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骤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终。震世之善,骤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闻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
闻人之言善而信以为必行,则使闻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审之于心而亟从之。闻人不善之言而信,则人之言善者,无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恒不敌不善者之巧给,奚望其善之能有终邪?
且夫事之利病,岂其有常,人之贤不肖,岂易以一概论哉?胥一善,而或为之而效,或为之而不效,义难精也;亟于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过,不遂其望,而或至于隳功,遂以疑善之不足为也。
胥为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于其名,志难知也;亟于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过,不慰其所求,而或至于败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终也,必不可得矣。
夫明主之从善而进贤,宽之以取效之涂,而忍其一时之利钝;谅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于其类;然后其決于善也,以从容而收效,決于用贤也,以阔略而得人。
无他,审之于心,百折迂回,详察乎理之必有与事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贞,非从人闻善而遽希骤获之功也。
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
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
罢转运盐铁使而省职废;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经纶激田悦之军,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旧臣,盗隐官物巨万,张涉以旧学师友,坐赃放黜。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蠱而外离也。
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
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尧不以共、驭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废亲亲;三折肱为良医,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终也。
二
法为贤者设乎?诚贤矣,虽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奸私,而贤者亦循之以寡过。唐既于牧守之外置诸道诸使,使自择任寮吏,于是其未乱也,人树党以营私,其乱也,聚徒以抗命。
沈既济上选举议,犹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铨除,且曰:“今诸道诸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辟吏之法。”何其不恤当时之大害至此极也!
自天宝兵兴以后,迄于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门,背公死党,以逆命谋篡、割据分争者谁邪?既济以为善政,而论者奖之为三代之遗法,甚矣!其贻祸之无穷矣。
夫环天下之贤不肖,待铨除于吏部,不足以辨不齐之材品,此诚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权于一人者,天子宪天以立极,犹万汇之荣枯统于真宰也。
分进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进,牧守使臣纠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犹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杀,互成岁功也。牧守既临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禄人之权焉,则诬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
唐之以判官副将听诸使之自择,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禄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党刘展以反者,江、淮亲旧也;劝李宝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导李惟岳以自立者,毕华也;说朱滔以首乱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称王者,李子千也。
自非端士,必怀禄以为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
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泊乎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皆有尽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无与为谋,唐之亡,亡于人之散,明矣。
抑令天下无衅,牧守无妄动之心,而互相辅倚,以贪纵虐民、荡佚法制,亦孰与禁之?而国民之交病,不可诘矣。既济倡为邪说,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为藩镇之内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
不然,何大纲已失,必取其细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不轨之情,已不可揜矣。
三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义也;不忍于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俭其亲者,人子之心也;两者并行而各尽。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岂必唯父命之是从哉?况乎有固吝之心,而托之遗命以--之者,嬴政之自纵其恶,非胡亥之矫父命自饰也!秦殚天下之力以役骊山,穷奢戕民,洵无道矣。乃欲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岂但骊山之役哉?
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有非圣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见之也,封树云乎哉”?
其恩者,过墓而欷歔;闻其风者,望阡而夫人不媿于天,不怨于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怀忾想。即其不然,亦相忘于林峦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托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
如其负大恶、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则不封不树,裒然平土,而操以椓之,犹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士庶人有财而得为,皆可致而无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终母亡,终古止此一事,而为天下吝乎?
丧礼之见于士丧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车抗木,茵婴明器,空中人之产,士贫且贱,犹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于天子,率万国以送其亲,而迪民以归厚,不可过也,而矧可不及邪?遗命虽严,在先君以自章其俭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
若挟此为辞,吝财力以违可致之心,薄道取法于墨者,充塞仁义,其视委壑而听狐蝇之嘬食也无几,非不仁者,孰忍此哉?
唐德宗葬代宗于元陵,诏从优厚,而令狐峘曰:“遗诏务从俭薄;不当失顾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
为人子者,当亲存之日,无言不顺,无志不养,没而无遗训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
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将谁欺也?邪说诬民,若此类者,殆仁人之所必诛勿赦者与!
四
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抑唯上不惮其详,而后下可简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变之条绪而详之,乃以定为画一,而示民以简,则允易从矣。
若其后法敝而上令无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时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约略而简之,苟且之政,上与民亦暂便之矣。
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
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调之成法,亦岂繁苛以困民于旬输月送乎?自天宝丧乱以后,兵兴不已,地割民凋,乃取仅存之田土户口,于租、庸、调之外,横加赋敛,因事取办而无恒,乃至升斗锱铢皆洒派于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敛,实皆国计军需,在租、庸、调立法之初,已详计而无不可给者也。举天下之田亩户口,以应军国之用,而积余者尚不可以数计。
量其入以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奸,民之困,遂浸淫而无所止。然一时丧乱之权计,有司亦乘时以破法,而不敢以为一定之规。民虽劳,且引领以望事之渐平,而输正供者犹止于其数也。
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于是而权以应迫者,皆以为经。当其时,吏不能日进猾胥豪民而踪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朴民而苛责之,膏血耗而梦寝粗安,故民亦甚便也。
非时非法之箕敛并于上,而操全数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业已为定制矣,则兵息事已,国用已清,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人但知两税之为正供,而不复知租、庸、调之中自余经费,而此为法外之征矣。
既有盈余,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
以此思之,则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输月送之无恒,上犹曰此一时不获已之图,不可久者也;民犹知租、庸、调之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饶,可以疾苦上闻,邀求蠲贷者也。唯据乱法以为法,则其乱不已。呜呼!苟且以图一时之便利,则其祸生民亦至此哉!
两税之法行之数百年,至宋而于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于民,而作辍犹无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为一条鞭之法,于夏秋税粮之外,取滥派之杂徭,编于正供,箕敛益精,而漏卮愈溃。
迨乎兵兴用棘,则就条鞭之中,裁减以输京边,而地方之经费不给,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简易从,居德于天下,夫孰知其为杨炎之续以贻害于无穷乎!
夫立法之简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与国计之必畜,早有以会其总于上;而瓜分缕别,举有司之所待用者,统受于司农;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给天下之需,而不使群司分索于郡县,则简之道得矣。
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横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乱也;其简也,乃以繁也;民咸死于苟且便利之一心,奚取于简哉?杨炎以病民而利国,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后之效之者,则以戕民蠹国而自专其利,简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诛,君子甚为英惜焉。
五
言治道者讳言财利,斥刘晏为小人。晏之不得为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财而斥之,则倨骄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论也。夫所恶于聚财者,以其殃民也。
使国无恒畜,而事起仓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毙,抑必横取无艺以迫民于死,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恶于聚财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应变以济国用,民无横取无艺之苦,讵非为功于天下哉?
晏之理财于兵兴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察诸道之丰凶,丰则贵,凶则贱粜,使自有余息以供国,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其所取盈者,奸商豪民之居赢,与墨吏之妄滥而已。
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盐之利,得之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也;漕运之羡,得之徒劳之费,非得之输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军食以足。晏死两午,而括富商、增税钱、减陌钱、税闲架,重剥余民之政兴,晏为小人,则彼且为君子乎?
抑考当日户口虚盈之数,而晏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兵兴以来,户不过二百万,晏任财赋之季年,增户百万,非晏所统者不增,夫岂晏有术以饵之,使邻民以归己邪?户口之耗,非果尽死亡也。
贪汙之吏,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猾胥持权,以私利为登耗,民不任其诛求,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偷窳之守令,亦以户少易征,免于催科不足之罚,而善匿者长了孙,据阡陌,征徭不及,以为法外之民,其著籍而重受荼毒,皆穷乡愿朴者尔。
户日耗,赋必日增,仅存之土著,日毙于杖笔凶系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减者十三也。晏唯通有无、收监利、清輓兑、以给军用,而常赋有经以不滥;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权。
则彼民也,既优游于奉公之不扰,自不乐受猾胥之胁索,抑安居晏寝,无漏逃受戮之隐忧,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调,何惮而不为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
然则非晏所统而户不增者,非不增也,增于吏而不增于国也。晏得其乐于附籍之本情,以杜奸胥之诡,使乐输者无中侵之伤,故民心得而户口实,仁人君子所以体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
岂乞灵于造物而使无夭札,遥呼于胡、越而使受戎索哉?然则晏之于财赋,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他行之瑕责之也。
六
无利于国,无補于民,听奸人之挟持,为立法禁,以驱役天下而桎梏之,是谓稗政。能知此者,可与定国家之大计矣。
刘晏庀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而以榷盐为主。盐之为利,其来旧矣。而法愈繁则财愈绌,民愈苦于淡食,私贩者遂为乱阶,无他,听奸商之邪说,以擅利于己,而众害丛集矣。
官榷之,不能官卖之也;官卖之,而有抑配、有比较、有增价、有解耗,殃民已亟,则私贩虽死而不惩。必也,官于出盐之乡,收积以鬻于商,而商之奸不雠矣。
统此食盐之地,统此岁办之盐,期于官无留盐、商无守支、民无缺乏,踊贵而止耳。官总而计之,自竃丁牢盆薪刍粮值之外,计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国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或贵或贱,可勿问也。
而奸商乃胁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则奸商可以唯意低昂,居盈待乏,而过索于民。民苦其贵,而破界以市于他境,官抑受商之饵,为之禁制,徽纆日累于廷,掠夺日喧于野,民乃激而走挺,于是结旅操兵,相抗相杀,而盗贼以起。元末泰州之祸,亦孔烈矣。
若此者,于国无锱铢之利,君与有司受奸商之羁豢,以毒民而激之乱,制法之愚,莫甚于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盐之速雠,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弗恤也。
晏知之矣,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烦,则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尝无利也。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
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雠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守此以行,虽百王不能易也。
晏决策行之,而后世犹限地界以徇奸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纲,疏其节目,为政之上术也。
统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煑海之饶,民获流通之利,片言而决耳,善持大计者,岂有不测之术哉?得其要而奸不能欺,千载莫察焉,亦可欢已!
七
德宗不许李惟岳之嗣位而乱起,延及数年,身几危,国几亡,天下鼎沸,是岂可谓德宗之宜听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据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许之,则又兵连祸结而不解。
论者至此而议已穷,谓不先其本,而急图其末,是已。顾处此迫不及待之势,许不许两言而判,徒追咎于既往,而无以应仓卒,是亦尘羹土之言耳。
粤自田承嗣等势穷而降,罪可诛,功无可录,授以土地甲兵者,仆固怀恩奸矫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无赖之健儿,为贼已蹙,偷窃土坏,乃欲效古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灭亡也,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
宝臣先死,惟岳首为难端,闇弱无能,而张孝忠、王武俊又与离心而伏戈相拟,则首抑之以惩李正已、田悦、梁崇义于未发也,诚不可不决之一旦者矣。不许,而四凶表里以佐乱,痈之必溃,养之奚可哉?
曾未逾年,而田悦大衄,李纳势蹙,惟岳之首县于北阙,天下亦且定矣。悦与纳株守一军,无难坐待其毙。然则惟岳之叛,不足以为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许,事虽劳而固有功矣。天下复乱,固非不许惟岳之所致也。
謂杀刘晏而群叛怀疑以竞起者,非也;晏自不当杀耳,不杀晏,而河北能戢志以听命乎,谁其信之?不杀来瑱而仆固怀恩固反,不杀刘晏而河北固叛,贼指为名以激众怨耳,实则了不相及之势也。
抑欲天子不敢杀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诛,成德已平,而处置朱滔、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乱,则诚过已。虽然,滔、武俊之志,犹之乎承嗣、宝臣也,平一贼而进一贼,又岂易言哉?呜呼!盖至是而所以处此者诚难,论者设身处此,又将何以处之与?
且德宗之初政,犹励精以求治,卢杞初升,其奸未逞,固本治内,即不逮汉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无咎于天下。以此言之,癰久必溃,河壅必决,代宗以来,养成大患,授之德宗,诚有无可如何者。固非天数之必然,亦人事渐渍之下游成乎难挽,岂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
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乱而反益乱者,则有在焉。当时所冒昧狂逞以思乱者数人耳,又皆纨袴子弟与夫偏裨小将无能为者也。若环海内外,戴九叶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誉,早播于远近,贼之宗党,如田庭玠、邵真、谷从政、李洧、田昂、刘怦,下至幽、燕数万之众,无欲叛者。
德宗诚知天下之不足深忧,则群逆之党,固可静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视天下,自朝廷以至于四方,无一非可疑者。
树欲静而撼之,波欲澄而抇之,疥癣在四末,而鍼石施于膏肓,可谈笑以收功,必震惊以召侮,愈疑愈起,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卫,以争胜于东方,忧已深,虑已亟,祸愈速而败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灾矣。
盖河北之势不能不乱者,代宗积坏之下游也,而于德宗则为偶起之波涛。事穷而变,变则有通之几焉。田承嗣、李宝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溃而且竭矣,其溃也,正其所以痊也。
呜呼!能知苟安之必为后患,祸发之可待消亡,守顺逆之经,居高乘权,因穷变通久之时,无震动悚之惑,而后天下静于一人之心。
一发不效,惴惴焉迫为改图,载鬼一车,而孤张不说,庸人之识量,所为自贻伊慼者,唯此而已矣。
骤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终。震世之善,骤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闻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
闻人之言善而信以为必行,则使闻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审之于心而亟从之。闻人不善之言而信,则人之言善者,无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恒不敌不善者之巧给,奚望其善之能有终邪?
且夫事之利病,岂其有常,人之贤不肖,岂易以一概论哉?胥一善,而或为之而效,或为之而不效,义难精也;亟于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过,不遂其望,而或至于隳功,遂以疑善之不足为也。
胥为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于其名,志难知也;亟于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过,不慰其所求,而或至于败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终也,必不可得矣。
夫明主之从善而进贤,宽之以取效之涂,而忍其一时之利钝;谅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于其类;然后其決于善也,以从容而收效,決于用贤也,以阔略而得人。
无他,审之于心,百折迂回,详察乎理之必有与事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贞,非从人闻善而遽希骤获之功也。
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
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
罢转运盐铁使而省职废;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经纶激田悦之军,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旧臣,盗隐官物巨万,张涉以旧学师友,坐赃放黜。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蠱而外离也。
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
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尧不以共、驭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废亲亲;三折肱为良医,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终也。
二
法为贤者设乎?诚贤矣,虽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奸私,而贤者亦循之以寡过。唐既于牧守之外置诸道诸使,使自择任寮吏,于是其未乱也,人树党以营私,其乱也,聚徒以抗命。
沈既济上选举议,犹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铨除,且曰:“今诸道诸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辟吏之法。”何其不恤当时之大害至此极也!
自天宝兵兴以后,迄于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门,背公死党,以逆命谋篡、割据分争者谁邪?既济以为善政,而论者奖之为三代之遗法,甚矣!其贻祸之无穷矣。
夫环天下之贤不肖,待铨除于吏部,不足以辨不齐之材品,此诚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权于一人者,天子宪天以立极,犹万汇之荣枯统于真宰也。
分进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进,牧守使臣纠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犹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杀,互成岁功也。牧守既临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禄人之权焉,则诬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
唐之以判官副将听诸使之自择,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禄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党刘展以反者,江、淮亲旧也;劝李宝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导李惟岳以自立者,毕华也;说朱滔以首乱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称王者,李子千也。
自非端士,必怀禄以为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
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泊乎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皆有尽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无与为谋,唐之亡,亡于人之散,明矣。
抑令天下无衅,牧守无妄动之心,而互相辅倚,以贪纵虐民、荡佚法制,亦孰与禁之?而国民之交病,不可诘矣。既济倡为邪说,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为藩镇之内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
不然,何大纲已失,必取其细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不轨之情,已不可揜矣。
三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义也;不忍于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俭其亲者,人子之心也;两者并行而各尽。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岂必唯父命之是从哉?况乎有固吝之心,而托之遗命以--之者,嬴政之自纵其恶,非胡亥之矫父命自饰也!秦殚天下之力以役骊山,穷奢戕民,洵无道矣。乃欲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岂但骊山之役哉?
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有非圣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见之也,封树云乎哉”?
其恩者,过墓而欷歔;闻其风者,望阡而夫人不媿于天,不怨于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怀忾想。即其不然,亦相忘于林峦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托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
如其负大恶、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则不封不树,裒然平土,而操以椓之,犹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士庶人有财而得为,皆可致而无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终母亡,终古止此一事,而为天下吝乎?
丧礼之见于士丧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车抗木,茵婴明器,空中人之产,士贫且贱,犹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于天子,率万国以送其亲,而迪民以归厚,不可过也,而矧可不及邪?遗命虽严,在先君以自章其俭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
若挟此为辞,吝财力以违可致之心,薄道取法于墨者,充塞仁义,其视委壑而听狐蝇之嘬食也无几,非不仁者,孰忍此哉?
唐德宗葬代宗于元陵,诏从优厚,而令狐峘曰:“遗诏务从俭薄;不当失顾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
为人子者,当亲存之日,无言不顺,无志不养,没而无遗训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
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将谁欺也?邪说诬民,若此类者,殆仁人之所必诛勿赦者与!
四
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抑唯上不惮其详,而后下可简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变之条绪而详之,乃以定为画一,而示民以简,则允易从矣。
若其后法敝而上令无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时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约略而简之,苟且之政,上与民亦暂便之矣。
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
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调之成法,亦岂繁苛以困民于旬输月送乎?自天宝丧乱以后,兵兴不已,地割民凋,乃取仅存之田土户口,于租、庸、调之外,横加赋敛,因事取办而无恒,乃至升斗锱铢皆洒派于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敛,实皆国计军需,在租、庸、调立法之初,已详计而无不可给者也。举天下之田亩户口,以应军国之用,而积余者尚不可以数计。
量其入以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奸,民之困,遂浸淫而无所止。然一时丧乱之权计,有司亦乘时以破法,而不敢以为一定之规。民虽劳,且引领以望事之渐平,而输正供者犹止于其数也。
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于是而权以应迫者,皆以为经。当其时,吏不能日进猾胥豪民而踪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朴民而苛责之,膏血耗而梦寝粗安,故民亦甚便也。
非时非法之箕敛并于上,而操全数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业已为定制矣,则兵息事已,国用已清,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人但知两税之为正供,而不复知租、庸、调之中自余经费,而此为法外之征矣。
既有盈余,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
以此思之,则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输月送之无恒,上犹曰此一时不获已之图,不可久者也;民犹知租、庸、调之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饶,可以疾苦上闻,邀求蠲贷者也。唯据乱法以为法,则其乱不已。呜呼!苟且以图一时之便利,则其祸生民亦至此哉!
两税之法行之数百年,至宋而于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于民,而作辍犹无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为一条鞭之法,于夏秋税粮之外,取滥派之杂徭,编于正供,箕敛益精,而漏卮愈溃。
迨乎兵兴用棘,则就条鞭之中,裁减以输京边,而地方之经费不给,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简易从,居德于天下,夫孰知其为杨炎之续以贻害于无穷乎!
夫立法之简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与国计之必畜,早有以会其总于上;而瓜分缕别,举有司之所待用者,统受于司农;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给天下之需,而不使群司分索于郡县,则简之道得矣。
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横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乱也;其简也,乃以繁也;民咸死于苟且便利之一心,奚取于简哉?杨炎以病民而利国,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后之效之者,则以戕民蠹国而自专其利,简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诛,君子甚为英惜焉。
五
言治道者讳言财利,斥刘晏为小人。晏之不得为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财而斥之,则倨骄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论也。夫所恶于聚财者,以其殃民也。
使国无恒畜,而事起仓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毙,抑必横取无艺以迫民于死,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恶于聚财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应变以济国用,民无横取无艺之苦,讵非为功于天下哉?
晏之理财于兵兴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载之额外苛求以困农也,察诸道之丰凶,丰则贵,凶则贱粜,使自有余息以供国,而又以蠲免救助济民之馁瘠,其所取盈者,奸商豪民之居赢,与墨吏之妄滥而已。
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盐之利,得之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也;漕运之羡,得之徒劳之费,非得之输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军食以足。晏死两午,而括富商、增税钱、减陌钱、税闲架,重剥余民之政兴,晏为小人,则彼且为君子乎?
抑考当日户口虚盈之数,而晏体国安民之心,不可没矣。兵兴以来,户不过二百万,晏任财赋之季年,增户百万,非晏所统者不增,夫岂晏有术以饵之,使邻民以归己邪?户口之耗,非果尽死亡也。
贪汙之吏,举百费而一责之农民,猾胥持权,以私利为登耗,民不任其诛求,贿吏而自诡于逃亡死绝,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汇,偷窳之守令,亦以户少易征,免于催科不足之罚,而善匿者长了孙,据阡陌,征徭不及,以为法外之民,其著籍而重受荼毒,皆穷乡愿朴者尔。
户日耗,赋必日增,仅存之土著,日毙于杖笔凶系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减者十三也。晏唯通有无、收监利、清輓兑、以给军用,而常赋有经以不滥;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权。
则彼民也,既优游于奉公之不扰,自不乐受猾胥之胁索,抑安居晏寝,无漏逃受戮之隐忧,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调,何惮而不为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
然则非晏所统而户不增者,非不增也,增于吏而不增于国也。晏得其乐于附籍之本情,以杜奸胥之诡,使乐输者无中侵之伤,故民心得而户口实,仁人君子所以体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
岂乞灵于造物而使无夭札,遥呼于胡、越而使受戎索哉?然则晏之于财赋,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他行之瑕责之也。
六
无利于国,无補于民,听奸人之挟持,为立法禁,以驱役天下而桎梏之,是谓稗政。能知此者,可与定国家之大计矣。
刘晏庀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而以榷盐为主。盐之为利,其来旧矣。而法愈繁则财愈绌,民愈苦于淡食,私贩者遂为乱阶,无他,听奸商之邪说,以擅利于己,而众害丛集矣。
官榷之,不能官卖之也;官卖之,而有抑配、有比较、有增价、有解耗,殃民已亟,则私贩虽死而不惩。必也,官于出盐之乡,收积以鬻于商,而商之奸不雠矣。
统此食盐之地,统此岁办之盐,期于官无留盐、商无守支、民无缺乏,踊贵而止耳。官总而计之,自竃丁牢盆薪刍粮值之外,计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国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或贵或贱,可勿问也。
而奸商乃胁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则奸商可以唯意低昂,居盈待乏,而过索于民。民苦其贵,而破界以市于他境,官抑受商之饵,为之禁制,徽纆日累于廷,掠夺日喧于野,民乃激而走挺,于是结旅操兵,相抗相杀,而盗贼以起。元末泰州之祸,亦孔烈矣。
若此者,于国无锱铢之利,君与有司受奸商之羁豢,以毒民而激之乱,制法之愚,莫甚于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盐之速雠,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弗恤也。
晏知之矣,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烦,则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尝无利也。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
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雠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守此以行,虽百王不能易也。
晏决策行之,而后世犹限地界以徇奸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纲,疏其节目,为政之上术也。
统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煑海之饶,民获流通之利,片言而决耳,善持大计者,岂有不测之术哉?得其要而奸不能欺,千载莫察焉,亦可欢已!
七
德宗不许李惟岳之嗣位而乱起,延及数年,身几危,国几亡,天下鼎沸,是岂可谓德宗之宜听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据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许之,则又兵连祸结而不解。
论者至此而议已穷,谓不先其本,而急图其末,是已。顾处此迫不及待之势,许不许两言而判,徒追咎于既往,而无以应仓卒,是亦尘羹土之言耳。
粤自田承嗣等势穷而降,罪可诛,功无可录,授以土地甲兵者,仆固怀恩奸矫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无赖之健儿,为贼已蹙,偷窃土坏,乃欲效古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灭亡也,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
宝臣先死,惟岳首为难端,闇弱无能,而张孝忠、王武俊又与离心而伏戈相拟,则首抑之以惩李正已、田悦、梁崇义于未发也,诚不可不决之一旦者矣。不许,而四凶表里以佐乱,痈之必溃,养之奚可哉?
曾未逾年,而田悦大衄,李纳势蹙,惟岳之首县于北阙,天下亦且定矣。悦与纳株守一军,无难坐待其毙。然则惟岳之叛,不足以为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许,事虽劳而固有功矣。天下复乱,固非不许惟岳之所致也。
謂杀刘晏而群叛怀疑以竞起者,非也;晏自不当杀耳,不杀晏,而河北能戢志以听命乎,谁其信之?不杀来瑱而仆固怀恩固反,不杀刘晏而河北固叛,贼指为名以激众怨耳,实则了不相及之势也。
抑欲天子不敢杀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诛,成德已平,而处置朱滔、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乱,则诚过已。虽然,滔、武俊之志,犹之乎承嗣、宝臣也,平一贼而进一贼,又岂易言哉?呜呼!盖至是而所以处此者诚难,论者设身处此,又将何以处之与?
且德宗之初政,犹励精以求治,卢杞初升,其奸未逞,固本治内,即不逮汉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无咎于天下。以此言之,癰久必溃,河壅必决,代宗以来,养成大患,授之德宗,诚有无可如何者。固非天数之必然,亦人事渐渍之下游成乎难挽,岂一事之失宜所猝致哉?
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乱而反益乱者,则有在焉。当时所冒昧狂逞以思乱者数人耳,又皆纨袴子弟与夫偏裨小将无能为者也。若环海内外,戴九叶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誉,早播于远近,贼之宗党,如田庭玠、邵真、谷从政、李洧、田昂、刘怦,下至幽、燕数万之众,无欲叛者。
德宗诚知天下之不足深忧,则群逆之党,固可静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视天下,自朝廷以至于四方,无一非可疑者。
树欲静而撼之,波欲澄而抇之,疥癣在四末,而鍼石施于膏肓,可谈笑以收功,必震惊以召侮,愈疑愈起,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卫,以争胜于东方,忧已深,虑已亟,祸愈速而败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灾矣。
盖河北之势不能不乱者,代宗积坏之下游也,而于德宗则为偶起之波涛。事穷而变,变则有通之几焉。田承嗣、李宝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溃而且竭矣,其溃也,正其所以痊也。
呜呼!能知苟安之必为后患,祸发之可待消亡,守顺逆之经,居高乘权,因穷变通久之时,无震动悚之惑,而后天下静于一人之心。
一发不效,惴惴焉迫为改图,载鬼一车,而孤张不说,庸人之识量,所为自贻伊慼者,唯此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