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宋高宗上

小说:史鉴 作者:0历史的天空0 更新时间:2024-11-24 12:57:47 源网站:圣墟小说网
  一

  光武跳身河北,仅有渔阳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群盗之用也,故有铜马帝之号焉。宗汝霖之守东京以抗女直,用此术也。考之史册,光武所受群盗之降,几二千万。王莽之季,盗虽起,亦不应如彼其多。

  盖降而或复叛,归于他盗,已而复降,至于三四,以有此数。不然,则建武之初,斥土未广,何所得粟以饲此众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众二百余万,其聚而有此众者,亦非尽剽悍贸死之壮夫也。

  徽宗之世,河北之盗已兴。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张邦昌僭大号而不尸,高宗远处淮左而不能令。郡邑无吏,吏无法。游奕之虏骑,往来蹂践,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强者聚众砦处,而农人无可耕之土,市肆无可居之廛,则相率依之,而据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

  室无终岁之计。瓮无宿舂之粮,鸟兽聚而飞虫游,勿问强弱,合而有此数也。闻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为之美名曰“忠义“以抚之,抑岂诚为忠义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

  光武之用群盗,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来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归农之日,则自散归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余万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气也。来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劳吾河内、宛、雒之民,竭赀力以养之也。

  汝霖之在当日,盖东京尚有积粟,可支二百万人一二岁之食,过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于病卒者仅一年,而迫于有为,屡请高宗归汴,以大举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粮于敌,不可久处而变生于内也。

  奸邪中沮,志不遂而郁邑以陨命。渡河之呼,岂徒恸大计之不成,抑且虑此二百余万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复散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烂。非韩、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无食不可以有兵,无士不可以得食,不进不可以有土。(得)[待]食足而兴兵者,处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赵充国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乌合之众,撄方张之虏,保已破之国,审矣。

  念吾之且必穷,知众之不久聚,忧内之必生变,更无余法以处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急用而捷,所杀者敌也。急进而不利,所杀者盗也。鼓之舞之,使无倒戈内向者,则存乎主帅之恩威。

  夫此二百余万之盗,固皆有山砦可为退处之穴;而收吾简练之禁旅,进可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处,耗吾刍粟,扰吾农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胜。是则汪、黄内蛊,高宗中馁,旷日迁延,迟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没,而事亦渐难矣。

  群盗之流入内地者,韩、岳竭力以芟夷之,歼杀过半,弱者抑散而佣食于四方,然后收其仅存之可用者以为吾用。非尽此食葚之鸮,可帅之以所向无前也。故汝霖亦知独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请高宗返驾京阙以弹压群桀,且可辇输东南之粟帛,调发入援之兵卒,而为可继之图。

  若孤恃汝霖之志义,而无刘裕匡复之(盛)[威]望以詟群雄,抑无郭子仪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给不赀,徒贻怨玩,刘越石之困于段匹磾者,其前鉴也。上无君,内无相,始而盛者渐以衰,悲愤中来,坐视其败,虽欲不悒悒以自陨天年,其可得乎?

  故谓汝霖不死,凭恃此众可席卷燕、云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驭之必有其权,养之必有其具,然后此二百余万乌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

  非光武之聪明神武,而欲驯扰不轨之徒,以与虎狼争生死,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二

  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

  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和以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仇,以释女直之恨。

  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

  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中必枵,况其不足以竞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

  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

  以内言之,江南之势,荆、湘为其上游,襄、汉为其右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财赋兵戎听其节制,而无所掣曳,顾、陆、周、贺诸大族,自孙氏以来,世系三吴之望,一归琅玡,而众志交孚,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宋则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

  高宗盱衡四顾,一二议论之臣,相与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琐琐一苗、刘之怀忿,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刘光世、韩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捍。

  自非命世之英,则孑然孤处,虽怀悲愤,抑且谁为续命之丝?假使晋元处此,其能临江踞坐,弗忧系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

  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萧何在关中,而汉高泗水之败,得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而邓禹长安之败,散而复合。崛起者且如是矣。

  若夫唐室屡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财赋,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积矣。宋则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无绥抚之臣,郡无持衡之长,军卫为罪人之梏,租庸归内帑之藏。

  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满而飏去。一旦故国倾颓,窜身无所,零丁江介,俯海澨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而谈,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

  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

  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竞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

  故垂及秦桧椓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

  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戚)[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士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

  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

  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入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哲能之,非可期于中材以下也。

  三

  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擿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

  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见之行事者确也。抑亦必其势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绪;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则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于影响。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

  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泛然而广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乐道之者,而要为鞶帨之华,亦奚用此喋喋者为哉?

  高宗南渡,李伯纪之进言数矣。其言皆无可非也。顾其为纲宗者,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也。又进而加详焉,远小人,亲君子也;议巡幸,决战守也;择将帅,简兵卒也;抚河北,镇荆、襄也。

  如纲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兴之业,允矣其无瑕璺矣。故天下后世无有得议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虽然,以实求之,而奚足以当纲宗哉?足以立纲宗而非其诚,则纲宗者,虚设之纲宗,固无当也。

  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诚不容已者。然其容已与不容已,系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无其志,言无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奖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于空言也。进而加详,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天下后世之所乐听,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

  其云亲君子,远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以小人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为小人,而小人矣。故诸葛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今不直简贤而求其进,斥奸而请其退,则奚以知汪伯彦、黄潜善之非君子,而赵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议巡幸,决战守,急矣。

  而行伍之凭借,孰为干城?强敌之争趋,何从控御?刍粮何庤以不匮?器仗何取以求精?岂天子匹马以前,疲卒扶羸以进,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择将帅,简兵卒,尤其要者。抑就莅戎行而数奔者择之邪?无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泽而择之邪?天子自择之邪?纲可代为之择邪?天子自择之,则亦非不有所任用矣。

  纲可代择之,则胡不心维口诵于坐论之下,如赵普之为太祖谋者,而但虚悬一择之之号,以听人之诡遇乎?惊奔之余,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练之,督之绥之,必有其将。河北之南来,闽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战可使守之势。

  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强,必有其道。纲诚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则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尤非大声疾呼,悬一榜、下一令之所能胜也。则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抚河北,镇襄、邓,诚形势之不容缓矣。河北之待抚,岂徒号于上曰“吾不割也“,众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为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须别拣将帅以任之也?张所、傅亮固未足以胜任。

  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尽其力者何术也?襄、邓之财赋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补葺者何从?专任而无旁挠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谋之,因势而图之,非可一言而据为不拔之策。国政在握,成败在于目睫,迫与天子谋之,进群策以酌之,固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俄顷者,岂建鼓而亡子可追哉?

  乃纲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气已竭矣。则汪、黄之党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谈,谓饥当食,而为无米之炊者也。恶足以拯吾君于危殆而措之安哉?于斯时也,二帝俘矣,两宫陷矣,自河朔以向江、淮,数千里城空野溃,飘摇徐、兖之郊,内顾而零丁孑处。纲以一身系九鼎之重,则宜以一言而析众论之归。犹且组练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规画,以祈免乎瑕璺。夫岂贾、董际汉盛时,高论以立令名之日?则言之善者,不如其无言也。

  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岁月而已。继纲而献策者,杨中立、胡敬仲犹是也。后乎此而陈言者,刘共父、真西山犹是也。

  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来,吕、范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苏子瞻之纵横,无非是也。以拟诸道,皆提其宗;以考诸治,皆挈其纲;孰得指其瑕璺者?

  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万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怍者,可正告于天下后世,而不违于纲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为之而不得,则难矣。夫言也,而仅以祈免于怍也与哉?陆敬舆以奏议辅德宗,而反奉天之驾,一议为一事而已,非建立纲宗、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也。斯则诚为善言者乎!

  四

  屈身逆乱之廷,隐忍以图存社稷,人臣之极致也,而抑视乎其所处矣。测其有可图之几,以待天下之变,姑且就之,两处于有余之地,以存其身与其禄位,而遽许之为行权以济险;则名义之途宽,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严为之辨者也。其所处者可以置吾身,身虽危,犹安也。

  安其身而动,动而利,可以出君父于险;动而不利,不丧其身之所守;则生死成败,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次,则身非可安,而无可安之土,乃以身试不蠲,而思以济其志。志之得,则可以大有为于天下;志之不得,犹不以身为罪囮,而毁分义之防。

  故陈平、周勃俯仰于吕后之侧,非徒志在安刘也。惠帝崩,后宫之子,犹高帝之苗裔,可以为君者,依之以待吕氏之变,而伸其诛锄,固未尝一日辱其身于异姓也。王导之于苏峻,王坦之、谢安之于桓温,忍其熏灼,阳与相亲,贼未篡,吾君尚在,弗容立异以激祸之成。

  峻诛、温死,而其志伸;峻不诛,温不死,晋社已移,终弗能救,而后死之,未晚也。“苏武节“之诮,不足以为之病矣。狄仁杰之仕于伪周也,庙已改,君已囚,无可仕矣。

  而仁杰当高宗之世,未与大臣之列,则舍武氏不仕,而更无可执国柄、进忠贤、以为兴复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与从逆之臣齿,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隐,怀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托者也。审此,则吕好问、朱胜非无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为之掩覆矣。

  好问自中丞迁少宰,参国政久矣。张邦昌受虏册以篡大位,此何时也?马伸等犯死以争,而好问无言;赵鼎、胡寅洁身以逃,而好问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问从容而充陪列。已知众志之不归,乃问邦昌曰:“真欲立邪?否邪?“邦昌遽有“不敢当“之对。

  则亦探邦昌不决之情,而姑为变计。然则高宗不系人望于济州,通国且戴邦昌以为主,好问受伪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于逆廷哉?夫好问之心,固非若吴幵、莫俦之夸佐命也;亦非决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从刘豫也。

  权处于进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风而草偃;则募人通帛书于高宗,亦游移两全之巧,无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宾擿发已穷,犹曰:“世被国恩,受贤者之责。“将谁欺邪?且使于邦昌无“真立“之问,于高宗无尺帛之书,宋遂终无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为有无,嗣君非因其护戴,唯此七尺之躯,一污而终不可浣。

  好问曰:“闭门洁身,实不为难。“洁身而身存之非难,洁身而身死之岂易乎?果其为段司农不辱之身,则又能闭门而全其躯命邪?以此质之,好问之论定矣?

  若夫朱胜非者,尤不足齿于士类者也。苗、刘,二健卒耳。权藉不重,党类不滋,逆谋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渊、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废人主而幽之萧寺。

  胜非躬秉大政,系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夺之节,正色立朝,夫二贼者,讵敢尔哉?乃内禅之举,胜非且尸陪列之长,为下改元之诏。德不重,才不赡,志不固,贼之藐之也久,故其胁之也轻,而胜非之从也易。乃使其祸不惩,则宋之危也亦亟矣。

  夫二贼所挟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见也。女直临江而思渡,江东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贼岂有为宋守吴、会之心乎?始立婴儿以待变,女直至,则弑高宗,执子旉以纳降;女直不至,则徐揽众权,要九锡而规篡。藉令三方之义师不星驰而至,贼势已成,虏兵且进,胜非其能事从中起,枭贼首以复辟乎?如其能之,则他日之自辩曰:“偷生至此,欲图今日之事。“固可解也。

  而悲愤始于张浚,成谋定于吕颐浩,奋勇决于韩世忠,胜非何与焉?其志欲图者,果何图也?察所怀来,一冯道、范质之心而已。胜非之生,无豪毛之益也。

  如其死也,则以明夫苗、刘之为贼,而激忠义之人心以起,诚重于泰山矣。无靖康之祸,有所奉之君,名义自己而立衡,存亡即于己而取决。事易于邦昌挟女直之势,而抑无好问通闲道之书。事定之余,优游以去,而贬窜不加焉,宋安得复有王章哉?

  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盖之,而况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时之所处。有以处身而心乃裕,有以处心而事乃贞。大白不缁,有其大白者存也。

  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节义存乎当局之正。好问死,不患拥戴康王之无将相;胜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无义师。王蠋捐躯而齐复振,翟义夷族而汉复兴。死且非徒死而无益也,然而非果于义者之所期也。立身则有本末矣,立朝则有风裁矣,立志则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缓颊于乱贼之前,以观望其情,而徐图转计哉?留余地以待他日之辩,辩则辩矣,吾不知其启口之际,何以自扪其心也!

  五

  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祐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

  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此苻坚所几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迁延而惮进者也。举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于他日哉?

  然而兀术急于渡河而归,高宗且可画淮而守,此可以知国家安危之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女直之不能久处江东也,若有所怵惕,而梦寝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厌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余而守不足者,无与故也。杜充之降,疑有与矣。

  而充不足以当有无之数,孑然自以其身降,而号令不能及众;则女直之不能凭借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国境而能因而据之者,必有拥众降附代为招集之人。故刘整、吕文焕降于蒙古,而后宋不能免于土崩。

  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风土之刚柔,山川之险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无以相知。安能孤军悬处,设守令,索刍粮,以无忧其困?师行千里而不见敌者,心必危;乌合以附而无任其安辑者,信之必不固。则兀术之方胜而惧,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

  夫宋之得此,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于士大夫也,亦几失其心矣;然而诛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

  祖宗之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则奸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挫抑之,有过而未尝深求之,危困而未尝割弃之,败衅而未尝按诛之。

  待之也既使有余,而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听其去来,不使之幸寇存以胁吾权宠。不纵之于先而操之于后,则怨不深;不操之已穷而纵之使傲,则情不悖。

  故武人犹思媚于君,而部曲不从逆以靡。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协,民志定,军情犹固;宋之所以立国百余年如一日,而滨危不改其恒也。

  至于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不然,刘、吕虽降,安能举我所豢养之吏士直前相搏,而乐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

  斩刈亟,则小人易激;鞭笞用,则君子亦离。部曲众而封赏早,则去来自恣;孤旅危而应援绝,则反噬必深。上与下泮涣而不相知,敌乃坐收之,而反为吾腹心之患。宋之乱政,至蔡京当国、童贯临戎而极矣。而凡数者之病犹未剧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终不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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