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逻辑上来。
我相信两边有足够的理智，不会爆发核战争，因为这对谁来说都没有好处。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寻找人类的未来，而不是毁灭人类不是吗？
和爱因斯坦比起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人类的智慧，相信人类不会走到灭亡的边缘。
但现在的形势确实很紧张，我这次来伦敦，能够从英格兰的报纸上感受到这种紧张的气氛，包括刚才你提到的，每日邮报对我不友好的态度，我觉得也是这种紧张气氛的一种体现。
因此我在这里呼吁，苏俄和阿美莉卡之间应该有一种机制，来避免走到人类毁灭的那一步。
我建议双方建立一条直接从白宫到克里姆林宫的专线，两国的领导人能够有一个直接、快速的沟通渠道。
你想要是这次柏林危机发生前，有这样的管道，肯尼迪总统先打个电话过去，嗨兄弟，我想我们能聊聊。
我觉得事情未必会走到这一步。”
林燃提出的想法在历史上叫“热线”（hotline），诞生在古巴危机之后的1963年。
当然这条热线最开始也不是电话，而是基于电报的一套系统，连接华盛顿和莫斯科，通过北欧和跨大西洋电缆传输信息。
首条消息从白宫发往克里姆林宫，内容是一句测试短语：“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over the lazy dog’s back 1234567890”
弗里曼听完后若有所思，“很棒的主意。”
林燃补充道：“我们难得有一个和平的空间来进行竞争，核武器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空间，但它同时也是人类的威胁，我们应该要避免最坏的可能发生。
这样的专线能够成为人类最后一道防火线。
我想它是有必要的。”
全球最怕战争的就是欧洲了。
毕竟两次大战欧洲都是主战场。
好不容易才享受了十来年和平时光的老欧洲，尽管笼罩在cold war的阴影下，但冷总比热要好太多。
林燃的建议说完后，弗里曼为之叹服，在这个时代，这属于是划时代的建议了。
虽然听上去好像只是一个紧急沟通管道，但这在有识之士眼里，确实是一条非常有效的建议。
加上林燃还给它包装了一个人类最后一道防火线的概念。
弗里曼说：“林爵士，我知道你除了数学家外还在和霍克海默教授学习哲学思想，在很多人看来，你是这个时代笛卡尔式的人物，我身边一直有同事这么说，我这回是真的相信了。”
笛卡尔除了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提出了笛卡尔坐标系奠定了现代数学基础外，他在哲学领域也有非常突出的贡献，其名言“我思故我在”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近代哲学的起点。
另外笛卡尔不仅仅是名言，同时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发展了方法论怀疑，试图为知识建立坚实基础，提出身心二元论。
虽然林燃本人没有加入费边社，但因为笛卡尔的关系，他在费边社有着相当高的声望，很多费边社的成员对他有着特别的期待。
这背后也有笛卡尔的原因存在，从历史脉络来看，笛卡尔强调理性和系统性思维，这是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启蒙思想的影响范围就包括费边社的创始人。
他们推崇通过教育和理性分析解决问题，而非诉诸暴力，这与笛卡尔的理性精神在广义上有相通之处。
费边社的创始人深受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启发，而这些思想流派都间接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传统。
所以弗里曼提到身边同事，大概率也是费边社成员。
多少有点费边社从源头上能够追溯到笛卡尔，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位有望横跨哲学和数学的大师级人物，说不定能够给费边社带来新的理论源泉，帮助他们进一步壮大，找到未来的路。
另外和专注于理论研究的笛卡尔比起来，林燃亲自下场参与到政治中，当了白宫的高级官僚，从媒体报道来看斗争手段还不赖。
这导致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对他的期许就更高了。
这在现代看来固然有些天方夜谭，但在那个时代，大量的知识分子是真的会这样想。
这是最差的时代，同时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不过林燃听到弗里曼的话后知道这是夸赞，但没有多高兴，反而心想自己在人生进入到尽头的那一刻，千万不能在60时空死亡。
因为笛卡尔死后坟墓遭盗墓贼挖掘，其头骨几经易手被放到博物馆了。林燃可不希望自己的头骨落得如此下场，华国人遵从的还是落叶归根、入土为安那一套。
弗里曼的感慨没有停顿太久，他接着问：“林爵士，你觉得你的建议会被采纳吗？作为白宫的高级官僚，你回华盛顿之后会和肯尼迪总统提议吗？”
林燃不假思索道：“当然。
无论是猪湾事件还是现在的柏林危机，都证明了沟通不足是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我想我们需要解决这样的危险。”
和《面对面》节目比较常见的30分钟采访比起来，这次对于林燃的采访足足有一个小时之久。
事后根据BBC观众调查部门的采访显示，估计有800万户家庭观看了此次电视采访。
其中观众们对“热线”这一概念印象最为深刻。
各大报纸和电视台对欧洲民众们的采访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林教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不愧是数学大师级人物，我认为他提出的建议很好，希望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能够考虑。”
“他除了是数学家、航天专家外，同时还是一位务实的技术官僚，他很清楚要避免什么发生，以及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
白宫没有因为象党的压力和林教授的肤色而放弃让他进入白宫任职，也许是肯尼迪今年做出的唯一正确决定。”
“如果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真的听从林教授的建议建立了直接沟通管道，那我认为明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发给他。”
我相信两边有足够的理智，不会爆发核战争，因为这对谁来说都没有好处。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寻找人类的未来，而不是毁灭人类不是吗？
和爱因斯坦比起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人类的智慧，相信人类不会走到灭亡的边缘。
但现在的形势确实很紧张，我这次来伦敦，能够从英格兰的报纸上感受到这种紧张的气氛，包括刚才你提到的，每日邮报对我不友好的态度，我觉得也是这种紧张气氛的一种体现。
因此我在这里呼吁，苏俄和阿美莉卡之间应该有一种机制，来避免走到人类毁灭的那一步。
我建议双方建立一条直接从白宫到克里姆林宫的专线，两国的领导人能够有一个直接、快速的沟通渠道。
你想要是这次柏林危机发生前，有这样的管道，肯尼迪总统先打个电话过去，嗨兄弟，我想我们能聊聊。
我觉得事情未必会走到这一步。”
林燃提出的想法在历史上叫“热线”（hotline），诞生在古巴危机之后的1963年。
当然这条热线最开始也不是电话，而是基于电报的一套系统，连接华盛顿和莫斯科，通过北欧和跨大西洋电缆传输信息。
首条消息从白宫发往克里姆林宫，内容是一句测试短语：“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over the lazy dog’s back 1234567890”
弗里曼听完后若有所思，“很棒的主意。”
林燃补充道：“我们难得有一个和平的空间来进行竞争，核武器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空间，但它同时也是人类的威胁，我们应该要避免最坏的可能发生。
这样的专线能够成为人类最后一道防火线。
我想它是有必要的。”
全球最怕战争的就是欧洲了。
毕竟两次大战欧洲都是主战场。
好不容易才享受了十来年和平时光的老欧洲，尽管笼罩在cold war的阴影下，但冷总比热要好太多。
林燃的建议说完后，弗里曼为之叹服，在这个时代，这属于是划时代的建议了。
虽然听上去好像只是一个紧急沟通管道，但这在有识之士眼里，确实是一条非常有效的建议。
加上林燃还给它包装了一个人类最后一道防火线的概念。
弗里曼说：“林爵士，我知道你除了数学家外还在和霍克海默教授学习哲学思想，在很多人看来，你是这个时代笛卡尔式的人物，我身边一直有同事这么说，我这回是真的相信了。”
笛卡尔除了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提出了笛卡尔坐标系奠定了现代数学基础外，他在哲学领域也有非常突出的贡献，其名言“我思故我在”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近代哲学的起点。
另外笛卡尔不仅仅是名言，同时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发展了方法论怀疑，试图为知识建立坚实基础，提出身心二元论。
虽然林燃本人没有加入费边社，但因为笛卡尔的关系，他在费边社有着相当高的声望，很多费边社的成员对他有着特别的期待。
这背后也有笛卡尔的原因存在，从历史脉络来看，笛卡尔强调理性和系统性思维，这是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启蒙思想的影响范围就包括费边社的创始人。
他们推崇通过教育和理性分析解决问题，而非诉诸暴力，这与笛卡尔的理性精神在广义上有相通之处。
费边社的创始人深受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启发，而这些思想流派都间接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传统。
所以弗里曼提到身边同事，大概率也是费边社成员。
多少有点费边社从源头上能够追溯到笛卡尔，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位有望横跨哲学和数学的大师级人物，说不定能够给费边社带来新的理论源泉，帮助他们进一步壮大，找到未来的路。
另外和专注于理论研究的笛卡尔比起来，林燃亲自下场参与到政治中，当了白宫的高级官僚，从媒体报道来看斗争手段还不赖。
这导致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对他的期许就更高了。
这在现代看来固然有些天方夜谭，但在那个时代，大量的知识分子是真的会这样想。
这是最差的时代，同时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不过林燃听到弗里曼的话后知道这是夸赞，但没有多高兴，反而心想自己在人生进入到尽头的那一刻，千万不能在60时空死亡。
因为笛卡尔死后坟墓遭盗墓贼挖掘，其头骨几经易手被放到博物馆了。林燃可不希望自己的头骨落得如此下场，华国人遵从的还是落叶归根、入土为安那一套。
弗里曼的感慨没有停顿太久，他接着问：“林爵士，你觉得你的建议会被采纳吗？作为白宫的高级官僚，你回华盛顿之后会和肯尼迪总统提议吗？”
林燃不假思索道：“当然。
无论是猪湾事件还是现在的柏林危机，都证明了沟通不足是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我想我们需要解决这样的危险。”
和《面对面》节目比较常见的30分钟采访比起来，这次对于林燃的采访足足有一个小时之久。
事后根据BBC观众调查部门的采访显示，估计有800万户家庭观看了此次电视采访。
其中观众们对“热线”这一概念印象最为深刻。
各大报纸和电视台对欧洲民众们的采访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林教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不愧是数学大师级人物，我认为他提出的建议很好，希望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能够考虑。”
“他除了是数学家、航天专家外，同时还是一位务实的技术官僚，他很清楚要避免什么发生，以及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
白宫没有因为象党的压力和林教授的肤色而放弃让他进入白宫任职，也许是肯尼迪今年做出的唯一正确决定。”
“如果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真的听从林教授的建议建立了直接沟通管道，那我认为明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发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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