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的父亲洪禄承，年轻时气质出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可如今他卧病在床半年，头发白了大半，已经没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黄暗瘦削的脸颊，眼角腮旁的皱纹，全都在证明一个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还是个高身量的人，也是因为染上腿疾，才养成了弓腰驼背的习惯。现在无论哪个熟人，见到他如金钩大虾米一样攒在床上的样子，总会感觉他凭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儿了。
说起洪禄承的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十年运动”时期，单位监督他劳动改造，把他长期安排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打理杂物仓库才染上的。从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腿自膝盖以下由起初的发麻、发酸，很快发展到了疼痛、糜烂，以至于现在藏在被子下的两条小腿都已变得一片乌黑，烂成了血污一片。
众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疮。所以为了少受点儿罪，洪禄承每天还要坚持忍疼挪动几次身体。而就在刚才，正当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撑着上半身，挣扎着想要挪动时，却突然感到一阵乏力。结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牵动了小腿的疮口，引发了一阵格外钻心的疼痛。
不过，洪禄承尽管摔倒在了床上，头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住嘴唇，执拗地攥紧拳头，不肯哼出半声来。女儿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药，他怕女儿听见。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轻了些。洪禄承喘息了几下，一狠心，扶着床头他又重新坐起来了。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万千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他的汗无疑出得更多了，可毕竟还是立住了。就这么着，他就生抗着，直到钻心的疼痛又衰减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着一点点挪动。许久许久之后，在颤颤巍巍中，他终于完成了预定动作，带着满身冷汗靠在了床头。
洪禄承长长舒出一口气后，闭上了眼。挪动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时候。为了好受些，他常像这样把眼闭上想事儿。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温习起有关洪家祖辈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因而也总会萌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怅然和迷茫……
洪禄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农历是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来，1977年刚好六十岁整。他与妻子王蕴琳是在1937年成的亲，一直以来相敬相爱，携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可要是非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别符号的话，那恐怕就来自于他的家世了。因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顶级的富豪世家——素被称为八大宅门之一的洪家。
在我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个分类，并不能拿来一锅烩。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阶层很复杂，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执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遗老和北洋废官家族，甚至还有逃难至京的俄罗斯王公贵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贾，也因资金来源或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差异，有着“新实业派”与“传统行商”的区别。
洪家历来以买卖兴隆和善于经营为京城百姓所称道，是最典型的传统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传着一个有关老字号商铺的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品茗吴裕泰，落座龙顺成，大摆洪门宴，延年齐仁堂。”这其中的“大摆洪门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楼饭庄和饽饽铺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谐音字——“衍”和“燕”字作为商铺字号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记载，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间从山东福山老家来京的，算下来到洪禄承的父亲洪效儒这代，洪家在京城已历经九代人。这二百年的商业积累和人脉关系，为洪家涉足其他更赚钱的行业提供了基础，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时，洪家的商业版图已变得异常庞大。
当时洪家名下各类产业计有：饭庄衍庆堂、燕喜堂，酒楼衍美楼、燕兴居，饽饽铺衍美斋、金兰斋、衍英斋、衍祥斋、衍福斋、衍华斋、衍德斋、衍宁斋。这些庄馆和饽饽铺地跨京津两地，联号分号共计一十八家。其中，衍庆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楼为京城八大楼之一，燕兴居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斋则与永星斋并称当年京城北案烘炉局之魁首，风头甚至还压过了正明斋和瑞芳斋。这么说吧，单是京城的餐饮业就被洪家占据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其间差别，一语可判。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呻吟。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对“商”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盗窃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当他这只“老虎”被放出来时，已被斗得七荤八素，就像只“死猫”，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打虎队员找车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态度良好，几天之后，职工大会宣布了他已经“彻底坦白”，并作为从宽处理对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如果是完全违法户，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
1954年，对工商界又是关键的一年。随着齐仁堂在岳松声的带领下，率先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京城的各行业对此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后，绸缎铺瑞蚨祥，饮食界的惠丰堂、萃华楼以及森隆饭庄也跟着宣布实行。面对这种情况，洪禄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传到洪禄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论本心，他着实不愿做这个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说他本身就对做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父亲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郑重嘱托要他把洪家的基业好好传下去。他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祖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呀？可若论现实情况，想要维系下去，又实在是千难万难。
首先来说，社会形势就不允许。实际上，饮食界单个的公私合营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想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作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作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该当如何选择，答案已是明摆着的了。但洪禄承的心结终归难以释怀，所以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关键的时刻，还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帮他做了决定。
1955年元旦过后，洪家三进院落的老宅被当时的街道办看上，想征用改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楼和衍美斋两个老铺自然也包括其内。为此，街道主任特意请来区里主管饮食行业公私合营的干部一起上门来说项，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时的“打虎队长”。
再次相见，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了正职处长，虽然这次已换成一副和颜悦色，张口闭口的“同志”。但洪禄承却旧痛难忘，依然心惊胆颤，又怎敢说个“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节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经营了近二百年的两个老铺关张了，洪家老宅的大门上也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过，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与洪家无关了，因为街道资金有限，所以房产并没有转让，只算作临时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为了表示感谢，也帮忙联系了新的住处，那就是福儒里2号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天棚和石榴树。洪禄承闷在观音院东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户，只抱着两块老铺的木匾，抑郁了许多日子。
他心里着实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人又唉声叹气，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还是妻子最懂洪禄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两间老铺，却另辟蹊径说，“搬走就搬走吧，这里虽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佣人们都走了，家里也就这几口人，尽够住了。要是往好处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会越来越旧，将来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王蕴琳说的没错，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确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洪禄承被说动了，他发现妻子更了解世间的因果逻辑。没有什么是永不变的，一切原本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禄承的郁结渐渐疏解开了。这心里一扭过弯来，公私合营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来嘛，老铺和老宅既然都没了，剩下的，也就再没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禄承就去找队长去谈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队长可没想到还能一举两得，高兴之余对他大加称赞鼓励，给出的条件也很优越，除了一些国家规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别是在有关洪禄承个人工作的安置问题上，划出的范围和待遇比较宽松，可以由着他选。而洪禄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条件，却只是把伙计们安置好，除此别无他求。队长更是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难办，因为洪家名下的酒楼饭庄皆已无存，除了刚关张的衍美楼老铺，大部分庄馆员工早就由洪家出钱，回乡的回乡，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点，其实只在于那些饽饽铺。
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协议。衍美楼的店伙厨师由市三商局饮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国营饭馆，八家饽饽铺的百余员工则成为了国营糕点厂的工人。至于那几家饽饽铺的店面，由于其经营方式还保持着前店后厂的手工生产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几家店面最后是划归市二商局，成了与国营糕点厂有代售合作关系的副食店。而洪禄承自己，则成为了一名在京城糖业糕点总公司上班的会计。
也许是有过去一些出格情况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国家比较温和，给出的条件也挺优厚。清查核资时采取自估自报、工人监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赎买政策”的规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没有吃亏。
而在工作安排上，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并给予了特别优待。洪禄承享受行政15级的处级待遇，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业，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个公司，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这么看来，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不过，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时，还是难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这冷酷的信件所寄来的定息外，有关洪家祖辈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将被时光掩埋。
洪禄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厂房里，随着机器的传送带，各类糕点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还以为是在外国。而与之相比，洪家饽饽铺靠掌案带徒工制作的方式，不仅看着陈腐落伍，产量也低的可笑。
这副国营糕点厂用机器生产糕点的情景，让洪禄承不由眼前发黑，从心里泛起了阵阵苦涩。
如今怎么哪儿都用机器？也是，这么着一劳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烟熏火燎了。可要都像这么改良起来，那以后耍手艺的可全算白饶。
或许，世上确是没有不老不损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号的消亡也不可逆转吧？
或许，洪家铺子确实是老了。
或许，他也老了……
1956年，对民营资本的改造达到最高潮。1月15日，随着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联在天安门上为伟大领袖呈上京城喜报，京城的工商业已先行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快步跟上。自此，全国的买卖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说，既然已经盖棺论定了。那么就再无一个“运动”是指向工商阶层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气，从此安心开始新生活了。但实则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
从1963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随后相继而来的，是普及而持久的“忆苦思甜”运动。其时，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旧有的商人们，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
说实话，洪禄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历来十分关注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洪家的祖训中，除了有包揽店伙们的生老病死，尽量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这些要求外，还特别规定了“不得无故散人（解雇人），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与店伙同食，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等诸多事项。哪里又会像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下属呢？
可面对现实，洪禄承没有别的辙，只好用老法子，尽力要求自己低下头去做人，借低调行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对于所失去的财富，他也绝不敢表现出一点耿耿于怀。想来就明白，在社会整体上，“富”已经一个耻辱，没有谁再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虽然勤俭节约，本质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贫穷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那个时代，岂止是洪禄承，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禄承也一样十分努力地去参加劳动、学习朴素。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尽力融入，以图早日变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里，洪禄承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那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的举止，可见到这些“红五类”时，他也得点头哈腰，故作亲热地打招呼。
这不能怪他虚伪，全是环境使然。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否则，如若还保持“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那么不用说，失去的还将会更多。
洪禄承这样的灰色人群与其亲属，一直就是这样活着。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虽已到如此地步，却还有一场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进入的劫难是躲不过的。
1966年8月，社会形式再次骤变，红卫兵们高举大旗，用铺天盖地的红色掀起了一场狂潮。而这次的运动，比以前的历次都要激烈百倍，根本不使人缓气，一变好象就要变到底。
不，这简直不是运动，而是一阵龙卷风。就是这场空前的大风暴，把洪家人余下的财产、自尊、人格都绞得支离破碎……
想到这里，洪禄承睁开了已雾气迷蒙的眼，胸中更充满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在我国，所谓的富豪世家，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想当年，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的家世，想象他金杯玉盏、宝马香车的生活是如何的阔绰爽快。可他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又有谁能体味？
他这一辈子，仿佛是背着“资本家”这沉甸甸的三个字，在走一条极陡的下坡路，根本就收不住脚。越是盼着太平日子，身子偏越往下出溜儿。
若细说其中滋味，不过是一个“载不动许多愁”罢了。
说起洪禄承的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十年运动”时期，单位监督他劳动改造，把他长期安排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打理杂物仓库才染上的。从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腿自膝盖以下由起初的发麻、发酸，很快发展到了疼痛、糜烂，以至于现在藏在被子下的两条小腿都已变得一片乌黑，烂成了血污一片。
众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疮。所以为了少受点儿罪，洪禄承每天还要坚持忍疼挪动几次身体。而就在刚才，正当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撑着上半身，挣扎着想要挪动时，却突然感到一阵乏力。结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牵动了小腿的疮口，引发了一阵格外钻心的疼痛。
不过，洪禄承尽管摔倒在了床上，头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住嘴唇，执拗地攥紧拳头，不肯哼出半声来。女儿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药，他怕女儿听见。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轻了些。洪禄承喘息了几下，一狠心，扶着床头他又重新坐起来了。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万千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他的汗无疑出得更多了，可毕竟还是立住了。就这么着，他就生抗着，直到钻心的疼痛又衰减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着一点点挪动。许久许久之后，在颤颤巍巍中，他终于完成了预定动作，带着满身冷汗靠在了床头。
洪禄承长长舒出一口气后，闭上了眼。挪动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时候。为了好受些，他常像这样把眼闭上想事儿。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温习起有关洪家祖辈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因而也总会萌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怅然和迷茫……
洪禄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农历是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来，1977年刚好六十岁整。他与妻子王蕴琳是在1937年成的亲，一直以来相敬相爱，携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可要是非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别符号的话，那恐怕就来自于他的家世了。因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顶级的富豪世家——素被称为八大宅门之一的洪家。
在我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个分类，并不能拿来一锅烩。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阶层很复杂，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执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遗老和北洋废官家族，甚至还有逃难至京的俄罗斯王公贵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贾，也因资金来源或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差异，有着“新实业派”与“传统行商”的区别。
洪家历来以买卖兴隆和善于经营为京城百姓所称道，是最典型的传统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传着一个有关老字号商铺的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品茗吴裕泰，落座龙顺成，大摆洪门宴，延年齐仁堂。”这其中的“大摆洪门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楼饭庄和饽饽铺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谐音字——“衍”和“燕”字作为商铺字号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记载，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间从山东福山老家来京的，算下来到洪禄承的父亲洪效儒这代，洪家在京城已历经九代人。这二百年的商业积累和人脉关系，为洪家涉足其他更赚钱的行业提供了基础，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时，洪家的商业版图已变得异常庞大。
当时洪家名下各类产业计有：饭庄衍庆堂、燕喜堂，酒楼衍美楼、燕兴居，饽饽铺衍美斋、金兰斋、衍英斋、衍祥斋、衍福斋、衍华斋、衍德斋、衍宁斋。这些庄馆和饽饽铺地跨京津两地，联号分号共计一十八家。其中，衍庆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楼为京城八大楼之一，燕兴居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斋则与永星斋并称当年京城北案烘炉局之魁首，风头甚至还压过了正明斋和瑞芳斋。这么说吧，单是京城的餐饮业就被洪家占据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其间差别，一语可判。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呻吟。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对“商”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盗窃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当他这只“老虎”被放出来时，已被斗得七荤八素，就像只“死猫”，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打虎队员找车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态度良好，几天之后，职工大会宣布了他已经“彻底坦白”，并作为从宽处理对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如果是完全违法户，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
1954年，对工商界又是关键的一年。随着齐仁堂在岳松声的带领下，率先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京城的各行业对此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后，绸缎铺瑞蚨祥，饮食界的惠丰堂、萃华楼以及森隆饭庄也跟着宣布实行。面对这种情况，洪禄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传到洪禄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论本心，他着实不愿做这个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说他本身就对做买卖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父亲在离世的最后一刻，还在郑重嘱托要他把洪家的基业好好传下去。他如果就这么放弃了祖业，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呀？可若论现实情况，想要维系下去，又实在是千难万难。
首先来说，社会形势就不允许。实际上，饮食界单个的公私合营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想当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丰泽园和聚德全又先后跟随实行。洪禄承早已看出，这条路恐怕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决心是不会扭转了。再加上他已经深刻领教了那种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再说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对工商阶层清查的作用，社会风气变得更加崇尚俭朴，导致高端消费市场不断缩减，最后的结果就是饮食业由于长期实行低价供应，整体沦为了社会福利行业，根本无利可图。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农产品开始实行统供统销制度，买什么都要凭证，更使得私营企业采购原料变得尤为困难。
洪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酒楼饭庄由于业务清淡，大多已经关门，只剩一家衍美楼在勉强维系。而菜单也已经作废，每天仅能看情况而定，供应一些不讲时令的家常菜。另外，就连饽饽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鸡蛋和奶油，目前仅能烤制一些粗制炉食，基本快变成烧饼铺了。再这样下来，登门的顾客自然还会越来越少，店铺亏损更是铁定的。就算不合营，大概离自己关张也为期不远了。
综上所述，该当如何选择，答案已是明摆着的了。但洪禄承的心结终归难以释怀，所以迟迟无法迈出这一步。关键的时刻，还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帮他做了决定。
1955年元旦过后，洪家三进院落的老宅被当时的街道办看上，想征用改为敬老院，街面上的衍美楼和衍美斋两个老铺自然也包括其内。为此，街道主任特意请来区里主管饮食行业公私合营的干部一起上门来说项，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时的“打虎队长”。
再次相见，当年的队长已经成了正职处长，虽然这次已换成一副和颜悦色，张口闭口的“同志”。但洪禄承却旧痛难忘，依然心惊胆颤，又怎敢说个“不”字？于是乎，在1955年的春节之后，洪家在煤市街经营了近二百年的两个老铺关张了，洪家老宅的大门上也挂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过，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与洪家无关了，因为街道资金有限，所以房产并没有转让，只算作临时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为了表示感谢，也帮忙联系了新的住处，那就是福儒里2号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没了影壁，没了垂花门，没了鱼缸、天棚和石榴树。洪禄承闷在观音院东院的新家里足不出户，只抱着两块老铺的木匾，抑郁了许多日子。
他心里着实难过，却又不好说什么。人家征用是经过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现着积极与进步，背人又唉声叹气，这算怎么档子事儿呢？
还是妻子最懂洪禄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两间老铺，却另辟蹊径说，“搬走就搬走吧，这里虽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里，佣人们都走了，家里也就这几口人，尽够住了。要是往好处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压不住，房子会越来越旧，将来也没精力收拾，搁咱们手里早晚也是糟践了。”
王蕴琳说的没错，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确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洪禄承被说动了，他发现妻子更了解世间的因果逻辑。没有什么是永不变的，一切原本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禄承的郁结渐渐疏解开了。这心里一扭过弯来，公私合营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来嘛，老铺和老宅既然都没了，剩下的，也就再没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禄承就去找队长去谈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队长可没想到还能一举两得，高兴之余对他大加称赞鼓励，给出的条件也很优越，除了一些国家规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别是在有关洪禄承个人工作的安置问题上，划出的范围和待遇比较宽松，可以由着他选。而洪禄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条件，却只是把伙计们安置好，除此别无他求。队长更是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难办，因为洪家名下的酒楼饭庄皆已无存，除了刚关张的衍美楼老铺，大部分庄馆员工早就由洪家出钱，回乡的回乡，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点，其实只在于那些饽饽铺。
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协议。衍美楼的店伙厨师由市三商局饮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国营饭馆，八家饽饽铺的百余员工则成为了国营糕点厂的工人。至于那几家饽饽铺的店面，由于其经营方式还保持着前店后厂的手工生产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几家店面最后是划归市二商局，成了与国营糕点厂有代售合作关系的副食店。而洪禄承自己，则成为了一名在京城糖业糕点总公司上班的会计。
也许是有过去一些出格情况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国家比较温和，给出的条件也挺优厚。清查核资时采取自估自报、工人监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赎买政策”的规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没有吃亏。
而在工作安排上，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并给予了特别优待。洪禄承享受行政15级的处级待遇，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业，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个公司，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这么看来，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不过，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时，还是难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这冷酷的信件所寄来的定息外，有关洪家祖辈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将被时光掩埋。
洪禄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厂房里，随着机器的传送带，各类糕点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还以为是在外国。而与之相比，洪家饽饽铺靠掌案带徒工制作的方式，不仅看着陈腐落伍，产量也低的可笑。
这副国营糕点厂用机器生产糕点的情景，让洪禄承不由眼前发黑，从心里泛起了阵阵苦涩。
如今怎么哪儿都用机器？也是，这么着一劳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烟熏火燎了。可要都像这么改良起来，那以后耍手艺的可全算白饶。
或许，世上确是没有不老不损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号的消亡也不可逆转吧？
或许，洪家铺子确实是老了。
或许，他也老了……
1956年，对民营资本的改造达到最高潮。1月15日，随着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联在天安门上为伟大领袖呈上京城喜报，京城的工商业已先行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快步跟上。自此，全国的买卖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说，既然已经盖棺论定了。那么就再无一个“运动”是指向工商阶层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气，从此安心开始新生活了。但实则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
从1963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随后相继而来的，是普及而持久的“忆苦思甜”运动。其时，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旧有的商人们，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
说实话，洪禄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历来十分关注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洪家的祖训中，除了有包揽店伙们的生老病死，尽量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这些要求外，还特别规定了“不得无故散人（解雇人），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与店伙同食，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等诸多事项。哪里又会像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下属呢？
可面对现实，洪禄承没有别的辙，只好用老法子，尽力要求自己低下头去做人，借低调行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对于所失去的财富，他也绝不敢表现出一点耿耿于怀。想来就明白，在社会整体上，“富”已经一个耻辱，没有谁再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虽然勤俭节约，本质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贫穷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那个时代，岂止是洪禄承，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禄承也一样十分努力地去参加劳动、学习朴素。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尽力融入，以图早日变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里，洪禄承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那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的举止，可见到这些“红五类”时，他也得点头哈腰，故作亲热地打招呼。
这不能怪他虚伪，全是环境使然。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否则，如若还保持“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那么不用说，失去的还将会更多。
洪禄承这样的灰色人群与其亲属，一直就是这样活着。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虽已到如此地步，却还有一场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进入的劫难是躲不过的。
1966年8月，社会形式再次骤变，红卫兵们高举大旗，用铺天盖地的红色掀起了一场狂潮。而这次的运动，比以前的历次都要激烈百倍，根本不使人缓气，一变好象就要变到底。
不，这简直不是运动，而是一阵龙卷风。就是这场空前的大风暴，把洪家人余下的财产、自尊、人格都绞得支离破碎……
想到这里，洪禄承睁开了已雾气迷蒙的眼，胸中更充满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在我国，所谓的富豪世家，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想当年，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他的家世，想象他金杯玉盏、宝马香车的生活是如何的阔绰爽快。可他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又有谁能体味？
他这一辈子，仿佛是背着“资本家”这沉甸甸的三个字，在走一条极陡的下坡路，根本就收不住脚。越是盼着太平日子，身子偏越往下出溜儿。
若细说其中滋味，不过是一个“载不动许多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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