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
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呜呼！利义之际，其为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夫孰知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诚知之也，而可不谓大智乎？
由义之润下有水之用，由义之炎上有火之用，由义之曲直有木之用，由义之从革有金之用，由义之稼穑有土之用。润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芜有木之害，从革而伤有金之害，稼穑而莠有土之害。由此言之，出乎义入乎害，而两者之外无有利也。
《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统于五行而显焉。
逆天之常，乘天之过，偷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数数于利也，则未有不为凶危之都者矣。
箕子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义之所自著，害之所必远，始于五行昭其义，终于六极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务义以远害而已矣。
天之生水也，非以为利也，其义之润下者不容已也。义之润可以泽物，义之下可以运物，于是乎细人见以为利而邀之。见为利则不见为害，而恶知其润下之过适以为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义，而罹害者莫凶于利。
于义不精而乘之，于害不审而撄之，于是乎爱尺寸之上，以与水争命于汙下；狎滔天之势，以与水朋虐于中原。伯鲧之教彝伦也，大抵以利焉阶之也。
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义所安而不贪其利，捐利与水而不受其饵；分而洒之，汇而居之，河播为九，江分为三，地有所不惜，熯有所不忧，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兖州之作，迟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气，伏洪水于方刚，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荡荡之狂流以归壑而莫能抗。义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无他，远于利而已矣。
今夫水，五谷、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鳞介之所处，舟楫、货粟之所通也。当其顺而利存，当其逆而利亦未尝亡也。盖义之本适于用者，虽乖沴忒行而性不易，则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从而大。
于是乎以害为利，以害之尤为利之大；细人乃颠倒惽瞀，自困于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
位为司空，命受于天子，居尊席威，殴生民以试其侥幸之智，率族阖邑，骈首漂骸，以填谿壑而无遗，斯可不谓大哀者乎！
是故有义胜之水，畎浍是已；有害胜之水，瀑湍是已；有义害相半之水，江、汉、淮、沇之类是已；有义一而害十之水，黄河是已。
其一义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于中夏，自此以往，则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劳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蹈义而远害也。嫁夷狄之横流，以冲突乎兖、豫、青、冀用文之国，安土者不能逃焉而实受其祸。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远，而裁之以义，则庶乎其祸可衰止，外此者无策。
今考历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义，汉违其害，宋贪其利，蒙古愈贪焉，而昭代沿之；善败之准，昭然易见也。制以义，害不期远而远矣；违其害，害有所不能违矣；贪其利，则乐生人之祸而幸五行之灾也，害之府也。
夫中国之有河，犹其有夷也。三代无御狄之策而有制狄之义，汉急御狄之功而不贪用狄之利，唐始用狄，石晋遂用狄，两宋用狄而其祸乃大，概可睹矣。
远害而害不胜远，则莫若捐利而不贪。虽有突骑效其死命，知藩篱之不可撤也，而后花门海上之祸绝。虽有长流夹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启也，而后齕堤溃野之害消。
愚矣哉！宋之以蜜截舌、以齿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潴以为塘水。
财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壅，畦以为淤田。天贻之忧，宋耽之利，昵寇以为依，幸祸以为福。彼惛不知，又何怪其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哉！
夫差之横也，江、淮以通；杨广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直、蒙古之乱也，卫、济以一，南旺以引，仰命于河以为漕运，支流旁午，交络四出，徐、兖、豫、冀、维扬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凭陵焉。
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宋礼承之以从欲而邀赏。呜呼！数百年之间，天以狄祸中国，而纾之于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灾，则齐、鲁、宋、卫、徐、吴之民，虽有不鱼者鲜矣。
禹弃可食之壤，割以与河；今贪难制之流，邀以为利。智愚之分，义利之别；义利之分真，利害之别。民之生死，国之祸福，岂有爽哉！岂有爽哉！
当禹之世，贺兰、盐池之境，未尝入中国也，故禹功讫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汉之兼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万世无疆之休，绝漠而东，放河流于奉圣川、鸳鸯泊，绕辽山以入鸭绿。则夷狄之害夷狄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适有居也。
使其然也，塘水谁与塞，淤田谁与垦，漕运谁与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将无术以逞。而哀此群黎，平居无埽堤之劳，淫雨无昏垫之忧矣。天未悔祸，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斗捷招寇而圮其族。
孟子曰“率兽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于兽者，百不得一也；死于水者，空城殚野而不厌。然则为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与来世，亦憯矣战！
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于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义焉，不助凶人之恶也。故智伯之于晋阳，萧梁之于淮堰，宋人之于北汉，壅滔天之流，只益孤垒之坚。虽韩、魏之肘足无谋，而无恤之城，固与北汉而俱安，智氏之军，且与淮堰而俱漂也。后之人虽甚安忍，其尚鉴于此，勿遏无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适以自害也乎！
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呜呼！利义之际，其为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夫孰知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诚知之也，而可不谓大智乎？
由义之润下有水之用，由义之炎上有火之用，由义之曲直有木之用，由义之从革有金之用，由义之稼穑有土之用。润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芜有木之害，从革而伤有金之害，稼穑而莠有土之害。由此言之，出乎义入乎害，而两者之外无有利也。
《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统于五行而显焉。
逆天之常，乘天之过，偷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数数于利也，则未有不为凶危之都者矣。
箕子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义之所自著，害之所必远，始于五行昭其义，终于六极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务义以远害而已矣。
天之生水也，非以为利也，其义之润下者不容已也。义之润可以泽物，义之下可以运物，于是乎细人见以为利而邀之。见为利则不见为害，而恶知其润下之过适以为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义，而罹害者莫凶于利。
于义不精而乘之，于害不审而撄之，于是乎爱尺寸之上，以与水争命于汙下；狎滔天之势，以与水朋虐于中原。伯鲧之教彝伦也，大抵以利焉阶之也。
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义所安而不贪其利，捐利与水而不受其饵；分而洒之，汇而居之，河播为九，江分为三，地有所不惜，熯有所不忧，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兖州之作，迟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气，伏洪水于方刚，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荡荡之狂流以归壑而莫能抗。义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无他，远于利而已矣。
今夫水，五谷、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鳞介之所处，舟楫、货粟之所通也。当其顺而利存，当其逆而利亦未尝亡也。盖义之本适于用者，虽乖沴忒行而性不易，则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从而大。
于是乎以害为利，以害之尤为利之大；细人乃颠倒惽瞀，自困于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
位为司空，命受于天子，居尊席威，殴生民以试其侥幸之智，率族阖邑，骈首漂骸，以填谿壑而无遗，斯可不谓大哀者乎！
是故有义胜之水，畎浍是已；有害胜之水，瀑湍是已；有义害相半之水，江、汉、淮、沇之类是已；有义一而害十之水，黄河是已。
其一义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于中夏，自此以往，则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劳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蹈义而远害也。嫁夷狄之横流，以冲突乎兖、豫、青、冀用文之国，安土者不能逃焉而实受其祸。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远，而裁之以义，则庶乎其祸可衰止，外此者无策。
今考历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义，汉违其害，宋贪其利，蒙古愈贪焉，而昭代沿之；善败之准，昭然易见也。制以义，害不期远而远矣；违其害，害有所不能违矣；贪其利，则乐生人之祸而幸五行之灾也，害之府也。
夫中国之有河，犹其有夷也。三代无御狄之策而有制狄之义，汉急御狄之功而不贪用狄之利，唐始用狄，石晋遂用狄，两宋用狄而其祸乃大，概可睹矣。
远害而害不胜远，则莫若捐利而不贪。虽有突骑效其死命，知藩篱之不可撤也，而后花门海上之祸绝。虽有长流夹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启也，而后齕堤溃野之害消。
愚矣哉！宋之以蜜截舌、以齿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回流，潴以为塘水。
财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壅，畦以为淤田。天贻之忧，宋耽之利，昵寇以为依，幸祸以为福。彼惛不知，又何怪其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哉！
夫差之横也，江、淮以通；杨广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直、蒙古之乱也，卫、济以一，南旺以引，仰命于河以为漕运，支流旁午，交络四出，徐、兖、豫、冀、维扬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凭陵焉。
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宋礼承之以从欲而邀赏。呜呼！数百年之间，天以狄祸中国，而纾之于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灾，则齐、鲁、宋、卫、徐、吴之民，虽有不鱼者鲜矣。
禹弃可食之壤，割以与河；今贪难制之流，邀以为利。智愚之分，义利之别；义利之分真，利害之别。民之生死，国之祸福，岂有爽哉！岂有爽哉！
当禹之世，贺兰、盐池之境，未尝入中国也，故禹功讫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汉之兼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万世无疆之休，绝漠而东，放河流于奉圣川、鸳鸯泊，绕辽山以入鸭绿。则夷狄之害夷狄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适有居也。
使其然也，塘水谁与塞，淤田谁与垦，漕运谁与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将无术以逞。而哀此群黎，平居无埽堤之劳，淫雨无昏垫之忧矣。天未悔祸，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斗捷招寇而圮其族。
孟子曰“率兽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于兽者，百不得一也；死于水者，空城殚野而不厌。然则为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与来世，亦憯矣战！
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于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义焉，不助凶人之恶也。故智伯之于晋阳，萧梁之于淮堰，宋人之于北汉，壅滔天之流，只益孤垒之坚。虽韩、魏之肘足无谋，而无恤之城，固与北汉而俱安，智氏之军，且与淮堰而俱漂也。后之人虽甚安忍，其尚鉴于此，勿遏无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适以自害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