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层次都有各自的烦恼，这话是没错的。
边建功的烦恼自然是房子。
不过要说实话，他的个人条件还算好的呢。
家里三间小房，毕竟还有他一个小屋。
真是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话，房子这事儿其实是广大京城百姓长期、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有太多的人，条件还远不如他呢。
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7平米。
无房户，拥挤户占到当时四成以上。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房子问题，就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尽管从1979年开始，国家也通过各种办法着手解决房子问题，可盖得没有需求增长快。
面临“运动”中复转、下放、遣返的干部们和人口爆炸这一代知青集中返城，再多的房子也不够用的。
那么即使被逼着，政府连“接、推、扩”这样的应急办法都想出来了。
即使是在院内、街上见缝插针，民间自发性的私搭乱建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
可到1983年的时候，京城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形势严峻，没有任何好转。
甚至是不增反减，竟然从6.7平米反倒降低到了4.74平米。
可能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大部分人感觉凭自力更生，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一个需要奋斗终生的梦想。
觉得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全都要负担房子高昂的贷款。
多半当圆了这个梦以后，便会发现自己早已两鬓斑白，儿孙满堂，很有点不值得。
于是不少人便会羡慕起父母，怀念起那一代公家管分房的年代来。
但殊不知，他们父母当年面临局面又比他们难了多少。
因为这个梦再难，今天至少还有办法可圆。
贷款买房，人至少可以先住进去。
而当年在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除了靠单位分房，领导开恩，别无他法。
这样的情况，几乎让没关系，没好单位的人，人人绝望。
如今的人需求房子更看重是房子的经济价值，至少自己找个能睡觉的地方还算是容易的。
而当年那一代人却不是把房子作为能够增值的财产来看的，也不是当成什么可以娶媳妇的条件，或是期待什么优越点的生活条件。
完全是可怜到了最单纯的生存需要。
千千万万的家庭，都是在老少三代同堂、父母子女同室、兄妹同室这样的窘境下，仅仅渴望一个能够容纳几身的空间而已。
因此有不少人，都是为了房子而选择终身伴侣，为了房子而选择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甚至许多好不容易回城的人，又迫于无奈主动走向了偏远山区。
这形同与主动放弃自己的未来和人生啊。
但这还不是全部。
即使是能够分了房的人也不会如何滋润。
因为首先是国家对职工居住面积有硬性规定。
普通职工的标准为一类住宅，平均每套建筑面积只允许四十至四十五平方米。
县、处级以上才是二类住房标准，六十到七十平米。
其次呢，是大部分单位没有能力自己盖房。
更多的情况，都是通过单位名下腾挪老旧房屋来调配，解决职工需要的。
以房屋质量而论，最好的是筒子楼、简易楼，其次就是平房、排房、或其他用途的房屋了。
所以即使这些幸运儿。
生活境况里依然要忍受空间狭窄，没有隐私，上厕所难，做饭难这些不便之处。
而实际上今天许多认为，像京沪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本地居民，既然赶上了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好时代。
那基本上什么不用干，就都变成了“吃租子”的地主了，几乎全是靠外地人养活的蛀虫。
这种想法更是自以为是的以偏概全。
因为真实的情况是，真正享受到这一好处的只有原先在京郊居住，后来因城市扩容而拆迁的农民。
而一线城市的真正老居民，除了自己祖上原本就有多处房产的，且能顺利要回来的人以外。
都很难从房地产价值暴涨中获利。
绝大多数留在城里的人，仍旧困于城市中心的一隅之地。
还别看房价单算都吓死人，什么好地段，又学区房的，可他们没人敢卖。
因为无论享受分房福利还是没有享受的人，人均面积太小和自住用途这两样，就给他们限制住了。
卖了房，人就不活了？接茬儿跟哪儿住去啊？
所以这些人仅是名义上的富翁而已，拥有的都是没法变现的财富。
无不过着眼望着高楼大厦，身居狭窄空间的贫民生活。
他们真正的生存条件，并不比初来乍到的外来人口更滋润。
这就证明了两个道理，人生往往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谁都只看见别人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历史是循环的。
有些困难谁也躲不开，有些问题永远换汤不换药，不改变社会阶层就永远会遇到。
那好，咱这就得回头，再说到边建功的身上了。
要按此时此刻正常情况来讲，即使他小子再能挣钱，这个困难也解决不了。
谁让他只是个出租汽车司机呢。
可偏偏他身边有洪衍武这么个邻居，这就成了他最大的幸运了，自然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最有意思的是，说起这幸运，还是幸运到了极点的那种。
因为洪衍武不光手里已经捏着两三套八九十平米的局长级别大三居，心里原本有底气，解决这点问题不在话下。
最关键的还是这小子上辈子干的就是这行啊。
另外千万别忘了，在正式搞拆迁干大买卖之前，洪衍武还跟着高鸣折腾过一阵二手房的买卖呢。
耳闻目睹，对这行里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怎么干的，再门儿清不过了。
论这年头怎么弄房，他可是真正的专业户啊，什么事儿能难为的了他啊？
他最清楚不过，由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过度年代，投资建房渠道不同和房屋分配标准不一样。
京城住房的真正情况是苦乐不均的。
别看老百姓没房，可当官儿的有的是房屋，长期空闲。
宋局长就是当官儿里的典型代表。
而这些人房子多得住不下也愁，于是也就有人想到了拿这些房换钱。
房租不值一提，最好的房一平米才一毛九，这是官价儿。
要不是有他给开的高价，宋局长的房宁可烂着也不会出租。
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期的房屋交易也就出现了。
开二群了，群号：608640021
(本章完)
边建功的烦恼自然是房子。
不过要说实话，他的个人条件还算好的呢。
家里三间小房，毕竟还有他一个小屋。
真是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话，房子这事儿其实是广大京城百姓长期、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有太多的人，条件还远不如他呢。
据统计，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7平米。
无房户，拥挤户占到当时四成以上。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房子问题，就已经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尽管从1979年开始，国家也通过各种办法着手解决房子问题，可盖得没有需求增长快。
面临“运动”中复转、下放、遣返的干部们和人口爆炸这一代知青集中返城，再多的房子也不够用的。
那么即使被逼着，政府连“接、推、扩”这样的应急办法都想出来了。
即使是在院内、街上见缝插针，民间自发性的私搭乱建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
可到1983年的时候，京城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形势严峻，没有任何好转。
甚至是不增反减，竟然从6.7平米反倒降低到了4.74平米。
可能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大部分人感觉凭自力更生，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一个需要奋斗终生的梦想。
觉得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全都要负担房子高昂的贷款。
多半当圆了这个梦以后，便会发现自己早已两鬓斑白，儿孙满堂，很有点不值得。
于是不少人便会羡慕起父母，怀念起那一代公家管分房的年代来。
但殊不知，他们父母当年面临局面又比他们难了多少。
因为这个梦再难，今天至少还有办法可圆。
贷款买房，人至少可以先住进去。
而当年在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除了靠单位分房，领导开恩，别无他法。
这样的情况，几乎让没关系，没好单位的人，人人绝望。
如今的人需求房子更看重是房子的经济价值，至少自己找个能睡觉的地方还算是容易的。
而当年那一代人却不是把房子作为能够增值的财产来看的，也不是当成什么可以娶媳妇的条件，或是期待什么优越点的生活条件。
完全是可怜到了最单纯的生存需要。
千千万万的家庭，都是在老少三代同堂、父母子女同室、兄妹同室这样的窘境下，仅仅渴望一个能够容纳几身的空间而已。
因此有不少人，都是为了房子而选择终身伴侣，为了房子而选择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甚至许多好不容易回城的人，又迫于无奈主动走向了偏远山区。
这形同与主动放弃自己的未来和人生啊。
但这还不是全部。
即使是能够分了房的人也不会如何滋润。
因为首先是国家对职工居住面积有硬性规定。
普通职工的标准为一类住宅，平均每套建筑面积只允许四十至四十五平方米。
县、处级以上才是二类住房标准，六十到七十平米。
其次呢，是大部分单位没有能力自己盖房。
更多的情况，都是通过单位名下腾挪老旧房屋来调配，解决职工需要的。
以房屋质量而论，最好的是筒子楼、简易楼，其次就是平房、排房、或其他用途的房屋了。
所以即使这些幸运儿。
生活境况里依然要忍受空间狭窄，没有隐私，上厕所难，做饭难这些不便之处。
而实际上今天许多认为，像京沪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本地居民，既然赶上了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好时代。
那基本上什么不用干，就都变成了“吃租子”的地主了，几乎全是靠外地人养活的蛀虫。
这种想法更是自以为是的以偏概全。
因为真实的情况是，真正享受到这一好处的只有原先在京郊居住，后来因城市扩容而拆迁的农民。
而一线城市的真正老居民，除了自己祖上原本就有多处房产的，且能顺利要回来的人以外。
都很难从房地产价值暴涨中获利。
绝大多数留在城里的人，仍旧困于城市中心的一隅之地。
还别看房价单算都吓死人，什么好地段，又学区房的，可他们没人敢卖。
因为无论享受分房福利还是没有享受的人，人均面积太小和自住用途这两样，就给他们限制住了。
卖了房，人就不活了？接茬儿跟哪儿住去啊？
所以这些人仅是名义上的富翁而已，拥有的都是没法变现的财富。
无不过着眼望着高楼大厦，身居狭窄空间的贫民生活。
他们真正的生存条件，并不比初来乍到的外来人口更滋润。
这就证明了两个道理，人生往往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谁都只看见别人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历史是循环的。
有些困难谁也躲不开，有些问题永远换汤不换药，不改变社会阶层就永远会遇到。
那好，咱这就得回头，再说到边建功的身上了。
要按此时此刻正常情况来讲，即使他小子再能挣钱，这个困难也解决不了。
谁让他只是个出租汽车司机呢。
可偏偏他身边有洪衍武这么个邻居，这就成了他最大的幸运了，自然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最有意思的是，说起这幸运，还是幸运到了极点的那种。
因为洪衍武不光手里已经捏着两三套八九十平米的局长级别大三居，心里原本有底气，解决这点问题不在话下。
最关键的还是这小子上辈子干的就是这行啊。
另外千万别忘了，在正式搞拆迁干大买卖之前，洪衍武还跟着高鸣折腾过一阵二手房的买卖呢。
耳闻目睹，对这行里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怎么干的，再门儿清不过了。
论这年头怎么弄房，他可是真正的专业户啊，什么事儿能难为的了他啊？
他最清楚不过，由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过度年代，投资建房渠道不同和房屋分配标准不一样。
京城住房的真正情况是苦乐不均的。
别看老百姓没房，可当官儿的有的是房屋，长期空闲。
宋局长就是当官儿里的典型代表。
而这些人房子多得住不下也愁，于是也就有人想到了拿这些房换钱。
房租不值一提，最好的房一平米才一毛九，这是官价儿。
要不是有他给开的高价，宋局长的房宁可烂着也不会出租。
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期的房屋交易也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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