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x(); 尽管婚期临近，郑勋睿马上就要迎娶徐佛家进门，可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是如何的筹备婚礼，其实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礼的事情，这些事情只能够让文曼珊去处理。
郑勋睿的主要精力，几乎都在火器局和洪门这两个方面。
经过了几个月的运作，洪门的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洪门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能够维系漕运的顺利进行，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任务，其实郑勋睿就任漕运总督之后，已经耗费了很大的气力整顿漕运，无数的黑幕被打掉之后，漕运迅速的恢复正常，一旦各项的规矩建立起来，漕运就顺利很多，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做了。
洪门真正的作用，在于做一些郑勋睿不好直接出面做的事情，现如今动摇东林党人在淮北的根基，就需要洪门出面来做了。
郑勋睿选择的突破口，是重新确定商贸赋税的收取额度，开始做张居正和魏忠贤都做过的事情，以商贸赋税来充盈府库。
这是大事情，操作起来需要特别的谨慎。
不要看淮北的东林党人、复社和应社的读书人都低调了很多，可这里还是东林党人的根据地之一，特别是在扬州、淮安和庐州一带，大量的士大夫和商贾聚集，他们富得流油，生意做的很大，且大量的兼并土地，却不承担任何的赋税，沉重的赋税全部都是底层的百姓承担。
士大夫和商贾之所以能够愈发的富裕，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原因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东林党人在朝廷之中掌控决策的机器，所做出的决定，悉数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郑勋睿不反对士大夫和商贾富裕起来，他绝不会仇富，但富裕起来的士大夫和商贾，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说白了也就是承担大量的赋税。一味索取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样的好事情不应该存在。
南方的情形比北方稍微好一些，遭受的灾害没有北方那么多，老百姓勉强能够稳定下来。加之郑勋睿出任漕运总督之后，几乎全部更换了淮北四府三州的全部主官，淮北各地的官府，执政理念就需要以百姓为重，保证百姓至少能够有饭吃。不至于饿死。
可官府的收入来源有限，依靠的全部都是农业赋税，这些赋税能够维持官吏的俸禄就不错了，正常的开销都无法全部承受，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银子去救济百姓，几个月的时间下来，所有救济百姓的开销，都是总督府想方设法筹集钱粮解决的。
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否则总督府和官府最终会垮掉，无法救济百姓。
改变此等局面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征收商贸赋税，而且是从流通的环节征收赋税。
淮北的地域很是特殊，这里商贸的规模，居于大明之首，一方面是因为漕运的刺激，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地域的特殊性。
也正是因为有了漕运的刺激和地域的特殊性，郑勋睿才敢于在淮北动手，诸多的漕运码头都归总督府管辖，这里的商机是商贾无法拒绝的，就算是大规模的征收商贸赋税。不少的商贾也不会选择离开，他们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如此好的商机。
就算是有商贾选择离开，那也不用害怕。会有更多的商贾来填补空白。
至于说南直隶其他的地方，包括浙江等地，同样会遭受到影响，除非他们的商品不通过淮北这片地方，选择从湖广、河南等地绕道进入北方，那么总督府就征收不到赋税。但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湖广与河南等地，流寇肆掠，而且离开了运河的支撑，一味的走陆路，商品运输的价格大幅度的提升，这是商贾无法忍受的。
从这方面来说，郑勋睿是卡住了商贾的脖子，让他们无可奈何。
被士大夫和商贾兼并的土地，郑勋睿一样不会放过。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规定，有功名的读书人，包括秀才，不管拥有多少的耕地，都是不承担农业赋税的，当然那样做的前提，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拥有的土地也不是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士大夫和商贾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鉴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后来的改革，实施一条鞭法，对此做出了重大的改变，规定士大夫、官僚、进士、举人和秀才，都要承受农业赋税，他们能够免去的赋税不多，按照维持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田地计算，维持生活的田地不征收赋税，其余耕地同样需要承担赋税。
张居正的这个改革，后来遭受到士大夫阶层的疯狂反扑，最终夭折。
其实大明的农业赋税，额度是很低的，正常情况之下，农民完全可以承受，可惜数百年的传承下来，被士大夫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士大夫不承担农业赋税，那么有限的农业赋税，就要平摊到老百姓的头上了，土地没有增加，赋税无形之中增加，这导致老百姓无法承受，也导致更多的土地被兼并，一些破产的农民，宁愿成为佃户，为士大夫和商贾种地，也不愿意自己拥有土地，更有一些农户，将田地挂靠在士大夫的名下，将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给士大夫，也不愿意承担赋税。
郑勋睿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征收农业赋税，不管你是士大夫，还是寻常的农户，全部都要承担赋税，按照朝廷计税的额度，重新丈量土地之后，根据土地面积来征收赋税。
这样做遇见的困难肯定是很多的，也会有太多特殊情况的出现，但做事情需要干脆利落，特别是在初期建立规矩的时候，不能够手软，更不能够考虑太多其他因素，否则事情就做不好，这个时候做事情，必须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不合理的方面肯定是存在的，那就在今后实施的过程之中，慢慢改进。
郑勋睿打算这样做，可以说是冒着巨大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让自身陷入到万劫不复之地，所以他没有贸然动手，而是不断做着相应的准备事宜。
而承担这个任务的，就是洪门，洪门是社会组织，也可以看作的是江湖组织，但带有官方的身份，郑勋睿所要做的事情，会引发巨大的波澜，官府是不适合出面做的，由洪门出面最为合适，就算是有人想着弹劾，矛头也不能够直接指向官府或者是郑勋睿。
漕运总督府，东林书屋。
徐望华、郑锦宏、文坤、洪明成和徐吉匡等人，看着郑勋睿，神情很是严肃。
“我刚才说的事情，你们也都明白了，洪门所要承担的职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征收赋税的事宜是不是能够成功，关乎到淮北、陕西和复州等地的未来，一旦洪门在淮北各地打开了局面，陕西和复州等地，同样要采用此等的办法，全面征收赋税。”
“做这样的事情，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你们都是我最为信任的兄弟，若是在事情开始之前，你们有谁感觉到困难，现在就提出来，完全可以退出，我不会责怪任何人，可一旦承担了责任，开始做事情了，那就决不允许有退缩和迟疑。”
“此次征收赋税，分两步进行，首先征收商贸赋税，这是最为主要的任务，至于说农业赋税，可以暂时缓一缓，十抽一的税额，是明确的，谁都不能够违背，若是有人在操作的过程之中，与商贸勾结起来，暗地里胡来，那就按照郑家军的军纪军规，军阀处置，决不留情。”
“总督府和各地府州县衙门，暂时不出面，一切的事情由洪门出面去做，这里面的原因，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不过想要风平浪静，那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知道洪门的背后就是官府，就是总督府衙，就是我郑勋睿，所以他们的矛头，照样是会对准官府的，还是那句话，江湖上面的事情洪门出面处理，官府的事情我出面处理。”
“对于那些违抗的商贾，甚至是士大夫，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处理起来都不要手软，洪门按照江湖上的规矩去处理，让他们倾家荡产都无所谓，他们若是想着告状，在淮北甚至是南直隶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我们在前面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做了不少的铺垫，至于说他们想着上京城去告御状，那也由他们去。”
。。。
郑勋睿说的斩钉截铁，语气是冷酷的，应该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因为征收商贸赋税的事宜，关乎到未来的发展，大明已经出现资本社会的萌芽，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打压是愚蠢的，必须顺势而上，加以引导，同时规范资本运作的行为。
其他人不明白其中道理，郑勋睿是非常清楚的，资本社会萌芽之后，商贾将形成巨大的力量，有些时候足以与官府抗衡，甚至左右官府的决策，故而官府必须要尽早插手，确定相关的制度和规矩，让商贾在制度和规矩的约束之下赚钱，同时官府也从中获取巨大的赋税。(未完待续。)
郑勋睿的主要精力，几乎都在火器局和洪门这两个方面。
经过了几个月的运作，洪门的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洪门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能够维系漕运的顺利进行，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任务，其实郑勋睿就任漕运总督之后，已经耗费了很大的气力整顿漕运，无数的黑幕被打掉之后，漕运迅速的恢复正常，一旦各项的规矩建立起来，漕运就顺利很多，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做了。
洪门真正的作用，在于做一些郑勋睿不好直接出面做的事情，现如今动摇东林党人在淮北的根基，就需要洪门出面来做了。
郑勋睿选择的突破口，是重新确定商贸赋税的收取额度，开始做张居正和魏忠贤都做过的事情，以商贸赋税来充盈府库。
这是大事情，操作起来需要特别的谨慎。
不要看淮北的东林党人、复社和应社的读书人都低调了很多，可这里还是东林党人的根据地之一，特别是在扬州、淮安和庐州一带，大量的士大夫和商贾聚集，他们富得流油，生意做的很大，且大量的兼并土地，却不承担任何的赋税，沉重的赋税全部都是底层的百姓承担。
士大夫和商贾之所以能够愈发的富裕，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原因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东林党人在朝廷之中掌控决策的机器，所做出的决定，悉数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郑勋睿不反对士大夫和商贾富裕起来，他绝不会仇富，但富裕起来的士大夫和商贾，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说白了也就是承担大量的赋税。一味索取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样的好事情不应该存在。
南方的情形比北方稍微好一些，遭受的灾害没有北方那么多，老百姓勉强能够稳定下来。加之郑勋睿出任漕运总督之后，几乎全部更换了淮北四府三州的全部主官，淮北各地的官府，执政理念就需要以百姓为重，保证百姓至少能够有饭吃。不至于饿死。
可官府的收入来源有限，依靠的全部都是农业赋税，这些赋税能够维持官吏的俸禄就不错了，正常的开销都无法全部承受，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银子去救济百姓，几个月的时间下来，所有救济百姓的开销，都是总督府想方设法筹集钱粮解决的。
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否则总督府和官府最终会垮掉，无法救济百姓。
改变此等局面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征收商贸赋税，而且是从流通的环节征收赋税。
淮北的地域很是特殊，这里商贸的规模，居于大明之首，一方面是因为漕运的刺激，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地域的特殊性。
也正是因为有了漕运的刺激和地域的特殊性，郑勋睿才敢于在淮北动手，诸多的漕运码头都归总督府管辖，这里的商机是商贾无法拒绝的，就算是大规模的征收商贸赋税。不少的商贾也不会选择离开，他们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如此好的商机。
就算是有商贾选择离开，那也不用害怕。会有更多的商贾来填补空白。
至于说南直隶其他的地方，包括浙江等地，同样会遭受到影响，除非他们的商品不通过淮北这片地方，选择从湖广、河南等地绕道进入北方，那么总督府就征收不到赋税。但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湖广与河南等地，流寇肆掠，而且离开了运河的支撑，一味的走陆路，商品运输的价格大幅度的提升，这是商贾无法忍受的。
从这方面来说，郑勋睿是卡住了商贾的脖子，让他们无可奈何。
被士大夫和商贾兼并的土地，郑勋睿一样不会放过。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规定，有功名的读书人，包括秀才，不管拥有多少的耕地，都是不承担农业赋税的，当然那样做的前提，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拥有的土地也不是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士大夫和商贾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鉴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后来的改革，实施一条鞭法，对此做出了重大的改变，规定士大夫、官僚、进士、举人和秀才，都要承受农业赋税，他们能够免去的赋税不多，按照维持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田地计算，维持生活的田地不征收赋税，其余耕地同样需要承担赋税。
张居正的这个改革，后来遭受到士大夫阶层的疯狂反扑，最终夭折。
其实大明的农业赋税，额度是很低的，正常情况之下，农民完全可以承受，可惜数百年的传承下来，被士大夫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士大夫不承担农业赋税，那么有限的农业赋税，就要平摊到老百姓的头上了，土地没有增加，赋税无形之中增加，这导致老百姓无法承受，也导致更多的土地被兼并，一些破产的农民，宁愿成为佃户，为士大夫和商贾种地，也不愿意自己拥有土地，更有一些农户，将田地挂靠在士大夫的名下，将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给士大夫，也不愿意承担赋税。
郑勋睿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征收农业赋税，不管你是士大夫，还是寻常的农户，全部都要承担赋税，按照朝廷计税的额度，重新丈量土地之后，根据土地面积来征收赋税。
这样做遇见的困难肯定是很多的，也会有太多特殊情况的出现，但做事情需要干脆利落，特别是在初期建立规矩的时候，不能够手软，更不能够考虑太多其他因素，否则事情就做不好，这个时候做事情，必须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不合理的方面肯定是存在的，那就在今后实施的过程之中，慢慢改进。
郑勋睿打算这样做，可以说是冒着巨大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让自身陷入到万劫不复之地，所以他没有贸然动手，而是不断做着相应的准备事宜。
而承担这个任务的，就是洪门，洪门是社会组织，也可以看作的是江湖组织，但带有官方的身份，郑勋睿所要做的事情，会引发巨大的波澜，官府是不适合出面做的，由洪门出面最为合适，就算是有人想着弹劾，矛头也不能够直接指向官府或者是郑勋睿。
漕运总督府，东林书屋。
徐望华、郑锦宏、文坤、洪明成和徐吉匡等人，看着郑勋睿，神情很是严肃。
“我刚才说的事情，你们也都明白了，洪门所要承担的职责，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征收赋税的事宜是不是能够成功，关乎到淮北、陕西和复州等地的未来，一旦洪门在淮北各地打开了局面，陕西和复州等地，同样要采用此等的办法，全面征收赋税。”
“做这样的事情，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你们都是我最为信任的兄弟，若是在事情开始之前，你们有谁感觉到困难，现在就提出来，完全可以退出，我不会责怪任何人，可一旦承担了责任，开始做事情了，那就决不允许有退缩和迟疑。”
“此次征收赋税，分两步进行，首先征收商贸赋税，这是最为主要的任务，至于说农业赋税，可以暂时缓一缓，十抽一的税额，是明确的，谁都不能够违背，若是有人在操作的过程之中，与商贸勾结起来，暗地里胡来，那就按照郑家军的军纪军规，军阀处置，决不留情。”
“总督府和各地府州县衙门，暂时不出面，一切的事情由洪门出面去做，这里面的原因，刚才我已经分析过了，不过想要风平浪静，那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知道洪门的背后就是官府，就是总督府衙，就是我郑勋睿，所以他们的矛头，照样是会对准官府的，还是那句话，江湖上面的事情洪门出面处理，官府的事情我出面处理。”
“对于那些违抗的商贾，甚至是士大夫，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处理起来都不要手软，洪门按照江湖上的规矩去处理，让他们倾家荡产都无所谓，他们若是想着告状，在淮北甚至是南直隶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我们在前面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做了不少的铺垫，至于说他们想着上京城去告御状，那也由他们去。”
。。。
郑勋睿说的斩钉截铁，语气是冷酷的，应该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因为征收商贸赋税的事宜，关乎到未来的发展，大明已经出现资本社会的萌芽，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打压是愚蠢的，必须顺势而上，加以引导，同时规范资本运作的行为。
其他人不明白其中道理，郑勋睿是非常清楚的，资本社会萌芽之后，商贾将形成巨大的力量，有些时候足以与官府抗衡，甚至左右官府的决策，故而官府必须要尽早插手，确定相关的制度和规矩，让商贾在制度和规矩的约束之下赚钱，同时官府也从中获取巨大的赋税。(未完待续。)