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文学爱好者站在四十年后往前看，会发现八十年代大陆的文学发展存在一个影响关键命运的主线。
那就是有关于故事和艺术的平衡，或者说，是向大众文学发展，还是向严肃文学发展。
历史在这里，最终演变为后者。
于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文学（专指西方文学汲取灵感）、先锋小说……无论是什么派别，无论是什么团体，他们得到自己期待之物的苦果，失去了和社会、公众的蜜月期。
5年后，王濛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失却轰动效应之后》，说到80年代初期文学在社会中引起阵阵热潮，后来，热潮成为文学圈内的事，而到了80年代后期，连圈内的热都不大出现了。
“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性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
为什么？
秘密在余切和黄兴邦的闲聊中。
“余老师，你是要写大场面、大战争，要扣人心弦，险象环生……超越了纪实文学的虚构小说，但它毕竟是个虚构的，而你最后显然对‘分手信’的行为持批判态度，那么，你写前面干什么？是不是写的太多了？”
黄兴邦吞了口唾沫补充道，“我以为，故事性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东西，太少了。你的……您的《天若有情》也有这类毛病，在最后是戛然而止，在我看来，您对写的好看这件事情，付出了太多，而忽略了自己的表达。”
“《红岩》是偏向于现实主义的大刊，您的小说满足《红岩》的要求，今后也必将满足，可是，余老师你还这么年轻，创作思路却是偏向通俗文学的……我这么说好吗？在我看来，是的。”
黄兴邦一股脑吐完所有话。
这事儿有点奇葩，他对余切的文评价是好看，爱看，但是，他觉得好看爱看要适可而止，并表现出了该悬崖勒马，不可浪费天赋的态度。
为什么？
文学，你一定得教我一些什么东西，你得批判一些什么。
黄兴邦是搞报告文学的，在文学的歧视链中，报告文学尚处于这个链条的中游，而通俗文学是踏马的末流啊。
余切拿出了马识途当挡箭牌。“你要给人讲道理，不说个稀奇叫人听下去，怎么能到最后一步？《夜谭十记》个个不都是在摆龙门阵吗？”
黄兴邦说：“马老毕竟是不一样的，他早已成名，《夜谭十记》还没有动笔，先预定了《人民文学》，先确定了出版，有多少作家能做到？”
马识途岂止是摆龙门阵！
《夜谭十记》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娶妾记》，讲一个男的靠妻子发家后来又抛弃了妻女，去了渝市主城成了一个大经理。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也去了主城，女儿长大后被qj还生下了孩子，只能半推半就地当了小妾……
这剧情能把人的CPU都干烧啊。
这个小说里，马识途批判了什么？
他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是想的“让老子教你们点道理，让老子表达点什么”，还是“兄弟，我这个龙门阵摆的离奇吗？牛逼吗？”
商业写作技巧不影响文学的表达，可以给文学表达添砖加瓦，如此简单的道理，竟然是到了哪怕四十年后都没有被文坛真正的承认。
黄兴邦说：“但是，当今文学的潮流就是探索不同的写作技法，在题材、结构上创新，把表现自我当做唯一和最高的目的，创作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
余切有点惊讶了。
想不到，黄兴邦竟然还是个“主体论”拥护者。
所谓主体论是伴随于严肃文学发展而来的，也即赋予“主体”超越具体时空、拥有无限可能性……大白话讲，就是想写什么写什么，没有不能写的。
这些偏学术的东西很抽象，但现在的文坛正是在争论这些，流行这些，而且影响到了大多创作者。这些思潮曾经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断的在《文艺报》、《文汇报》、《红旗》、《学术月刊》等杂志上传播，并一步一步的走向巅峰。
为什么后来的人对此没有一点印象？
因为明年上半年，由大秘书在中央作的演讲，认为这种学术争论已经越过了思想解放的界限，带有最根本的性质错误。再之后，这些东西明面上被扫进垃圾堆去了，不得宣扬。然而，在暗地里，它以对“文学历史的重写”、现代派对世界文学的学习等名目实际保留下来了，并最终动摇了大众文学的根基。
有一个私人暴论。
大众文学的复兴，其实是以网文的写作而重新繁荣的，传统文学应该感谢网文，没有网文，传统文学甚至会失去大众上的意义。
今天的大众，受网文的影响，远远超过所谓的传统文学。
余切发觉，自己有一个打顺风局的机会，只要他现在表现出坚决和“主体论”划清界限的态度，批判它、搞臭它，这对于余切将来于文坛的地位，是有益的。
有人会问了？
你不是说这帮人会潜伏吗？以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对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的学习来重出江湖，如何治得了他们呢？
如果一个人出了一张牌，牌面上写，外国文学高于中国文学，他又出第二张牌，我学习外国文学，因此，我具有权威。
现在余切出牌了，第一张牌是外国文学的最高奖是芥川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代表了外国文学的最高水平。
你承认吗？
你承认。
余切出了第二张牌：我得奖了。
所以我直接有权威。
对方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场文学的争论没有持续下去。黄兴邦作为杂志主编，只在此简单一提，他不具备为主体论赴汤蹈火的利益立场。
他现在最关键的，是和余切建立长期有效的约稿关系。
黄兴邦说：“对拉美文学的学习，是欧洲最近的潮流，《百年孤独》在去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不得！现在，我们也该学习拉美文学了。”
余切则悲观的表示：“《百年孤独》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四十年后，恐怕十亿中国人看过《百年孤独》的，不超过五千万人。”
“五千万人，不也了不得吗？”
余切说，“但我更在乎的是剩下那九亿五千万。”
那就是有关于故事和艺术的平衡，或者说，是向大众文学发展，还是向严肃文学发展。
历史在这里，最终演变为后者。
于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文学（专指西方文学汲取灵感）、先锋小说……无论是什么派别，无论是什么团体，他们得到自己期待之物的苦果，失去了和社会、公众的蜜月期。
5年后，王濛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失却轰动效应之后》，说到80年代初期文学在社会中引起阵阵热潮，后来，热潮成为文学圈内的事，而到了80年代后期，连圈内的热都不大出现了。
“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性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
为什么？
秘密在余切和黄兴邦的闲聊中。
“余老师，你是要写大场面、大战争，要扣人心弦，险象环生……超越了纪实文学的虚构小说，但它毕竟是个虚构的，而你最后显然对‘分手信’的行为持批判态度，那么，你写前面干什么？是不是写的太多了？”
黄兴邦吞了口唾沫补充道，“我以为，故事性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东西，太少了。你的……您的《天若有情》也有这类毛病，在最后是戛然而止，在我看来，您对写的好看这件事情，付出了太多，而忽略了自己的表达。”
“《红岩》是偏向于现实主义的大刊，您的小说满足《红岩》的要求，今后也必将满足，可是，余老师你还这么年轻，创作思路却是偏向通俗文学的……我这么说好吗？在我看来，是的。”
黄兴邦一股脑吐完所有话。
这事儿有点奇葩，他对余切的文评价是好看，爱看，但是，他觉得好看爱看要适可而止，并表现出了该悬崖勒马，不可浪费天赋的态度。
为什么？
文学，你一定得教我一些什么东西，你得批判一些什么。
黄兴邦是搞报告文学的，在文学的歧视链中，报告文学尚处于这个链条的中游，而通俗文学是踏马的末流啊。
余切拿出了马识途当挡箭牌。“你要给人讲道理，不说个稀奇叫人听下去，怎么能到最后一步？《夜谭十记》个个不都是在摆龙门阵吗？”
黄兴邦说：“马老毕竟是不一样的，他早已成名，《夜谭十记》还没有动笔，先预定了《人民文学》，先确定了出版，有多少作家能做到？”
马识途岂止是摆龙门阵！
《夜谭十记》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娶妾记》，讲一个男的靠妻子发家后来又抛弃了妻女，去了渝市主城成了一个大经理。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也去了主城，女儿长大后被qj还生下了孩子，只能半推半就地当了小妾……
这剧情能把人的CPU都干烧啊。
这个小说里，马识途批判了什么？
他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是想的“让老子教你们点道理，让老子表达点什么”，还是“兄弟，我这个龙门阵摆的离奇吗？牛逼吗？”
商业写作技巧不影响文学的表达，可以给文学表达添砖加瓦，如此简单的道理，竟然是到了哪怕四十年后都没有被文坛真正的承认。
黄兴邦说：“但是，当今文学的潮流就是探索不同的写作技法，在题材、结构上创新，把表现自我当做唯一和最高的目的，创作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
余切有点惊讶了。
想不到，黄兴邦竟然还是个“主体论”拥护者。
所谓主体论是伴随于严肃文学发展而来的，也即赋予“主体”超越具体时空、拥有无限可能性……大白话讲，就是想写什么写什么，没有不能写的。
这些偏学术的东西很抽象，但现在的文坛正是在争论这些，流行这些，而且影响到了大多创作者。这些思潮曾经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断的在《文艺报》、《文汇报》、《红旗》、《学术月刊》等杂志上传播，并一步一步的走向巅峰。
为什么后来的人对此没有一点印象？
因为明年上半年，由大秘书在中央作的演讲，认为这种学术争论已经越过了思想解放的界限，带有最根本的性质错误。再之后，这些东西明面上被扫进垃圾堆去了，不得宣扬。然而，在暗地里，它以对“文学历史的重写”、现代派对世界文学的学习等名目实际保留下来了，并最终动摇了大众文学的根基。
有一个私人暴论。
大众文学的复兴，其实是以网文的写作而重新繁荣的，传统文学应该感谢网文，没有网文，传统文学甚至会失去大众上的意义。
今天的大众，受网文的影响，远远超过所谓的传统文学。
余切发觉，自己有一个打顺风局的机会，只要他现在表现出坚决和“主体论”划清界限的态度，批判它、搞臭它，这对于余切将来于文坛的地位，是有益的。
有人会问了？
你不是说这帮人会潜伏吗？以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对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的学习来重出江湖，如何治得了他们呢？
如果一个人出了一张牌，牌面上写，外国文学高于中国文学，他又出第二张牌，我学习外国文学，因此，我具有权威。
现在余切出牌了，第一张牌是外国文学的最高奖是芥川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代表了外国文学的最高水平。
你承认吗？
你承认。
余切出了第二张牌：我得奖了。
所以我直接有权威。
对方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场文学的争论没有持续下去。黄兴邦作为杂志主编，只在此简单一提，他不具备为主体论赴汤蹈火的利益立场。
他现在最关键的，是和余切建立长期有效的约稿关系。
黄兴邦说：“对拉美文学的学习，是欧洲最近的潮流，《百年孤独》在去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不得！现在，我们也该学习拉美文学了。”
余切则悲观的表示：“《百年孤独》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四十年后，恐怕十亿中国人看过《百年孤独》的，不超过五千万人。”
“五千万人，不也了不得吗？”
余切说，“但我更在乎的是剩下那九亿五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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