系密切。
因此在新府军的军官选择上，新党肯定偏向西军将门。而韩忠彦这个旧党虽然不会让不中用的开封将门去接盘，那是在胡闹，所以韩相公就想出了一个“比武取将”的法子。
“陛下，比武取士取的只是勇士、力士，徒有勇力之辈只可冲锋陷阵，不可带兵为将。所以臣以为应该从军中选拔经验丰富且有战功的武官，充任军府校尉。”韩忠彦提出的办法，曾布自然要唱反调，而且他也明白“比武取将”对新党是很不利的。因为和新党亲近的西军武士的力气不见得比开封、河北禁军兵将的力气大。
而且力气是可以通过加强训练得到的，最近开封府的御拳馆不就在为十月份的比试javascript:培训力士吗？
曾布说得似乎有理，赵佶又转头看向韩忠彦。
韩忠彦反驳道：“新府军不同于老禁军，会带老禁军的军将不一定能带好新府军。若是陛下觉得力士无谋，不如让武学生、武进士和比武选拔的力士一同充任府兵校尉。这样总能文武兼备，有勇有谋了。”
什么？让武学生和武进士去带兵！？
崇政殿内的新党重臣都是一惊，看着站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好一副有道老臣模样的韩忠彦，心里都在骂：你个罔顾国家的伪君子！
赵佶也觉得有点不妥，“武学生和武进士真的能带兵打仗吗？”
韩忠彦却振振有词道：“陛下，朝廷开设武学，选拔武进士不就是为了选取带兵打仗之士吗？若是武学生和武进士不能打仗，那还要来何用？”
这话好像也对！赵佶轻轻点头，韩忠彦则接着说：“现在的武进士和武学生被认为不适合带兵，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找到原因，再想出解决之道，而不是放任武学、武举流于形式。”
“不知韩卿有何改进的办法？”赵佶又问。
韩忠彦道：“臣有个建议，不如将改进武学的问题拿到不久之后要举行的论道中去做个题目，也许就能寻到一些办法了。”
“不可！”知枢密院事安焘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军国大事岂能容民间学派妄议？”
安焘知道，韩忠彦的想法是利用这个题目，把论道的重点从大道引向为政之道。
“怎么是民间学派？”韩忠彦说，“云台学宫是官学，只是略低于国子监。怎么就不能给国子监出个主意？而程颐一样是朝廷的官员，官员议政也不允许吗？况且有朝廷下诏，怎么能算妄议？安枢密你如果解决的办法，尽可以提出来，若是可行就不必再让别人去议论了。”
这话说得还真难以反驳……而且安焘也的确想不出什么办法，顿时哑口无言了。
宋徽宗也觉得韩忠彦的话有道理，于是便颔首道：“便依韩卿之言，由国子监和云台学宫讨论武学改进之法，也允许他人进言论策……朕要广开言论，集众人之智，为武学、武举谋个改进之法。”
“陛下英明！”
……
就在各方面都开始为了即将到来的开封论道准备着什么的时候。作为论道的主角，武好古和苏东坡也在北上途中争论了一路，直到二月十五，两人才赶到了日益繁华起来的北地商城界河。
武好古和苏东坡争论的事情是关洛学派的天理之说在未来云台学宫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虽然武好古不相信二程提出的天理人欲的那一套道德神学，但是他也认为这套东西是有用的——理学的作用可是经过后世千年实践检验的。
虽然因为理学大兴，儒学的求道问道精神几乎丧失殆尽，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理学体系的完善。
因为理学可以比较完美的回答孔子的问题（儒家的大道本来就是个问题），那么儒学的后进就不需要去求解问道，更不需要去向佛教、道教求解，只需要沉浸在自己的体系中就行了。这大概也可以解释明清两个时代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
从某种角度而言，明清两代的中国人，和宋朝、唐朝乃至更早前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过理学也有它的价值和作用，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理学其实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支脉。在客观唯心主义吧客观精神——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法则、众生业力和天理——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源，并且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整个世界都是由抽离物质的宇宙法则或意念的创造物。
用二程的话说就是“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如果再要往上探究的话，理学的思想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老庄一派道家理论。
不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们也不是单纯为了做学问而脑补出天理这个现实世界的主宰和本源的，他们是为了完善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对抗佛教、道教而创造出“天理”这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二程和其他关、洛学者创造“天理”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对抗宗教。而他们对抗宗教的办法，则是用天理的概念把儒学变得和宗教差不多，而且他们又在无意或是有意之间，走上了道德神学的路线。
所谓道德神学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分支，主张人生实践要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神的旨意乃是道德生活的第一原则。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了。
而道德神学的路线，就是理学被后世批判的原因所在，以至于儒学本身都蒙上了保守和迂腐的色彩。
“老师，学生以为天理假说是可以和实证探索共存的。万物都各有其理，其理可证。万物又有共同之理，其理尚不可尽证。但是只要先证万物之理，那么最后一定能证天理之真伪。因此眼下天理虽不可证，但是却可以假定其有。因此以实证探索万物之理，乃是相辅相成的。”
“那是道！万物自然之道！早就有了，二程不过是变了名称而已。而且也没有给出即物穷理的办法，根本就毫无意义。”
“老师说的也对，不过二程先生的天人一理，将天理、道理合一的论述，还是有其道理的。”
“骗人的道理！既然万物皆有其理，那么人难道不是万物之一吗？人欲难道不是天理之一吗？凭什么说灭人欲才能存天理？”
“那是因为儒家先贤对鬼神之说敬而远之，二程没有办法编出一个神仙，就只能由道德入手，使道德和神教合一。以道德证天理，以天理为天神，以天神抗佛、道。”
“还是骗啊！装出道德君子，其实就是俩骗子，等老夫入了开封府，一定好好说说程叔正。”
苏东坡现在是了不起了，实证主义在手，批斗起程颐的道德神学那叫一个得心应手，批斗了一路，到了界河商市的武家大宅里面，刚刚安顿下来，就又滔滔不绝批了起来。
而武好古则不想把程颐的那一条谬论完全打倒——要打倒道德神学还不容易？人欲和天理根本不对立，二程完全在瞎掰。实际上探索万物之理就是一种人欲，探索的动力通常不是穷理，而是为了让探索者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欲啊！要是无欲无求了，还穷个屁理？
可是理学这个道德神学的路线，武好古自己也想拿来用！要不然怎么构建儒学的神学体系呢？
就在师徒两人论道论得起劲的时候，门外传来了罗汉婢的声音：“老爷，有伊川门人侯仲良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