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风闻奏事”，就是举报人可以根据传闻进行举报，不必拿出真凭实据，也不署名。
意思是你骂人可以不负责任！
宋仁宗“发明”了“风闻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说谏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此例一开，台谏官员与执政大臣势如水火，而皇帝却在一旁偷着乐。南北朝期间，封建监察制度又有
一项重大的发展变化，即，御史有权“风闻奏事“，又称“闻风弹事“。
史书上有关御史台官僚风闻奏事的记载相当多，试举数例：如《昭明文选》卷40“弹事”栏载南齐永明年间，御史中丞沈约弹劾王源与满氏联姻、受满氏聘钱五万事，即因“风闻”；《梁书·萧颖达传》，御史中丞任劾奏征虏将军萧颖达非法征收生鱼税，亦根据“风闻”；《梁书·王亮传》任劾奏尚书左丞范缜“附下讪上”，还是“风闻”。
“风闻奏事”作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重要举报方式，举报人可以通过“补空风捉鬼影”的方式进行匿名举报，即使最终查明举报不实，对举报人都不加罪。
其初衷本是好的，让官员在随时被举报弹劾的警示下执政，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古代官场肃贪反渎起到很好的促进推动作用。
毕竟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监控系统，制度也不完善，一些大臣猛将手执权力，旁人很难监督。
长期下来，国将不国，保不准祸起萧墙，有人造反！
上位者种种心惊担忧之处，是一般人不能全然了解的，若是有什么意外，便是项上人头不保之时！
换作是你在位，也会找TJ帮忙，让他们制约百官，有事没事时让他们互相掐架，当他们狗咬狗的时候，就没好那么多心思去琢磨造反的事情。
没有九千岁，还会有八千岁或者是九千九百岁。
无它，你得保命。
否则一夜之间，山河变色，你身首异处。
也就有了宋明的以文制武，毕竟唐代藩镇祸害之烈，令人心有余悸。
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政令不出京城，城外尽是藩镇，无可制约。
文官喷口水给你，你顶多是脸上臭臭的。
武将挥刀，那是要你的命！
一些大臣、将军久在其位，或功高震主，或势力庞大，党羽众多，但你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在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之前你轻易对他们动手，就会动摇国本，令人不再信你。
问题是等你拿到证据，可能已经迟了！
因此宋代行台谏制度，明代用科道体制，是皇帝保江山的一种方法，只是后来走歪了。
科，是指给事中；道，是指监察御史。它们共同构成明朝监察系统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是用来监督百官的监察系统。
明朝时设户、礼、吏、刑、工、兵部六科给事中，侧重于监察六部官员与事务，他们有封驳权，对朝廷经皇帝、执政大臣下发的圣旨、文书、章程，当他们认为不合理或者不合法时，他们有驳回诏书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皇帝的决策不对时，完全可以将圣旨给怼回。
他们能规谏皇帝，充任言官，谏官制度自古就有，用来议论政事，以备顾问，减少朝廷政策失误，约束君王私欲，这种谏官上达天听的渠道被称为“言路”，因此，给事中也被称为“言官”。
还可以参加廷议和廷推，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其执行。
他们的权限还有考察官吏，明朝对官吏的考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上制下，由吏部和都察院进行考核，称“考察”或者是“考满”；另一种是以下制上，由科道纠劾，六科给事中是以下制上的主力军，一般地，吏部负责各级官员的考核，但同时要要给事中们负责把关，只有通过吏部和给事中的共同考核，才能对官员进行评判。
尤其在每三年的“京察”即考核在京百官时，给事中拥有不小的权利。
综上所述，给事中具备了人事监督、纪委和业务部门的权利等的权利，非同小可！
监察御史属于都察院，最高位置是左都御史，可与六部尚书同起同坐，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对官员经济政策的审核，
大部分的科道官员的官阶基本上不高，只等于地方上的七品县令，这是朝廷以小制大的一种措施，但不要小瞧他们，号称手握天宪，动辄地动山摇！
能够让这些品级不高的科道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风闻奏事”体制，告人不用负责任，干嘛不告呢？
北宋自太祖开始留下不杀文官的祖训，基本为后代遵循，还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科道官员轻易不能杀，不可动，否则，你是不是心虚了，你怕什么？！
明朝自太祖立鼎，起初科道官员尚能积极完成其职责，但到了前明中期，吏治败坏，朝臣们结党营私，先后掀起一波波激烈的斗争。掌握谏言、参劾大权的科道官员常常成为党争拉拢的对象，以实现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的目的。这种以敌人之是为非、以敌人之非为是的作风，很明显会让皇帝真伪莫辨，让政治信息失真、失灵，上下壅蔽的现象就会危害朝廷的统治。
明朝中后期，科道官员的行政职能、职业操守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在马士英所治的《前明国史》中明确地指出：前明亡于党争！
现在的皇帝还是姓朱，将来皇帝还是姓朱，不可能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脸面，把责任推到奸臣的头上，从而干干净净地把皇帝洗白。
既有奸党，那么从属于奸党的科道官员充当了马前卒，经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其破坏力不容小觑。
新明既立，颜常武来了个一刀切，将“风闻奏事”给收了回来，科道官员还存在，但没有那种告人不负责任的权利。
他是海贼行强权，文官们虽有不满，但无人敢反他。
如此一来，科道官员的权利大缩水，带来了业务官员如六部官员、地方官员的威权上升，官员贪赃枉法，凭势欺人的事件渐多，民间怨气有所抬头，而执政的监国公主魄力不足，对于这样的情形控制不力，渐渐力不从心。
比方说，新明十年七月，兵部准备派遣兵部郎中赵新华前往北海，料理凯旋官兵夫船事务，朱真真接报后专门发布上谕，嘱咐这些人不要借机勒索地方、欺压百姓，尤其告诫中央官员不要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
然而她也知道虽然三令五申要严惩不贷，可苦于无人举报弹劾，有法难施。
御史本来应该对这种事上奏，可是问题在于“此等事，科道虽有风闻，因无实据，未便题参。地方督抚，又以官兵劳苦，不想得罪中央官员，不行劾奏，以致如此”。
朝廷既希望科道能够弹劾不法，又不愿他们风闻奏事，也就是说通过如何科道获得足够准确的信息，对于新明的统治者来说仍然是个很矛盾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朱真真除了再次强调要严惩不贷外，似乎别无他法。
之前还算好，待到皇太孙主持朝政，朝议汹涌，借机要求他恢复科道官员“风闻奏事”的权利！
……
听朱和坪述说他的苦恼，颜琨冷笑道：“这是反攻清算，必不可给！”
意思是你骂人可以不负责任！
宋仁宗“发明”了“风闻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说谏官可以根据道听途说来参奏大臣。此例一开，台谏官员与执政大臣势如水火，而皇帝却在一旁偷着乐。南北朝期间，封建监察制度又有
一项重大的发展变化，即，御史有权“风闻奏事“，又称“闻风弹事“。
史书上有关御史台官僚风闻奏事的记载相当多，试举数例：如《昭明文选》卷40“弹事”栏载南齐永明年间，御史中丞沈约弹劾王源与满氏联姻、受满氏聘钱五万事，即因“风闻”；《梁书·萧颖达传》，御史中丞任劾奏征虏将军萧颖达非法征收生鱼税，亦根据“风闻”；《梁书·王亮传》任劾奏尚书左丞范缜“附下讪上”，还是“风闻”。
“风闻奏事”作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重要举报方式，举报人可以通过“补空风捉鬼影”的方式进行匿名举报，即使最终查明举报不实，对举报人都不加罪。
其初衷本是好的，让官员在随时被举报弹劾的警示下执政，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古代官场肃贪反渎起到很好的促进推动作用。
毕竟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监控系统，制度也不完善，一些大臣猛将手执权力，旁人很难监督。
长期下来，国将不国，保不准祸起萧墙，有人造反！
上位者种种心惊担忧之处，是一般人不能全然了解的，若是有什么意外，便是项上人头不保之时！
换作是你在位，也会找TJ帮忙，让他们制约百官，有事没事时让他们互相掐架，当他们狗咬狗的时候，就没好那么多心思去琢磨造反的事情。
没有九千岁，还会有八千岁或者是九千九百岁。
无它，你得保命。
否则一夜之间，山河变色，你身首异处。
也就有了宋明的以文制武，毕竟唐代藩镇祸害之烈，令人心有余悸。
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政令不出京城，城外尽是藩镇，无可制约。
文官喷口水给你，你顶多是脸上臭臭的。
武将挥刀，那是要你的命！
一些大臣、将军久在其位，或功高震主，或势力庞大，党羽众多，但你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在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之前你轻易对他们动手，就会动摇国本，令人不再信你。
问题是等你拿到证据，可能已经迟了！
因此宋代行台谏制度，明代用科道体制，是皇帝保江山的一种方法，只是后来走歪了。
科，是指给事中；道，是指监察御史。它们共同构成明朝监察系统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是用来监督百官的监察系统。
明朝时设户、礼、吏、刑、工、兵部六科给事中，侧重于监察六部官员与事务，他们有封驳权，对朝廷经皇帝、执政大臣下发的圣旨、文书、章程，当他们认为不合理或者不合法时，他们有驳回诏书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皇帝的决策不对时，完全可以将圣旨给怼回。
他们能规谏皇帝，充任言官，谏官制度自古就有，用来议论政事，以备顾问，减少朝廷政策失误，约束君王私欲，这种谏官上达天听的渠道被称为“言路”，因此，给事中也被称为“言官”。
还可以参加廷议和廷推，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其执行。
他们的权限还有考察官吏，明朝对官吏的考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上制下，由吏部和都察院进行考核，称“考察”或者是“考满”；另一种是以下制上，由科道纠劾，六科给事中是以下制上的主力军，一般地，吏部负责各级官员的考核，但同时要要给事中们负责把关，只有通过吏部和给事中的共同考核，才能对官员进行评判。
尤其在每三年的“京察”即考核在京百官时，给事中拥有不小的权利。
综上所述，给事中具备了人事监督、纪委和业务部门的权利等的权利，非同小可！
监察御史属于都察院，最高位置是左都御史，可与六部尚书同起同坐，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对官员经济政策的审核，
大部分的科道官员的官阶基本上不高，只等于地方上的七品县令，这是朝廷以小制大的一种措施，但不要小瞧他们，号称手握天宪，动辄地动山摇！
能够让这些品级不高的科道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风闻奏事”体制，告人不用负责任，干嘛不告呢？
北宋自太祖开始留下不杀文官的祖训，基本为后代遵循，还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科道官员轻易不能杀，不可动，否则，你是不是心虚了，你怕什么？！
明朝自太祖立鼎，起初科道官员尚能积极完成其职责，但到了前明中期，吏治败坏，朝臣们结党营私，先后掀起一波波激烈的斗争。掌握谏言、参劾大权的科道官员常常成为党争拉拢的对象，以实现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的目的。这种以敌人之是为非、以敌人之非为是的作风，很明显会让皇帝真伪莫辨，让政治信息失真、失灵，上下壅蔽的现象就会危害朝廷的统治。
明朝中后期，科道官员的行政职能、职业操守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在马士英所治的《前明国史》中明确地指出：前明亡于党争！
现在的皇帝还是姓朱，将来皇帝还是姓朱，不可能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脸面，把责任推到奸臣的头上，从而干干净净地把皇帝洗白。
既有奸党，那么从属于奸党的科道官员充当了马前卒，经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其破坏力不容小觑。
新明既立，颜常武来了个一刀切，将“风闻奏事”给收了回来，科道官员还存在，但没有那种告人不负责任的权利。
他是海贼行强权，文官们虽有不满，但无人敢反他。
如此一来，科道官员的权利大缩水，带来了业务官员如六部官员、地方官员的威权上升，官员贪赃枉法，凭势欺人的事件渐多，民间怨气有所抬头，而执政的监国公主魄力不足，对于这样的情形控制不力，渐渐力不从心。
比方说，新明十年七月，兵部准备派遣兵部郎中赵新华前往北海，料理凯旋官兵夫船事务，朱真真接报后专门发布上谕，嘱咐这些人不要借机勒索地方、欺压百姓，尤其告诫中央官员不要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
然而她也知道虽然三令五申要严惩不贷，可苦于无人举报弹劾，有法难施。
御史本来应该对这种事上奏，可是问题在于“此等事，科道虽有风闻，因无实据，未便题参。地方督抚，又以官兵劳苦，不想得罪中央官员，不行劾奏，以致如此”。
朝廷既希望科道能够弹劾不法，又不愿他们风闻奏事，也就是说通过如何科道获得足够准确的信息，对于新明的统治者来说仍然是个很矛盾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朱真真除了再次强调要严惩不贷外，似乎别无他法。
之前还算好，待到皇太孙主持朝政，朝议汹涌，借机要求他恢复科道官员“风闻奏事”的权利！
……
听朱和坪述说他的苦恼，颜琨冷笑道：“这是反攻清算，必不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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