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命》之言辞也，曰“体要”。
于是而或为之说曰：“辞有定体焉，有扼要焉，挈其扼要而循其定体，人可为辞，而奚以文为？
体要者质也，质立而文为赘余矣。”徇是言也，质文之实交丧于天下，而辞之不足以立诚久矣。
尝试言之。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无有无象。
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以视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见焉耳。
请观之物。白马之异于人也，非但马之异于人也，亦白马之异于白人也，即白雪之异于玉也。疏而视之，雪、玉异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其亦异矣。人之与马，雪之与玉，异以质也；其白则异以文也。
故统于一白，而马之白必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必玉，雪之白必雪。从白类而马之，从马类而白之。既已为马，又且为马之白，而后成乎其为白马。故文质不可分，而弗俟合也，则亦无可偏为损益矣。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散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则必伤于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为敬。不可为敬，是不能资于事父而同敬矣。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同以爱，而非以爱父者爱母。以爱父者施之母，则必嫌于疏略，而非所以爱母。
非所以爱母，不可为爱。不可为爱，是不能资于事父而同爱矣。爱敬之同，同以质也。父与君、母之异，异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后质如其质也。故欲损其文者，必伤其质。犹以火销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
故统文为质，乃以立体；建质生文，乃以居要。体无定也，要不可遏也。有定体者非体，可扼者非要，文离而质不足以立也。奚以明其然邪？
耳、目、手、足之为体，人相若也，而不相为贷。非若刻木以为傀儡，易衣而可别号为一人也。故疏而视之，相若；密而察之，一纹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为质焉。则质以文为别，而体非有定审矣。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知声，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其能孤扼一心以绌群用，而可效其灵乎？
则质待文生，而非有可遏之要，抑明矣。
是故先王视之而得其质，以敦人心之诚，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极人心之诚，而使有以自尽；于是而辞兴焉。夫辞所以立诚，而为事之会、理之著也。缘政而有辞，待辞以兴政。政无可荒遗而后有恒，故辞无可简僿而必于能达。奚定体之必拘，而遏要可片言尽哉？
夫西周之诰誓，降而为春秋之词命，降而为战国之游谈，体趋卑而失要，文趋靡而离质，则信然矣。乃其离质以靡者，其将可以为文乎？其能用足以发其体乎？其能详足以尽其要乎？盖亦相承相袭而有雷同之体，执其成见而动人以其要也。是则用不穷而能详乎体者，战国之游谈固不如春秋之词命，〔春秋之词命〕固不如西周之诰誓矣。
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质。犹雪失其白而后失其雪。夫岂有雪去白存之忧！辞之善者，集文以成质。辞之失也，吝于质而萎于文。集文以成质，则天下因文以达质，而礼、乐、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质不昭，则天下莫劝于其文，而礼、乐、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败鼓，而莫为之兴。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惟质则要足以持，惟文则要足以该。故文质彬彬，而体要立矣。
而后世所号为辞人者：立一体以尽文之无穷，一开一阖，万应而约于一定：非是，则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亏质之固有，去其所必资，割其所相待，束急而孤露其宗旨；非是，则曰此其漫焉者矣。
信然，则且以一马该天下之马而无白马，以一白该天下之白而并无白人；则且异人于马，而必不许同之于白，见人亦白而谓其非人，而斥之为马。筋脉浮出于皮肤之表，而肌肉荣卫萎而不灵，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长续短以为木偶，而生气生理了不相属。
故苏洵氏之所为体，非体也。锢天下于苏洵之体，而文之无穷者尽废。开阖呼应，斤斤然仅保其一指之节，而官骸皆诎；竭力殚思，以争求肖于其体。则不知此体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旦离之也！皎然之于诗律，王鏊、钱福之于制义，亦犹是也，而辞之体裂矣。
韩愈氏之要，非要也。以擢筋出骨者为要，要其所要，而不足以统天下之详，则不足以居天下之要矣。
漠然无当于兴观，而使人一往而意尽，骚骚乎其野以哀，鼎鼎乎其小人之怒也。则不知此要也，为何者之要而何所会也！欧阳修之于史，陈师道、钟惺之于诗，亦祖是也，而辞之要乱矣。
孤露者无体，束急者非要，驱天下于其阱中，而塾师乐用为授受之资，竖儒图便为科场之贽，徒用争胜于萧梁父子、温庭筠、杨亿之浮艳，曰吾以起其衰也，而不知其衰之弥甚也。
蔡氏之言曰：“趣完具之谓体。”趣完具者，一切苟且之谓也。谁其督责造物，而令飞潜动植之各有其官骸、茎叶以成体？抑谁其督责立言者，令积字为句，积句为章以塞责，而迫不容待，以苟完免咎乎？
先王以人文化成天下，则言道者与道为体，言物者与物为体。故必沈潜以观化，涵泳以得情，各称其经纬，曲尽其隐微；而后辞之为体，合符于道与物之体，以起生人之大用。故君子以言为枢机，而千里之外应之如响。
今乃如或督责以应程限，无可奈何，取办于俄顷，则何异于胥吏之簿书，漠不关心，而徒为逭责乎！
张释之曰“秦任刀笔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敞徒文具而无恻隐之实”、趣完具之谓也。亟疾则鄙，乃以首尾略具而谓之体；苛察则倍，乃以孤露意旨而谓之要。
鄙则君子厌之，倍则小人不服。喋喋里巷之言，释之所恶于啬夫，康王所戒于利口，皆以其趣完具也。
韩、苏起衰，人可为辞。天丧斯文，二子其妖祥之徵见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王之所以为文也。“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孔子之所取以为命也。
夫是之谓体要，而莫有尚焉矣！
于是而或为之说曰：“辞有定体焉，有扼要焉，挈其扼要而循其定体，人可为辞，而奚以文为？
体要者质也，质立而文为赘余矣。”徇是言也，质文之实交丧于天下，而辞之不足以立诚久矣。
尝试言之。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无有无象。
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以视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见焉耳。
请观之物。白马之异于人也，非但马之异于人也，亦白马之异于白人也，即白雪之异于玉也。疏而视之，雪、玉异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其亦异矣。人之与马，雪之与玉，异以质也；其白则异以文也。
故统于一白，而马之白必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必玉，雪之白必雪。从白类而马之，从马类而白之。既已为马，又且为马之白，而后成乎其为白马。故文质不可分，而弗俟合也，则亦无可偏为损益矣。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散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则必伤于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为敬。不可为敬，是不能资于事父而同敬矣。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同以爱，而非以爱父者爱母。以爱父者施之母，则必嫌于疏略，而非所以爱母。
非所以爱母，不可为爱。不可为爱，是不能资于事父而同爱矣。爱敬之同，同以质也。父与君、母之异，异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后质如其质也。故欲损其文者，必伤其质。犹以火销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
故统文为质，乃以立体；建质生文，乃以居要。体无定也，要不可遏也。有定体者非体，可扼者非要，文离而质不足以立也。奚以明其然邪？
耳、目、手、足之为体，人相若也，而不相为贷。非若刻木以为傀儡，易衣而可别号为一人也。故疏而视之，相若；密而察之，一纹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为质焉。则质以文为别，而体非有定审矣。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知声，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其能孤扼一心以绌群用，而可效其灵乎？
则质待文生，而非有可遏之要，抑明矣。
是故先王视之而得其质，以敦人心之诚，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极人心之诚，而使有以自尽；于是而辞兴焉。夫辞所以立诚，而为事之会、理之著也。缘政而有辞，待辞以兴政。政无可荒遗而后有恒，故辞无可简僿而必于能达。奚定体之必拘，而遏要可片言尽哉？
夫西周之诰誓，降而为春秋之词命，降而为战国之游谈，体趋卑而失要，文趋靡而离质，则信然矣。乃其离质以靡者，其将可以为文乎？其能用足以发其体乎？其能详足以尽其要乎？盖亦相承相袭而有雷同之体，执其成见而动人以其要也。是则用不穷而能详乎体者，战国之游谈固不如春秋之词命，〔春秋之词命〕固不如西周之诰誓矣。
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质。犹雪失其白而后失其雪。夫岂有雪去白存之忧！辞之善者，集文以成质。辞之失也，吝于质而萎于文。集文以成质，则天下因文以达质，而礼、乐、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质不昭，则天下莫劝于其文，而礼、乐、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败鼓，而莫为之兴。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惟质则要足以持，惟文则要足以该。故文质彬彬，而体要立矣。
而后世所号为辞人者：立一体以尽文之无穷，一开一阖，万应而约于一定：非是，则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亏质之固有，去其所必资，割其所相待，束急而孤露其宗旨；非是，则曰此其漫焉者矣。
信然，则且以一马该天下之马而无白马，以一白该天下之白而并无白人；则且异人于马，而必不许同之于白，见人亦白而谓其非人，而斥之为马。筋脉浮出于皮肤之表，而肌肉荣卫萎而不灵，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长续短以为木偶，而生气生理了不相属。
故苏洵氏之所为体，非体也。锢天下于苏洵之体，而文之无穷者尽废。开阖呼应，斤斤然仅保其一指之节，而官骸皆诎；竭力殚思，以争求肖于其体。则不知此体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旦离之也！皎然之于诗律，王鏊、钱福之于制义，亦犹是也，而辞之体裂矣。
韩愈氏之要，非要也。以擢筋出骨者为要，要其所要，而不足以统天下之详，则不足以居天下之要矣。
漠然无当于兴观，而使人一往而意尽，骚骚乎其野以哀，鼎鼎乎其小人之怒也。则不知此要也，为何者之要而何所会也！欧阳修之于史，陈师道、钟惺之于诗，亦祖是也，而辞之要乱矣。
孤露者无体，束急者非要，驱天下于其阱中，而塾师乐用为授受之资，竖儒图便为科场之贽，徒用争胜于萧梁父子、温庭筠、杨亿之浮艳，曰吾以起其衰也，而不知其衰之弥甚也。
蔡氏之言曰：“趣完具之谓体。”趣完具者，一切苟且之谓也。谁其督责造物，而令飞潜动植之各有其官骸、茎叶以成体？抑谁其督责立言者，令积字为句，积句为章以塞责，而迫不容待，以苟完免咎乎？
先王以人文化成天下，则言道者与道为体，言物者与物为体。故必沈潜以观化，涵泳以得情，各称其经纬，曲尽其隐微；而后辞之为体，合符于道与物之体，以起生人之大用。故君子以言为枢机，而千里之外应之如响。
今乃如或督责以应程限，无可奈何，取办于俄顷，则何异于胥吏之簿书，漠不关心，而徒为逭责乎！
张释之曰“秦任刀笔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敞徒文具而无恻隐之实”、趣完具之谓也。亟疾则鄙，乃以首尾略具而谓之体；苛察则倍，乃以孤露意旨而谓之要。
鄙则君子厌之，倍则小人不服。喋喋里巷之言，释之所恶于啬夫，康王所戒于利口，皆以其趣完具也。
韩、苏起衰，人可为辞。天丧斯文，二子其妖祥之徵见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王之所以为文也。“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孔子之所取以为命也。
夫是之谓体要，而莫有尚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