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
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咏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
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
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嗣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
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
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荀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合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𬮭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积，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
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阙，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
二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惟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
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慷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
三
战国策所载，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
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缴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
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
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辨士抵掌而论之，犹恐不白。
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则为是说者非难，而载是说为不易得也。呜呼！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此岂独人力哉？
盖自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当其盛时，朝廷宗庙之上，蛮貊穷服之外，其礼乐制度，条施目说，而威仪文章可著之简册者至三千，此数圣人文章之实也。及周道衰，寖淫/陵迟，幽、厉承之，于是大坏。
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故根本虽伐，而气焰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钟于谈舌而著于言语。
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仪、秦之徒，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也哉？
当战国之时，强者务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驰说之士因得以其说取合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衡，变诈百出。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粗见于是矣。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
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咏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
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
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嗣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
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
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荀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合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𬮭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积，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
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阙，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
二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惟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
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慷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
三
战国策所载，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
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缴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
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
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辨士抵掌而论之，犹恐不白。
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则为是说者非难，而载是说为不易得也。呜呼！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此岂独人力哉？
盖自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当其盛时，朝廷宗庙之上，蛮貊穷服之外，其礼乐制度，条施目说，而威仪文章可著之简册者至三千，此数圣人文章之实也。及周道衰，寖淫/陵迟，幽、厉承之，于是大坏。
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故根本虽伐，而气焰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钟于谈舌而著于言语。
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仪、秦之徒，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也哉？
当战国之时，强者务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驰说之士因得以其说取合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衡，变诈百出。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粗见于是矣。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